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玛窦为什么学儒学（利玛窦告诉他的老乡）

利玛窦告诉他的老乡：在中国最终实现这一原则的制度，叫做科举制

宋太祖建隆元年（公元960年），赵匡胤取代后周，建立了宋朝。宋吸取晚唐五代时期藩镇割据军人骄横的教训，强调以文官治天下。赵匡胤立下“不杀言事士大夫”之誓，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切要职，全由科举出身的文官担任。宋代严格的科举考试制度，使一大批出身清寒却勤奋苦读，且有真才实学的下层知识分子脱颖而出，成为一代名臣或学者大师，如王安石、包拯、司马光、欧阳修、苏轼、朱熹等等。这些人比较了解民间的疾苦，能够同情百姓，勤于吏治，不失为士大夫的精英分子。明代徐有贞曾说，“宋代统治延续了三百年，统治的疆域远远比不上唐代，但宋代的人才之多远远超过了唐代”。

我们再来看，从宋理宗端平二年（公元1235年）元军开始第一次攻宋，到宋少帝祥兴二年（公元1279年）的广东崖山之战，丞相陆秀夫背负宋少帝蹈海而死，宋元战事长达四十多年。连蒙哥大汗也战死于南宋合州城下。以宰相文天祥为首的南宋士大夫们，以“君降臣不降”血战寸土，对赵宋王朝三百年“待士大夫不薄”的政策，作出了最好的回报，也为宋代文官政治的政绩，写下了惨烈的结尾。

再来看取代了宋王朝的元朝，从公元1279年灭宋，统治整个中国算起，到公元1368年元朝灭亡，蒙古人统治中国八十九年。在这八十九年里，蒙古人其实一直没有看懂过中国人的这套科举制。他们先是一度废了科举长达数十年，后来开办科举，也是一会儿举，一会儿不举。几十年里，只办过大约十次科举，取仕一千余人。而且，这些所谓人才，也不受重视，在元朝政府中没有产生什么影响，读书人很生气，后果当然很严重，那就是人才被埋没，国家的寿命难以长久。

明万历年间，利玛窦在澳门登陆后惊讶地发现，这个古老而遥远的东方之国原来就是柏拉图的“理想国”。他告诉西方人一件重大的事实：“他们全国都是由知识阶层，也就是一般叫做哲学家的人来治理的。”他还煞有介事地告诉欧洲老乡，“在中国最终实现这一原则的制度叫做科举制。”

但这样一种被利玛窦赞美的科举制，却在公元1905年废止，从而使这一年成为新旧中国的分水岭；它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其划时代的重要性甚至超过辛亥革命；就其现实的和象征性的意义而言，科举革废代表着中国已与过去一刀两断，这种转折大致相当于公元1861年沙俄废奴和公元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后不久的废藩。

废科举后才四个月，深谙社会进化和世事变迁的严复，便在《论教育与国家之关系》的演说中说：“不佞尝谓此事乃吾国数千年中莫大之举动，言其重要，直无异古者之废封建，开阡陌。造因如此，结果如何，非吾辈浅学微识者所敢妄道。”

科举制才废除五年，曾以废除它而自豪的梁启超就后悔了，转而称赞“此法实我先民千年前一大发明”，说废除科举是因噎废食、大错特错的一件事。他甚至主张恢复科举：“吾故悍然曰：复科举便。”国学大师钱穆也认为废科举是件昏头大错事。公元1955年，他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中说：“直到晚清，西方人还知采用此制度弥缝他们政党选举之偏陷，而我们却对以往考试制度在历史上有过一千年以上根柢的，一口气吐弃了，不再重视，抑且不再留丝毫顾惜之余地。那直是一件可诧怪的事。”他还说：“清末人一意想变法，把此制度也连根拔去。民国以来，政府用人，便全无标准，人事奔竞，派系倾轧，结党营私，偏枯偏荣，种种病象，指不胜屈。不可不说我们把历史看轻了，认为以前一切要不得，才聚九州铸成大错。”最欣赏科举制度的，似乎是留居中国的英国人英格尔斯：“也许是他们（指中国）所创造出来的唯一值得保留的制度。”另一位观察家默德赫斯特评论科举制说：“该制度是真正值得赞赏和模仿的。”

自隋朝（公元606年）开始，经过整个唐朝的补充和完善，中国建立了一个在当时世界上最先进、最公平、最科学的人才选拔和任用制度，并以此影响着教育和整个社会。科举制度的创建是中华文明历史发展的产物，是平民社会向豪门社会争取平等权利的成功实践。隋唐科举的创新意义和价值，是可以与西方的汉穆拉比法典、英国的大宪章、欧洲文艺复兴比肩的伟大创造。

“科举政治”造就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独特的人格特点。他们把参与国家政治活动看作个人的使命和责任，并以“治国平天下”作为自己的崇高目标。从而逐渐形成了士阶层心忧天下、以天下为己任的历史使命感。中华民族得以延续的“秘密武器”之一，正是遴选人才的国家考试制度。古代贡院的匾额上往往写有“为国求贤”的字样，但这一“士大夫与君王共治天下”的时代却与科举制度一起消亡了。有学者认为，只有把旧制度的魂招回来，我们才知道我们的祖上并不是那么的落后，才知道我们的历史并不是那么一文不值，才知道我们也可以为人类新时代的制度建设做出相当贡献。

其实，一千三百年的科举制度几乎占据了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五分之三和中国五千年文明史的近三分之一的时间。据考证，在漫长的一千三百年的科举制度中，曾产生出七百多名状元，近十一万名进士，数百万名举人。隋唐以降，几乎每一位知识分子都与科举考试有着不解之缘，都有过科举生涯，从未参加过科举考试的是极少数。科举产生出了一大批善于治国安邦的名臣、名相和雄才大略的政治家，众多有杰出贡献的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学问家、教育家、科学家、外交家等等，通过科举而施展才华，都是中华民族的英才。

现在，我们要注意的关键是：公元1905年废除了科举以后，我们又举了什么？

美国学者吉尔伯特·罗兹曼在其主编的《中国的现代化》一书中指出：科举制在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居于中心的地位，是维系儒家意识形态和儒家价值体系的正统地位的根本手段。

公元1972年，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在一次对话中说：“现代英国的官吏制度，是仿照帝制中国的官吏制度而建立的。同罗马制相比较，中国的这种制度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约在二千年的时间里，或大或小它成了统一中国和巩固秩序的支柱。后来英国也仿效并确立了通过考试选拔任用行政官员的制度，今天已经广泛普及。”

日本专家伊藤正指出，废除科举制度后产生了这样的弊端：关系等因素成为能否录用为公务员和干部的关键。近几年偏重学历的做法似乎是回归科学，但是，现行的高等教育制度，破坏了机会均等的条件。另有学者指出，与废除科举对应的是提倡新学（即西方），并试图效法西方的民主政治和选举制度。在此后的洋务运动时代、民国时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时代，中国经历了效法日德、崇拜英美、学习苏联、全面开放等一系列重要的社会思潮和改革实践。

（本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