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那些事儿之苏东坡(千年英雄苏东坡之六)

乌台诗狱定谳,苏轼责授检校尚书、水部员外郎充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令御史台差人转押黄州(今湖北黄冈)弟弟苏辙及驸马王诜皆遭谪贬,张方平、司马光、范镇等二十二人俱罚铜,下面我们就来说一说关于历史那些事儿之苏东坡?我们一起去了解并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吧!

历史那些事儿之苏东坡(千年英雄苏东坡之六)

历史那些事儿之苏东坡

乌台诗狱定谳,苏轼责授检校尚书、水部员外郎充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令御史台差人转押黄州(今湖北黄冈)。弟弟苏辙及驸马王诜皆遭谪贬,张方平、司马光、范镇等二十二人俱罚铜。

苏轼父子于元丰三年(1080年)二月初一,到达黄州当天,苏轼书《到黄州谢表》。

(一)君子固穷

《论语·卫灵公》记载,孔子绝粮于陈,子路质问孔子曰:“君子亦有穷乎?”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

贫穷像一位忠心耿耿的仆人样一直伴随着苏轼,不离不弃。他在给弟子秦观的《答秦太虚书》中写道:

因谪居黄州,不再领取官府俸禄,他量入为出,开始操心一家老少的口腹之忧,每个月初一取出四千五百钱,分为三十份,每份一百五十钱。挂在屋梁上,每天早上用长柄叉挑一份来用,如有节余,就放到竹筒中存起,用来招待客人。目前估计囊中的钱还可对付一年多的时间,到时候再另外筹划。除此以外,他心中百无挂碍。

苏轼的贫穷是上天的恩赐,并非始于谪居黄州。他在《次韵和王巩六首》其五自述:“若问我贫天所赋,不因迁谪始囊空”。

做密州太守的时候,他就因“斋厨索然,三餐不继”,经常沿着城墙根,佝腰弯背四处觅杞菊而食。堂堂密州市的市长,下班后不回家,一个人溜至城外,挖野菜回家充饥,真是把光景过成日月了!

来到黄州,一家二十多口嗷嗷待哺,失去俸禄,仅靠领取政府一点实物补给的苏轼感受到了生存的危机。

屋漏偏逢连夜雨,船迟又遇打头风。

他在《寒食帖》中写道:

春江欲入户,雨势来不已。

小屋如渔舟,蒙蒙水云里。

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

黄州还不是苏轼人生中最贫困的时候,他贬居惠州时曾无米下锅,要靠门生的救济,他在唱和陶渊明的诗句中写道:“

门生馈薪米,救我厨无烟。

米尽初不知,但怪饥鼠迁。

因为太少,米在不知觉中吃完,他怀疑是不是被老鼠吃了。

有时候,实在无米可食,捡起地上的落花当作果腹的食物,苏轼孜孜不倦的以他饔飧不继的饮食实践,丰富着中国人的饕餮盛宴。

元符二年(1099年),苏轼被贬海南,他当时“居无室,出无友”,加上儋耳(今海南儋州)米贵,他已有绝粮之忧,被迫与儿子苏过一起学习“辟谷法”渡饥荒。

所谓的“辟谷法”,就是早上起来引首东望,对着初生的太阳,嘴里汪出一洼金津玉液,分几口慢慢咽下,不但可以疗饥,还可以强身健体。他写下了案例、原理及操作步骤,准备与儿子苏过一起学习这种方法。

聪明如苏轼,他早于巴甫洛夫900多年做了条件反射实验。

巴甫洛夫用狗做实验:每给狗送食物以前先打开红灯、响起铃声。经过一段时间,只要红灯亮铃声响,狗嘴就开始分泌唾液。

苏轼的实验中,早上升起的太阳就是巴甫洛夫的红灯与摇铃,他与儿子苏过相当于巴甫洛夫实验中的狗。但狗比苏轼父子幸运,狗在红灯与摇铃后可以得到食物,而苏轼和儿子只能砸吧自己的津液。

