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晓声人世间全文免费阅读第一部 人世间第一部4

　　所谓“上坎”，乃是城市形成之前早已存在的地貌A市的原点只不过是一个小渔村渔民们建立家园，自然不会选择远离江边的高丘之处，所以A市的中心区也便形成于平地后来，一批批有钱的外国人接踵而至，那高丘之处随即出现了由他们所建的洋楼及欧式住宅再后来，从高处至低处，出现了一条条纵向的马路和街道，坡陡的高处曰“冈”，坡缓的高处曰“坎”到了那一年，全市至少有二三十条坡度较缓的长长短短的马路和街道，住在坡下的人家，大抵习惯将住在坡上的人家说成是“上坎”人家，下面我们就来说一说关于梁晓声人世间全文免费阅读第一部 人世间第一部4?我们一起去了解并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吧!

梁晓声人世间全文免费阅读第一部 人世间第一部4

第七章

　　所谓“上坎”，乃是城市形成之前早已存在的地貌。A市的原点只不过是一个小渔村。渔民们建立家园，自然不会选择远离江边的高丘之处，所以A市的中心区也便形成于平地。后来，一批批有钱的外国人接踵而至，那高丘之处随即出现了由他们所建的洋楼及欧式住宅。再后来，从高处至低处，出现了一条条纵向的马路和街道，坡陡的高处曰“冈”，坡缓的高处曰“坎”。到了那一年，全市至少有二三十条坡度较缓的长长短短的马路和街道，住在坡下的人家，大抵习惯将住在坡上的人家说成是“上坎”人家。

　　郑娟家并不住在“上坎”。“上坎”自有其横向的街道，两旁多为有门前小院和进门台阶的俄式房屋，或砖砌的或“板夹泥”的，都已老旧，小院不再是美观的栅栏围成的。当年规格一致的木条被树皮、树枝、铁丝之类杂七杂八的东西取代了，台阶也大抵破损塌陷，却仍能使人联想到它们当年的好看。如同曾经的美人，虽已徐娘半老，风韵犹存，一眼就能看出当年准是美人胎。它们的主人也不再是流亡的老俄国人，他们一批批被遣送回苏联去了。新主人们以A市的中小知识分子和中小干部为主——老资历的中学教师、新政权任命的校长、报社出版社的老编辑、医生、区里的科长、派出所所长、国企小厂的厂长等。有些住房是分配给他们的，属于公房，有些则是他们在老俄国人不得不走时买下的。买下的多是知识分子人家，当初价格便宜得很，几乎等于白给。但再便宜，那也是一般老百姓望洋兴叹之事。所谓高级知识分子，比如大学教授们，大医院的院长、名医们，处级及处级以上干部们，他们很少有住在共乐区的那样一些“上坎”街道的，而是住在市中心区更理想的街道更理想的住宅里。

　　郑娟家住在那一处“上坎”坡下百米左右的地方。那地方的坡路右边，斜刺里产生了一条胡同，曲里拐弯的，约一里半长。那种胡同，不能与北京的胡同以及南方城市的弄堂相提并论。后一类胡同，不论多么窄，两旁的房子都是砖或木结构的。郑娟家住的那条胡同里根本没有砖房，也当然不会有南方才有的木结构房了 ——约一里半长的胡同两旁，挨得非常紧密的土坯房几乎连成了两道黄泥墙，家与家户与户的分离，完全由那种黄泥墙上开出的低矮而朽残的门来显出。那条胡同的家家户户也曾有过门牌号，二十多年过去了，再就没更新过。若使每户人家都有门牌号，将是一件特麻烦的事。曾有过的门牌号所剩无几，要发现一个得在最佳距离用望远镜慢慢寻找。

　　“上坎”是由黄土层形成的。黄土是脱坯的理想土质，脱坯盖房子是最省钱的方法。穷人缺的是钱，有的是力气。先后几批穷人，不约而同地相中了那地方。他们就地取土、脱坏，于是一户又一户穷人们的家便在那地方接连出现了。穷人之所以为穷人，除了穷，还表现于他们对人生并无所谓长远考虑，基本上都是过一天算一天的活法。对于家，用他们的话说是“住处”，也断不会有多高的想法。他们当初经历战乱、逃荒而驻足于城市，主要是为了寻条活路。对于“住处”，所持往往是暂时能住就行的态度。设身处地站在他们当年的角度想一想，不持那么一种态度又能怎样呢？像周秉昆的父亲那样的农民，在他们中少之又少。何况周家在农村时是较富裕的中农，他父亲闯关东时是带了十几块大洋的。既是暂时的住处，那些仓促而建的土坯房就都很小，也很矮。添丁增口了，孩子长大了，实在住不开了，只得又脱坯，加盖一间半间的。四周空地少了，便只能见缝插针马马虎虎地盖成，于是家家户户连成一体，再无空地了。所留的走路的地方，越来越窄，有的地方窄到仅一米多宽。

