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理二世在位时间（浅析查理二世统治时期）

#历史开讲#

文|木木

编辑|观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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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执政的中前期，查理明确表示了对于宗教宽容的支持。

这在《布列达宣言》以及《信仰自由宣言》中都有着明确的体现。但随着政治形势的恶化，面对着主要由不服从国教者组成的反对派。

查理在政治上进行打击的同时也在宗教上采取了相同的政策，企图从政教两方面对其进行驯服。查理二世的后期统治毫无疑问是一段严厉的宗教迫害时期。

当时的一名贵格派商人安布罗斯·巴恩斯将这一时期的许多宗教迫害事件形容为“熔炉”以及“咆哮的大海”。

对于一些不服从国教者来说，查理二世统治的结束很明显是上帝圣意干预的结果。

在1685年2月的回忆录中，巴恩斯写道“查理二世的死给了他的人民以自由，这让全能的上帝感到高兴。”由此可以看出查理二世统治末期宗教迫害的严厉程度。

在1684年，米德尔赛克斯郡议会的首要任务就是迫害不从国教者，政府决心对这一问题进行一个彻底的解决，他们认为不从国教者就是稗子。

如果放任不管，他们将会疯狂生长并毒害我们的土地。除了政府有组织的迫害，许多狂热的个人也在进行着迫害。

在多塞特郡，格里戈里·奥尔福德被称作“清教之锤”，他曾在1682年闯入一个庆祝弑君纪念日的集会并抓捕了110名不从国教者。一些迫害者在过程中甚至拒绝审慎适度的使用法律。

在布里德波特，一位叫威廉·邦德的政府线人认为被囚禁的贵格派成员不应当有法律的保护。一名清教牧师被从讲道坛上拖下来时甚至被打断了腿。

更为频繁的是对财产的攻击，在西南部一些地区，例如索尔兹伯里、布里斯托尔、布里奇沃特、莱姆、布莱德波特以及汤顿。

一些清教徒的集会地的内部被破坏，有一些甚至被完全摧毁。从罚款上也可以看出迫害的程度，当时的一些地方法庭记录了全国许多地方的罚款情况。

在中部的一些郡，如沃里克、诺丁汉、德比和凯斯蒂文，四季会议的记录都显示出其治安官都通过罚款而掌握着一大笔钱。

罚款也涉及到了一些知名人士，著名清教牧师理查德·巴克斯特和威廉·佩恩在这一时期也难逃罚款。

在查理二世的个人统治时期，通过宗教罚款获得的收益达到了一个空前的规模，总数达到了24，300镑。

虽然迫害程度有着地区差异，和当地官员的个人态度有着直接的关系，但是总的来说，查理二世统治后期宗教迫害的加强却无疑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查理二世对清教态度的转变与前一时期的宗教宽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很明显，他的宗教观是服从于他的政治观的。

由于政治反对派与清教徒在身份上有着相当大的重叠性，当他的政治态度变得不宽容时，宗教信仰自由的理念必将让位于服从政治目的的宗教迫害。

查理二世政治宽容态度的转变有着复杂的原因，主要是和他所处的政治环境有关。

反对派的激进使得政局再次变得的动荡让他认识到必须对宽容的政治态度进行反思，长期稳定带来的经济上的收益以及法王的援助使得他不需要再看议会的脸色行事。

复辟后为国王保留的一支常备军也给了国王镇压反对派的资本。查理二世的不宽容在后期使他度过危机，再次稳定住了政局。

一、宽容政治的影响

国王的政治理念与实践虽然在后期出现了转变，但是在查理二世统治的大多数时间里宽容依旧是主流。

中前期的这种宽容所带来的稳定局面促进了英国多方面的发展与繁荣，是英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政治上，政局在复辟时期长期保持稳定。

经济上，英国的经济发展在这一时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并为下一阶段的全面腾飞打下了基础。科学文化方面则在皇家学会的带动下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的学者和学术成果。

首先，政治宽容给英国带来的最大利好就是政局稳定。通过国王的宽容政策，使得来之不易的和平局面得以长期维持。

这一时期，全国的局势从总体上来看是稳定的，国王基本上一直保持着对全国的有效控制，并没有发生像十七世纪四十年代那样大规模的全国性动荡。

尽管有少数像“第五王国派”这样的起义发生，但大多都很快被平息，对全国局势并没有大的影响。

另外，在查理二世统治时期，政治宗教斗争确实一直都存在，例如国王和议会的角力，教派之间的斗争。

在评估其国内局势时，我们应当注意探讨斗争对于国内局势总体上的影响，不能因为一直存在着斗争就认为这一时期国内局势不稳。

例如，巴里·科沃德认为，“复辟时代与革命时代一样，在试图达成一个稳定的宪政与宗教解决方式上都是失败的。1660-1667年间的政治史，充满了查理二世与议会之间持续不断的冲突，国内政局不稳。”