即便如此,乐知天命的苏轼认为自己还不是天下最穷的人,还有比他更穷的马梦得。

苏轼说:“马梦得与仆同岁月生,少仆8日(1036年12月26日)。是岁生者,无富贵人,而仆与梦得为穷之冠,即吾二人而观之,单推梦得为首”。

饥饿没有让苏轼变得贪婪,他在《撷菜并引》中记述:“吾借王参军地种菜,不及半亩,而吾与过子终年饱饫,夜半饮醉,无以解酒,辄撷菜煮之。味含土膏,气饱风露,虽粱肉不能及也。人生须底物,而更贪耶?”

苏轼自己其实就是一部印钞机,只要愿意,他会金玉满堂,衣食无忧。

苏轼在杭州做通判时,有一个卖扇子的欠卖绫绢的二万钱未还,被诉至官府,苏轼叫来卖扇子的问他不还钱的原因,卖扇者说:连雨天寒,所制不售。

苏轼说:取所制扇来,我帮你卖。

苏轼在拿出二十把白团夹绢扇,在扇面上作行书、草书及枯木竹石,交给卖扇者说:拿出去卖了可还上所欠的绫绢钱。

卖扇者抱扇泣谢而出,刚出官府门,就有人拿1000钱要买一把扇子,二十把扇子顷刻间销售一空,没买到扇子的人懊恨不已,卖扇者尽偿所欠。

不但如此,苏轼的字画还是当时的硬通货,苏轼的朋友韩宗儒,生性好吃,每得苏轼一幅字,拿去能换羊肉十数斤。

一天,苏轼在翰林苑,制撰纷冗,韩宗儒写了数封信给苏轼,苏轼无暇回信,韩宗儒使人立庭下督索回信,急于得到苏轼回信好去换羊肉。苏轼笑着对韩宗儒派来的人说:传我的话,本官今天不杀羊!

王羲之以字换鹅,苏轼鬻字果腹当属人之常情,苏轼在黄州,每有燕集,醉墨淋漓,任人拾取,未曾因字得偿。

君子固穷,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

(二)灰心杜口

来黄州之前的苏轼喜欢热闹,如一日无客,则歉然若有疾。

早上起来,如无客至,必出而访客;其所交游之人,不择高低贵贱,均可与谈谐放荡,了无隔阂。逢口拙之人,讲个鬼故事苏轼也听得津津有味,如此人连鬼话都不会说,苏轼便说,姑妄言之,想说啥说啥。苏轼不耐寂寞也如此!

人在受到伤害时没有太多的感觉,伤害过后,往往会产生创伤后应激反应,会在记忆或梦中反复涌现与创伤有关的情境或内容,如惊弓之鸟。苏轼抵黄州初期,即出现创伤后应激反应。

苏轼元丰三年 (1080)二月到黄州,初寓居定惠院,同年五月移居临皋亭。

他在《与王定国书》中说:“某寓一僧舍,随僧蔬食,感恩念旧之外,灰心杜口,不曾看得人。所云出入,盖往村寺沐浴及寻溪傍谷,钓鱼采药以自愉娱耳”。

  他在《答李端叔书》中说:“得罪以来,深自闭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与渔樵杂处,往往为醉人所推骂,辄自喜渐不为人所识,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有书与之亦不答,自幸庶几免矣”。

苏轼从“一日无客,则歉然若有疾”,到“灰心杜口,不曾看得人”,甚至“自喜渐不为人所识”。

他避开人世喧嚣,只在漏断人静、杳无人迹的夜晚才一个人出去游走。他的《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记录了这一段行迹: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

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

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苏轼此词写尽了他初到黄州时的孤独、寂寞、冷。

(三)东坡居士

被苏轼称为“穷之冠”的马梦得来黄州看望苏轼,天下最穷的人,看到天下第二穷的人的穷,流下了眼泪。

初到黄州的苏轼,作《初到黄州》:

