崩解概念（面临崩解的四大原由）

连日来，随着林昶佐和洪慈庸的相继退党，加上党籍民代高璐·以用的助理诈领绿能补助风波等事件，“时代力量”顿时面临着崩解之危机。这场看似由路线之争所引发的分崩离析，实则是由多方面因素所共同促成的。

原由一：奉行极端“”路线违背主流民意

“时代力量”是一个以“反中”、“抗中”起家，以制定“新宪”和保障“自决”为追求的、典型的“极独”政党。一直以来，“时代力量”都自认为这些主张和宣言是它横空出世和长足发展的法宝，殊不知，奉行极端“”路线，却使它与主流民意渐行渐远。奉行极端“”路线是“时代力量”衰落的根本原因。

首先，台湾在历史上和法理上都属于中国的一部分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不仅是岛内民众的基本认知，也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认知。“时代力量”要推翻这一共识，在政策上谋求“”的激进举措，无疑是逆历史潮流而动，必然会遭到台湾社会的唾弃。

其次，维持两岸和平发展的现状是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由此说明，台湾民众不但不希望这一现状被“”势力所改变，同时也反对会带来严重后果的“”方针和政策。倘若“时代力量”一味地向社会大众推销所谓的极端“”主张，并将狭隘的意识形态凌驾于社会整体利益之上，那么，其势必会进一步遭到民众疏远。

需要厘清的一个事实是，“时代力量”的产生不是因为它的“”路线获得了社会大众的认可，而是得益于它操弄政治意识形态，捕获和点燃岛内一部人的“仇中”的情绪，从而让它得以暂时被少数人接纳。

原由二：现有的选举制度不利于小党发展壮大

政治学家迪韦尔热早在上个世纪中叶就得出了有关选举制度的定律，即多数决易产生两党制，比例代表制易形成多党制。台湾的领导人选举采行的是相对多数决，民意代表的选举采取的是单一选区两票制，两种选举制度都有利于大党，而不利于小党。

领导人选举方面，政党只需要获得最大多数即可当选（不一定要过半），这会导致大党不必然要与其他政党结盟，因为它单靠自己就能赢得选举；相对地，小党的地位和作用就被弱化，在领导人选举中几无胜选可能。小党要使选票不成为废票，唯一的办法就是支持友党候选人。因此，历届台湾的领导人选举都是在国民党和民进党之间轮流坐庄。

民意代表选举方面，由于全台只有三十四席不分区，仅占所有席次的三分之一，加上百分之五的门槛，小党能够进入议会本就实属不易，而要想分得更多的席次，则是难上加难。即便是小党能够获得不分区的大多席位，其也不可能威胁到其他大党，更不可能成为议会的多数党。

上一次选举，在“时代力量”气势正旺的时候，其也仅斩获两席区域民代，以及三个不分区席次。“时代力量”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成绩，并不是制度和自身力量所赋予的，而是当时的“太阳花学运”、“洪仲丘事件”、民进党的礼让等所共同造就的。

当“时代力量”不再具有了“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后，选举制度对它的限制就会进一步凸显。

原由三：该党的选民结构与其他政党高度重叠

“时代力量”是一个意识形态特别鲜明的政党，与民进党同属泛绿。这种天然的属性，使得它几乎无法吸收到泛蓝的选票，因而它的生存跟绿营内部的政治生态息息相关。

“时代力量”的发展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期待蓝营尤其是国民党的衰落，这样绿营版图便会扩张，“时代力量”就能随之扩充自己的选民基础；二是与绿营大党民进党的合作，通过合作的方式，减少相互的内耗甚或厮杀，最大限度的争取胜选，这条路亦即“时代力量”的壮大将取决于民进党的施舍。

但问题是，去年的“九合一”选举，蓝绿版图已发生位移，目前的结构大致是蓝大于绿，加上“台湾民众党”的挤兑，绿营版图不但在逐渐缩小中，而且也是在不断被分割中。这种态势下，“时代力量”的支持者必定缩水。除此之外，民进党跟“时代力量”一样，也面临着缩水问题。同时，面对国民党和“台湾民众党”的汹汹来势，民进党已然是自身难保了，其很难再像上次那样在一些选区慷慨礼让“时代力量”。

民进党与“时代力量”之间的关系或已陷入“兄弟登山、各自努力”的境地。“各自努力”意味着“时代力量”必须要与民进党在价值和路线上作出区分甚至区隔。作出区分的代价可能就是不但会得不到大党的照顾，而且也会进一步限缩自身的社会基础；但不作区分，“时代力量”又将面临着民进党化或被其他政党取代的危机。不夸张的说，“大绿”与“小绿”之间的竞争甚或正面冲突会随着选举的白热化而变得更加凸显和激烈。这就是“时代力量”为什么会出现路线之争，又为什么会出现脱党民代的深层次原因。

原由四：运动型政党历史周期内在逻辑的限制

众所周知，“时代力量”脱胎于学生运动，因而“时代力量”的突然崛起，是个偶然，而非必然。“偶然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时代力量”本身难以摆脱“昙花一现”的匆匆宿命。体现在：

第一，“偶然性”决定了产生于学生运动的政党并非社会发展的必要性，这种政党的产生有且仅是呼应了该社会的一时之需，而无法在不断变动的社会环境中进行自我循环和更新；

第二，“偶然性”决定了政党与产生它的学生运动之间的连带性，即随着学生运动的兴起而壮大，随着学生运动的消退而衰落。所以，2016年的“大选”应该是“时代力量”的最大峰值，其后必然是一路下滑；

第三，“偶然性”决定了学生运动与政党的双重短期性。学生运动的肇始往往是由于某些政策的刺激以及政客对之的利用，一旦相关政策的争论落幕，学生运动也就会随之冷却。而以学生运动为基础的政党，在既没有政策支点，又没有群众激情的情势下，就会逐渐被民众遗忘。

周期律是“时代力量”与生俱来的印记，这就框限了其以后的发展轨迹只能是长期处于低潮，毕竟社会运动在任何一个地区都是间歇性的偶发事件，绝非常态。退一步说，纵然台湾往后再发生类似运动，还会不会轮到“时代力量”上场，恐怕都是一个大大的问号。

综上所述，“时代力量”要发展很难，要转型更难。或许，最终等待它的不是立即解散，就是持续泡沫化。从“时代力量”的事例也可以看出，凡是欲借着社会运动操弄“”的政党，到最后都必定是自取灭亡。（本文作者许川系东南大学台湾经济研究所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