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的思想为什么突然转变了（他的时代是北大的巅峰）

杜威评价蔡元培：“拿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来比较，牛津、剑桥、巴黎、柏林、哈佛、哥伦比亚等等，这些校长中，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不乏其人；但是，以一个校长身份，而能领导那所大学对一个民族、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而外，恐怕找不出第二个。

1916年，蔡元培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1917年，蔡元培到北京大学上任，开始了他对北大的改革。

在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蔡元培博采众议，厉行革新，将具有浓厚官僚气息的旧北京大学改造为一所充满生机的中国最高学府，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颇具特色的大学教育理论。

蔡元培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成就，与他在上任之前就充分了解北京大学的现状不无关系。

办学愿景的确立，需要在充分了解学校发展现状的基础之上，综合考虑影响大学发展的各种因素，进而指明大学的发展方向。

对于是否出任北大校长，当时在蔡元培的朋友之间有两种意见，一种是赞成他任职，认为北大腐败，应该进去整顿，就算失败了，也算尽力；一种是不赞成，认为北大太腐败，进去任职，整顿不成功，反而有损声誉。其中，不赞成他任职北大的人占据多数。

在回忆任职北大时的经历时，蔡元培说：“民国五年冬，我在法国，接教育部电，促回国，任北大校长。我回来，初到上海，友人中劝不必就职的颇多，说北大腐败，进去了，若不能整顿，反于自己的名声有碍。这当然是出于爱我的意思。但也有少数的说，既然知道它腐败，更应进去整顿，就是失败，也算尽了心。这也是爱人以德的说法。”

蔡元培知难而上，力排众议，本着教育救国的宏愿，毅然出任北大校长，因为他想完成教育救国的宏愿。用蔡元培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吾人切实从教育入手，未尝不可使吾国转危为安。1917年1月9日，蔡元培在北大发表就职演说，向全体师生强调了三点：一、抱定宗旨；二、砥砺德行；三、敬爱师友。“抱定宗旨”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树立正确的目标，如蔡元培本人的“教育救国”。

在出任北大校长两周后，蔡元培在给友人的信中，分析了北京大学的问题：“大约大学之所以不满人意者，一在学课之凌杂，二在风纪之败坏。救第一弊，在延聘纯粹之学问家，一面教授，一面与学生共同研究，以改造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救第二弊，在延聘学生之模范人物，以整伤学风。”

由此可见，在任北大校长时，蔡元培已经对北大的状况有着明确了解，他己经发现了当时北大出现的问题主要在于学业科目的杂乱和学习风气的败坏，并初步提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举措，即聘请有真才实学的教授，给学生上课并加强学术研究。

也就是说，在上任伊始，蔡元培就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工作，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他幵始对北京大学进行改革整顿，带领北大走在了民国时期众多高校的发展前列。

办好一所大学，应从确立办学理念、准确定位办学目标始。大学校长领导力的作用首先体现为设立科学明晰的发展目标。

虽然在蔡元培出掌北大之前，辛亥革命的历任北大校长，他们都有办好北大的良好愿望，也为之积极努力，在经费筹划、基础设施建设、管理改革等方面都有一定的作为。

但是涉及到大学发展的一些根本性问题，诸如何为大学，大学的指导思想是什么，如何才能将北京大学办成名副其实的全国最高学府等方面，缺乏清醒的认识。

也就是说，北京大学的进一步发展和改革，需要一位视野开阔、头脑清晰、思想敏锐的人来主持，蔡元培就是在北京大学的发展处于重要转折时期而出任校长职务的。

马克思主义这股新风亦在此时吹入北大，成为了一中研究“时尚”。当时，很多人认为这是一股歪风，但蔡元培说：只是做研究，没有强迫谁信仰与不信仰。正是这句话，使这种对中国影响深远的思想在北大顺利生根。我们知道，当时的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北大图书馆馆长李大钊、还有北大的图书馆助理管理员、北大学生张国焘与陈公博，在几年之后做了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

正因为蔡元培这种开明的作风，陈独秀、李大钊、傅斯年等引领时代潮流的才俊才不致被扼杀在摇篮里，最终发挥出了惊天动地的作用。于新文化及五四而言，蔡元培似乎什么都没做，但他其实做了很多。正如当年的北大学子冯友兰在许多年后回忆起往事时所说：蔡元培先生的“兼容并包”，当时是为新的东西开辟道路的。

