织造局是什么级别(织造局与神马)

  清乾隆五年(1740年),古城苏州爆发了一个群体事件究其原因,主要是织造局头目克扣机匠薪粮,激起了众愤,下面我们就来说一说关于织造局是什么级别?我们一起去了解并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吧!

织造局是什么级别(织造局与神马)

织造局是什么级别

  清乾隆五年(1740年),古城苏州爆发了一个群体事件。究其原因,主要是织造局头目克扣机匠薪粮,激起了众愤。

  当时,苏州有南北两个织造局,每局设有三个名叫“所官”的头目,负责管辖机匠。有一个所官奚廷秀生性贪婪,暗自动脑筋,打算把机匠的春季口粮(每天四升),按九折发放。到冬季计算时,假如还有些剩余,再发放给机匠。谁知消息不慎走漏,机匠们发觉他想暗中做手脚,便私下议论,啧有烦言。不久,恰巧革匠朱裕章等人在干活时遇到了不愉快的事,遂迁怒于奚廷秀。他们采取的方法很奇特:聚集众人,身背黄布冤单,手执神马,前往城隍庙唱戏祭神。路过奚廷秀家的时候,特意停留下来,一把火焚烧了神马。

  奚家门口堆放着稻草,家人急忙将稻草搬进屋子,谁知道厨房突然失火,一下子烧毁六间房屋。奚廷秀以神马火星落入稻草为由,将朱裕章等告发至长洲县衙。经查审,八人分别予以枷责,发落在案。

  这个事件蕴含的信息量非常丰富。仔细分析,大致有以下几方面:一是身背黄布冤单、焚烧神马之类的仪式,既是机匠表达内心不满的行为,也是祈求行业神灵保佑的象征;二是所谓神马(又称纸马、甲马、花马)是一种裱糊在木板上的纸神像,其起源与丧葬时敬神礼俗有关,也成为同乡、同行协力战胜天灾人祸的标识;三是城隍庙作为公众聚集场所,明清时期的工匠常在那里表达内心诉求,甚至敢于将城隍神抬至公堂衙署。唱戏祭神也是在城隍庙内。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苏州织造衙门的功能。这个机构,不仅负责上用(皇帝所用)、官用(官员所用)、赏赐以及祭祀礼仪等所需丝绸的督织解送,还拥有密折特权,向皇帝直接禀报钱粮、吏治、营务、缉盗、荐举、参劾、粮价、士人活动及民情风俗等情形。

  周汝昌先生《红楼梦新证》所引资料中,有一份宫中杂件进贡单。大致内容是,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曹玺在江宁织造任。江宁织造理事官加四级臣曹玺恭进计呈:轿一乘、铁梨案一张、博古围屏一架、“满堂红”灯二对、宣德翎毛一轴,以及吕纪《九思图》一轴、王齐翰《高闲图》一轴、朱锐《关山车马图》一轴、赵修禄《天闲图》一轴、董其昌字一轴、赵伯驹《仙山逸趣图》一卷、李公麟《周游图》一卷、沈周山水一卷、《归去来图》一卷、黄庭坚字一卷御书房收、《淳化阁帖》二套。此外,还有天宝鼎、汉垂环樽一座收、汉茄袋瓶一座、秦镜一面、珐琅象鼻罏一座、珐琅索耳罏一座等。

  江宁织造曹玺是《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先祖。他的一次进献,多达45项。附注御书房收,看来是为宫中重大庆典而准备的贡物。其中名人书画表多至十一件,都是名贵难得之品,价值连城。江宁织造贡物之奢侈,令人咋舌。

  康熙、乾隆年代,是昆曲的兴盛时期,苏州织造衙门不仅在皇帝南巡时要安排戏曲接驾,还要帮助宫廷挑选伶人、置办戏装道具,接待宫廷有关官员。苏州织造衙门还在所管辖的老郎庙内设梨园总局,在很大程度上,它发挥着以雅正之音整肃地方文化的独特作用。

  当年曾冒出一个不容忽视的事件:曹寅邀请洪昇去江宁织造府参加《长生殿》演出。洪昇从江宁织造回家途中,竟意外落水去世。曹寅非常内疚,在水边搭起高楼,成立诗馆,邀请洪昇的亲朋好友以及文人墨客纷纷前来悼念洪昇,撰写挽联、诗词和纪念文章。

  今天我们能读到的曹寅诗《读洪昉思稗畦行卷感赠一首》中,有“惆怅江关白发生,断云零雁各淒清。称心岁月荒唐过,垂老文章恐惧成”的句子,由此不难揣摩曹寅的内心情感。这与其说是为洪昇的命运感慨,还不如说是为自己哀叹。在别人看来颇为风光的江宁织造,其实另有一番难言之隐情。

  耐人寻味的是,生活在底层的人们,也以昆曲作为宣泄内心情绪,争取生存权利的工具。明中叶以后,城市商品经济不断发展,苏州城里的丝织行业中出现了业主与雇工互相依存的手工作坊。“大户一日之机不织则束手,小户一日不就人织则腹枵,两者相资为生久矣”(蒋以化《西台漫记》卷四)。与此同时,统治者颁布诏书,在全国各地实施空前的大搜刮,使得刚露出的市场经济萌芽遭受摧残,不仅威胁业主的利益,更断绝了雇工的生路。商人和手工业工人为了保卫自己的利益,建立了很多行会,有事情共同商量,并且采取一致的行动,来对抗官府的无情管控。李玉的昆曲传奇《万民安》,所描写的就是织匠葛成行侠仗义,率领市民与税监及其爪牙作斗争的故事。戏曲发挥的特殊作用,可见一斑。

  随着社会的发展,苏州官府渐渐体会到雇工生计的艰难,也开始调整角色,成为劳资纠纷的协调者。比如,针对一些机匠的薪资遭包头侵扣的问题,长洲县衙作出新的规定,在米价昂贵到一定程度,另外按千匹给工匠加工资。乾隆末年银贵钱贱,考虑到布商与作坊主会改发钱为工资,官府又明文规定,薪资一律发银,不准以钱代银,并且明确了银子的成色,违者一概治罪。这样做,无疑是为了避免籍端滋事,纠众停工。但对于雇工利益的保障,也产生了积极作用。

  今天,我们从“神马”对织造局的反抗,思考劳资关系中蕴含的文化因素,仍不无裨益。

来源:检察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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