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最可惜的景点（他一生考古几乎走遍全国）

他，没有在电视上露过面，不是社会名流，没有许多大起大落的人生故事。

他，从1934年工作，到1997年离世，六十多年只做了考古一件事。

——苏恺之《我的父亲苏秉琦》

苏秉琦先生

（1909—1997）

苏秉琦先生是中国考古学教育的主要创办者，参与建立了中国第一个考古学专业——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培养了许多优秀学生。他的学术论著已经成为经典，指引着中国考古学发展的方向。

在六十多年学术生涯背后，他有怎样的内心世界？他孜孜不倦追求学术真知的根本动力是什么？

阅读苏秉琦先生的这篇考古见闻录，或许给了我们答案。我们可以深深感受到那份家国情怀，对百姓疾苦的关系，对社会民生的关注。

苏秉琦先生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刚刚大学毕业没多久，当时只有26岁，心中却又很深的家国情怀，对普通百姓的疾苦非常关心。

本篇文章原标题为《斗鸡台考古见闻录》，发表在1936年第7卷第2期《国立北平研究院院务汇报》上。

2019年10月4日， 是苏秉琦先生一百一十年周年诞辰。 为了纪念苏先生，整理发布先生青年时期的一篇关于考古见闻的文章 。

经苏恺之先生首肯，本公众号“终南山故事”将 独家发布本文。

斗 鸡 台 考 古 见 闻 录

苏 秉 琦

上篇 去宝鸡考古的旅途

二十三年（1934年）十一月十九日早晨八点钟，我们全体工作人员随同主任徐先生（徐旭生），一行共十一个人，乘了省政府代备的两部载重汽车，从西京分会出发。

陕西长途车（民国时期）

车厢装满了行李、箱子，和一切日常及工作器具，人就坐在上边。这种客货并载的办法，是西北交通的惯例。

因为夜间下了一阵雨雪，早晨还阴沉沉的。穿起全套的冬装，还有点瑟缩。车离开西京，向西北开行。我们高高的坐在车上，迎着峭厉的西风，引起一种悲壮的情绪。

渭河渡船（苏秉琦先生拍摄）

约一小时，到了渭河渡口。渡船很大，可以载大载重车两部。

咸阳汉元帝陵（民国时期）

过了渭河，便是咸阳。因为这一带是周，秦，汉，唐的故都所在，远望去尽是大大小小连绵不断的丘陵冢墓，下边埋葬着我们的列祖列宗，先公先王。因此我想起了那些威名远播的民族英雄，和他们不朽的功业。只恨国势陵夷，这些轩辕的子孙们，竟将保不着祖宗的坟墓了！

固然现在的关中，已经不是“天下之游”，足以“制天下之命”了。但宋南渡后，退守和尚原，中原便终不能收复，现在长城已毁（1933年发生了长城抗战），屏藩尽失，陕西仍然值得重视。

咸阳（约1933～1936年）

兴平县县城（1928年）

从咸阳到兴平，再到武功。穿过各县县城的时候，看见各县县城门上边都有“建设新口口”的大字标语。

兴平城隍庙戏楼（1934年）

可是城内却除了县政府，县党部，城隍庙，学校，和中心区域的一些杂食摊，小杂货铺之外，就是许多去了屋顶门窗，只剩下颓断的土墙，罗列在瓦砾堆里的建筑遗迹，纪念那次惨剧。

这都是当年书香世家的渠渠夏屋，它的主人早已生死不卜了！

街上贴了许多“领照是人民的义务”，“领照可以得到种烟的权利”，这一类由禁烟机关所制的提倡种烟的标语。初看见的时候，当然觉得矛盾。可是等我们听说过去“自地派款”的情形后，又不能不承认这已经是莫大的德政了。

岐山县京当村（民国时期）

从武功经过扶风，岐山，到凤翔，汽车路的南边 渭河的北边，有土原连绵不断。

据《扶风县志·三时原》条下说，“《太平寰宇记》：‘在扶风县南二十里’，今以地形考之，西抵凤翔汧水，东邻武功武亭川，北邻湋水，南俯渭滨，修可二百里”，大约就是指此。

关中西部地质图（民国时期）

所经过的几县，正当陕西盆地的中心，大致平坦。《禹贡》说“厥土黄壤，田上上，”一点不假，那种深黄而又带粘性的土，在河北河南两省实不多见。

我未到陕西之前，因为当时听说陕灾，总以为陕西一定是个不毛之地，不然何以年年闹灾？现在我才知道原来“田”确是“上上”，所差的就是雨量不足。如果能够疏溶旧有的沟渠，广兴水利，可称天府之国。

