一片清澈水田的散文（甘田隔壁是白羊田）

1968年下半年起进入公田中学读书，次年上半年转校。

甘田隔壁是白羊田

——岳阳四中生活旧事

文/一清

童年时就纠结，咱那地方左右方圆的为什么有那么多带“田”的地名？比如我们区就叫“公田”区。查了资料，说其名乃“因旧时置有公益田产，相沿成习，谓之公田”。问题好像还没有解决，难道岳阳东乡一带“置公益田产”成瘾了，以至于田田相田？如大行政区有公田、月田、毛田；公社级有兰田、甘田；大队级有庙田、西田、黄沙田等。看来所谓“因购置公益田产而谓”之说似不太成立。

这且罢了，问题是与岳阳甘田相邻的临湘县也有个带“田”字的，叫白羊田。白羊田至少在“文革”时期是公社一级的。

我是到过白羊田的，但只在边界位置挑了担石灰而已。这里先不说他，先说与他互为“隔壁邻居”的甘田。

那时候甘田是公田区属下一个公社，但甘田有点牛，因为岳阳县四中入驻于此，东乡“三田一洞（公田月田毛田渭洞）”会念书的孩子入学就须来甘田岳阳四中报到。那份牛气，有点上了小清北的味道。因此，那时如有家某子弟在甘田上四中，再穷，都得请邻舍喝盏茴丝酒。

上了四中，却没请酒

我的整个初、高中都是在岳阳四中完成的，但我却没有理由请邻居喝酒，因为严格意义上说，我只是在岳阳四中校舍里完成学业的。

1969年上半年，我从公田转学甘田。就在转学的当口，包括四中在内的多所学校接到岳阳县革命委员会文教组通知，除县一中（今岳阳市一中）隶属关系不变外，县二、三、四、五中一律交由城关镇或公社管理，署所在地名。如岳阳四中就成了甘田中学了。满腔热情转往四中读书的我转了个寂寞。就这倒霉劲，还有什么理由请人喝酒呢？

初一上学期，我还是在公田中学上的。记得有次，晚上演出，报幕员用的是长沙普通话，我们听起来很新鲜，也觉得很可笑。人家是这么报幕的：“下面五倒：漫槐激穷迎九达”（下面舞蹈：满怀激情迎九大），听得我们一头雾水，心说怎么看个戏还让人“捂倒”呢？

公田中学是所新建学校。新学校须按县革委要求将原公田农中66、67、68三届学生召回。可能是他们在外折腾得太久挺麻烦了，这会儿全部回笼归于公田中学。这些年龄大我们天干之年的学生回召后的精神亢奋之态，让刚从小学过来的我像遇上了火星上来的人。读初二的我二哥指着那个站在土堆上慷慨发表演说的人神秘地对我说，“看见没有，就那穿土蓝卡的，他就是‘红烂漫’组织的头头，月田人，高中班的。他不仅会演讲，还写古诗”。当时墙上确实有他的诗，什么沁园春、菩萨蛮、七律。天啦，这什么人物啊！因在我打小记忆里，这些东西只属于毛主席。怎么他也可以这样写呢？我们学校怎么也出了写沁园春菩萨蛮诗词的人呢？我认定他未来至少是个省长样的大角色——这是公田中学给我最震撼的印象。

我父亲不太愿意让我在这里“震撼”。他是岳阳四中的老师，判断哪里的师资力量强一些这应是他的基本功。便与公田区教育组刘长庆组长打了个招呼，让我转甘田来。记得是一个雨后复阳的中午，天闷闷的，我像要见很大很大的官一样找到了刘组长。其实刘组长一点也没有官样，人很好，立即帮我办了转学证。他写证时还习惯地写成了转四中，临给我的那一瞬觉得错了又抽回改成了甘田中学。

在错误与正确的犹豫之间，我与岳阳四中擦肩而过。但我的乡亲并不知道这些，只以为是凭成绩考了四中，其实我就是个冒牌四中生。

有点格格下嫁的感觉

从长安小学升到公田中学，到了大地方，一切都是新鲜的。学生来自各地，还有宣传队，排戏哩。我因长得略有些山清水秀，被校宣传队瞅上了。第一次不在家里住，就是因为排练舞蹈《东方红》。我还是舞蹈中第一个出场的，所以老师不让我回家。太阳落山的时候，我望着火样燃烧的晚霞，想家了，朝着长安桥方向，足足哭了十来分钟。如果不是一个女同学斜侧地走过不屑地瞄了我一眼，我还哭。

