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农村插队真实故事（插队往事下）

我喜欢交游，在沁县插队三年，在知青中结识了一些朋友。

卢叔宁是北京师大一附中66届高中生，在校期间并不认识。他在漳源公社李家沟插队，距长胜村约30里。我借老乡的自行车，到李家沟拜访，和他相识，感觉他比我读书多，想得深，很愿意和他交流。

1970年庐山会议后，传出一些小道消息。于是，我、文重萍、杨小平和卢叔宁，相约到漫水后泉知青点聚会。那天晚上，大家围绕陈伯达，各抒己见。有人说，陈是小资产阶级的代表，卢叔宁当场反驳。并预言，下一次斗争就到了军内。我没敢想，他指的是林彪。当地消息闭塞，卢叔宁不会有更多的信息来源。高层批陈整风，黄、吴、叶、李、邱作检讨，卢叔宁不可能知道。他靠对国情的直觉观察，做出自己的判断。数月后，发生“913事件”，我恍然大悟，时局变化竟被卢叔宁言中。于是，请卢叔宁到段柳杨小平住处，和赵国楠、文重萍等再次聚会。卢叔宁带来了秘不示人的日记，给我们念了几段。我们才知道他对林彪早有系统的反思。他认为，国家重蹈了斯大林晚年的覆辙。犀利的言辞，让大家振聋发聩。

卢叔宁是师大附中的高才生，数学竞赛得过奖，文章登过报。文革初父亲不堪凌辱弃世，家庭悲剧推动他独立思考，质疑主流宣传。插队后，他尽可能寻找各种中外著作阅读，尤其喜欢鲁迅。他说鲁迅是他平生唯一敬重的人。我曾和他有过一次失败的南国之行。当时我还没有读过多少鲁迅的书，他讲起鲁迅来如数家珍。印象较深的是他把鲁迅和郭沫若作了比较，对前者怀着真诚的敬意，对后者却剖析得入木三分。当时的宣传，鲁迅被抬得很高，按政治需要进行了改造。卢叔宁系统地读过鲁迅的原著，鲁迅在他心目中，鲁迅的人格是独立的，是批判性的启蒙思想家。他冒着风险，坚持撰写日记。母亲和哥哥担心文祸，恳求他烧掉。他毁掉少部，大部分保存下来。1998年，中国文联出版社组织一套丛书，向我约稿，我提交了自述《精神的流浪》，同时建议，出版卢书宁插队期间的日记。出版社以《劫灰残编》为书名，让卢叔宁的部分日记面世，引起学界关注。印红标的专著《失踪者的足迹》，辟有论述卢叔宁的专节；钱理群的专著《爝火不熄》，洋洋洒洒写了三万字，评述卢叔宁独立思考的价值。

文联出版社的丛书要求每册篇幅十万字左右，没有把卢叔宁保存的思想精华全编进去。其实，他在沁县广播站工作期间，还写过不少东西，长诗《清江河的传说》，剑指闭关锁国，倡导对外开放。长诗《我们生得并不晚》，被反复转抄，在一代青年中不胫而走。

卢叔宁丁东文重萍在深圳相聚

1977年冬，卢叔宁参加高考，分数很高，但那年并非分数面前平等录取，66、67届高中毕业的高分考生，多被挤到师范院校，卢叔宁被录取到晋东南师专，毕业后分回沁县中学教书。这时知青大多已经离沁，周围失去了思想碰撞的氛围。至暗年代，独立的智者可能达到先知先觉，思想解放的大潮开启后，偏居一隅很难再领风骚。1980年代后期，文重萍介绍他到深圳教书。他退休以后，我建议他撰写回忆录，他写成了《苦难、不屈与求索》出版，约三十万言。我应邀作序，称他是思想史上的幸存者。

魏光奇是北京外语附中66届初中毕业生，也以好学深思见长。他在漫水公社后泉插队，距长胜村50里。同村还有杨志栓、朱东力等喜欢思考问题。我和魏光奇相识后，纵论国是，诗词唱和。回北京探亲，又认识了杨志栓正在热恋的黄以平。黄以平毕业于北京101中，父亲是地理学泰斗黄秉维，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黄以平人缘好，各路民间精英都愿意和她来往，家里就成了北京有名的沙龙。在这个沙龙里，发生过一些产生深远影响的辩论。张木生在这里发表了改变农村体制，否定人民公社的主张。我读到摘要，大开眼界。

魏光奇后来到长治东风钢铁厂当会计。1978年以同等学力报考首届研究生。我当时刚刚考上山西大学历史系，和任茂棠老师比较熟，向他转达了魏光奇投考的愿望，任老师对没有读过高中和大学的自学者不怀偏见，让他写了一篇文章，看后认为思索能力不错。和他见了面，用几个小时给他梳理了中国近代史的知识体系。结果，魏光奇初试复试都是第一名，录取水到渠成，和我在山西大学历史系相聚。不过他是78级中国近代史研究生，我是77级本科生。读书期间，在沁县插队的知青赵国楠考上中文系，俞瑚考上历史系，李琨、席小红考上外语系，几个师大一附中同学，又成了山西大学同学。

1972年年底，我回长胜村办调动手续。巧遇李银河。沁县是她父亲的老家。她在内蒙下乡三年，转到沁县乔村插队。李银河和我是北京第一实验小学校友，我比她高一届，在校期间并不相识。