兴平县饥民流离失所（民国时期）

因此想起民国十九年二十年的空前浩劫，就是天灾，毋宁说是人祸！当时我们只听募捐办赈的人说，一元钱救一命，那知道一升“约三斤”小麦卖到一元八，可是一亩地还许卖不了一元八，怎么能不饿死！

兴平县城隍庙牌坊（1933年）

沿大路两旁，树立的神道碑非常多，碑楼的建筑，有的也很讲究。其中大半是“某某处士”或“某处士之妻”，还有【待赠处士】之类。足见这种风气在陕西之盛了。

凤翔县城东门

我们自早晨八点钟动身，除了修理车胎，约躭搁了一小时外，路上没有休息，也没吃饭。暮色苍茫中，到了凤翔，就在栈房住下。

二十日早晨比昨日更冷。约一二个小时便到汧水岸。

正当秋汎之后，水势还大，汽车过不去。于是把行李箱子用具等都卸下来，改装骡车和驴驮。因为雇车和装卸，费时很久，等我们步行到斗鸡台陈宝祠的时候，已经太阳平西了。

斗鸡台陈宝祠（1934年）

从《史记·封神书》和《汉书·郊祀志》，我们知道这陈宝祠在秦汉两朝，颇为煊赫。国家祀典中虽然“唯雍四畤上帝为尊”，可是“光景动人民，则为陈宝”。

盛况可以想见。

现在雍的四畤，已经不知道在那里。光景动人的陈宝，也式微的不堪了。现在只有不大的三间正殿，三间门洞，和四小间东西厢房。

陕西考古会的临时办公处，就设在此地。各屋都门窗洞开，我们立刻找来些高粮杆作窗楞，用麻纸糊起来，然后把行李铺在旅行床上就睡了。

夜间凉风阵阵，真有说不出来的凄清滋味！

中篇 关中民间生活

斗鸡台全景（1934年）

一、宝鸡方言

宝鸡正当入汉中的路口，去西安和南郑（汉中）的距离，大约相等。因此宝鸡的语音，有的和西安相同，更有些是宝鸡所特有的，呈一种杂揉特殊的现象。

宝鸡

宝鸡话不但和国语不同，和西安话也有很大区别。当我们初到西安的时候，和本地人说话，虽然觉得有些别扭，大半还能听懂。可是一到宝鸡就不同了，我们说话，他们不懂，他们说话，我们不懂。过了几个月以后，才渐渐能够和他们随便谈话，不觉得困难了。

二、经济状况

本地人民的经济状况，都非常困窘。没有五十亩田以上的地主；没有上千元的资本家；所谓贫富，不过是大贫和小贫的差别罢了。至于贫困的原因，可以分作自然的，和社会的，两方面来说。

自然的原因，第一是耕地不足。例如陈宝祠所在的戴家湾，全村约六十户，耕地共不足四百亩。所以每户占地最多的不满五十亩，普通只三五亩。闹灾的时候，饿毙逃亡的，大约不下十分之三四，可以想见原来人口的稠密了。

第二是雨水缺乏。因为“原地”和“坡地”占耕地的大半，所以常患雨量不足。这一带的庙宇多供着“火帝真君”，也许是苦旱的缘故。“滩地”只占一小部分，比较耐旱。有的还可以引水种稻，不过面积不大，有时河身改道，淤上一层泥沙，膏壤便立刻变成了不毛之地。

宝鸡的一个村庄

（1935年）

社会的原因中，最重要的，是种烟的结果：一，因为种烟（鸦片）占去了最好的麦田，食粮不足，还需要仰赖输入，所以价格提高。

二，烟价低廉，吸食方便，因而吃鸦片极端的平民化和普通化，结果烟土出产的大半，都归本地消耗。

三，人口虽然稠密，劳动反感不足，以致提倡农村副业，和出外谋生，几乎全不可能。

以上不过是随便举出几点，至于我们所耳闻目睹关于种烟的情形，等下一篇再说。

关中道上的罂粟花开（1935年）

其次是高利贷的剥削，我未到陕西之前，听到前几年闹旱灾的时候，许多灾民都卖掉了自己的亲生儿女，来多延续一会他们的垂绝的性命，他们一定早把地卖了。因此我想那时候土地的兼并，一定很剧烈。

