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和论语（诗经与子夏传经）

关于《诗经》与“子夏传经”的几点拙见

——在“子夏与古代经学”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文/ 雷建学

众所周知，《诗经》是中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真实记录和反映了周王朝约五、六百年间，由盛及衰的社会生活状态。

纵观古今中外之文学经典，堪与《诗经》媲美者寡矣。她既涵盖有先祖创业的颂歌，祭祀神鬼的乐章；也有权贵之间的宴饮交集，劳逸不均的怨愤；更有反映劳动、狩猎、思恋、婚姻、民俗、战争及自然生态等方面的动人篇章。

据初步梳理，该《诗》产生地域以黄河流域为中心，大体分布在今陕西、甘肃、山西、山东、河北、河南、安徽、湖北等省份，为后世永久留存下立体的、具象的历史篇章，是一部丰富生动的上古时代百科全书。

一、周王朝的“乌托邦”意象

西周时代，国家治理较之殷商后期更加温和，重礼乐、事农桑、弱征战、免赋贡，人民安居乐业、自得其所，王室一统、地分九州，理想中的“乌托邦”社会初步形成。其时，无论贵族商贾或者平民布衣，对精神层面的享受均有着与日俱增的巨大需求。《诗经》的出现则是时代进步的必然产物，反过来又促进了社会文明的进程。

周王朝是中国历史上统治时间最为长久的朝代，农耕文明的诞生明显抻动着社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肆意勾勒出一幅幅田园牧歌和市井繁华的大美画卷。宫廷管理体系在贵族领导者特具的浪漫主义情怀支配下，专门设有理想的采诗制度。《汉书·食货志》中，东汉著名史学家、辞赋家与经学理论家班固，曾对此进行过较为诗意的描绘：孟春即农历春节刚刚过去，就有叫做“行人”的采诗官，手持木铎在巷陌路途巡游，广泛采集民间随口而唱、发自心声的歌谣，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歌，然后献之典乐太师（负责音乐的官员）比其音律而闻于天子，故曰：“王者不窥牖户而知天下。”即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

《春秋公羊传》认为，采诗之官有特殊的选拔标准：五六十岁且无子女者，不分男女，官衣食之，使之民间求诗。由政府供给衣食，人尽其用、老有所养，故采诗制度又显得温情脉脉，颇有人情味道。由此看来，尹吉甫采诗、孔子修订的既有概念就显得虚无牵强而有了商榷的必要。

我们今天熟知的“五柳先生”陶潜令（东晋末年），在表现对现实生活强烈不满的同时，以“先世避秦乱”为切入点，运笔挥就传世名篇《桃花源记》，倒完全可以理解为“盛世图景”的绝美翻版。毫不夸张地讲，此处令人人向往的秘境“桃源”，即可完全视为《诗经》所处年代的不二“注脚”。

二、不可替代的社会功能

《诗经》现存305篇，分《风》、《雅》、《颂》三部分。其中，《风》部有160篇，土风、风谣，是《诗经》的核心部分，称作“十五国风”；《雅》部共105篇，为周王畿内乐调，多为贵族祭祀颂德、祈丰年所作；《颂》部共有40篇，“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如《周颂·维清》是祭祀与颂扬文王的乐歌。

今人可以看到的现象是，《诗经》以其无与伦比的社会功能，在时间与王朝的更迭吞吐下，不但没能被逐渐削弱乃至湮灭，却于西汉初期以汉武帝刘彻强力推动“罢黜百家，表章六经”运动为标志，得到不断完善与进化而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正统和主流思想，所谓的“诗三百”因较为全面系统的社会功能，绵延不绝、薪火相承。

（一）《诗经》作为研习礼乐、诵诗兴学的教本，创立了中国诗歌史上的新体式和韵律美学——四言体。换句话说，中国诗歌和社会学教育的萌芽，始于《诗经》时代；（二）作为宴享、祭祀、婚嫁时的仪礼歌辞，在“克己复礼”理念与外来文化侵袭绞杀的较量之下，依然得到广泛认可和继承；（三）在外交场合或言谈应对时作为称引的工具，即“赋诗言志”耳。尽管，曾经屡屡被纵横捭阖的策士“阉割”运用，却也始终未伤大体；（四）宣扬和推行修身养性、治国经邦的纲目主张，与多门儒家经典学说如出一辙；（五）全方位、多角度记录从西周到春秋时代的历史发展与现实状况，无可否认地有着足以置信的史实；（六）以祭祀歌颂形式虔诚祈祷，反映人们敬天畏命的朴素哲学情感，是宝贵的民俗材料大全；（七）礼乐文化是周文化的鲜明时代特征之一，礼包涵融汇着王朝的思想与制度，乐则具有较强的教化功能，字里行间无不充斥着神奇的周礼“密码”。

三、子夏西河传经的合理性

截至目前，我国史学界与学术界，对於子夏传经的史实多无疑义。那么，能否确认子夏传经之地，或者说《诗经》源头，就像无尽的宝藏那样，始终默默地藏匿在我们脚下这篇热土之上呢？

据地方史志记载，公元前21世纪，夏启封支子于莘（今合阳），称“有莘国”；西周时，有莘国改属畿内地；公元前770年，韩、赵、魏三分晋室，莘地属魏“西河之地”；魏文侯十七年（前429年），于黄河西岸合水（亦称洽水）北岸筑城，取名“郃阳城”，西河之地始称郃阳；秦惠文八年（前330年）魏献西河之地于秦，秦置郃阳邑，故治在今陕西合阳县洽川镇莘里村，素有“”陕北锁钥、秦晋之交”的美誉。