　　直至“上坎”的一些人家联名抗议，街道委员会贴出了布告，胡同里的人家就地取土脱坯的现象才算终止。因为已将“上坎”的斜坡铲出了十几米高的黄土绝壁，继续下去，“上坎”的某些房屋必定坍塌。“才算终止”并不等于彻底终止了，即使胡同里的人家不再加盖屋子了，每年总还要抹抹墙吧？那就还是要从“绝壁”上往下铲土的。街道干部们解决不了他们抹抹墙的实际问题，通常睁只眼闭只眼。而“上坎”人家与胡同里的人家，争吵不断，有几家早已互相视为仇敌了。总而言之，与那条胡同的人家相比，住在光字片的人家，反而应该备感幸福，知足常乐了。

　　秉昆在胡同里往返一遭，没找到郑娟的家。他不愿贸然敲开哪一家来询问，不想使人猜疑到自己与郑家有什么关系。胡同里的泥土小路一段高一段低，被雪壳盖得严严实实。人脚踩实的雪壳硬且滑，他跌倒了一次，幸而反应敏捷，拎着布包的手及时高举，摔疼了屁股，但鸡蛋没受损失。

　　他正感到懊丧，一个少年不知何时出现了。那少年坐在自家门旁的煤堆上，手举一片圆形的玻璃对着太阳望。那天虽然挺冷，却是冬季里的一个晴日，太阳很亮。

　　他走到少年跟前，弯下腰问：“小朋友，知道郑娟家是哪家吗？”

　　少年手中的圆形玻璃是一片磨薄了的茶色瓶底。少年将瓶底揣入兜里，又掏出片蓝色的同样磨薄了的瓶底，继续对着太阳望，仿佛没听到他的话。

　　他这才看出，那少年是盲人。迟疑片刻，他又问了一遍。

　　盲少年这才说：“你不是我朋友，我没朋友。”

　　秉昆愣了愣，商量着说：“咱俩是不是朋友倒没什么关系，只要你告诉我哪一家是郑娟家，我下次来会带给你许多瓶底，替你磨好了的。”

　　盲少年的头这才转向他，拿瓶底的手却仍举着，以成人般的郑重语气说：“那你先告诉我，你是干什么的？找她什么事？”

　　盲少年的话令周秉昆又迟疑起来，他完全没料到一个盲少年对他问的话竟会持那么慎重的态度，简直可以说不但慎重，且有几分警惕。但唯有这么一个盲少年可问，便只好交谈下去。于是他说，自己并不认识郑娟，不过是受人之托，给郑娟送点儿东西。

　　“可，你知道她是什么人吗？”——盲少年那只手不举着了，在嘴前哈了哈，用另一只手搓了搓，揣入袄兜里了。秉昆随之听到他兜里发出一阵玻璃片相碰的响声，显然他兜里还有些那样的玻璃片，而隔着那样的玻璃片望太阳大约是他经常做的事。

　　秉昆诚实地说：“知道。”

　　盲少年又问：“知道你还受人之托啊？如果是给她送来涂志强的什么东西，那你干脆就别送了，那不是又会使她伤心吗？”

　　秉昆失去了耐心，生气又诱惑他说：“哎，你这小瞎子到底想不想告诉我啊？如果你告诉我，我给你鸡蛋！” 　　盲少年那双白多黑少的眼睛睁大了，分明受到诱惑，却还在考虑什么。

　　这时，从胡同口的坡上，有一老妪推着载有冰棍箱的小车缓缓而下。冰棍箱上用草绳一道道绑着火把似的插棍，其上插着十几支糖葫芦。冬季毕竟不比夏季，冰棍难卖，卖冰棍的多是两样都卖。尽管那老妪小心翼翼，小车却还是向一旁滑去。周秉昆怕她连人带车翻入沟里，急忙上前，先替她推下小车，接着又把她扶了下来。

　　老妪指着盲少年说：“那是我儿子，我到家门口了，多谢你了啊。”

　　盲少年说：“妈，这个人他要找我姐。”

　　周秉昆看一眼那老妪，再看一眼那少年，又一阵发愣——想不发愣都不行。

　　老妪说：“那，有什么事儿进家说吧。”

　　听了这话，秉昆不禁在心里谢天谢地。

　郑家有两道门。第一道歪斜的破门，是北方人叫“门斗”的小小空间，无窗，黑咕隆咚的，三四平方米大的地方，堆着蜂窝煤、劈柴、冻白菜、冻萝卜什么的，架子上倒扣着水桶。冰棍箱子也放在门斗。

　　进入第二道门，便是住屋。郑家只有一间住屋，十五六平方米，火炕占去了一半地方，窗子在连着炕的一面墙上，仅四指宽的窗台。窗台以上的玻璃结着冰，为了防止融化的冰水淌到炕上，窗台被抹布卷和布条卷全部侵占了。地上，锅台和碗橱占去了另一半面积。有张旧桌子，一把让人看上去不敢往下坐的破椅子，还有看上去同样不结实的脸盆架。此外，再无其他什么东西。连箱子也没有，夏秋所穿的为数不多的衣服，叠放在炕的一角。

　　炕上铺着几张报纸，报纸上堆着山楂，一个穿件红毛衣的二十一二岁的姑娘——不对，应该说是小媳妇——也不对，确切地说是小寡妇，坐在炕上，正用竹扦穿山楂。她那么做前，先用小刀将山楂一个个切开一道口子，挑出里边的核儿。她的毛衣很旧了，几处地方开了线。她没穿棉裤，只穿条旧的花布衬裤，也没穿袜子。

