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农挖出金子上交博物馆事件（陕西农民挖出4具骸骨）

1976年，陕西省宁陕县东江口镇。

镇上在兴建一排平房，很多的农民都在那干活，活虽然比较累，但是大家偶尔开几句玩笑，引来一片笑声。

图 | 工地工作老照片

就在大家专注干活的时候，有一名农民挥舞着锄头，时不时停下来用衣服擦下额头上的汗水，然后又继续干。就在他锄地的时候，地下突然出现了一样东西。

在看到那个东西的那一刻，他有些愣住了，用锄头拨开旁边的土，那个东西露出了更多的面貌时，那位农民大伯突然惊叫一声，然后跌坐在地上。

身边的工友纷纷询问“怎么了？”“出什么事了？”边说的时候边走过来，可那位农民大伯坐在地上，脸色都有些发白，一时竟说不出话来。

等到大家聚在他身边的时候，看到土里的那一幕，都有些惊呆了，甚至一些胆子小的直接走开，不敢再看了。

那土里出现的是人的骸骨！

在那民风淳朴的时代，别说出现人的骨头了，就是出现小偷小摸也是比较少的，大家乡里乡亲的，相处也是蛮和谐的。可是现在在他们面前，却出现了人的骨头！

这如何不让他们惊讶，再说了，大家都是本地人，心里都知道，这个位置根本不是坟地，没人会把死人埋在这啊！另外，人的骨头是直接出现的，都没有棺材啥的，那就很可能是凶杀！

出了这样的事，谁还有心思干活呢？早已有村干部去叫公安来了，毕竟这不是一件小事。等公安到达现场后，消息早就传开了，工地旁边围了一大群人。

图 | 公安

公安一边让百姓疏散，一边设置隔离带，又组织人员开挖。在几位农民的帮助下，在那一具骸骨的周围，又挖出了一些骸骨，经过整理，总共有4具骸骨！

不仅是在场的农民，就连公安也感到惊讶。平时就算是发现了一具骸骨，也足以引起轰动了，现在出现了四具，更是前所未闻。

按照正常的断案逻辑，这很可能是一场凶杀案，可是公安查找了资料，也没发现哪家、哪个村子一下有四个失踪人口啊！另外根据法医检测，这四具骸骨应该被埋了二十年以上了，这更是让公安无从查起。

因为这个案子线索太少，加上技术手段有限，无法进一步深入探查，案子也就被搁置下来了，成为了一桩迷案。

一开始的时候，这件事情在当地引起了巨大的轰动，百姓都在议论这件事。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大家也就慢慢把这件事忘在脑后了。

时隔8年之后，东江口镇又来了一帮人，这帮人就是前来调查这件事的。他们的到来让老百姓又开始谈论起了多年前的那桩案子，但让百姓感到震惊的是，这些人竟然是中央派来调查的！

为什么一桩这样的案子会惊动中央呢？又为何过了8年后，中央派人前来调查呢？这根本不符合常理啊，中央不仅知道了，还派人来了。

经过中央的一番调查之后，解开了这桩迷案，也知晓了这四个人的真实身份，当真相公之于众的时候，百姓都流下了眼泪。

这四个人，其中三个是1946年中原解放军派往西安的和谈代表，分别是干部旅旅长张文津、旅政治部主任吴祖贻、中原军区干部毛楚雄，另外一个是给他们带路的向导。

那么，这三位烈士是什么人呢？我们先来简单介绍一下他们吧！

（一）三烈士

张文津，湖北钟祥人，1904年出生。在青年时期，他就立下了宏伟的志愿，希望以自身的努力找到一条救国救民的道路。

图 | 张文津

在大革命失败后，他苦闷不已，遍寻革命真理而不得。后来加入我党，开始找到了人生方向。

抗战爆发后，他回乡组织人民反抗日本侵略者，在那里建立了游击队。1941年，游击队被改编为新四军，他在新四军第五师十五旅担任参谋长。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有意挑起内战，但无奈军事部署还未完成，假意和共产党谈判，在北平成立军事调处执行部。