J.H.普拉姆也持类似的观点，认为在政局稳定方面，“詹姆士一世、查理一世、克伦威尔、查理二世和詹姆士二世都失败了，没有一个君主或大臣能创造出一种控制体系。在这种体系下，英国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能和谐、有序。”

约翰·坎贝尔·凯斯也认为，“晚期斯图亚特王朝并非是和平、有序的时期，爆发革命的威胁从未消除，所有的国王都清楚的知道，流放的前景随时可能在等着他们，查理二世就时常为宗教纠纷和有关君主权力的问题所困扰。”

以上几位学者从复辟时代政治、宗教斗争、国王与议会经常冲突的部分事实中，便得出这一时期国内局势不稳的总体结论，有着明显的片面性。

查理二世时期，在政治宽容的总体环境下，国王与议会之间，既有冲突、斗争的一面。

也有相互依赖、合作的一面，双方相互牵制、相互制约，使这一时期的政治、宗教斗争，始终是在一定的限度内进行的。

双方的冲突在“排斥危机”前并未达到彻底激化的程度，整体和平的局面始终未被打破。而且，除了国王与议会，其它政治及宗教力量也都试图在已有的政府体制下解决冲突。

一些清教派别，在争取宗教权利时大多是通过和平渠道来进行的，并非要推翻国王政府。

因此，局势稳定并不是绝对的，静止的，也不是不存在政治斗争与冲突，而是说这些冲突和斗争大多保持在一定的限度之内，很少走向极端。

在宽容政治的作用下，查理二世统治时期的政局大多是稳定的，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二、经济繁荣

在政治宽容的治理模式下，复辟后的政局总体上保持着稳定，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动荡，而长期的政治稳定是发展经济的黄金时期。英国的经济建设正是在这一时期取得了傲人的成就。

早在19世纪，麦考莱在《英国史》就认为复辟时期英国经济发展的成就要远大于四十年代，到1685年查理二世去世时，英国社会财富的增长也远不是1660年复辟之初可以相比的。

到了20世纪，G.N.克拉克也肯定了复辟时期的经济成就，在分析经济发展的原因时，克拉克非常重视国王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

他认为，“复辟时代社会经济生活的真正领导者，既不是科学也非商人，而是政府，国王政府一直关注贸易事务，并运用国家机器来推动经济发展。”

很明显，政府的推动也是建立在政局稳定的基础之上，如若国家分裂，战争频仍，国家则很难一心一意发展经济。

克里斯托弗·希尔则注意到了此时王国政府的经济政策在某些方面与革命年代的经济政策有着一定的连续性。

在革命年代实行的一些经济政策，到复辟时期又接着实施了，以前曾支持过克伦威尔的经济专家，在1660年之后再次受到重用。

因此，复辟时期的经济政策与前一阶段有着较强的连续性，而一些信仰清教的商人确实在管理国家经济方面有着不俗的能力。查理·威尔逊从宏观角度考察了复辟时代经济的成就。

在《英国的学徒期，1603-1763年》一书中，他把17-18世纪中叶的英国经济史划分为三个阶段。

其中，1660-1700是第二阶段，他的评价很高，认为这40年是已被证明迄17世纪为止英国历史上成就最多、进步最大的时期之一。

这一时期英国经济的繁荣主要体现在海外贸易上，国内政局的稳定使得英国有精力去开拓海外贸易。随着海外贸易的发展，英国的商船吨位有了大幅度提高。

“1660-1688年间，英国商船总吨位从162，000或200，000吨上升到了340，000吨。而且在迅速壮大的商船中，国内建造的船只所占比例越来越高，到复辟时代末期，这一比例可能已经达到了五分之四。”

“大量增加的商船主要被用在与美洲、亚洲的贸易上，这表明海外贸易的增加很大一部分都来源于殖民地贸易。1640年从英属殖民地进口然后再转口的贸易只占到英国贸易总额的5％-6％，17世纪末这个数字则超过了25％。”

殖民地贸易的发展还带来了多重的正效益，商品的进出口结构得到了优化，商品的进口来源和销售渠道都得到了扩大。最初，英国出口的商品主要是毛呢，种类非常单一。

这种状况在17世纪末得到了很大改观，出口商品的种类逐渐丰富起来，来自于殖民地的产品开始占据主导地位。

“例如棉花、蔗糖、香料、靛蓝、奴隶等等，毛呢的出口量占总出口量的比例已经降到了50％以下。1660-1700年间，英国制造业向欧洲大陆的出口量增长了18％，而对殖民地出口则增长200％以上。”