到陕西后，虽然也常听人说汉中有一县，全县的土地，都是几个地主的；三原，泾阳一带，因为有灌溉之利，有些达官富贾在那里置产。然而这种情形，在门鸡台并不显著。土地的分配，还不大悬殊。

可是高利贷却很普遍。十来亩田产的家庭，负几十元债务的很多。利率普遍十分。虽然有的稍低一点，可是当烟苗正需要上肥料的时候，那种短期借贷，普遍是一元借款，还烟土五两。不过三个月的功夫，几乎就是兑本兑利！

鸦片和旁的庄稼不同，非用肥料（豆饼最好）不可。种烟的人交罚款，用人工，已经花去不少的本钱，如果歉收，一定赔累。当用钱孔急的时候，也就不得不用这阎王债了。

由于以上社会的，和自然的，两种原因，所以就在丰收之年，还是呈现非常贫乏的景象。

三、衣服

我们在看他们的衣，食，住，行，他们的衣服，多半只有一身，并且夜间还要穿着当被褥。十来岁的女孩子冬季只穿一件短棉袄不穿裤子的，我们也曾亲见过。简陋的情形，可想而知。

衣服的材料，大都是用本地的棉花，自纺自织的土布。幅宽约一尺半，一元可以买一丈三四尺。质地比河北早年所出的小布（就是手织土布）匀细，这是原棉稍好的缘故，比粗市布厚重一点。可是现在四十码长，约三尺宽，十四磅重的土布，才卖六元余，比这种土布，便宜一倍多。

将来因为交通便利，这种乡村手工业，恐怕不久也要步其他各地的后尘，渐归消减。陶希圣先生曾说过：“纺织是乡村抵抗都市的最后武器”。不过所谓乡村的纺织，如其想存在的话，恐怕也非采用机器不可。

衣服的颜色，男子通常用靛青色，或元青，青年妇女多是大红大绿。老妇多用深毛蓝。总之都是单纯的颜色。再看城市中所着衣料的颜色的复杂情形，真让人有“目盲”之感！服装样式，男子平常都是长裤短袄，戴瓜皮帽。妇女的袄，长不到膝盖。常镶着很宽的花边，她们不带帽子，有时候用布包头。

四、吃饭

因为种麦比较多，所以吃麦和杂粮大约相等。面食的做法最普遍，其次是馒头，还有一种叫“麻糖”，就是北平的油炸麻花。

“哨子面”就是汤面里边加些肉丁花菜。“醪糟”比江米酒淡一点，有时候用它煮“麻糖”。“醪糟”和“哨子面”两种听说四川也有，名称和做法都一样。一天三餐，晚饭特别叫做“喝汤”，因为他们都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所以晚饭不很重要，和城市生活正相反。

五、住

住的问题，在这里比较容易解决，因为自然赋予了他们一种细密坚实的土壤，他们可以不需要任何材料，只要靠着原土坡化，上二十来工的劳力，就可以造成一个约两方丈大小，十来尺高的房屋——窑洞，也可以支持十来年的功夫。

窑洞（1936年）

窑洞里边半截是土炕，洞口拿土坯垒一堵墙。留下一个小门，和小窗洞。再有一个窑洞堆积一切农具粮食柴草和杂物等等，这就是一个五六口的家庭的住宅。两个窑洞前边，再用土坯垒一堵墙，围成一个院落，加上一个板门的就是少数了。

这种住居，虽然空气不很流通，并且缺乏阳光，但它确乎是冬暖夏凉。

陕西的气候虽比北平暖些，可是冬季也常在摄氏表零下七八度。他们几乎可以说没有被褥，就穿着白天的一件棉袄，睡在光土炕上，就能过冬。在夏季因为阳光晒不透，所以比普通的房子的温度低。

徐先生常说三伏的节气起于秦德公，秦的雍城在现在的凤翔城南。大约就是因为这一带的人夏天都伏在窑洞避暑，所以叫做“伏”。因此比较富裕一点的人家，虽然有房，他们也宁愿住窑洞，房子的建筑，多用土坯墙。除了庙宇，很少用砖墙。屋顶却多半用瓦，有时候也用泥，厢房屋顶的样式，都是像天井一面倾斜。

