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研究修订版（礼失而求诸野二）

“礼失而求诸野”一句，出自《汉书·艺文志》：“仲尼有言，‘礼失而求诸野’，方今去圣久远，道术缺废，无所更索，彼九家者，不犹愈于野乎！”

关于其意的考释至今仍有争议，目前比较广为人知的一种解读为：对于那些在主流社会中正在普遍消失的传统礼节、民俗以及文化等，我们可以到民间乡野去寻访，即“古礼不传，可访民间”。

如此句所言，在像地扪侗寨这样一个再普通不过的西南村寨里，就仍然赓续着五千年华夏文明的文脉。

在上一篇调研手记《礼失而求诸野（一）：那些衰而未亡的乡村古礼》中，我们简单梳理了目前尚存活于地扪这个西南侗寨的乡村古礼，即地方信仰体系、乡规民约以及房族这一中国乡村传统的家族文化体系。

这些尚存一息的乡村古礼虽然仍旧存活于世且还有着缓慢的发展，但是面对着现代文明一波又一波的冲击，却又略显疲态，在当下出现了衰颓与复苏并存的复合状态。

01

地方信仰中悬浮的生命观

在上一篇手记中，我们曾提到地扪人的地方信仰体系由自然信仰与神仙信仰构成，这一信仰体系自有史记载以来，在当地延续了六百余年。

地扪人在这一套地方信仰体系的洗礼下，逐渐形成了“敬天畏地、天人合一”的生命观，斗转星移间，这一生命观似乎又与当下乡村生态振兴中的“平衡共生”理念一脉相承。

不过在近二十年来，随着当地经济方式的转变，人们的价值观念与生命观念也在逐渐发生着变化。曾经当地人的生计，因“土”而生，由此人们倍加爱护自己生长、生活以及生存的土地。

他们在对那方水土自然规律的摸索与探寻中，寻找着能在其中可持续生存的方式，并渐渐找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处”这一成功的生存法门。

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绵延了几百年的信仰体系与其中核心的生命观——“敬天畏地、天人合一”，曾经这一生命观念坚定地贯穿着人们生产生活的始终，从未缺席。

如今，这一生命观却处于悬浮的状态。在乡村生态振兴的背景下，各地乡村都在倡导“人与自然和谐共处”这一在乡村中传承了几千年的朴素哲学观。

地扪也不例外，地方政府一直在村寨的绿色发展方面传达着理念，并在一定程度上做着实践探索。这一生态发展理念似乎有了短暂的复苏，但却收效甚微。

一方面，在这一悬浮的时代，社会的各个方面都难以慢下脚步，因此绿色发展的乡村依旧在“可持续发展”的外壳装点下，于乡村发展的高速路上，茫然地超速行驶着。这也就出现了我们之前提过的现象，地扪人以竭泽而渔的方式榨取着自己的资源优势。

另一方面，当下人们的主要生计方式并不再系于这方水土之上，“打工经济”的到来很难令人们再对这方土地产生曾经“视土如命”的关切，由此引发的轻慢与无视，更是对这种“竭泽而渔”的发展方式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由“土”而生的地方信仰与其核心的生命观，也在这一悬浮的时代背景下，慢慢漂浮无根。知行无法合一的现状，使得这一生命观在与乡村生态振兴的传承中，出现了断裂，断裂中还充斥着发展复苏与悬浮衰颓的荆棘。

02

乡规民约的弱化

从“熟人社会”到“无主体的熟人社会”，“乡规民约”的秩序规范作用正被行政、法治等秩序所取代，处于不断边缘化的状态。

以前当地人自给自足的经济方式，使得村民的生产生活圈与社交圈都比较封闭与稳定，因此形成了“熟人社会”中以习惯为“法则”的乡规民约，其教化与规范作用，自然而然地被村民所消化与遵守。

如今，随着时代的变化，当地人的生产生活圈与社交圈不再仅限于当地，开始与世界各地互联互通。人们能利用的资源范畴也不再仅仅是村寨亦或村镇，在全球命运共同体的运转下，资源的延展也在逐渐全球化、信息化。

故此，依托“熟人社会”的生存法则所形成的“乡规民约”在当代乡村逐渐水土不服。

不过，在当下的乡村社会中，“乡规民约”也并非处于完全格格不入的状态，其依旧有作用于现实的空间。

如牵涉到当前村民的共同利益的维系时，“乡规民约”中某些由乡村社会结构内生沉淀出的习惯性法则，的确要比科层分明的“行政”或“法治”规则，更能灵活地适用于结构不规则的乡村社会。

如对于村中部分群体公共财产的分配、管理以及公共空间的维护，亦或是红白事以及某些礼俗的操办，人们都会自然而然地选择“乡规民约”来作为构建秩序的规范，或者说是“乡规民约”中的一些习惯依旧在润物细无声地影响着这些事宜。

虽然目前“乡规民约”弱化的事实毋庸置疑，但是其乡村社会内生性的特质依旧有发挥的空间。

03

房族的复合状态

六百余年来，从家庭到房族（家族），地扪的传统家族文化体系，以血缘关系为基底，在这个西南侗寨不断演变，发展至今。如今在复合的乡村社会结构下，房族也出现了复合的状态。其各种功能逐渐被乡村的行政管理体系所取代，并出现了不可逆转的衰颓趋势。

房族礼俗约束的松动就是表现之一。地扪侗寨主要以吴姓为主，吴姓村民占总人口的97%，而其它李、段、刘、徐四姓总共占总人口的3%。

这四家小姓都晚于吴姓迁到地扪，所以起初当地吴姓人会称这几个小姓家族的人为“戛”（当地称客家人为“戛”），这几个小姓家族为了在地扪站稳脚跟，融入当地，分别挂在了吴姓的四个房族里，依照礼俗，与其它族人一样，参与房族内各项事宜。

但在近十年来，房族的挂靠出现了松动，这几个小姓家族不再热衷于房族事宜的参与。房族话事人功能的弱化，则是另一外化表现。原本，房族在村民的生产生活以及乡村的基层治理中，起着主导作用。

房族话事人作为代表，充当着号召者、组织者、协调者以及判决者等多重角色，地位重大。随着“村组——村民委员会——乡镇”这套行政管理体系的形成，房族话事人的角色逐渐边缘化，目前只是在房族礼俗事务上，起着号召者以及协调者的作用。

虽然房族功能在长期内整体衰颓，但是由于部分自给自足的生产生活方式仍被保留在地扪，故此房族体系还是在村中起着一定的影响。其依然作为一种独立的社会结构存在于村落当中，尤其是在以血缘关系为前提的礼俗事宜上，仍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

家族文化的基底还潜伏于这个村落当中，或明或暗的显现着，且具有长期性。如房族规模还在不断扩大，村民也逐渐开始了族谱的编纂并开始认同自己的字辈，房族话事人的角色也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复苏。

综上所述，在当下的地扪，无论是地方信仰中悬浮的生命观，还是弱化的乡规民约，亦或是处于复合状态的房族，目前都处于衰颓与复苏并存的冲突状态。

在这种冲突矛盾状态下，乡村古礼如何冲破固有枷锁、鼎新演变，依旧能够为自己在当今乃至未来的乡村社会中保留一席之地，还需把握住当今社会发展的需求变化以及古礼内核不变之间的平衡。

作者：张媚，民智国际研究院副研究员

编务：胡扬滔

责编：潘莹琪

图片来源：地扪生态博物馆资料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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