这都得益于此时殖民地贸易的发展，英国从殖民地获得廉价的商品来源，最终在欧洲市场高价出售，又将本国与欧洲的工业品销往殖民地。

“这一时期的英国财富在贸易的促进下有了大幅增长，英国的社会财富在1600年达到1700万镑，1630年增加近一倍，达2800万镑，1660年增加一倍，达到5600万镑，到1688年增加50％以上，达8800万镑，由此可以直观的看出英国社会的财富在这一时期的明显增长。”

对外贸易虽然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快速发展，但是作为经济基础的农业依然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这一时期农业收入稳定，农产品比较丰富，农业的稳定发展使得物价稳中有降，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得到稳步提升。

另外，在对外贸易的带动下，原料产地与贸易市场的扩大也促进了工业的发展。此时的英国正处于工业革命的前夜，经济的发展为18世纪的工业革命做好了准备。

可以看出，如果复辟时期的英国仍像四十年代一样战乱频仍，想要完成这样的经济成就是不可想象的。

三、科学文化发展

在这一时期，英国的科学文化也呈现出了繁荣发展的局面，包括科学家、政治家、文学家在内的各类人才层出不穷，例如牛顿、约翰·洛克、笛福、斯威夫特等等。

可见，科技文化的发展也是英国在这一时期的重要成就。科技文化的发展与政治宽容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首先，政治宽容所带来的国家稳定给这一时期的科学文化事业营造了一个良好的政治环境，学者们可以在和平下安心做学问。

其次，政治宽容这一理念对于人们的思想解放有着积极的作用，思想界的氛围逐渐变得宽容，学者敢于表达自己的看法，不同学术流派之间也能够做到平等地交流。

科学的发展推动了科学理论的诞生，1662年，查理二世亲自批准成立“皇家学会”，促进艺术与科学的繁荣是学会的主要目的，由此可以看出政府对于科技发展的积极态度。

“学会章程指出，会员的研究工作必须依靠实验的权威而进一步促进关于自然事物的科学和作用的工艺，应用于赞颂上帝造物和造福于人类。”

皇家学会作为由国王批准和发放特许状的民间科学组织，相当于英国的国家科学院。皇家学会集结了当时英国最杰出的科学家。

许多对科学感兴趣的爱好者也在其中，牛顿、洛克、佩皮斯等人都是皇家学会的成员。可以说，当时的皇家学会汇集了一大批优秀人才，成为英国科学与学术的坚强载体。

当时，对于有意进入学会的科学家，皇家学会制定有相关的入会规定，想成为会员的科学家都需要在学会会议上做实验和报告，并在《哲学汇刊》上发表相关成果后才可以入会。

可以看出这时的皇家学会就已经有了现代科研机构的雏形。

“皇家学会的发展速度很快，在创立之初约有会员100人，到七十年代就增长到200人以上。”这样规模的研究机构在17世纪的欧洲是首屈一指的。

由于学会的专业性以及丰富的人力物力资源，当时的许多科研项目只能由皇家学会组织进行。为了促进航海技术的进步，学会启动了一批相关的科研项目。

例如地球经纬度的测量以及格林尼治天文台的建立，议会对这两个项目各投资了10000-20000英镑，对于科学界来说，这在当时是一个巨大的数目。

此外，政府还资助了许多需要解决的国计民生问题。为了鼓励科学研究，政府还设立了专利制度和奖励政策。

可见，政府的支持在这一时期的科学研究上显得非常重要，皇家学会在政府的支持下得以蓬勃发展，为当时的科学家提供了一个相互学习，集中讨论的平台。

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复辟时期英国科学文化的发展。如果没有稳定的政治环境作为支撑，政府没有精力，也没有能力去资助科学文化的发展。

牛顿、胡克、哈雷这样的学者也很难在兵荒马乱的环境下去进行重要的学术研究，皇家学会这样的组织也不可能成为当时英国科学的标杆。

因此，宽容政治造就的政治环境与思想氛围对英国乃至世界科学的发展都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17世纪在英国近代史乃至整个英国历史上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期间发生了英国近代史上几次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事件。

例如内战和光荣革命，同时也涌现出了一些近代史上的风云人物，英国的政治、军事等领域也在这一时期初步完成了向近代化的过渡。但是，每当我们将目光落在这一时期的英国时。

经常会忽略掉斯图亚特王朝复辟后所统治的二十多年，查理二世时期尤其不易引人关注，仿佛除了1688年的光荣革命外，复辟时期并没有太多值得关注的地方。

然而，这一时期的相对平淡并不能掩盖其重要性，查理二世在即位之初便表现出了一个优秀政治家的素养，较好地稳定了当时动荡的政局。

将英国从前一阶段革命政治的快车道上拉了回来，用宽容政治恢复了英国原有的政治发展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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