当时，中原地区国共两党冲突较多，北平军调部就要求中原地区派出执行小组前往汉口谈判。张文津作为代表之一，在汉口与国民党代表唇枪舌战，达成谈判协议。

在汉口谈判完成后，回到解放区，担任了新成立的干部旅旅长。

吴祖贻，河南开封人，1914年出生。从出生起，他就接受了比较好的教育，接受了传统的四书五经，也接受了新式教育，并且一路考进了南开中学。

1935年，“一二·九”运动席卷全国，在这场爱国运动中，吴祖贻也不甘人后，在开封发起救国运动，抵抗日本侵略者。

吴祖贻有着强烈的爱国情怀，而且把这一份爱国之心投入到了行动之中。他领导学生运动，开展爱国救亡工作，积极宣传抗日救国政策。

1937年，吴祖贻顺利入党，此后他的工作有了更大的挑战。他在根据地进行建设工作，也参与政权试点工作，为根据地的壮大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毛楚雄，湖南湘潭人，1927年出生。他是毛泽覃的儿子，毛主席的侄子。

毛楚雄小时候吃尽了苦头，因为父母的缘故，没有多余的精力照顾他。而他更是在不满周岁的时候，就和母亲周文楠一起被抓进了监狱。

在监狱里，他们母子遭到了严重折磨，身体也非常不好。在外婆等人的帮助下，毛楚雄才得以外出就医，之后就一直跟着外婆生活。

1930年，彭德怀率军攻占长沙，周文楠被营救出狱，前往苏区工作。1935年，毛泽覃在瑞金牺牲。

年幼的毛楚雄失去了父亲，又得不到目前的照顾，但他变得更加坚强。在慢慢懂事以后，对大伯、父母等人的革命，他敬佩有加，也希望成为像他们那样的人。

1945年，王震率三五九旅经过湘潭，毛楚雄找到王震，加入了八路军。

到达鄂豫皖边区后，王震和李先念的部队组成了中原军区，毛楚雄被王震安排在宣传队做一名宣传员，之后又让他学习电报知识。

毛楚雄对于这些文职工作干得很努力，但是他更想上战场，王震说什么也不能答应。毕竟毛泽覃已经牺牲了，就这一个儿子，自然不能让他再出现什么意外。

那么，他们三个人又怎么会组成谈判代表到西安谈判呢？路上发生了什么？以至于被埋在荒野里？

（二）前往谈判

1945年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一边秘密调集军队占领各大城市，一边假意和平，三次邀请毛主席前往重庆展开谈判。而毛主席为了国内和平，勇敢前往重庆和国民党展开谈判。

经过一番谈判，双方签订了《双十协议》，还准备召开民主大会和平建国。然而，蒋介石的和平只是戴着虚假的丑面具，等到军队部署完成后，他就准备开始进攻我党解放区。

而李先念、王震所在的中原解放区，地理位置重要，他们这一支军队在这里，让蒋介石辗转难安，决定消灭中原解放军。

可是，我们也不是待宰的羔羊！

对于蒋介石的阴谋，我们早有防备。1946年6月，按照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中原解放军兵分三路，突破了国民党几十万军队的重重包围。