古往今来，莘地不仅自然风光旖旎秀丽，历史文化积厚流光，自古以来又多为帝都出行诸侯封地或征伐他国之官道要衢，可谓：山有帝王之威仪（武帝山为“奕奕梁山”西峰——《诗·大雅·韩奕》），水有神瀵之奇妙（水由地下喷涌漫溢,名曰神瀵——《列子·汤问》）。四千多年前，黄帝曾孙、“三皇五帝”之一的“尧父”（高辛氏）帝喾就在此活动并葬眠斯地；烹饪始祖、汤药之父、商元圣伊尹耕于有莘之野（孟子语）；佛教禅宗始祖达摩远道弘法光济寺；禹母、汤妃、太任、太姒共四位以贤德端淑而名的伟大女性皆出于此；子夏在孔子辞逝后，因洁身自好、曲高和寡、谨慎交友等诸多原因，“远居西河教授，为魏文侯师”，为孔门弟子中由儒学礼治思想向法家政术思想过渡的关键人物；唐·司马贞《史记索隐》曰：“今同州河西县有子夏石室学堂在也。”传说中的“文章台”“子夏洞”及“西河学府”，就在莘里村东北有石室桃花遗址，从学者累计达三百余众，李悝、吴起、商鞅，田子方、段干木、谷梁赤、禽滑厘等以政事闻名的风云人物俱出门下，荀子、李斯、韩非也为其隔二隔三的弟子；“徐水出梁山，东南经子夏陵北，东入黄河”，“子夏陵”即位于原知堡乡大元头村南山岗，岿然静守两千余个春秋（《史记》《同州府志》与《水经注》分别有记）；另外，上锣鼓、跳戏、面花及提线木偶等上古遗存至今的传统民间艺术，灿若星河、纷繁异呈，悉数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据当地文化学者考证，现存《诗经》版本约有30首左右，相合于古代合阳的风物人文、自然风光，限于篇幅与时间等因素，暂疏录《关雎》《大明》两篇赖以佐证：

《关雎》出自《国风·周南》，既是《诗经》的开篇之作，又为十五国风首篇，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极其特殊的重要地位，其语言特色被当做研究古代汉语概貌的最重要资料而备受青睐，譬如“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仅16字的描写自成段落，周王室贵族青年姬昌游历至“大邦”有莘腹地，远望黄河中心的茫茫沙洲，和风煦煦、荇菜遍野，一对对苇莺追逐嬉戏、雌雄和鸣。他非常倾慕娴静淑雅的太姒姑娘，想象着有一日对方能成为与自己如影随形的妻子。其中，重点厘清两个词汇的渊源含义，即可较为准确地把握原文前两句所包含的超量信息。首先，雎鸠应是一种叫做苇莺（当地俗称苇呱呱或咕咕鸟）的水鸟，背羽棕褐、眉纹淡黄、下体淡白，胸部有隐性灰褐纵纹，具“生有定偶尔不相乱”的习性，而非多种注解本提到的“王雎”，亦非雁非鹗非凶禽。每逢暮春、初夏时节，处于求偶状态的苇莺鸟们，多习惯于结对觅食、雌雄和鸣，时常发出与“关关”音阶极为相似的“咕咕”“呱呱”“嘎嘎”叫声表达情感。其次，后一句话中，“逑”字成为破译“好”字读音的关键，“好”字的正确读音应该是第三声hǎo，若读成第四声时即为动词“喜爱”的意思，而“君子好逑”与“在河之洲”便违背了诗歌原旨的对仗要求。尤其要说明的是，“逑”字在现代汉语中已很难觅其踪迹，而本地徐水以北的方言中，却依然将“媳妇”与“对象”称作“逑子”，尽管读音被演化为“囚”而古意却始终未有改变，并且其自身具备的唯一性和实用性，几乎毋庸置疑地印证了一个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的“假说”——《关雎》，是古代合阳劳动人民的“原创”诗篇。

《大明》篇与《关雎》不同，她是一首由王室贵族创作的具有史诗性质的叙事诗歌，生动地记载了文王迎娶女太姒的盛况及武王灭商的辉煌历史，其中有言：“文王初载，天作之合。在洽之阳，在渭之涘。”西汉《毛诗故训传》曰：“洽，水也；渭，水也；莘，太姒国也。”东汉郑玄说：“太姒之家，在洽之阳，在渭之涣。”北魏郦道元《水经注》：“郃阳，即此城也，故有莘邑矣，为太姒之国。”唐·陆德明《毛诗义》：“洽，冯翊有郃阳县，在郃水之阳。”朱熹《诗集传》云：“洽，水名，本在今同州郃阳夏阳县。”想必，有如此精确直白的注解作支撑，也注定会是完全经得起推敲和质疑的“真题”之一。

综前赘述，古莘合阳乃孕夏、育商、生周、修诗、播道之地。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诗经》源头在此！“中华爱情诗的源头”在此！“子夏传经”之地亦应在此！“诗经合阳”的文化品牌定位名副其实，受之无愧！

【作者简介】雷建学，合阳县文联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