　　秉昆进门后，小寡妇停止了正做着的事，极为吃惊地瞪着他。秉昆看出她还没洗脸没梳头，看出了她在一个陌生男子讶然的目光下的狼狈不堪，也看出了她内心里的羞臊。而他的惊讶是因为，自己没料到她还是一个美人。他看着她呆住了，想到了自己的姐姐。在他看来，除了她脸上没有书卷气，此外她的美绝不逊于自己的姐姐。区别是，自己的姐姐有张眉清目秀的脸，一双大眼睛总是很有神，目光总是那么自信，给人以意志坚定难以驾驭的印象；而眼前的郑娟有张蛾眉凤目的脸，像小人书《红梦楼》中的小女子，目光里满是恓惶，仿佛没怎么平安无事地生活过似的。她的样子，会让一切男人惜香怜玉起来，周秉昆当然也不能例外。

　　郑娟扯过她的棉衣盖住了脚和小腿，满是疑虑的目光转向了母亲。

　　郑母拍拍炕沿，意思是请秉昆坐下。也没别处可坐，秉昆就拘束地半坐在炕沿。这样他可以不和郑娟面面相对，他仿佛有种被催眠的感觉。

　　郑母在椅子上坐下了，她的盲人儿子摸索着蹲到她跟前，摘下她的棉手套替她搓手。

　　秉昆担心地说：“大娘，别坐那儿，坐这儿吧。”

　　他也拍了拍炕沿。

　　郑母说：“没事儿，别看这椅子破，挺经坐的。”说完才将目光转向女儿，打消女儿顾虑说：“这小伙子心眼好，见我推着冰棍箱下坡，跑过去替我，还扶着我下的坡。要不，我连人带冰棍箱子栽到沟里了。我要是摔伤了哪儿，咱们一家的日子可怎么往下过啊？”

　　秉昆已经背对着郑娟了。郑母说时，他看不到郑娟的表情。他极想看到，却又不好在郑母说时扭头看着人家的女儿——尽管她一味说着感激他的话。

　　他忍不住要打断郑母的话时，郑娟的弟弟开口了。

　　那盲少年说：“姐，妈的话太啰嗦了，还是听我来说主要的话吧。别人托这个人转交给你东西，所以这个人才来找咱家的。他在门口见到了我，我正替你问他是什么东西，他还没告诉我呢，正巧咱妈回来了。”

　　依然是一种大人般的口吻，话说得有条有理。

　　秉昆赶紧接着他的话说：“是啊是啊，是你弟弟说的那样。”

　　他不禁对那盲少年刮目相看，正想说句这一家三口全都爱听的话，没等想出来，郑娟在他背后开口了。

　　她说：“你不必成心背对着我了。”

　　于是秉昆起身坐到炕沿另一端去，这样，他可以看着她了。在他背对她的时候，她已穿上了外裤。但穿的仍不是棉裤，而是一条单军裤，草绿色的确良的。她也穿上了袜子，小腿蜷向身后，成心不让他看到她的脚。刚才她没穿袜子时，他的目光盯住她的脚看了好几秒，看得她如芒在背，恨不能让自己的双脚立刻隐形。

　　郑母为了使屋里暖和些，起身去捅炉火，一边絮叨：“不让她把棉裤拆了，偏拆了，说春节想穿上拆洗过的棉裤。可倒好，拆了，裤面也洗干净了，又来了活儿。穿两串糖葫芦挣一分钱，为赶在春节前挣几元钱，顾不上做自己的棉裤了……”

　　郑娟穿的军裤膝部有个指甲盖大的破洞。周秉昆看出，她穿的是涂志强生前穿过的一条军裤，那破洞是涂志强吸烟时掉下的火星烫出来的。涂志强交往挺广，想弄条军裤穿穿，就会有人帮他心想事成。那几年，穿条的确良军裤或上装，哪怕是戴顶的确良军帽，在留城青年中是很时髦的事。

　　“妈，你别絮叨些没用的了，春节前我肯定会有棉裤穿的。”郑娟目光与话题同时一转，看着周秉昆问：“谁派你来的？”

　　秉昆苦笑道：“倒也不是谁派我来的，是我自己有几分情愿才答应了的事。”

　　他简单地将瘸子二人托付他的经过讲了一遍，省略了几乎是被劫持的细节，讲出他们苦苦相求的意味。　　最后他掏出信封，放在小布包旁，总结说：“这信封里就是他们让我给你送来的钱，十个鸡蛋是我从自己家带来的。毕竟，我与涂志强哥们儿了一场，快过春节了，算是我的一点儿心意。”

　　“我当什么呢，是鸡蛋啊，那大娘这厢谢你了啊！”郑母本已又坐在椅子上了，听完周秉昆的话，立即起身拎过去布包想放在别处。

　　郑娟喝道：“妈，你别！”

　　郑母竟很顺从，坐下嘟哝着，双手仍捧着布包。

　　郑娟弟弟也说：“姐，鸡蛋是可以留下的。”