六、交通工具

交通工具（苏秉琦先生拍摄）

交通工具，非常的简陋，因为地势不平，所以没有大车。一般运东西用牲口驮，或用手推车。

代步用驴，农闲的时候，牵着小驴，在大路上（通汉中）揽客，这是他们唯一的副业。

七、秦腔与社火

娱乐方面，最主要的是戏剧，陕西是秦腔的发源地，这大约是因为陕西人特别爱好戏剧的缘故。只宝鸡一县，听说就有三个戏班。

近两年年境稍好一点，从旧历正月起，直到割麦的时候，几乎每一个中等的村落，都要轮流着唱一次戏。

一次三天，普通代价一百元上下，其余的杂费，也须要这些。这项开销，在一个贫瘠的乡村，实在不是一个很小的数字。

秦腔剧照（1932年）

工人们辛苦了一天，晚上还要到一二十里外的村庄去看戏。至于因为附近村落唱戏，工人们全体都宁愿牺牲工资去看戏，以致我们的工作不能不暂停的时候，也不只一次，他们尤其好唱，随时随地，常常可以听到那种凄凉悲壮，古朴无华的歌声，正和陕西人的刚毅质实的民性一样，大约是受了那雄奇的太白太华的启示。乍听的时候，也许觉得它刺耳和单调，听惯了以后，就会觉得和那白雪皚皚的秦岭，有一种协和的美了。

宝鸡东岳庙戏楼（1934年）

常有一个老汉，——那可是一位民间艺术家，到我们工作的地方来。我们给他一两支纸烟，他就高声的唱起了他自撰自谱的“打白狼”“打郭坚”。工人们都倾耳静听，似乎是心领神会，大有诗人荷马的风味。

宝鸡社火（1935年）

唱戏都是拿酬神为名，还有一种酬神的赛会叫“社火”。由一个村落单独的，或几个村落联合起来，在春季举行。挑选十几个或几十个儿童和壮丁，完全照舞台上的化装。人物大概是以关公为主。化装完毕以后，骑着驴或骑马，前头打着锣鼓，还有些人捧着香供。

宝鸡社火（苏秉琦先生摄）

浩浩荡荡的排列成一行，在庙前边走两趟，然后到庙里烧香放炮，就完了。有的不用牲口，用木板作成舞台大小的一辆车，用十来个牛拉着，这种叫“车社火”。

还有灯彩戏，唱辞和秦腔戏剧一样，因为比大戏省钱，所以尤其普遍。二十四年春天，单只陈宝祠附近就唱了两次。

八、婚嫁

婚姻可以说完全买卖式的。不论贫富都讲价钱，普遍从三二十元到一二百元。我们曾参观我们的一个工人结婚，他告诉我他是前几年订下的，当时只花了十八元，和几升小麦，并且说“这两年年境好一点，人很缺，不容易办了”。

婚姻既是买卖，所以仪式很简单。

结婚的前一天，男家预备几桌酒席，打发一乘轿子到女家。新娘坐着轿子的前面，几个伴娘和送亲的都骑着牲口，跟在后边。另外有两个人抬着嫁妆箱子。

没有乐队，他们说只有丧事才用音乐。

斗鸡台民工的婚礼（苏秉琦先生摄）

一行走到男家，在门口外边停住。男家出来一个老妇，拿一只织布机紓给新娘抱着。然后两个伴娘才把新娘扶出轿子，在铺好的一条白布单上走到门里边。

新郎便走到新娘面前，在白布单子上边，换上一双新鞋。然后隔着新娘蒙头的红巾，从新娘头上摘下一枝纸花。新郎走到院里预备好的一个香案前边，行三叩首礼。行完礼，再来领导新娘走到新房。等新娘刚刚走到门口的时候，一个人拿秤杆在后边把新娘蒙着头的红巾挑下来。

这时来宾给主人道喜，主人让客人入席，新娘新郎一块出来给客人叩头道谢，仪式就算完了。

九、蓄发与缠足

男子蓄发的风气还很盛，剪发的不过十分之一二。

1934年宝鸡斗鸡台考古发掘

（注意民工的发型，都留着发辫，左边第二位为著名考古学家徐旭生先生）

大多数的中年人，都留着不满一尺长的发辫。这是被强迫的剪掉，又留起来的。这样强迫剪掉，又私自留起来的事，据说已经不是一次了。足见改良风俗，比改良政治还难，乡人的愚顽，自然是主要的原因。可是据土人说，当军队追剿的时候，曾有人因为光头而受嫌疑。所以安分的乡下人，更视为畏途了。

