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人之生不因人气更禀精于天意思（圣人之所以为圣）

圣人之所以为圣，只是其心纯乎天理，而无人欲之杂

王阳明说：“人皆可以为尧舜。”这在十五、十六世纪初的中国，似乎有点振聋发聩。其实，他明弘治二年（公元1489年），自南昌回余姚，舟至广信（今江西上饶），谒大儒娄谅，在说到宋儒格物之学时，娄氏就说过：“圣人必可学而至”；因此，王阳明直接以尧舜指代圣人，只是更加具体化了而已。

不过，读书细心的人，会发现王阳明心里的“圣人”，与古儒口中的圣人并不完全相同。而且，和我们现在俗常理解的圣人也有差别。

一次在老家，学生蔡宗兖问王阳明：“圣人可学而至，然伯夷、伊尹于孔子才力终不同，其同谓之圣者安在？”

王阳明的回答是：“圣人之所以为圣，只是其心纯乎天理而无人欲之杂。犹精金之所以为精，但以其成色足而无铜、铅之杂也。人到纯乎天理方是圣，金到足色方是精。然圣人之才力，亦有大小不同，犹金之分两有轻重。尧、舜犹万镒，文王、孔子犹九千镒，禹、汤、武王犹七八千镒，伯夷、伊尹犹四五千镒。才力不同，而纯乎天理则同，皆可谓之圣人。”

圣人犹如金子，看成色不看分两（重量）。成色足，不杂铜、铅的是精金，一两是精金，万镒（二十四两为一镒）也是精金；纯乎天理不杂人欲的是圣人，不关乎知识多少、能力大小；知识多、能力大的是圣人，知识少、能力小的也是圣人。

王阳明接着说：“所以为圣者，在纯乎天理，而不在才力也。故虽凡人，而肯为学，使此心纯乎天理，则亦可为圣人。犹一两之金，比之万镒，分两虽悬绝，而其到足色处，可以无愧。故曰‘人皆可以为尧舜’者以此。”

其实，王阳明的哲学，只有价值理性，没有工具理性。这似乎也是他重“质”不重“量”的一个特点。

只是王阳明在强调个体人的修练难易程度时，也会考虑到先天“成色”的差异，对最后成圣之快慢，甚至能否成圣，会有影响；但“质”仍然是根本性、方向性的。

譬如，他说：“学者学圣人，不过是去人欲而存天理耳。犹炼金而求其足色，金之成色所争（差别）不多，则锻炼之工省而功易成。成色愈下则锻炼愈难。人之气质清浊粹驳，有中人以上、中人以下；其于道有生知安行、学知利行。其下者必须人一己百、人十己千，及其成功则一。后世不知作圣之本是纯乎天理，欲专去知识才能上求圣人，以为圣人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我须是将圣人许多知识才能逐一理会始得。故不务去天理上着功夫，徒弊精竭力，从册子上钻研，名物上考索，形迹上比拟，知识愈广而人欲愈滋，才力愈多而天理愈蔽。正如见人有万镒精金，不务锻炼成色，求无愧于彼之精纯，而乃妄希分两，务同彼之万镒，锡、铅、铜、铁杂然而投，分两愈增而成色愈下。既其梢末，无复有金矣。”（以上见于《传习录》上卷）

不得不提醒注意的是，上段引文中，细读还延展出王阳明的另外两个观点：一、圣人并非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二、只守本本、教条容易去圣愈远，乃至知识越多越反动。在王阳明的心里，天理，也只有天理，才是判定是否圣人的标志和识金石。

如果是熟谙中国传统文化的人，一定知道，中国古代所谓“圣人”，必须是道德高尚、通达事理的人。而且，在通达事理这个层面，“圣人”几乎和“先知”就是一个意思。

圣字繁体作“聖”。甲骨文圣字就有“耳”有“口”，“乃以耳形著于人首部位强调耳之功用；从口者，口有言咏，耳得感知者为声；以耳知声则为听；耳具敏锐之听闻之功效是为圣。聲、聽、聖三字同源，其始本为一字，后世分化其形音义乃有别，然典籍中此三字亦互相通用。（甲骨文圣）之会意为聖，既言其听觉功能之精通，又谓其效果之明确。故其引伸义亦训通、训明、训贤，乃至以精通者为圣。”（见《甲骨文字典》）

人之耳目，是感受外界事物的功能器官。通情达理的人，才能臻于高尚之道德。如果说圣人而才力不逮，恐怕是不太可能的。但王阳明倡言“人皆可以为尧舜”，有另外的意义在，这也是应该值得我们琢磨的事情。

（本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