新组建的公田中学穷啊。校舍就在向佳山上，征用了些民房做教室。另外在操场西面坡上砌了二栋平房，每栋房有三间教室相连，大大地增强了抗倾塌的能力。没有课桌，没有板凳，学校就组织学生去四十多里外的仙人石、东棋洞扛树打造；蒸饭没有煤，也去那些地方捡柴。高年级的同学能一担担地挑，我13岁，挑不了什么，但贼不走空，多少也得扛点东西回来。

现在转学了，与穷困的公田中学再见了。一到甘田，这里条件之优越，简直让人惊到下巴受累。教室窗明几净，大黑板是贴墙胶质的那种。更让人欣喜的是课桌。在长安读小学时，课桌是一个长条板，几个同学共一个条板，为争地盘，将条板面上刻了深浅不同的线沟，谁越线就会被拳头伺候。这种经历在很多年后为我理解人类边界战争及动物属地的厮斗埋下了深厚的哲学基础。到公田中学时，条板换成了条桌，也就是几个人共一个长长的桌子，桌面板下有个可以塞入书本的窄小空间。这个时候的学生不再玩刻沟占地盘的游戏了，文明之花在羞涩中悄然开放。可甘田中学就不是这样了，每人一个小桌，清漆油的，光滑鲜亮。桌面盖板一半固定，另一半是朝上翻揭的，揭开盖板下面就是个四合空间，可以放书、放作业本、放个人吃剩的半片生姜或嗦得已成枣核粗细的残剩糖果，还可以上锁，哪怕与女同学交换了《毛主席语录》一类的信物，也不怕被人发现。放下盖板，翻开或拉起靠胸前一个活动框条，可使桌盖成平面状，也可成斜面状，便于不同身高的同学伏桌书写。我的个天啊，这中学也太牛了吧。

多年后，我在大学读书，用的也是这种桌子。也是多年后，觉得当时我就读的学校，简直就是个帝王家的格格，因了家道变故而下嫁给了一养牛人家了。除了桌子，学校里的各种标识那个规范、学校老师那份洋气，都透着一种格格或贝勒范。校园里葡萄藤、紫罗架、球场、实验室都那么齐备。甚至厕所都让人觉得这怎么可以是厕所，应该是大照相馆用作摄影的背景棚……

我的甘田中学哟，你哪里就有了这份的福气？

你一养牛人家，咋就迎娶了皇家的格格姑娘呢？

如厕纸上读懂了“四中质量”

十分喜欢这样的环境。虽然我没有考入岳阳四中，但我在岳阳四中的校舍里上课。非常满足且自豪，认为这一定是天下最牛的学校，至少比公田区高的要牛很多倍。

1969年转入甘田中学与同学兰征兵、方爱华合影。

但此时的甘田中学，其教学管理也确实就是公社级的了，初中读的是县文教局编的革命课本，课本范文的写法都是“在……领导下，在……运动中”“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所以每个同学的作文起头文字百分百全是这一套。我父亲是班主任，彭鹿鸣老师是初中语文老师。到高中时，语文课换成了我父亲，他们都是老四中的优秀教师。彭老师还在报纸上发表过小诗与散文。现在想起来，他们伏案阅改我辈这种水平的文字，当时不自杀也算意志坚定忍辱负重了。

慢慢的，我父亲发现，自家儿子的作文叙事有了变化，常成为班上优文在课堂上诵念。父亲不知道我哪根筋开了窍，他矜持不问，我也打死不说。其实，开窍来自厕所的阅读。阅读的不是书报，而是四中撤销前学生们考试卷上的答题作文。那时如厕不像现在有专门手纸，能扯上一小块报纸就不得了了。父亲的房里堆存了不少四中时的考试卷，如厕时带上一张很方便。有一次，我被厕纸上的作文给吸引到了，记得文章劈头就是这样写的：“大雨一直下着，外婆站在窗前，紧张地望着远处的泥路”。另篇作文是这样启的头：“开工的哨子响了，社员们挑着担子，争先恐后地涌向山塘那边的晒谷场”……这些作文读起来怎么这样亲切呢？当时我正读浩然的《艳阳天》，该书开头就是这样写的，“萧长春死了媳妇，三年还没续上，连他的父亲萧老大都替他着急”。——这样开头写法，四中的学生与作家的写法都一样的啊！作文还可以这样写？四中的学生都是这样写作文的？我突然悟到了什么，心里有一份激动。从此，就与文必“在……下，在……中”的套话告别了。