缠足在陕西，尤其是宝鸡最盛。有句俗话说“凤翔头，宝鸡脚”。

三寸金莲，在别处是夸饰，是理想，在这里几乎是普遍的事实，是起码的标准，很少例外。鞋的样式，完全是那种木底高跟的老样，镶着很宽的边。

奇怪的是七八岁的女孩子 缠足的居然还占多数。提倡了许多年放足，而结果如此，照这样下去，恐怕再过半世纪还是不能够彻底。

苏秉琦先生在宝鸡斗鸡台

渭河的渡船

（1935年，苏秉琦先生摄）

下篇 由宝鸡返回西安

陕西的种烟（鸦片），已经有多年的历史。当初不过拿它当权宜之计，可现在整个的社会，已经成了一个如同多年嗜毒的瘾士。再想完全禁绝，不但要影响财政的收入，人民也感觉不便了。

刘镇华在陕西暗开鸦片种植，鼓励种鸦片

（《共进》1923年）

我们在宝鸡住了很久。二十四年（1935年）五六个月间，我又随了徐先生从宝鸡沿着渭河南岸调查古迹，返回省城。

关中道上的鸦片田，1935年

我们所经过的宝鸡，郿县，周至，户县，可说是陕西种烟的中心区域。

宝鸡县种烟约二万五千亩；郿县约一万多亩；周至约七万亩；户县约五万亩（以上是领照的数目）。

所以在这一次旅行中，饱看了遍地如云的罂栗花；更看见割烟季节各地呈现的畸形的繁荣，好像烟鬼吃足了鸦片以后的兴奋情形；因感到毒化的普遍深刻，和一般人的贪图小利，真是怵目惊心！

现在把所见的陕西种烟吸烟和禁烟的概况，略述如下：

一 鸦片的种植

婴栗是一种越年生的植物。播种和收割大致与小麦同时，叶子的形状像蒿茞。茎高从二三尺到四五尺。

开花有早有晚，大约都在阳历五六月间。花朵像茶杯大小，颜色非常的鲜艳，有红白紫各种。

关中鸦片田，1935年

花落以后，结的实像鸡子一样，俗名叫烟棒。割烟的时候，用三四个小刀，并排着捆在一起。在烟棒上轻轻的割一周，深褐色的浆液，就慢慢的流出来。

等第二天早晨，趁露水不干的时候，拿一支薄铁片把它刮下来，这就是所谓“烟土”。

一个人一天最多可以割半亩。普遍割两次就完了。等烟棒晒干，取出里面的烟子，可以作油。烟土收割的多少，要看地味的厚薄，用肥料的多少，和雨量是否适宜。二十三四两年因为雨水沾足，普遍割二三十两到一百两。

二 鸦片繁荣

沿着渭河的气候，因为地势关系，东部比西部稍暖，所以庄稼的收获，也是从东往西。

我们经过宝鸡的虢镇和阳平镇的时候，烟花正在盛开。这一带因为完全是滩地，不但土质好，还可以用井水灌溉，所以种烟特别多。

关中的一处鸦片田，1934年

碧绿的烟苗，和澄黄的麦苗相间，大约烟苗占耕地全面积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一望无际的平原上，尽是烂漫如锦的烟花。许多农夫用柳斗汲水浇地，真是一幅美丽的图画。

岐山县城附近地图，1935年

出宝鸡县境是岐山县。诸葛武侯和司马懿相持的五丈原，就在渭水南岸，斜谷口外边。用斜谷水开成沟渠，大半是稻田。

眉县净光寺经幢，1935年

再往东到郿县（眉县），也是稻麦比烟苗多。还不到收割的时候。

周至县重阳宫近代大钟，1935年

那天我们从郿县动身，傍晚到了周至县的啞柏镇，因为我们在郿县住在太白庙，很清静整洁，所以到了啞柏镇，就县找到镇外的城隍庙。庙门封着，门前边聚了差不多有几百人，像是开会的样子。一打听才知道是雇割烟的短工的“人市”。

城隍庙即不能住，便到镇里找客店。走在街上，看见来往的行人，摩肩接踵，熙熙攘攘。我们的騾车，几乎不能够通行。

“土店”成衣铺，布店，杂货店，酒馆，还有许多搭着席棚的饮食摊，都灯烛辉煌。临时赶来营业的妓女，穿着鲜丽的衣服，依门卖俏。几家临时医院，在街墙上满贴着专治花柳病的广告，非常热闹。万想不到一个穷乡僻壤的小镇，居然也会突然的有这样的活跃现象！