　　郑娟又喝道：“没你插嘴的份儿！”

　　弟弟噤若寒蝉，摸摸索索地躲到门斗去了。秉昆不由得低下了头，他不愿看到那小寡妇对母亲和弟弟的凶样子，见证了她的另一面让他有些不快。他偶尔也对自己的母亲那样子过，却是装凶，不是真凶，而她对母亲和弟弟却是真凶。他暗想，如果自己有那么一个懂事又是盲人的弟弟，才舍不得呵斥呢！

　　他听到郑娟大声说：“你看着我！”

　　他抬起头，以不快的目光看着她。

　　“你转告他们，我才不需要他们的可怜！”她那双丹风眼中投射出凛然的目光，咄咄逼人地瞪着他，停顿片刻，加重语气接着说，“我明明白白告诉你，我也不需要你来可怜！全中国现在可怜之人多了，我不认为我是最可怜的。我恨他们！涂志强如果不是跟他们搞到一起，也不至于犯下死罪。那我俩的日子还可以凑合着混下去。带上那钱，别弄脏了我家炕。你走吧！走！快走！……”

　　周秉昆一时目瞪口呆，如同自己果真是瘸子们一伙，对涂志强的死负有抵赖不掉的罪过似的。

　　“娟，你听妈劝你几句好不好？”

　　“不好！……你！……带上钱快给我滚啊！滚啊你！” 　　郑娟的手直指周秉昆的脸。

　　秉昆的脸红过一阵后，又变得煞白。

　　他猛地往起一站，将装钱的信封抓在手里，低着头撞门而去。他像一头被始料不及的枪声和猎狗吠声所惊吓的野兽冲到了外边，不但受到了惊吓，还被激起了一种难以形容的愤怒，想要发出狂烈的咆哮。

　　郑娟的母亲和弟弟跟到了外边。

　　那老妪说：“孩子你站一下，你听大娘向你解释……那个，那什么，就是钱，她不要，大娘要。求你……给大娘留下吧！我女儿她……他俩并没领过证啊，我女儿她连一个正式的寡妇都不是呀，她肚子里还怀上了涂志强的孩子……如果不是因为撇不下我和她弟，她就根本不愿活了！她那样不是冲你，她是在冲自己的命发火呀！”

　　老妪脸上淌下泪来，朝秉昆可怜兮兮地伸出一只枯瘦的手，像已完全丧失了耻辱感的老乞丐。

　　盲少年也从旁说：“我姐以前是好脾气的人，从没对谁发过火。”他的眼中也淌下泪来。

　　“求求你，别生气……把那钱，给大娘留下吧！……只靠我卖冰棍养活不了我们三口人啊……”身材瘦小的老妪，双膝一弯，分明是要跪下去了。

　　周秉昆的心顿时软得一塌糊涂，赶紧上前一步，双手将郑母搀住，耳语道：“大娘，我没生气。”

　　他从兜里掏出信封，递到了郑母手里。她连个谢字都没顾上说，抹着泪，迈着摇摆不稳的碎步进入了歪斜的家门。

　　盲少年问：“我妈进屋了？”

　　秉昆说：“是的，她进屋了。”

　　盲少年又问：“我妈哭了吧？” 　　秉昆犹豫了一下，尽量以平静的语气回答：“她没哭。”

　　“我觉得，她是哭了。”

　　“真没哭。她是长辈，比我妈年龄还大。长辈对晚辈说话时，轻易是不会哭的。”

　　“可……她是在哀求你。”

　　“是啊，她刚才是在哀求我。但你妈确实没哭，我不骗你。”

　　秉昆摸了摸那盲少年的头，不由自主地蹲下，替他擦去流淌不止的泪，竟有些庆幸他是盲人，看不到自己母亲刚才那种可怜的样子。

　　“你把钱给我妈了？”

　　“给了，哪能不给呢！”

　　“那，是不是就证明，你原谅我姐了？”

　　“原谅了，我怎么能不原谅她呢？”秉昆说完这句话，觉得自己真的原谅那才二十一二岁的小寡妇了。他又在心里默默说了一遍，“我怎么能不原谅她呢？”

　　“那，以后……如果他们再让你送钱来，你还肯吗？”

　　秉昆不知该怎么说好了。

　　“我也求你，肯吧！我不要你送给我鸡蛋，我替我妈，替我姐，也替我自己，要他们托你送的钱，如果他们真能说到做到的话，如果你真愿意帮帮我们的话。我们太需要帮助了，可谁又会帮助我们呢……”

　　那盲少年忽然双膝跪下了，跪得那么快，使秉昆措手不及。那时秉昆仍蹲着，并没站起，愣了愣，忽然将他拉入怀中，紧紧抱住了。周秉昆居然联想到了《叶尔绍夫兄弟》中的斯捷潘，联想到了在哥哥姐姐们讨论那一部书时自己所说的话——他觉得仿佛连斯捷潘也被他紧紧地搂抱住了。

　　盲少年在他怀中失声痛哭。

　　周秉昆觉得仿佛也是斯捷潘在自己怀中失声痛哭。

　　他不知不觉地流泪了，对那盲少年耳语：“好孩子，别哭，我真的认为你是个好孩子，他们会说到做到的。我向你保证，以后你家每月都会收到钱，当然是我送来的，手递手交给你妈，或者亲手交给你也行。交给你也行的，是吧？”