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

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

逐客不妨员外置,诗人例作水曹郎。

只惭无补丝毫事,尚费官家压酒囊。

苏轼在诗中自嘲:“自笑平生为口忙”,一方面因口舌机锋,招致祸端,另一方面因口腹之欲,为生计奔波。令苏轼没想到的是,到黄州后,他真要为口而忙了。

为官得禄,为民得田。苏轼为官失禄,在黄州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穷成一粒叮当响的铜豌豆。

北宋时期的黄州,是一座人烟稀少、偏僻落后的小城,下辖黄冈、麻城、黄陂三县,州的治所为黄冈县。苏轼称黄州为“陋邦”。

一百多年之后,南宋著名诗人陆游,到四川上任途中,经过黄州时,仍称“(黄)州最僻陋少事”,州衙主厅仅能容纳几个人。

比陆游更晚的南宋学者祝穆编撰的《方舆览胜》称“齐安(黄州别称)在江淮之间,最为穷僻”。

马梦得通过黄州知州,向知州讨得旧军营地数十亩,交予苏轼耕种,躬耕所得聊以果腹。苏轼将这块地命名为“东坡”

《东坡年谱》中说:“辛酉(1081年),先生年四十六,在黄州,寓居临皋亭。请故营地之东,名之以东坡”。

第二年,四十七的苏轼,就东坡筑雪堂,自号“东坡居士”。可以说,没有马梦得就没有苏东坡。行文至此,以下可将苏轼与苏东坡互用了。

苏东坡在《东坡八首并序》末尾,笑马梦得这位投资并长期持有苏轼公司股票的朋友:

马生本穷士,从我二十年。

日夜望我贵,求分买山钱。

我今反累生,借耕辍兹田。

刮毛龟背上,何时得成毡?

可怜马生痴,至今夸我贤。

众笑终不悔,施一当获千。

苏轼说:马生本来就不是有钱人,投长线卖我的股票已经持有了二十年,日夜盼着股票能涨,谁知不涨反跌。马生的投资就像在龟背上刮毛,什么时候才能刮够织一张毯子的毛呀!即使这样,马生仍坚信我是一只绩优股。别人笑话马生没有眼光投资失败,但他始终不后悔,如果能回报给他一块钱,他准会像得到一千块那样的高兴。

(四)唯香如故

《答李端叔书》是苏轼谪居黄州一年后写给李端叔的一封回信,信中说:

“轼少年时,读书作文,专为应举而已。既及进士第,贪得不已,又举制策,其实何所有。而其科号为直言极谏,故每纷然诵说古今,考论是非,以应其名耳,人苦不自知,既以此得,因以为实能之,故譊譊至今,坐此得罪几死,所谓齐虏以口舌得官,直可笑也。然世人遂以轼为欲立异同,则过矣。妄论利害,搀说得失,此正制科人习气。譬之候虫时鸟,自鸣自己,何足为损益。轼每怪时人待轼过重,而足下又复称说如此,愈非其实”。

这封信是苏轼出狱以来第一次向人敞开心扉表露心迹,言辞谨慎又颇诚恳。

他在信中说:自己读书作文,就是为了参加科举考试,得寸进尺又参加了制科考试,制科考试就是科举考试之外的加试,意在优中选优。既然自己是应制科“直言极谏”的要求,通过了制科考试,为了保持行为一致性,就继续应“直言极谏”之名,说古论今,考论是非。

苏轼与苏辙兄弟参加制科考试,相当于皇帝出的命题作文让考生回答,命题被称为“策问”,考生的答卷被称为“御试制科策”

皇帝命题作文涉及的面很广,例如:战争、吏治、教化、礼乐、税收等皇帝认为重要却没有得到解决或引起重视的问题。问完后还要说一句:“悉意以陈,勿悼后害”,意思是:畅所欲言,不要有所顾忌。

苏轼在御试制科策中指出,仁宗皇帝自认为勤于治国,他却认为仁宗不但没有做到“勤”,甚至连“勤”是什么都不知道;又说仁宗不懂御臣之术,被大臣牵着鼻子走;还说天下不是皇帝的天下,皇帝只不过是天下的主持人等等。

弟弟苏辙更是直言仁宗怠于政事,说仁宗虽然有忧惧之言,但是没有忧惧之诚,“无事则不忧,有事则大惧”;还说仁宗沉溺声色之乐,宫中贵姬数以千计,歌舞饮酒,欢乐失节。

堂堂大宋皇帝竟被他兄弟俩数落的一无是处。

仁宗先看到苏辙的策论,有大臣说应该黜落此人,但是仁宗皇帝说:“吾以直言求士,士以直言告我。今而黜之,天下其谓我何!”