关中卖烟枪的地摊，1931年

好容易找到了一家客店，早已住满了“土客”。只好请乡公所代想办法，才领我们到一个空庙。庙门也封着，原来是地方上恐怕割烟的工人们进来当临时旅馆，把屋子弄脏，所以把各庙都暂时封锁起来。

罂粟，1934年

我们休息了一会，到街上去吃饭，已经十点多钟了。街上还人影憧憧，正在熟闹的时候，不论工人农人商人和土客，面上都欣欣然有喜色。因想这一现象，可以说完全是鸦片的力量。我无以为名，名之曰“鸦片繁荣”。

次日清早，隔壁一个十几岁的小孩给我们送了水来。据他说，全家都已经下地割烟，他等我们走后，把门锁上，也还要去。

看起来鸦片不但可以使贫血的社会繁荣！还可以使懈怠的人们紧张！我们因为不愿多耽搁这个小孩的宝贵时间，喝了一碗杏仁茶当早点，便匆匆的离开了啞柏。

在鸦片田中辛苦劳作，1930年代初

从啞柏到盩屋（周至）县城之间，烟苗占耕地的大半。早烟正割头次，晚烟刚开花。满地都是割烟的男女老幼，每人腰间系着一个小洋铁罐，手里拿着刀片割烟。

奇怪的是，居然有许多卖纸烟糖果点心的小贩，在田野里做生意。买东西不一定用钱，也可以用烟土换，所以他们都带着一个盛烟土的小罐。更有拿着戥子和两只大瓷碗的土商，坐在大路旁或树荫下边，希图用贱价代收买新割下的烟土。

周至县全图，1942年

在周至本想找庙住。那知道所有的庙里，满屋都是一排一排的割烟工人。每人枕着一个砖头，躺在地上。有的在吸鸦片，有的在睡觉休息。只好到县政府住了一夜。

街上的热闹情形，比起啞柏镇当然又超过几倍。在县城我们住在民众教育馆，晚上我到一个商店买东西，伙计问我买烟土不买，我说“不吃鸦片”，但他总不相信我不是买烟土的“土客”。

三 陕西的黑化

陕西的社会既如同烟鬼，所以当他犯了瘾以后的狼狈无力的情形，正好和我们前边所见的畸形的繁荣，是一个对比。

鸦片烟膏，1934年

陕西烟土的市价，最贵的时候一两不过五角。两钱烟膏的代价，不过相当十枝装的金字塔烟一盒。所以鸦片在陕西可以说是非常平民化。

至于吸烟的普遍，尤其惊人。单单青年男子，吸烟有瘾的大约就占十分之六七。妇女吸烟的，也颇不少。它的原因，一则是价钱贱，一在是过于方便。雇工人割烟的时候，当讲明工钱之外，加几两烟土。种烟的人辛苦一场，割下来以后，自己更不由得要借着尝尝为名，熬几两酬劳下自己，因为陕西人根本不吸鸦片的，真是绝少。

吸鸦片（民国时期）

由于吸烟的普遍，产生两种非常严重的后果：第一是耗费的惊人。

例如戴家湾种烟二十六亩，一亩平均按收割五十两计算，共和一千三百两，可是戴家湾的青年男子吸烟有瘾的就有三十多个，如果每人每天吃一钱，全年就需要一千多两。固然实际种的不只二十六亩，可是吸烟的更不只青年男子。

究竟陕西全省每年产烟多少？出境的占百分之几？到是一个有趣的问题，可惜没有统计数字，不敢武断。不过从吸烟的普遍情形，可以推想生产的大部，一定消耗在本省，输出不过少半。

宝鸡戴家湾地图，1935年

第二是劳动的不足。

现在举几个实例，我们斗鸡台所用的工人四五十名，是从附近的几十个村选拔出来的。因为凡有烟瘾的一概不用。所以戴家湾虽然有五六十户，壮丁也当不下五六十人。可是淘汰的结果，只有二十多个是没有烟瘾的，仅占总数的小半。

陇海铁路宝鸡段建设，1930年代

西汉公路的建筑工程，一半是就地征工，一半是从河南招募，据经委会方面的人说：河南来的工人，一天能作四方；本地工人，一天只能作一方。（一平方丈一尺厚的土）可见一般的工作能力之低劣。因此割烟割麦的短工，商贩，洋车夫，脚行，铁路员工，以及普通工人，从他们的语音知道许多都是河南省籍。