一张如厕纸，让我读懂了四中质量，我为自己在四中的校舍甚至厕所里读书感到骄傲。

白洋田姑娘扔了个手榴弹

我沉浸在四中光辉里，渐渐就忘形了。认为我们学校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因为咱是四中的传人，有着类似格格的基因。比如宣传队。稍小一点的时候我看过四中老师演的《智取威虎山》，记得杨梦雄老师扮的坐山雕，我父亲也强拉着演了个群众丁，那时候要求每个人都要参加样板戏的演出，主要是态度问题。我哥告诉我，四中的演出就像电影里的样板戏一样，全剧灯光背景。“灯光背景”四个字就把我给镇住了。我哥怎么知道得这么多呢？在我，就只知道演戏是要有一个人拉幕布的。后来甘田中学了，我也是宣传队一员，扮演的往往是站在舞台最后的人物，但我一点也不觉难堪，这要看自己是哪个学校宣传队的哩。我们70级二班有任真南、姜和星、姜梅英、彭观摩、彭四平等，都是有戏的人。一班有彭小平、陈导明，还有谁谁不太记得了，好像有一方姓女生，个子很不矮，也都是演戏的厉害角色。我一直有疑问的是，姜佗英、龙小香、兰荣香她们是不是高我们一年级？一开始《智取威虎山》里龙小香是演小常宝的，她转校后由姜和星接演这角色；姜梅英演的是《沙家浜》里沙奶奶，彭四平演郭建光？陈导明演沙四龙？有些模糊不清了。“奔袭”那一场，我演的是“十八颗青松”最后那颗。我真是一颗好松啊，叶排长沙四龙都翻筋斗两轮了，我就是站着就不动。

在那个不太崇尚读书的年代，宣传队就是学校的品牌。当然还另有个品牌，是曹国良老师打造的体育比赛。曾与公田中学有几场比赛，对方根本就摸风不到，所以我以为我校也是最优秀的。

“万万没有想到啊！”一次与白洋田中学的比赛，格局打破了。一个女生投下的比赛手榴弹，把有着格格基因的学校给“炸”蒙了，也把我莫名其妙的自傲感“炸”没了。

不要说白羊田，就是临湘县，小小人儿的我曾都不太把他当回事。记得小时我们兄弟去詹桥走人家，当地人很友善地看我们，称我们是“巴陵的伢儿”。说“巴陵的伢儿走路都好看一些”。一开始以为人家骂我，后来我学富一车的二哥说，巴陵的伢儿就是岳阳的伢儿，岳阳原来叫巴陵，人没有骂你，还夸你洋气哩。少年好胜，敢情人家还羡慕我，好开心。于是夸人的临湘似乎就被征服了不再放眼里了（真不知道哪里来的猪道理）。所以这次学校组织跟白羊田中学体育比赛，骨子里便很不太待见：你不知道这儿是岳阳四中班底吗？

但是，来自临湘的那个女生让我牢牢记住了什么叫白羊田。

上午两校篮球、乒乓球比赛结束了，到下午，就是投弹比赛。甘田与白羊田的投掷队分别站操场西侧一块用于“学农”实践的田地里，我校学生都是看客，里三层外三层的。先是我方校队，8个运动员投得都很认真，彼此距离也就差个书包长短，约20米的样子。白羊田队的运动员很礼貌地报以掌声。

到他们开投了，带队老师吹着口哨让围观同学让开一点位置，特别是对站在顶头方向的学生，一定要全部让开。他们的带队老师几乎是咆哮般地驱赶，但同学们就是不听。

白羊田女子上来了，其中一高个女生向教练报以询问的目光。看来高个女生与教练都是个狠角色。教练望了一眼站在顶头没有半点避让意识的学生，狠命地向女生点了点头。于是女生投掷准备开始了。接着出手了。接着手榴弹飞出去了……