苏轼兄弟不但没有因言获罪,还分别取得制科三等与四等。《宋史·苏轼传》记载:“自宋初以来,制策入三等,惟吴育与轼而已。

时间长了,苏轼自己也竟然相信他可以做到“直言极谏”,以至于譊譊至今,为此获罪入狱。就像西汉的刘敬,因口舌得官,因口舌获罪。

他说,世人误以为我是为了标新立异,我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参加过制科考试的人都这德性。

打个比方,就像虫鸟,季节到了就叫,过了季就不再叫,既不会给别人带来伤害,也不会给别人带来益处,是世人太过看重我苏轼的言论了!

他在信的后面说:“足下所见,皆故我,非今我也”。

犹如陶渊明在《归去来兮辞》所说:“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

苏轼自幼即具有强烈的独立意识,但是,独立意识转化为独立人格,应当说是从黄州贬居开始,即苏轼所谓“足下所见,皆故我,非今我也”。

苏轼独立人格的完善与形成,不是说他可遗世而独立,无所依附。这种依附,与其生活的环境与时代相关,例如苏轼对皇权的依附。

李端叔作为“苏门”的重要成员之一,其《卜算子·我住长江头》一词为后世所称道传诵:

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

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

此水几时休,此恨何时已。

只愿君心似我心,定不负相思意。

此词恰恰可以表达苏轼谪居黄州的心情与诉求,他对神宗皇帝没有失去信心,仍然期望有朝一日能够得到皇帝的信任与重用。

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年),苏轼寓居定惠院,看到附近小山有海棠一株,极为繁茂。

在黄州这样的鄙陋之乡,遇到只有在他的故乡蜀地才可一见的高贵的西蜀海棠,苏轼从海棠飞落黄州,想到自己贬居陋邦,物我相融,触景伤情,做《寓居定惠院之东杂花满山有海棠一株土人不知贵也》:

江城地瘴蕃草木,只有名花苦幽独。

嫣然一笑竹篱间,桃李漫山总粗俗。

也知造物有深意,故遣佳人在空谷。

自然富贵出天姿,不待金盘荐华屋。

朱唇得酒晕生脸,翠袖卷纱红映肉。

林深雾暗晓光迟,日暖风轻春睡足。

雨中有泪亦凄怆,月下无人更清淑。

先生食饱无一事,散步逍遥自扪腹。

不问人家与僧舍,拄杖敲门看修竹。

忽逢绝艳照衰朽,叹息无言揩病目。

陋邦何处得此花,无乃好事移西蜀?

寸根千里不易致,衔子飞来定鸿鹄。

天涯流落俱可念,为饮一樽歌此曲。

明朝酒醒还独来,雪落纷纷那忍触。

西蜀海棠从蜀地沦落黄州,苏轼不敢相信眼见的事实:“忽逢绝艳照衰朽,叹息无言揩病目”,确认无误后,遂发“陋邦何处得此花,无乃好事移西蜀?”之问。

表面问花,实则自问。

苏轼对于自己遭遇,至今如在梦中,不敢相信,伤心之深,由此可见。

清代学者纪晓岚评苏轼的海棠诗说:“纯以海棠自喻,风姿高秀,性象深微;后半尤烟波跌宕,作者此种真非东坡不能,东坡非一时兴到不能如此”。

中国宋代文学学会会长莫砺锋先生说,此诗所展现出的的寂寞深沉之感是东坡此前诗歌中从未出现过的。

此后,苏轼每年于海棠花开时,携友赏花,未曾一次爽约。

他在《记游定惠院》记述:“黄州定惠院东小山上,有海棠一株,特繁茂。每岁盛开,必携客置酒,已五醉其下矣。今年复与参寥禅师及二三子访焉,则园已易主。主虽市井人,然以予故,稍加培治。山上多老枳木,性瘦韧,筋脉呈露,如老人头颈。花白而圆,如大珠累累,香色皆不凡。此木不为人所喜,稍稍伐去,以予故,亦得不伐”。