　　盲少年终于不哭了，小声说：“交给我不好，我是瞎子，怕丢了，还是交给我妈好。”

　　“愿意告诉我你的名字吗？”

　　“郑光明，我妈和我姐都叫我小明。”

　　“那么，以后我要叫你光明，我喜欢叫你光明。”

　　“那，你愿意告诉我你的姓名吗？”

　　“我姓周，名秉昆。同样没骗你，告诉你的是我的真姓名。”

　　“我相信，以后我可以叫你秉昆哥吗？”

　　“当然可以。”

　　“秉昆哥，你为我家做的事，千万别告诉别人啊，那我姐就更没脸做人了。”

　　“明白。你也不能对任何人说起我的名字。”

　　“你放心，我不会的。”

　　周秉昆就那么一直搂着郑光明，与他说了一番话。

　秉昆走出那条胡同时，觉得自己一下子变成活了一百多岁的老人似的，仿佛历经了许多人间沧桑，对某些事情有了与以前完全不同的看法。他不再因自己出生于光字片而耿耿于怀了，不再因自己以自尊为代价终于调转成了工作单位，却仍是一名苦力工而耿耿于怀了，不再因姐姐的所作所为而一直难以原谅姐姐了，不再怕涂志强继续侵入他的梦中了。即使世上真有鬼，涂志强的鬼魂确确实实地出现在面前，他相信自己也是能够以平静如水、无惊无惧的心情来对待了。

　　他的心仿佛被刚刚摆脱的事掏空了。那事已经过去，如同历史，如同从他心里滔滔流过的江河水，冲走了内心里的许多脏东西，包括堆积在内心边边角角的脏东西。他知道那类脏东西以前在自己的内心里一直有，就好比烟道通烟必挂烟油，自己每长一岁，内心里的脏东西也就挂得越厚，堆积得越多。就在刚才，在郑娟家里，当他第一眼看到她时，内心里所产生的首先是一种狂野的简直难以克制的冲动，那就是扑到她家的炕上扑倒她的冲动。如果她顺从，那么他求之不得。如果她不顺从，那么他会打她，直至她不再反抗。

　　他很明白自己心里为什么会产生那么一种狂野的冲动——因为从一开始他便怀揣着莫大的也是莫名其妙的好奇，想要亲眼见识见识，和涂志强秘密结为夫妻的女人，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否则，他根本就不会答应那瘸子二人求他的事。不论是相求还是逼迫，如果在他内心里占据主导地位的不是那种莫大的好奇，瘸子二人的目的根本不可能达到。在他拎着鸡蛋走向那条胡同时，他一次次说服自己，他的好奇是完全可以原谅的。哪一个像他这种年龄，未婚，不曾与女性发生过任何一点儿亲密关系的青年，会不好奇呢？何况她已成了小寡妇！何况他是给她送钱去！四十元是不少的一笔钱。自己这一代人，有多少父亲们每个月才挣五六十元钱啊！

　　更何况，自己内心里并非仅有好奇，毕竟还多少有些同情。但他不曾料到或者说他不明白的是——一进入郑家的门，一见到炕上的郑娟是那种样子时，他的同情心顿时被狂野的冲动一冲而光。那时，仿佛同情是内心嫩草，而那种狂野的冲动是喷火器。

　　他还有几分明白的是——自己内心里的同情之所以被狂野的冲动一扫而光，第一，因为郑娟是美的，她的美太出乎他的意料，而且恰是他所朝思暮想的，在现实生活中还不曾遇到过的那类女性的美；第二，因为她衣着不整，未梳未洗，反而对他造成更巨大的从没遭遇过的异性诱惑；第三，他内心里顿时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愤愤不平——他涂志强的女人凭什么是一个美人儿？凭什么啊！不必与各方面优越又出色的青年比，就单与自己比吧，无论从家庭情况，还是从给别人的印象来说，他涂志强究竟有哪一点比自己强呢？自己起码没什么不良记录吧？第四，他当时认为她是卑贱的——与一个有不良记录的青年结为夫妻，结果让自己最终成了一个已被处决的杀人犯的小寡妇，难道不是卑贱的吗？她的不容置疑的卑贱，让他觉得自己高高在上。

　　是的，以上都是他内心里当时的真实活动。一个不过是酱油厂的苦力工的青年，去给一个卑贱的女子送去为数不少的一笔钱，见她是自己朝思暮想的那类美女，于是难以克制地与之发生了性关系，即使迫不得已使用暴力征服了她，那也算不上是多么罪恶的事吧？须知她可是一个卑贱的女子，而自己是一个一向循规蹈矩的好青年啊！是不是也可以反过来看，那样的事果然发生了的话，也未尝不是她的幸运呢。

　　周秉昆与别的青年不同之处在于，因为曾有一个时期经常听哥哥姐姐们一起分析和讨论小说中的人物，深受影响，不知不觉便也养成了对自己的言行认真分析的习惯。也可以说，文学间接给予了他那么一种后天禀赋，一种从未为人所知的能力。