接着是一阵惊呼，一阵惊叫。

人们的眼光追着手榴弹抛物线，漂亮地滑过蓝的天空，从站在顶当头的我方学生头上飞越，远远地落在顶当一排观赛同学后方近十米处。

“嚯，嚯嚯！”同学们全傻了……

量距裁判们迅速测量成果，报出了一个惊人的数字：56.31米。

是的，56.31。这个数字我永远记得，不仅仅是它近乎我校成绩的三倍，另一个让我记下的原因是，56.31正是我的出生年月。

操场上炸锅了，人们似乎看到了九个太阳同时升起，看到了九个太阳下满天满地的鸡鸭鹅猪狗牛在唱歌跳舞，包括我在内的可怜的甘田中学学生们第一次看到了山外的山、天外的天。

运动会怎么结束的，似乎没有人关注了，甘田中学确实因为这来自白羊田的“手榴弹”给深沉地“炸”蒙了。

心中有个白羊田

要说起来，小时候的我还是敏感型的，白羊田这一手榴弹不讲情面地从我校傻乎乎的同学头顶飞过的现实，让我震惊十分。再不认为岳阳四中天下第一了。原来每天早上出操体育组曹国良老师伴着大喇叭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第二套广播体操的节奏带动全校学生做操我都觉得怎么能做得这么齐这么好，原来进校长廊上的那串绿油油果实满滕架的葡萄廊我都觉得天下第一般的美，不相信另外地方有我们学校这么“巴陵味儿”。白羊田的来访把这一切的美好都结束了。事实深深地教育了我，这才知道甘田的隔壁还有个白羊田。

少年有了愁滋味了。

我能想象的是，他们的体育能这么出色，他们的工基、农基一定出色，他们学校的老师也一定比我们学校的老师出色，他们学生的作文一定比我校学生作文出色。

我没有想好怎么样才能给白羊田投回去一颗手榴弹，让他们也知道甘田中学的厉害，我没那个能力。但我能想到的是，哪天如果进行作文比赛呢？我们能不能胜人一筹？我迫切地需要有对白羊田的了解。

终于，这个了解的机会来了。

那时候，学校是要放两个月“双抢”假的，说起来是“假”，实际上是农村学生两月苦难的煎熬。所谓“双抢”就是抢收、抢种，即收完早稻后须在立秋前将晚稻抢种下去，过了这个节气，种下的稻子就没有了收成。我们生产队队长叫李需得，说晚稻落秧前须在田里撒些石灰，为的是灭虫。打听到白羊田有个石灰厂可以售卖，只是路途远。队长问有没有人愿去，如果凑不齐15人，就点名每户强派。

我立即报了名。我想看看白羊是怎样一个白羊田。

从我们大队到白羊田，需经铁山公社、甘田公社，路途近四十华里。一大早我们出发了，中午到了石灰厂。我努力地打量周边的一切，山也是甘田那样的穷山，路也是甘田那样的土路，周边小孩见了生人拥过来时，屁股蛋上还露着深深的沟哩……眼里的白羊田好像又不怎么的，不免有些失望。

“双抢”终于结束了，回到学校，一切如昨读报、挖防空洞、唱“红旗渠”颂歌：“劈开太行山，漳河穿山来，林县人民多奇志，誓把山河重安排”……同学们很认真地唱着，我却有了另外的心思，总想到在不久的将来定会有一场与白羊田的作文比赛是要进行。我拼命地借书阅读，当时湖南已经有了一本《工农兵文艺》，二班班主任钟德华老师常将这杂志给他班上得意门生刘名佑、任彤祖、彭金保阅看，让我羡慕得不得了。我因此很不满意父亲竟弄不到这样的杂志。

有个星期天，父亲回了长安桥，晚上我在他的房子里搜寻有没有《工农兵文艺》一类的书报。结果发现个秘密，在一大堆旧报纸堆挡的地方，有个小门洞连着另外一间房。我悄悄地挪开报纸打开了那扇门，额的个天呐，那是一个堆放着各色图书的库房。几乎什么书都有。后来我才知道，那是老岳阳四中图书馆存量图书的一部分，因为隐秘，一直未被最狂热时期学校红卫兵们发现。我像芝麻开了门的大盗，将《战斗的青春》《野火春风斗古城》《红岩》《钢铁是怎样练成的》《红楼梦》一并顺了出来。然后将门虚掩好，以便于今后再次进入。

父亲是我们的班主任，也是高中的语文老师。

现在的人很难想象当年得到一本书的快乐。这样跟你说吧，就像一个饿着的穷汉捡了个狗头金旁边还附带着放了一包热腾腾的大馒头。

因为心中有个白羊田，心中有个预想中与白羊田的作文比赛，所以读这些书，不但被书中人物形象所影响，也捉摸人家为什么把人物写得那样鲜活。这个习惯让我在此后的日子里受益不浅，写起各种应用文来得心应手。

告别同学时突然崩溃

也不知是我主动退出的宣传队还是因我太笨被宣传队除了名，反正后来宣传队就没我的事了。几年里同学们都在挖防空洞的打打闹闹中寻着快乐，而我执着地在那个暗门连着的两间房里溜进溜出，把那扇门后的秘藏书籍读完了一小半。