苏轼成为海棠花的护花使者:“此木不为人所喜,稍稍伐去,以予故,亦得不伐”。

富贵绝艳如海棠,竟有人因不喜欢而遭伐,幸亏苏轼制止才得以生存。此情此景,与苏轼之遭遇何其相似乃尔!

苏轼被后世称为“天下第三行书”的《黄州寒食诗帖》:“

自我来黄州,已过三寒食。

年年欲惜春,春去不容惜。

今年又苦雨,两月秋萧瑟。

卧闻海棠花,泥污燕支雪。

暗中偷负去,夜半真有力,

何殊病少年,病起须已白。

在黄州蹉跎着岁月的苏轼与海棠两不相负,他知道即使海棠零落成泥,被碾作尘,唯香如故,不会改变。

海棠花期苦短,韶华易逝,晚恨迟开,早又飘零;苏轼卧闻海棠,不负花期,昔日少年,已须发皆白。

苏轼心中之苦无与言说,《东坡诗注》的作者赵次公在《和东坡定惠院海棠》诗中说苏轼:“把酒因浇垒块胸”。

元丰七年(1084年),谪居黄州五年的苏轼又写了一首海棠诗:

东风袅袅泛崇光,香雾空蒙月转廊。

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

苏轼深夜烛花,似古人秉烛夜游,光阴乃百代过客,转瞬而逝,不会对谁稍加怜惜,痛苦的苏轼发出阵阵哀鸣:“

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

也拟哭途穷,死灰吹不起。

痛苦背后,隐藏着苏轼的需求。

(五)东坡赤壁

苏轼初谪黄州,布衣芒蹻,出入阡陌,挟弹击水,与客娱乐。每数日必泛舟江上,听其所往;乘兴或越黄州郡界,经宿不返,令负责看管他的黄州太守大为头疼。

游历山水之余,东坡黄州五年,创作了大量的诗词文章,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讲,均达其创作高峰。

贬居黄州,东坡有大量的时间用于思考和交游,另一方面,经历乌台诗案后的反思与觉醒,还有处于人生低谷中寻求改变的冲动与欲望。

以上这些因素导致苏轼文章风格发生重大变化,有研究者认为,苏轼达则兼济,穷则独善;也有人认为,达则儒墨,穷则佛老;还有人认为,苏轼前期积极入世,后期崇佛向道,不一而足。

而苏轼本无刻意于释儒道,所发皆自内心,不用向外去找。

近代贺培新对苏轼《赤壁赋》的评语庶几近之:

“东坡天仙化人,其于文章驱使惟心,无不如志,最为流俗所慕爱。学者纷纷慕似,徒滋流弊,不知公文天马行空,绝支羁绊,固无轨辙之可寻也”。

苏轼此阶段的诗文,既有题咏海棠,借物移情,落花溅泪,感时伤春的自我怜惜;也有大江东去,惊涛拍岸,雄姿英发,羽扇纶巾的豪迈超脱;还有风月无边,取之无禁,用之不竭,喜乐自在的顿悟释怀。

元丰三年(1080年)六月,环庆经略使俞充、鄜延经略副使种谔相继上书神宗,建议乘西夏内乱,大举攻夏。宋发40万大军,五路出师,大举进攻西夏灵州(今宁夏灵武西南)等地区。灵州之战,宋五路大军无主帅,缺乏统一指挥,长途奔袭,粮饷不继,导致失败。西夏军以纵其深入、先疲后击方略,大败宋军。神宗皇帝中夜得报,起环榻行,彻旦不能寐。