　　那一天，他站在胡同口的高处，转身望着曲里拐弯的小道，良久没有离去，对自己进行了一番比以往都认真而严肃的分析。他不再觉得好玩，而是感到了羞耻。当郑母向他伸手要钱时，他内心里除了理解，其实也生出了几分鄙视。他认为那老妪应该因自己的言行而感到羞耻，并奇怪她何以丝毫没有感到。在对自己进行了一番分析后，方知自己才是最应该感到羞耻的一个人。

　　望着污雪覆盖的小道两旁原始人洞穴般的土坯房，他心中生出了一种极大的忧伤——那就是民间真的好凄苦，简直就是对“形势大好”的讽刺！如果逐一敲开那些歪斜破朽的门，家家户户也许都有一本苦经吧？人们每一天的日子其实就是别无他法地念着苦经，还绝不许念出声来。那一天，这光字片的青年补上了一堂他对社会的认识课——民间的种种无奈无助，原来并不在被他和春燕们形容为“脏街组合部落”的光字片！

　　冬日里正午的太阳高悬于当空，胡同人家的屋顶（如果那也算是屋顶的话）反射着刺眼的银光。　　盲少年郑光明举着一片瓶底望着他，他不知道双目失明的人究竟还能望得见什么？在他看来，阳光照耀之下的盲少年的头顶，似有异样的光辉。那当然是他的错觉，因为他也盯着那片瓶底看了一会儿，瓶底所反射的有色的光让他有些晕眩。

　　秉昆对那盲少年内心里充满了感激，因为他对自己的突然一跪。

　　那一跪让秉昆悟到了一个道理——当别人对你下跪相求时，表面看来完全是别人的可怜，往深处想想，其实也未必不是别人对你的恩德，因为那会使你看清自己究竟是怎样的人。而看清自己，总是比看清别人要难的。谁都希望看清别人，希望自己看清自己的人却不是太多。真实情况很可能是这样——自己内心里的丑恶，也许比自己一向以为的别人内心里的丑恶更甚。

　　那时周秉昆内心里空空荡荡的，然而并不是虚无的状态，他觉得有种类似块根的东西在内心深处开始发芽。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使他内心充满了忧伤。

　　秉昆在“上坎”的坡路上遇见了肖国庆、孙赶超等五名木材加工厂的青年工友，都是抬大木或出料的苦力工。他们很亲热地围住他，问他去哪儿了？他说自己到市里去了，闻到了他们口中呼出的酒气。

　　红脸大汉似的孙赶超说：“瞎掰！我们明明都看见你是从太平胡同走上来的，还在胡同口站了半天，好像胡同里有人送你似的！”

　　“是个姑娘吧？”

　　“那还用问？不是个姑娘他能站那么久吗？”

　　“听说，那胡同里还有不少人家没户口呢，秉昆，你可千万别被一个没户口的小狐狸精迷住，以后麻烦大了！”

　　他们真一句假一句嘻嘻哈哈地打趣他，唯独肖国庆一声不响背对着他。

　　秉昆说自己为了抄近道才走太平胡同的，也问他们干什么去了。　　孙赶超说他们去肖国庆家喝喜酒去了——肖国庆的姐姐也是兵团知青，虽然才二十三岁，却特别想得开，嫁给了团里的一名老干部，是位副营职现役军人。新婚夫妻共同请了假，到肖国庆家度蜜月。

　　肖国庆终于朝大家转过身，抗议道：“干部就是干部，你干吗非加个老字啊？我姐夫才三十几岁，你们都看到了，老吗？”

　　大家就争着证明不老，看上去很年轻。

　　孙赶超说：“你这家伙较什么真啊！”他将肖国庆往周秉昆跟前一推再推，推得他俩几乎撞脸了才作罢。

　　孙赶超又说：“国庆，你不是说一旦碰上了秉昆，要当着他的面把你憋闷在心里的话问个明明白白吗？现在碰上了，不许错过机会，问他！”

　　另外三人便安静了，和孙赶超一起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俩。

　　秉昆一时有些神经紧张，他猜不到肖国庆打算问自己什么话，怕他万一问的是一句让自己尴尬的话。他的心情已经很差了，不希望这一天再有让自己不快的事发生。

　　肖国庆说：“问就问！秉昆你诚实地回答我，你跟哥儿几个谁都没打招呼，神秘地调走了，是不是因为我那天给了你一拳，还发飙要用木板拍你？”

　　秉昆听罢不紧张了，搂抱住肖国庆真挚地说：“你这家伙想哪儿去了！我是那么小心眼儿的人吗？”遂将自己调离木材加工厂的真正原因一五一十相告。

　　大家听他说得掏心，也都承认涂志强的影子同样折磨过自己，只是不愿与人说罢了。

　　孙赶超又问他，怎么想调走就调成了，而且能走得那么快？肯定有贵人相助嘛。希望他也如实相告，什么时候认识了哪路神仙？

　　秉昆反问：“都想听？”

　　大家异口同声回答：“想听！” 　　又问：“简单说也得说上一会儿，宁愿站在路边挨冻？”

　　大家异口同声地说：“愿意！”

