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节特辑有一种爱叫做父爱（父亲节怀念亲爱的父亲杨守沫）

我的父亲杨守沫，1917年4月14日出生在云南省曲靖市陆良县马街镇。家庭是当地大家族，八代之前从内地南京柳树湾迁入云南。四世祖杨秉仁在当年援越抗法战争中战功显赫，清政府授予“振威将军”衔，并追封先祖三代为“振威将军”，他们的夫人均诰封为一品夫人。

爷爷在大家庭中是长子长孙，世道变幻，大家庭衰败。父亲从小爱读书，在马街读了小学，1930年13岁时到昆明读中学。四年后初中毕业，回到马街，1934年到马街小学当教师。开始接触进步思想。1935年先到昆明，又到罗平县在师范小学任教。在这里接触到中共地下党并开始接受任务从事革命活动。后来父亲接受组织任务去了沾益县播乐中学，教拉丁化新文字。这在当时是代表革命和进步的。后来父亲又去了罗平县板桥镇东胜小学，在那里正式参加了中共地下党革命活动。组织学生唱抗日歌曲，开展抗日活动。

1937年7月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1938年9月，父亲投笔从戎，毅然参加国民党滇军58军开赴抗日前线。这是父亲临行前与家人合影留念，爷爷坐前面，后排左起，叔叔、父亲、大姑、小姑。

这是父亲当年在照片背面亲笔留字。

从1938年到1945年，父亲跟随国民党滇军转战湖北江西，与日军迂回作战。同时父亲肩负秘密潜伏等待时机的中共地下党重任，直到抗战胜利。

1946年父亲随国民党滇军开赴东北，驻辽宁锦州，继续秘密潜伏。寻找机会配合组织，积极开展统战策反工作。

父亲曾掩护从延安派来的地下党代表出入敌营，秘密会见敌高级将领做统战工作，曾亲手将朱德亲笔信交到敌司令长官孙渡手上，曾秘密发展地下党员，策反敌高级将领，多次接待我军武工队派进来的同志，将锦州城防工事图等重要情报送出，为锦州解放做出重要贡献。

1948年10月14日锦州战役总攻打响，父亲当时的公开职务是国民党第93军军部政工处宣传科长，实际是国民党第93军中共地下党负责人。在战斗打响前，他给做了多年工作的敌暂编55师师长安守仁送去密信，要他抓住时机战场起义。安守仁最终带领这个师战场起义，为锦州解放打开突破口，做出重要贡献。这段历史，已经在2021年6月央视国防军事栏目有详细而生动的介绍。

1948年10月15日锦州解放，父亲结束了在国民党滇军中10年中共地下秘密工作的生活，回到解放区。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序列。

紧接着，中共地下党策反成功（在长春策反的中共地下党代表正是父亲在锦州掩护过，提供军装、证件、食宿的战友），国民党将领曾泽生率滇军60军在长春起义，1949年1月，这支起义部队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50军番号，同时进行整训，从东北军区各地抽调了几百名干部充实进去。父亲也被调入，任团级教导大队副政委。1949年6月50军奉命入山海关南下，归四野建制，转战湖南、四川、湖北等地，1950年2月起驻扎湖北。

父亲被派入50军教导团任三大队副政委，随军南下，图右是他的警卫员王宣文。

1950年10月，父亲随50军入朝参加抗美援朝战争。

父亲的照片上，与他本人平日一样，一般都穿正装，表情从来是很严肃的，基本是没有笑容，不卑不亢的样子。唯独在朝鲜这张照片，开怀大笑，而且穿着随意，坐在地下，两手抱肘，非常放松。除了这张照片，我从小到大几十年，从未见过父亲如此这般的表情、服饰和动作。我曾经问过父亲，什么场合下照的这张照片，他只是笑一笑，说记不得了。 瞧这身衣服，够“土”的吧，这可是标准的志愿军战士军装啊。

父亲入朝后任50军政治部秘书处处长。

1951年7月10日，朝鲜停战谈判在开城举行，父亲以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身份参加。当时中方是周总理在国内直接领导，代表团的直接负责人是时任外交部副部长的李克农、乔冠华。 1953年10月25日，谈判地点又改在了板门店。

参加停战谈判，与10年地下工作经历，是父亲一生中的两个亮点，我曾经多次动员他把这两段经历写下来。他在晚年只写出了地下工作的一段回忆，参加停战谈判的经历却终于没有来得及写便逝世了，成为永远的遗憾！

父亲生前曾偶尔讲过一点片段。

一、谈判期间参观过一次美军战俘营，看到美国战俘正在玩乒乓球。父亲一时高兴，拿起拍子上了阵，几个回合便打败了那个美国战俘。父亲在学生时代玩过乒乓球，还是打削球的呢。