灵武之役惨败,将神宗皇帝15年新政心血付与一旦。

第二天,宋神宗“早朝,对辅臣恸哭”,年轻皇帝 “奋然将雪数世之耻”的愿望遭到重击。

夏宋再度议和,西夏称臣纳贡,要求继续得到宋的“岁赐”。以索回夏故有疆土为藉口,骚扰、攻掠大宋边境。

同年,苏东坡游赤壁,作《念奴娇·赤壁怀古》,其词曰: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周瑜生活在群雄逐鹿的三国鼎立时期;苏轼生活的北宋,面对着辽国和西夏两个劲敌,成犄角之势。

苏轼对三国志有颇深研究,王安石因欧阳修修五代史而不修三国志,曾建议苏轼修三国,被苏轼婉拒。

历代评论东坡《念奴娇·赤壁怀古》,有人认为,东坡是以周郎自况。题为赤壁,心为已发,周郎是宾,东坡为主。

雄姿英发的周郎能够得到吴主孙权的信任与器重,羽扇纶巾,在谈笑间令樯橹灰飞烟灭;华发早生的东坡得不到朝廷的信任,雄心壮志,消磨殆尽,只能一樽酹江月,浩叹人生如梦。

苏轼在密州任上曾作《江城子·密州出猎》,已经明确表达了自己勇赴国难的信心与决心。

他在《与李公择书》中明确表示:“虽怀坎壈于时,遇事有可尊主泽民者,便忘躯为之,祸福得丧,付与造物”。

灵州之役惨败,主要原因是大宋缺乏像周郎这样“谈笑间”令敌“灰飞烟灭”的英雄,而苏轼欲报国却无门。

黄州之前,东坡每有得意之作,必书以送人。他于元丰五年(1082年)七月作《赤壁赋》,第二年,朋友傅尧俞(字钦之)写信求其近作,他才写了赠钦之,东坡此书收入三希堂法帖,作为乾隆御览之宝,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他在落款中题曰:“轼去岁作此赋,未尝轻出以示人,见者盖一二人而已。钦之有使至,求近文,遂亲书以寄。多难畏事,钦之爱我,必深藏之不出也。又有后赤壁赋,笔倦未能写,当俟后信,轼白”。

1083年,距离乌台诗案已有近四年之久,此时还“多难畏事”,叮嘱朋友“必深藏之不出”,苏轼一朝蛇咬,心有余悸。

《赤壁赋》苏子与客的对话,实际是东坡关于有限与无限、自由与平等人生问题的思想实验:

“客亦知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

东坡在黄州境况类似于现在的监视居住,待罪黄州,人身自由受到限制。

《避暑录话》记载:“东坡与数客饮江上,夜归,江面际天,风露浩然,有当其意,乃作歌辞,所谓‘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者,与客大歌数过而散。翌日,喧传子瞻夜作此辞,挂冠服江边,拿舟长啸去矣。郡守徐君猷闻之,惊且惧,以为州失罪人,急命驾往谒,则子瞻鼻鼾如雷,犹未兴也”。

东坡写了一首小诗,诗中有“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的句子,人们以为苏东坡跑路了,甚至神宗皇帝心里都犯嘀咕。急得黄州太守连夜去家找他,却发现东坡醉卧床榻,鼾声如雷。

卢梭说:“人是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自以为是其他一切的主人的人,反而比其他一切更是奴隶”。

黄州的东坡不自由。

东坡说:“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

黄州的东坡是自由的。

赤壁的思想实验,让东坡兴奋不已,他多次来这里寻找灵感,并每有所获。像后世王阳明龙场悟道一样,黄州赤壁成为苏轼觉悟的道场。

同年十月,东坡三游赤壁,作《后赤壁赋》:

  是岁十月之望,步自雪堂,将归于临皋。二客从予过黄泥之坂。霜露既降,木叶尽脱, 人影在地,仰见明月,顾而乐之,行歌相答......

