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老虎的存在（打虎真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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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意思是说在面临强敌或者生死考验之际，只有亲兄弟、亲父子才能靠得住。

这种说法之所以流传上千年，说明在一定程度上是真理。当外部存在强大压力或者面临共同敌人的时候，亲兄弟之间、父子之间往往能够形成生死与共、同仇敌忾的态势。这在很多情况下都是被证明过的。在封建社会，人们为了表示彼此的“铁”，也往往结成盟兄盟弟。在中国历史上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比如三国时候的刘备、关羽、张飞桃园三结义。水泊梁山的一百单八将。《岳飞传》里岳飞和牛皋、汤怀、王贵、施全这些人也都是把兄弟，岳飞后来收服的一些将领也几乎都成了他的把兄弟，比如王佐、吉青、杨再兴等。同样，岳飞的儿子岳云和关铃、何元庆等也成了“不求同年同月生，但求同年同月死”的把兄弟。　

众所周知，封建社会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小农经济，这种社会基础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意识。“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归根到底是按照血缘关系来划分阵营和远近亲疏的。如果客观上做不到天然的血缘关系，那就想办法弄成如同血缘关系的关系，比如干兄干弟、义父义子就是这种情况。　

但是，如果亲兄弟、亲父子之间有着利益之争，或者政治理念根本不同，那么亲兄弟亲父子也未必靠得住。李世民和李建成、李元吉是亲兄弟，但是也有你死我活的玄武门之变。安禄山是安庆绪的亲爹，在安禄山身体状况出了问题后，竟然被儿子安庆绪设计杀死。明朝建文帝朱允汶和永乐皇帝朱棣还是亲叔侄，一场战争杀得国家几乎四分五裂。　

共产党人是唯物主义者，也有自己的三亲六故。在革命队伍里，也有很多是亲兄弟姐们互相影响、一起革命的。如，毛泽东同志带领兄弟姐妹一起参加革命，满门英烈。开国将帅里大将王树声与上将王宏坤是亲兄弟；中将张令彬与少将张平凯、少将贺晋年与少将贺吉祥分别是亲兄弟。还有连襟将军大将陈赓与上将陈锡联，叔侄将军梁仁芥、梁兴初、梁必业，舅甥将军凯墨•索南旺堆与阿沛•阿旺晋美，等等。　

但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团结不是建立在彼此的血缘关系之上。这是由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决定的。共产党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和封建社会要打一个“家天下”、谋求一家一姓光宗耀祖之私是截然不同的。天下的大事只能天下人共为之。为了完成伟大的事业，必须积聚伟大的力量，这只有靠共同的理想信念和政治追求，靠五湖四海的组织路线才能实现。而绝不是靠封建社会拜把子、耍码头能够达到的。革命队伍里为什么称同志，就是志同道合的意思。

这种同志关系，以共同的理想信念、共同的政治追求、共同的革命事业为基础，是一种新型的人际关系。它体现的是革命者的政治自觉，也就是不再把个人看作是孤立的个人，或者仅仅属于一个家庭、一个家族的人，而是看成是革命队伍中的一员；奋斗的目标也不再是为了一己之私、一姓之私而奋斗，而是为了伟大的事业。不再是一个人、少数人在奋斗，而是成千上万、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奋斗。它体现了一种崭新的高度和境界，有着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宽广胸怀，五湖四海的博大气度，干大事、成大业的格局。

这种同志关系，也体现着一种重要原则，如革命事业高于一切，党的利益高于一切，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全局利益高于局部，集体利益高于个人，等等。当年张国焘欲分裂党中央，要徐向前追击北上的毛泽东和红军，徐向前同志一句“哪有天下红军打红军的！”拒绝执行命令。这是守住了红军和红军是同志的底线。再看看孟良崮战役中国民党军队的表现，张灵甫孤军深入，幻想着以自己作为诱饵，引解放军主力上钩，然后以国民党军优势兵力形成对解放军的反包围。设想倒不是说一点道理没有，问题在于实行不了。张灵甫和李天霞的个人宿怨压倒了“全局利益”，几公里之隔终究不能相见。新保安战役中，我军包围了孤军深入的傅作义35军郭景云部，但郭景云和救援的104军因个人面子斗气而置生死于不顾。在国民党军队里，称兄道弟的很多，讲仁义礼智信的也不少，但到了关键时刻也靠不住啊！

当然，同志关系并不排斥人与人之间的友情，相反，共同的理想信念、共同的革命追求，深化、升华了兄弟般的感情、父子般的感情。在革命队伍里是“不是兄弟胜似兄弟，不是父子胜似父子”。　

同志关系以及在这个基础上的高度团结，是体现共产党和革命队伍本色的重要标志，也是政治生态健康的一个标志，值得我们百倍珍惜。什么时候圈子文化、码头文化流行泛滥，什么时候政治生态就会恶化，歪风邪气就会上升，团结的大好局面就会涣散。什么时候党内保持了健康的同志关系，什么时候政治生态就是健康的，队伍就是团结如一、富有战斗力的。令人欣喜的是，这正是十八大以后出现的新变化。

在需要伟大斗争的时代，打虎要靠真同志！

作者：祁金利，中共北京市委统一战线工作部副部长

编辑：易 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