图 | 毛主席

与此同时，中原解放军还摆脱了敌人的追击，转移到了陕西南部。敌人的包围计划流产，还给胡宗南部造成了压力。

同月，王震率领三五九旅和干部旅一路越过秦岭，冲过敌人包围，攻占了镇安县。这个战略计划让国民党顿时慌了，毕竟镇安距离西安也就不远了。

国民党迅速调集军队，准备消灭王震所部。但是军队一时之间并不能迅速到位，各方面的安排都需要时间。

于是，国民党又打出了和平牌，意图以此来拖延时间。他们用飞机到处撒传单，想要我军派出代表前去谈判，共商和平大计。

王震得知国民党的这个要求后，也不敢立马答应。他把国民党的要求电告中央，一边选出了张文津、吴祖贻、毛楚雄三人组成的代表团。

那么，为什么会选他们三个人呢？

张文津是干部旅旅长，又参加过和国民党的谈判，曾经作为谈判代表去汉口谈判。不管是担任的职务还是谈判经验，都是非常合适的人选。

而吴祖贻本身就接受了较好的教育，来到部队后参加了各种工作，经验丰富，又是干部旅政治部主任，让他前去谈判也是一个非常合适的人选。

至于毛楚雄，其实是不作为谈判代表的。王震考虑到，三五九旅将要长时间在陕南进行游击活动，又要经常转战，会比较危险。

图 | 王震将军

他不愿意毛泽覃唯一的儿子有什么意外，就想让张文津、吴祖贻把他带到西安，然后由八路军西安办事处送往延安。

因此，毛楚雄化身为张文津、吴祖贻的警卫员，三个人就这样组在一起了。

王震把国民党谈判的要求上报党中央后，毛主席等人同意了，于是，三个人就上路了，谁也没有想到，在前面等待他们的，竟然是鬼门关。

（三）惨遭杀害

1946年8月7日，张文津一行三人告别了王震等人，从镇安县杨泗庙出发，前往西安。因为他们三人不是太熟悉当地路况，就找了一名农民作为向导，一行四人出发了。

8月10日，他们经过宁陕县东江口镇，遭到了胡宗南部下181团4连的哨兵阻拦。张文津等人拿出了自己的证件和介绍信，表明自己是前往西安的谈判人员。

4连连长李清润核查了他们的身份，得知身份属实后，他假意热情招待他们，然后让人迅速把这个情况报告给了上司，也就是团长岑运应。

岑运应得知这个情况后，立即告诉李清润邀请张文津等代表，说自己已经摆好了宴席，在那里招待中共代表团，并且自己在东江口镇魁星楼等候迎接。

张文津本不愿前去，但是想到对方如此有诚意，如果不去怕有碍谈判大局，伤了对方团长的面子，于是几人商量后决定前去赴宴。

等到了镇上的时候，岑运应果然带着人在那等候。一番寒暄之后，他们被带到了团部，由团指导员韩清雅核对身份。此人不仅是指导员，更是国民党在东江口的特务头子。

张文津拿出了自己谈判代表团的旗帜、证件和李先念写的信件，随后，韩清雅将这个情况不断上报，最终胡宗南也得知了此事。

胡宗南对于此事也不好办，就请示蒋介石，蒋介石都已经发动内战了，当然不愿意还和我们坐下来谈判，于是就给胡宗南下令：将他们秘密解决！

图 | 蒋介石

胡宗南心里有底了，就把处理办法告诉了下面，岑运应得到命令后，自然也就照办了。

第二天，岑运应派人把张文津四人全部关押，态度可以说一百八十度大转变。张文津等人怎么也没有想到，昨天还表现得诚意满满，今天就发生了这样的事。

如今到了别人的地盘，他们是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无论怎样和岑运应等人理论，都丝毫改变不了结果。

随后，岑运应命令李清润处理此事，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李清润带人在东江口镇城隍庙旁边的河滩挖了个大坑，然后把张文津、吴祖贻、毛楚雄三人和那名向导全部活埋。

王震和代表团失去联系后，立即派人沿途寻找，可是毫无结果。王震估计他们已经被国民党当局扣押，于是电报中共中央，请求设法营救。

周恩来和叶剑英都向国民党提出抗议，要求胡宗南放人。但是胡宗南居然装起了傻子，喊起了冤枉，说自己压根就没见到谈判代表，就更别说放人了。

在这之后，我们派人多方寻找，但是都没有结果。王震等人都怀疑张文津三人已经被害，但是又无法证实。

随着内战的进一步爆发，双方战斗越来越激烈化，也就把这件事暂时搁置了下来，一直到建国后，这件事才重新被提起。

在建国初期，李先念就曾谈到此事，他肯定地说道：“张文津、吴祖贻、毛楚雄三位烈士一定是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的，只是我们一直找不到他们的遗骨。”

图 | 李先念

虽然明白他们被国民党杀害了，可是这其中到底是怎样的情况？事实真相是什么？他们如今的遗骨又在哪？

建国后，党和政府对这件事非常重视，公安部门也进行了长期调查，可是都没有什么进展，李先念、王震以及烈士家属都非常想要查明此事。

可一个又一个谜团困扰着想要调查此事的人……

（四）寻求真相

1979年，随着局势的转变，吴祖贻的妻子蒲芸湘给中央组织部写了一封报告，要求对吴祖贻等三位烈士进行调查。这个报告得到了李先念的肯定，也得到了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的支持。