二、谈判期间吃饭。美方都是端上很讲究的餐盘，各色各样的菜肴，奶油面包咖啡，刀叉齐全。我们的饭也很不错，比如猪肉炖粉条，馒头大米饭什么的，可是餐具不太讲究：拎上的是一大桶菜，每人盛一碗，端着可劲“造”。吃的挺香，可是看着有点“不雅”。

三、遣返战俘时的工作最艰难，美国刻意制造了很多麻烦。我方坚持要各自全部遣返战俘，而美方却要搞什么“自愿遣返”，又是什么“一对一”（即双方各自遣返战俘数目要对等，我方被俘人员多于对方，所以对我方不利）。每个战俘的遣返都是一场激烈的斗争。在搭好的帐篷里，摆了长条桌子，我方有朝鲜人民军代表、志愿军代表，对着美国代表、南朝鲜代表；中立国代表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当时是社会主义国家，倾向于中朝一方，另外的中立国代表瑞典和瑞士，则倾向于美国和南朝鲜。桌子正中坐着主席是印度代表，主持谈判。

帐篷的入口每放进一位志愿军战俘，先要他本人表态，愿意回中国大陆的，从一个门走出；有不愿意回大陆的，从另一门走出。有的人进来，态度非常鲜明：“我当然要回祖国，那里是我家乡，我父母亲人都在那里，还有什么说的！”像这样的，争议也就比较少。

有的人受了美国和南朝鲜及台湾特务反共宣传、策反和威胁残害，有些是过去国民党兵解放过来思想本来也没有完全转变，还有些是家庭出身地主土改时被打击的，这些人一进门就喊反共口号，骂共产党，要去台湾。我方代表就会严正指出，这是受了对方策反宣传，不是他的本意，我们要求正常遣返回来。而美国南朝鲜方面就吵闹着说要尊重他本人意愿，不能让他去中国大陆，回去要受共产党迫害云云。

双方争吵交涉不可开交时，中立国的代表就来插话帮腔了：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代表自然支持我们，而瑞士瑞典的代表则完全站在美国南朝鲜方面。争执不下时，主持谈判的印度代表再来调停......被遣返的每位战俘，都经过这样激烈的交涉甄别。

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在板门店签字，终于结束了这场历时2年9个月零2天的残酷战争。英勇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把骄横不可一世的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从鸭绿江边打回到“三八”线。

胜利了，照片上人也精神，衣着也光鲜！

1955年，父亲随部队回到祖国。先在解放军绥化“八三”速成中学任政委，后任黑龙江省军区秘书处处长。

父亲与母亲的结婚照，母亲李书贤当时在部队医院工作，任护士长。

1957年我出生了，这是父亲跟我的第一张合影。

上世纪60年代，父亲在黑龙江省军区秘书处，叔叔在北京总参。

1963年父亲带我去北京叔叔家，在天安门前留影。那时我不满6岁。

1964年父亲转业到地方工作，任黑龙江省图书馆副馆长。

“文革”中因家庭出身和10年地下工作的经历被严格审查，“文革”后期平反，担任东北烈士纪念馆馆长10年。

1970年代我们的家庭。

1974年我中学毕业，决心放弃留城安排工作的条件上山下乡。父亲当时是响应党的号召“送子务农”的模范，这张照片曾刊登于1974年6月的《哈尔滨日报》上。

1974年9月13日，我已经报名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6师68团到抚远荒原下乡，临行前一天全家合影。

1976年2月我从边疆探亲回到家乡哈尔滨，与父母在松花江畔合影。

1976年春我在哈尔滨参加接受下乡知青工作，与父亲在他的工作单位——东北烈士纪念馆门前合影。

1980年母亲患病到北京求医，父母合影。

1981年父母在哈尔滨松花江畔友谊宫后门合影。

当时我已经返城并考入黑龙江大学中文系，读大二。

1982年8月，母亲病重，在医院里父母最后的合影。

1982年父亲离职休养，离开了工作岗位。1986年父亲（右）与安守仁夫妇在北京。安守仁就是1948年锦州战役时我父亲策反起义的国民党暂编55师师长。

父亲80年代与当年中学任教时有密切交往的尹兰冰老合影。当年中共云南地下党负责人曾派父亲做工作争取发展尹兰冰入党。

父亲晚年在云南家乡，昆明大观楼。

1993年我在深圳经商，曾把父亲接到深圳与我同住。这是父亲在我们居住的楼下。

父亲在深圳家中读书。

我为父亲理发。

父亲给我过36岁生日。

1994年春天我在外贸工作，在广州参加了春季广交会后去昆明接在叔叔家休养的父亲回东北哈尔滨。这是我与父亲最后一张合影。当时我37岁，父亲77岁。

1994年8月，父亲在哈尔滨因车祸去世，终年7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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