道路已开辟，新思想已深入青年之心，爆发只需一个契机。1919年5月1日，北京大学的学生获悉巴黎和会拒绝中国要求的消息，傅斯年、罗家伦等学生代表急忙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两天后北大法科大礼堂举行全体学生临时大会。两天后，北京大学学生举行大会，北京师范大学、法政专门大学、高等工业大学等学校也有代表参加。

1919年5月4日，以北大学生为首的3000多名学生代表冲破军警阻挠，举行了集会示威活动，打出“誓死力争，还我青岛”、“收回山东权利”、“宁肯玉碎，勿为瓦全”、“外争主权，内除国贼”、“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等口号，并冲入交通总长曹汝霖的家中，引发了“火烧赵家楼”事件。社会各界亦纷纷响应，以各种方式支持学生的爱国行为。数日后，全国多地爆发了类似的爱国运动。

这是一场中国人民彻底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爱国运动，对中国未来的走向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但在当时，这场运动很快遭到了镇压。而欲除新思想而后快的旧势力，更是鼓吹北大为罪魁祸首，想要借此铲除蔡元培、解散北大。

为了减轻当局对学生的处罚，为了保全北大，蔡元培于事件发生后的第4天递交了辞呈，理由是：元培自任北京大学校长以来，奉职无状，久思隐退。5月9日，蔡元培不等批准，便离开了北京。当时弄权的安福系众人巴不得撤掉蔡元培，但是他们不能不考虑蔡元培的影响力及他在广大师生中的地位。

北大师生在得知蔡元培辞职的消息后，立刻便明白了他是想通过这种方式保全学校，但是师生们怎么舍得让这位好校长离开呢？为了挽留蔡元培，北大学生又组织了一次全体罢课活动，迫使当局下达了“慰留”的命令。但是，“慰留”只不过是一招缓兵之计。把持权力的安福系，并不想让蔡元培重回北大，甚至还想要重组北大。

6月5日，蔡元培被准许辞职，决议北大校长由胡仁源担任。胡仁源是蔡元培之前的北大校长，教育思想较为守旧。北大好不容易打开新局面，师生们自然不会同意北大再次落入胡仁源手中。不仅是北大师生，北京其它高校师生亦反对由胡仁源担任北大校长，他们共同发表声明称：蔡校长复职与否为北京学界全体问题，既非北京大学一校问题，更非蔡元培一人问题。

但蔡元培知道，安福系欲除他而后快，如果他此时贸然继续担任北大校长一职，很可能会将北大拖入万劫不复之地。因此，蔡元培发表了《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一文，在文章中蔡元培这样写道：

我绝对不能再做不自由的大学校长：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北京大学，向来受旧思想的拘束，是很不自由的。我进去了，想稍稍开点风气，请了几个比较的有点新思想的人，提倡点新的学理，发布点新的印刷品，用世界的新思想来比较，用我的理想来批评，还算是半新的。在新的一方面偶有点儿沾沾自喜的，我还觉得好笑。哪知道旧的一方面，看了这点半新的，就算“洪水猛兽”一样了。又不能用正当的辩论法来干涉了，国务院来干涉了，甚而什么参议院也来干涉了，世界哪有这种不自由的大学么？还要我去充这种大学的校长么？

不难看出，蔡元培并非真的想要弃北大而去，而是想要通过辞职形成舆论压力，迫使当局接受一个由蔡元培当校长的思想自由、包容开放的北大。蔡元培之所以采用这种以退为进的柔和方式，跟他的性格有关，也跟他的思想观念有关，他始终在追求圆满解决问题。

1940年，蔡元培病逝，陈独秀得知消息后于悲痛中写道：蔡先生乃是一位无可无不可的老好人；然有时有关大节的事或是他已下决心的事，都很倔强的坚持着，不肯通融，虽然态度还很温和。先生容纳异而的雅量，尊重学术思想自由的卓见，在习于专制好同恶异的东方人中实所罕有。先生主张以美育代替宗教的，他是反对祀孔的，他从来不拿道德向人说教，可是他的品行要好过许多高唱道德的人。

蔡元培是第一位提出“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皆近日之教育所不可偏废”的教育思想家，主张五育并举，这是蔡元培教育思想的一个显著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