随后不久，中央再次成立调查组，决定给这件迷案做一个定论。

根据王震、李先念以及相关史料，代表团三人是从镇安县出发的，这是毫无疑问的。因此，调查组决定先从镇安县开始查起。

他们在镇安县的历史档案中找寻资料，还对镇安出现的无名烈士进行核实。功夫不负有心人，他们得知了一个重要线索：一石灰窑里出现了三具男尸！

地点和人数都非常吻合，调查组很开心，急忙赶赴现场。但是一番求证，结果显示并不是张文津三人。

随后，又有一个线索，在重庆原西南军区某个军官学习班，曾有一名胡宗南的团长，执行过杀害中共代表团的密令，但是此人在1951年镇压反革命时被处决了。

调查组来到四川，从当年军区花名册入手，翻遍了所有胡宗南的部下，也没有找到杀害张文津三人的凶手。

图 | 胡宗南

之后，调查组想到，既然当年镇压反革命时把那个反动团长给处决了，那么成都军区军事法院应该是有档案的。

他们找到军事法院所有镇反时候的刑事审判资料，判决书一份一份认真查看，最终他们找到了那份判决书。

判决书载明：

“反革命罪犯韩清雅，男，现年40岁，河北琛县人。该犯1946年在伪六十一师一八一团少校团指导员任内，在陕西省宁陕县参与秘密杀害李先念将军派往西安参加军调小组的和谈代表张文津旅长等3人。”

并且在韩清雅的受审表中，他详细交代了事情经过。这让调查组大为欣喜，这下事实真相总算是清楚了。

调查组立即赶赴宁陕县东江口镇，当地县委也派人协助，调查组在东江口镇召开座谈会，邀请那些镇上的老居民还有曾在国民党乡公所任职过的人员。

得知中央调查组想要查的是几名烈士牺牲的案子，大家绞尽脑汁地回忆，不管有用没用，想起什么就说什么。

这其中就有一名老乡说道，在1976年，也就是8年之前，在东江口发现了四具骸骨。公安也查不清楚他们的身份，这个案子也就一直成为了悬案。

曾在国民党乡公所担任副所长的邓耀俊向调查组说道：“1946年秋天，当时的防控哨长唐进玉曾和我说，国民党军队曾让乡长和他带几个人把谈判代表活埋了。”

另外根据一位曾担任民团头目的老人石友成回忆，他当时听人说代表团走了还挺高兴，认为可以不用打仗了。

可是国民党一位区长曾告诉他，共产党的和谈代表早就这样了，边说还做了一个手掌向下切的手势。

根据韩清雅的受审表以及众多居民的叙述，代表团基本上可以确定：1976年建造房屋挖出的那四具骸骨就是张文津等四人。

图 | 张文津、吴祖贻、毛楚雄（从左往右）

调查组的工作人员又来到当初的工地，现在已经是一排平房。有人告诉调查组，当初那四具骸骨就是从这排平房下面挖出来的。

后来，这堆人骨被装进一个土筐里，由镇上的谢满银老人负责埋葬了。

调查组急忙问道：“那谢满银老人现在在哪？”

“他去年因病离世了，他一直是一个人生活，无儿无女，他一死，恐怕没人知道他把骸骨埋在哪了。”

调查组听到这句话，心里燃起的希望顿时又被浇灭了。

这时，一位围观的群众说道：“生产队长丁祥禄知道，他跟我说，是他和谢满银老人一起去埋的。”

事情柳暗花明，调查组惊喜莫名，立刻来到了丁祥禄家。随后，丁祥禄带着调查组一行人往镇子外走了一段路，来到了一个叫白家嘴的地方。这里有三棵核桃树，丁祥禄指着那三棵树告诉调查组，那四具骸骨就埋在树下的坡地里。

随后，当地政府就在核桃树的周围打下木桩，拉起绳子，将这块地保护起来，并在后来开挖出了那四具骸骨。

宁陕县和调查组开会讨论，决定由宁陕县出资，为三位烈士及遇害农民购买棺木，重新安葬，树碑立传，召开追悼大会，向革命烈士表示哀思。

直到1984年，张文津、吴祖贻、毛楚雄三位烈士遇害的真相以及骸骨才被找到。而此时距离1946年遇害，已经过去了38年。

之后，调查组写了一份详细的调查报告上报，这份调查报告也送到了李先念的手上。当他看完这份报告后，眼眶中饱含着泪水，手也微微有些颤抖。

1985年，是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李先念写了一篇纪念张文津、吴祖贻、毛楚雄三位烈士的文章，发表在了《红旗》杂志上。

1986年，陕西省民政厅拨款为三位烈士在宁陕县东江口修建了一座烈士陵园。

张文津、吴祖贻、毛楚雄三人牺牲的真相总算是查清了，骸骨也得到了很好的安置。

这个案子能够查清，骸骨能够找到，有多方的努力，但是最重要的一点，还是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尊重英雄的国家，党和政府对此给予了高度重视和支持。

三位烈士虽然已经离去了，但是他们为了和平不顾危险的壮举永远值得我们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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