于是携酒与鱼,复游于赤壁之下。江流有声,断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曾日月之几何,而江山不可复识矣。予乃摄衣而上,履巉岩,披蒙茸,踞虎豹,登虬龙,攀栖鹘之危巢,俯冯夷之幽宫。盖二客不能从焉。划然长啸,草木震动,山鸣谷应,风起水涌。予亦悄然而悲,肃然而恐,凛乎其不可留也……。

金圣叹读《后赤壁赋》说:“岂惟无鹤无道士,并无鱼,并无酒,并无客,并无赤壁,只有一片光明空阔”。

觉悟后的东坡,空明澄澈,了无挂碍。

还是1082年,十二月十九日东坡四十七岁生日这天,他四游赤壁,“置酒赤壁矶下,踞高峰,俯鹊巢……”。是日,为吹笛者李委作《李委吹笛并引》,诗曰:“山头孤鹤向南飞,载我南游到九嶷。下界何人也吹笛,可怜时复犯龟兹。”

无论是三游赤壁时“摄衣而上,履巉岩,披蒙茸,踞虎豹,登虬龙,攀栖鹘之危巢,俯冯夷之幽宫”,还是四游赤壁时“踞高峰,俯鹊巢……”,皆与他在《密州出猎》中“老夫聊发少年狂”所要发送的信息一样,是东坡用以消除皇帝“廉颇老矣,尚能饭否”的疑虑,表明他敏捷如猿,身强力壮,尚能为皇帝所用。

东坡在黄州,曾两次传出他死亡的消息。其中一次,东坡因眼疾,逾月不出。过客相传以为死。传至京城,神宗问蒲宗孟,宗孟奏曰:“日来外间似闻此语,亦未知的实。”此时神宗正要吃饭,叹息再三,曰:“才难。”缀饭而起,无心再吃。

有人告诉了在许昌的范景仁(范镇)说苏轼身亡,范景仁一点都未怀疑,举袂大恸。

苏东坡能够活着听到皇帝和朋友评题其死前身后,对他死亡表现出的难过、焦急样子,感觉特开心。

东坡在携友举觞游览赤壁的时候,神宗皇帝也没闲着。苏轼到黄州的当年,神宗就想起用他,王珪闻讯大惊失色,为阻止苏轼被起用,王珪与蔡确谋划撺掇神宗攻打西夏国发动灵州之役,起用一事因此搁置不仪。

《行营杂录》记载: 一天,神宗和身边近臣谈论古今人才,神宗问:“苏轼可与哪位古人相近?”

近臣回答:“颇似李白。”

神宗说:“不然,李白有像苏轼样的才气,却没有苏学的深厚广博”。

神宗好像感觉到了什么,不再优柔寡断,拖延时日。

神宗不再与执政大臣商量,元丰七年(1084年)正月一天,他忽然以手札昭告:“苏轼黜居思咎,阅岁滋深;人才实难,不忍终弃”。

诏令苏轼特授汝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

神宗这一安排,未撤消原来的处分,只是量移京城附近州郡。表面看不是重新起用,以堵王珪等人之口。

但是,皇帝手诏量移逐臣,非同寻常,神宗将其眷顾苏轼的意思昭告天下,为起用苏轼做好了准备。

东坡作《谢量移汝州表》。量移,是指官吏因罪远谪,遇赦酌情调迁近处任职。谢表呈至神宗,神宗顾谓左右侍臣说:“苏轼真是奇才!”

还是有人从谢表中挑了毛病:“看苏轼谢表,有怨气充斥其中。”

神宗愕然道:“此话怎讲?”

其人道:“兄弟并列于贤科,与惊魂未定,梦游缧绁之中”,苏轼是在辩解制科御试时,应皇帝“直言极谏”之命,才畅所欲言,不应当为此冒犯承担罪责。

神宗听后半晌才缓缓说:“我已经深切感受到苏轼的一片衷心,他没那么多花花肠子!”

(未完待续,下期内容:“千年英雄”苏东坡之七:登州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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