一般人都听说上海的金融界到陕西投资，那知道还有大量的劳动输入陕西！这不是因为陕西的人口稀，乃是由于鸦片烟鬼，不能胜任繁重的劳动！

四 禁烟问题

鸦片对于国民经济和民族健康的害处，尽人皆知，然而何以政府的禁烟政策，不容易贯彻？何以陕西省政府已经允许各县自动请求禁止，（例如蓝田、富平）而许多禁烟区域的人民，反有怨言？何以种烟户虽然嫌烟款太重，说收割不好，还是要种？

归根结底，是因为利之所在！

鸦片印花税，民国时期

政府方面：关于种烟的税收，第一种是烟款。每亩正額十元。不过因为烟苗的好坏，和各地办理的宽严不同，大约人民种烟一亩，实交三元到七元（就是种烟一亩，只报三分到七分）。

第二种是烟土出境的特税。听说去年（1935年）已经有每万两一千元，加到一千三百元，那么假如一亩的产量是五十两，政府除了可以收烟款五六元之外，如果加上出境的特税六十五元，岂不是人民种烟一亩，政府竟可以收税到七十余元之多！

种烟户方面：假设一亩割烟五十两，市价三两一元，约合十七元。除了交五六元罚款，付三四元人工，用一两元肥料外，至少可以剩余五元。割到一百两，差不多就可以赚到二十元。如果种麦，就收到一石（约三百斤）共值才六元。除去人工纳粮，最多不过剩四五元。

户县地图，1935年

比较起来，种烟不但利厚，并且容易出售，人民又何乐而不为呢？我们从户县回长安的路上，在长安县境的一个小镇吃午饭。因为长安县已经是提前禁烟 ，而这个小镇近接鄠县（户县）。眼看着种烟区域的热闹情形，无怪乎饭馆伙计们谈话间，露出非常羡慕，和抱怨的意思。由此也可见舆情之一斑。

陕西省分阶段禁种鸦片图

现在省政府为了奉行中央的禁烟政令，已经进行分期禁绝的计划。以县为单位，每期禁绝三分之一。

但是种烟原不是各地都相宜。计划内第一二期禁绝的县分，多半是不宜种烟，或产量较少的。种烟最多的地方，大都列在后面。所以现在事实上，种烟的数目还很大。

我们相信政府当局这次禁烟的决心和诚意。我们深切盼望政府能够排除财政的，社会的种种困难，如期禁绝，拯救出这黑化的陕西，使它成为复兴民族和国家的一个根据地。

整理者： 刘瑞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编后记：

偶然的机会，在史料中看到了《斗鸡台考古见闻录》。这篇文章已经发表了80多年，纸张上的许多 字迹已不清晰，然而，苏先生忧国忧民的情怀却跃然纸上。

河北省高阳县老地图

当谈到要整理《斗鸡台考古见闻录》时，苏恺之先生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刘瑞研究员好几年前已经将全文整理了。随后，联系到了刘瑞研究员，他非常爽快的将整理好的文字给了我。

从刘瑞研究员那里得知，他很早就读到了这篇文章，被苏秉琦先生的文字深深吸引住了。

苏秉琦的父亲苏绍泉先生

苏秉琦先生的精神，这不仅是当时国难当头，日寇侵占东北，激发了那一代人的爱国热情，也与苏先生的长辈们对他的影响有关。

在河北高阳，曾经出过一位晚清时期的大臣，名叫李鸿藻。他既是爱国主战派，同时也关心百姓。李家与苏家是世交，有联姻关系。由此，可见一斑。更重要的是， 苏家百姓疾苦的关心与扶助，从小就影响了苏秉琦先生的为人处世，养成了宽厚仁慈的胸怀。

1933年，苏秉琦先生等人在泰山留影

苏秉琦先生在大学读书时，用以史报国的决心激励自己，学业突出，曾去山东泰安，给冯玉祥讲授世界历史等课程。

在北平研究院参加工作之后，苏秉琦先生全力以赴投入学术研究，阅读了许多国内外的学术著作，同时注意解读“中国现实”这本大书，时刻注意记录当时的民生现实问题。

在1934、1935年，在关中考古时，在看到满目疮痍的民生时，他才能写出了这样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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