最重要的是，学会了思考。为小时候因“巴陵伢儿”那份得意而自省，为是四中宿舍学生莫名自负而羞愧。自启了“甘田隔壁有白羊田”的智慧，学会了遇事要看别人强项的道理。所以，高中毕业后在当民工的日子里，总抱持一种习人之长的心态。记得同棚民工谢田圭，他当时就在读《通鉴》，而我对于历史却一无所知。又记得同在水库工地，与我同期毕业的刘名佑同学已是工地指挥部的文稿专职了，而我还只是个为指挥部广播站写稿的新手。

说到刘名佑，得多说几句，他是我告别学生生涯的最后见证人，他见证了我对甘田中学的真情。

1972年高中毕业二班同学合影。二排左一是钟德华老师、左二是数学老师、左三是方小农老师，左四是我父亲；二排右一、二、三分别是杨梦雄、彭鹿鸣、曹国良老师。

我们是冬天毕业的，同学们陆续走了，也不知什么原因，竟是我最后送别一班的刘名佑离校。刘的家是离校很远的大山里的，我们走了一程又一程，最后名佑说，就此别过吧，说完背过身子就走。我木了一下，竟自大悲伤起来，哭着跟刘追跑了几个田垄……后来，我读大学了，曾因某事见到过名佑，彼此都很不好意思提及当年这件事。很长时间我想过那次的痛哭，为什么这么崩溃、这么伤心，我想应该是对学生时代的一种痛惜般的告别。同时，潜意识里因为家庭成分较高，自觉再无上学机会，而别人却未见得是这样。我的这种想法某种程度上既对了，也错了。高中毕业不久，刘名佑就推荐上了工农兵大学，而我却继续在工地上当民工。再过几年，1977年底恢复高考，我又成了大学生……看来世事真是难料啊。

扯得有些远了。总之，岳阳四中、甘田中学、白羊田中学这一路的故事，让我懂得了很多，也成长了很多。

确认：我不只是毕业于岳阳四中宿舍

中学毕业后当了四年多民工。一次工地回来路上，长安校（初中）校长谢菊秋堵住了我，说学校龚香宇老师请病假，问我代课的活干不干。我连矜持的表情都没有挤一点就同意了。便让填一份表。在毕业学校一栏我填“甘田中学”，人校长看后纳闷，你不是四中毕业的吗？我心里很苦，因为我知道自己只是四中校舍里毕业的。此后，在虚荣与诚信间，这是我的一个梗。

其实，随着阅历增多，这样的虚荣早就不在了，梗自然也就消失了。某天网上搜索，突然有段文字，明明白白写着本君就是岳阳四中学生，且是1977年高考为母校争了光的人物。

历史走了一个圈，又回到了原点。看来我确实不只是毕业于岳阳四中宿舍，而是真正的四中人。当下的四中校史，就写清了原因：“1984年8月16日，岳阳县人民政府以76号文件，改高中两个制为三年制，将公田区高恢复为岳阳县四中”。公田区高的前身是公田中学，就是1969年上半年我就读的那个学校。我是奔岳阳四中转学而去的，结果四中没有了，在我离开四中学校宿舍12年后，结果四中又回来了。我与岳阳四中的有缘与无缘真是个哭笑不得的轮回故事。

说到轮回，文章开头我曾提到一个人，就是那个站土堆上向同学们发表演说、能用沁园春菩萨蛮写诗的人。他的名字叫什么，前些时候还记得，现在忘了。但我不能忘的是他当年的风采。而这风采与十多年后再次见到他，就完全不一样了。他非但没有当成省长那样的大角色，倒是右手从倒拐以下全弄丢了，只半截手臂悬着一个肉它，有些打晃。经打听是在铁山水库用自制炸弹炸鱼时给血肉模糊掉的。更让人吃惊的是，十三年了，他居然还穿着那身土蓝卡，有些毛边，且也灰暗得让人无由的气馁。1982在月田街上我见到了他，此刻的他正站在供销社的台阶上向前来赶集的山民们拼命地叫卖老鼠药。他的口才还是很好，演讲的手势表情还在，这一定有助于他推销黄挎包中深藏着的三步倒老鼠药。

他看到了我，眼光有些迟疑，想来也是壮志未酬的落寞。说起来，都是校友，不管是公田中学还是后来确定身份的岳阳四中，我们都是。看来他是弃诗从药了，我祝他顺利。而我梦到过的甘田中学仍在，只是与广兴洲中学同命，成了乡级中学。我本想去看看，估摸着也不会有人认识我了，毕竟一晃，离校已五十载矣……

一清，文化学者，中国名博沙龙主席，中国网络电视台公益广告艺委会艺术总监，中宣部“中国梦”公益诗词创作人，《环球财经》杂志编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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