　　这些底层人家的小儿郎，从没与上层人士接触过，同类中若有谁与上层人士搭上关系，受到垂爱，他们不但羡慕，当然还极感兴趣，因为或许会从中学到经验和技巧。依他们想来，能帮周秉昆那么快调成工作单位的人，肯定是上层人士啊！

　　在他们对社会阶层谱系的认识观念中，科长级的干部，比如一些小厂的厂长、派出所所长们，统统都属实权人物；而处以上包括处级干部，则便是所谓上层人物了。

　　秉昆见他们兴趣那么大，自己不讲明摆着会让他们扫兴（而这是他不愿意的），只得半违心不违心地从他姐姐与蔡晓光那种难以理解的特殊关系讲了起来。

　　他们以前去过周家，见过周家的大美人儿周蓉。秉昆没讲几句，他们又都兴趣索然不想听了——从美人儿与上层人士家的儿子的关系中，他们不可能学到什么啊！前提太苛刻了啊！

　　孙赶超第一个说：“秉昆，那什么，以后再听你讲吧，哥儿几个还要到别处去。”

　　秉昆却恼火了，不快地说：“你们非让我讲的！我刚讲你们就走那不行！不想听也得给我听完了，谁走我和谁绝交！”

　　他一认真，大家就不便走了，都不愿让他扫兴。

　　肖国庆首先表态说：“那咱们就听秉昆讲完吧！要不确实是咱们不对了。”

　　于是，他们都像小朋友听孙敬修老爷爷讲故事似的，一个个挨着冻，耐着性子，表现良好地听周秉昆讲下去。

　　秉昆的话匣子一旦打开，就如同自来水龙头拧开了，并且是长期锈死的自来水龙头被蛮劲儿拧开了，螺丝口拧秃噜了，不太容易关上了；肖国庆、孙赶超们则渐渐听得有兴味了，入迷了。大美人儿秉昆的姐姐与当初省革委会的军代表、后来省商业厅革委会主任儿子之间那种一波三折的关系，是他们从没听说过的一种男女关系，太特殊了呀，太不一般化了呀！反正周蓉并不是自己的姐姐，他们对她行为的评论，便不像周秉昆那么痛心疾首，竟然都说周蓉太了不起了，简直可歌可泣！一个个净说歌颂的话，秉昆自己却讲得泪汪汪的。待秉昆讲到求蔡晓光时的自卑，讲到在酱油厂备感屈辱的状况时，大家的表情反而都大为轻松了。

　　孙赶超问：“讲完了？”

　　周秉昆跺着脚说讲完了，他的脚已冻疼了。

　　肖国庆问：“照你的说法，你们周家不可能再与蔡家有什么关系啰？”

　　秉昆高叫道：“哎，我讲了半天你究竟认真听了没有啊？我说我们两家有什么关系了吗？问问他们几个，我说了吗？”

　　其他人都摇头证明根本没有。

　　秉昆脸颊上都冻着泪痕了，他不无失落地说：“就我姐与蔡晓光有过那么一段古怪关系，我求了他一次，他帮了我一次，我俩以后也就剩再见到时点点头说几句话的关系了。我姐与他的那点儿古怪关系被我一次性用完，而且用得也不好，结果与没用差不了多少，就这么一回事。”

　　孙赶超说：“听，反应多快，立刻封咱们嘴，怕咱们以后会让他间接求那个蔡晓光帮什么忙似的。”

　　秉昆说：“你还挤对我！我揍你！”挥拳便朝孙赶超打去，肖国庆及时横移一步，挡在二人之间。

　　肖国庆瞪着孙赶超说：“我那么问确实是因为没太听明白，你那么说秉昆也确实是挤对他，不够意思！”

　　他拥抱住秉昆，如同秉昆刚才拥抱住他那样，轻拍着秉昆后背安慰道：“好秉昆，别难过，像咱们这些货，有时得认命，不认命是自寻烦恼，自寻烦恼多没意思！” 　　于是其他几个一个个拥抱秉昆，也都拍他后背或脸颊，鹦鹉学舌般地安慰。他们和周秉昆一样，在那一日以前，都是没安慰过别人的青年，也几乎都没怎么被别人安慰过。

　　周家终究并没与上层人士搭上关系，周秉昆终究还是与他们一样的人，只不过由木材加工厂的青年苦力工变成了酱油厂的青年苦力工，这使他们在心理上终究感觉到平衡。人的心理是奥妙无穷的，当受到某类事负面影响开始产生了不平衡之感，却终究还是获得了一种极大的平衡以后，会体验到异乎寻常的愉快。

　　那时的肖国庆、孙赶超们的心里难以形容地暗自愉快着。他们都知道那不怎么道德，却都拿自己内心里那份儿愉快没办法，所以便都以一种严肃的表情予以掩饰，唯恐流露出来。他们无师自通地掩饰得很成功，在周秉昆看来，他们的严肃表情是由于心情凝重所致，而他们心情疑重是由于对他的深切同情。自家的自己的、别人家的别人的一些事在他内心造成的苦闷，终于突破了一个心垒的豁口，流淌般地倾诉减压一番之后，秉昆也有几分愉快了。他想起了母亲的叮嘱，趁着自己些微的愉快劲儿还没消散，邀请他们春节期间到自己家玩。他们都挺高兴，定下了正月初三这个日子。