她听说文重萍收藏了不少文学名著，从乔村专程来借书，我和她由此相识。不久，我和文重萍在北京，到李银河家，欣赏她家收藏的世界名画集。

李银河后来上了山西大学历史系，1977年毕业，到《光明日报》当编辑，1978年又调进国务院政研室。《中国青年》杂志复刊，向她和林春约稿，她们合写了《要大大发扬民主，大大加强法制》，轰动一时。从此她的名字进入公众视野。她说：“在这个工作岗位上容易使人产生使命感，觉得自己的所作所为与国家的命运和人民的福祉沾上了边。其实，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自我夸大。我们所做的只是权力的喉舌，是权力之手握着的笔，我们与权力的关系跟普通百姓没有区别。”“并不是那篇文章有什么特别深奥杰出之处，而是因为当时的中国正好需要民主和法制这两个东西。我们只不过是时代和政治的代言人而已。”1979年，她参加理论务虚会。后来和王小波结婚，到美国读博士。1988年，李银河留学归来，选择性社会学持续探索，成为这个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学者。中国的社会转型中，性别问题很敏感。李银河进入早，著译多，不时与大众传媒互动，十分引人注目。她的言论，直面伦理层面的争议，不时发出对现行涉性法律的反思，前卫立场、理性精神、行动能力相统一。在同性恋问题、淫秽品问题、卖淫问题、聚众淫乱问题、自愿年龄线问题，她都提出独立的见解。过去很长时间，社会不分公域和私域，生理、心理问题被当成道德问题对待，道德问题被当成法律问题对待，李银河从基本人权出发，廓清界限，为性少数派的权利声辩。她的著述，产生广泛影响。某些性少数派的当事人，因而免受不必要的伤害，或者减轻了伤害。以至司法领域的某些调整，也与此相关。

李银河为重庆出版社主编《知识分子丛书》。邀我自选了一本《永远的质疑》，2013年在重庆出版社面世。拿到样书，我不禁联想起1980年代的丛书热。当时，引领风骚者首推《走向未来丛书》，李银河就是编委和作者之一。知识分子通过编辑出版丛书，引领风骚，传播新的思想观念，推动文化转型，社会进步，为民族中兴添柴加薪，已成昨日记忆。

在长胜村插队的同学，爱好文学，尝试创作的有好几位。我写诗，李丹妮写散文，韩旺辰写小说，王国全是多面手，小说、诗歌、剧本全面开花。他创作的叙事诗《格尔丹的传说》、抒情诗《大江三部曲》，都让我眼睛一亮。文重萍订了一个长篇小说创作计划，为此搜集了不少中外名著。我们曾经互相切磋，一度成立长胜知青文学小组，取笔名常青文。

我们的文学活动，得到县里的重视。1971年冬，沁县召开文艺创作会议，邀我和白锡喜等知青参加。接着召开图书审查会，又邀我和杨志栓参加。那年中央开了一次出版工作会议，要求各地用三结合的方式，审查文革前的出版物，解放一批文革前的旧作。指定沁县审查的是两本书，一本是散文集《故乡散记》，一本是小说《地下小学》。县里干部牵头，吸收工农兵各界人士十几个人，聚在县招待所，开始审书。县图书馆找不到《故乡散记》，只好先审《地下小学》。作者段杏绵是马烽夫人。写的是抗日战争时期儿童团员的故事。书只有十几万字。大家一边念，一边评议。有一位人武部的与会者，认为这段美化了日本兵，那段丑化了革命群众，我和杨志栓与他唇枪舌战，极力说明这本小说应当解放。一些来自工厂、农村的与会者，见我们振振有词，也有所附合。最后形成结论，这本书主流是好的，可以解放。后来，听说沁县审书的结果受到上级表彰，说有政策水平。而另一些县，因为大批判精神占上风，把没什么问题的书也枪毙了。

我当时并不认识段杏锦老师，后来和邢小群结婚，才知道她父母和段杏锦是老同事。1992年，儿子按知青政策转回北京上中学，小群想就近照顾，但调动工作很难。1993年，中国作协创办《环球企业家》杂志，唐达成向主编冯立三推荐邢小群参加编辑工作，开始定不下来，段杏锦给张锲打了一个电话，让小群以借调的方式进京工作，改变了我们家庭的生活轨迹。

文学是苦闷的的象征。随着插队的持续，一些知青开始寻找脱离农村的出路，飞鸟各投林。我当时写诗有一部分是抒发真实思想感情，私下交流，求其友声。一部分是顺应时风，争取在报刊发表。当时担任沁县革委会通讯组组长的郭同德给了我很大的鼓励和帮助。他和《山西日报》有业务联系，把我的诗推荐给相关编辑，一首很快见报。我又写了一些，订了一本，存在郭同德处，请他继续推荐。没有想到，这竟成为我结束插队的契机。

原来，省委书记曹中南提议，在大学选拔工农兵学员之前，省委调研室从全省挑选十名北京知青试用。调研室主任吴象派员分三路考察。其中一路来到沁县。我当时在北京探亲沁县，郭同德向他们介绍我的写作能力，还把我存在他处的稿子提交给调研室考虑。我不在场，最后竟然被调研室选中。

调研室九知青合影，后排中王川，前排左丁东

当时知青想招生上学，离开农村，关系因素已经发酵。我父亲去世，母亲是北京一所中学的普通职员，可谓无权无势，没有任何关系可以依靠。1972年春节过后，我回到沁县，惊喜地收到通知，让我到省委调研室报到。这真像从天上掉下来一个馅饼。当时，沁县和我一起入选的还有王川。他在插队期间已经入党。我们到调研室试用一年后转正，成为国家干部。郭同德先生60几岁就因癌症去。我永远忘不了他的推荐，改变了我的命运。吴象领导调研室，秉公办事，量才用人，我终生难忘。

1972年3月，我和杨小平乘同一辆班车，离开沁县。我到太原报到，他被北京师范学院录取。文重平两年后被山西财经学院录取，和我又在太原相逢。小小的三人长征队，先后结束了知青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