　与他们分手后，秉昆独自往家走时，想起了一位美国作家小说中的一首诗：

　　蓬松卷发好头颅，

　　未因失恋而痛苦。

　　未曾患过百日咳，

　　亦无麻疹起红斑。

　　寻常人生寻常过，

　　有限快乐胜黄金……

　　他记得姐姐在家中高声朗读时，哥哥、郝冬梅和蔡晓光都笑眯眯地看着她，仿佛那是一首她自己写的诗，而且写的正是她自己。不知为什么，姐姐的一头秀发天生有些卷曲，民间的说法是自来卷，母亲给出的解释是因为姐姐还没出过疹子，人人都有的身体内毒小时候转移到头发上，将头发烧出卷来了。母亲对此心存忧虑，经常嘱咐姐姐一旦发烧了千万别大意。因为按民间说法，小时候没出过疹子的人身体的内毒尚在，说不定什么时候会由一点儿小病引起大病，给人颜色看。

　　他记得自己当时提了一个问题：美国有没有保尔式的青年革命者？

　　姐姐停止了朗读，依次看着哥哥们的脸，显出被高端问题难住了的样子，那意思是本姑娘才疏学浅，但你们总不至于也被难住了吧？

　　蔡晓光肯定地说：“没有。”

　　郝冬梅不怎么肯定地说：“也应该有的吧？”

　　哥哥说：“在全人类的历史中，不仅仅无产阶级的伟人才是伟人，无产阶级的英雄才是英雄。如果这种前提是成立的，那么我认为马丁·路德·金……”

　　姐姐大声制止道：“打住！”她从兜里掏出几角钱，朝秉昆一递，板着脸命令：“买冰棍去。”

　　他当时不得不起身买冰棍去了，所以直到那日他也并不知道马丁·路德· 金何许人也。

　　由马丁·路德·金，他忽然想起了那首关于百日咳与麻疹的诗的作者是马克·吐温。这使他的小愉快又多了几分。

　　蓬松卷发好头颅，

　　未因失恋而痛苦。

　　未曾患过百日咳……

　　他不由得喊起马克·吐温的诗句来，像在某些场合喊革命口号那么大声。周秉昆已经多次喊过革命口号了，那时他总觉得自己并不是一个人，只不过是别人的录放机而已。他却由于自己的大喊而喜欢起上面一首诗来——蓬松卷发、失恋、痛苦、百日咳、麻疹、寻常人生，有限快乐……他喜欢由这些大白话组成的诗句。更确切地说，不知从哪一天起，他开始喜欢听别人说不怎么革命的甚至很不革命的话，喜欢看那样的电影和书（如果能看到也允许看），喜欢那样的诗而不喜欢某些革命的诗句了。

　　他觉得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自己病了，被几乎无孔不入的革命搞出病来了。他不但可怜自己，还可怜那些专爱革别人的命、似乎认为人活着就是要革别人的命、分分钟都应该不忘革别人的命的“革命人”。他清楚地知道，肖国庆、孙赶超们和自己在此点上是一样的。他们也被“革命人”搞出病来了，只不过大家都心照不宣地避谈罢了。

　　忽然他不喊了——一个穿警服的人正在路旁望着他。

　　那人是派出所的小龚叔叔。小龚叔叔三十四五岁了，是派出所的模范，像穿警服的“阿牛哥”，就是电影《刘三姐》中刘三姐的意中人。他做民警十几年了，看着光字片许多与周秉昆同代的人长大。秉昆们特尊敬他，当面背后都习惯于叫他小龚叔叔。

　　小龚叔叔朝他招手。

　　周秉昆惴惴不安地走到小龚叔叔面前，对方猎犬般吸了吸鼻子，好生困惑地说：“你没喝酒嘛。”

　　他说：“小龚叔叔，你还不了解我啊，不过年不过节的，我一向滴酒不沾，非喝不可的情况下才意思意思。”

　　小龚叔叔问：“那我们秉昆失恋了？”

　　他双腿一并，敬礼道：“报告小龚叔叔，本人尚未恋爱，不曾失恋。”

　　小龚叔叔表情严肃了，质问道：“既没醉，也没失恋，那你扯着嗓子喊什么？失恋啊，痛苦啊，你敢说你刚才没喊？”

　　他笑了，说自己喊的是诗句。他没敢说是美国作家小说中的幽默诗句，而说是自己厂里一名爱写诗的青年工友写的，从头背了一遍。

　　小龚叔叔批评道：“歪诗，纯粹是歪诗！你喜欢诗那也应该喜欢好的，好诗应该给人以精神上的力量，让人听了热血沸腾。今后再不许扯着嗓子在路上喊歪诗！白天不许，晚上更不许。这是在咱们派出所的地面上，如果是在别的地方，恰巧也被一名并不认识你的民警听到了，还不将你当疯子带到派出所去呀？要是那样了，你要说清楚自己不是疯子很麻烦。需要街道开证明，说不定还得咱们派出所去人把你领回来，而那个人肯定是我呀。那你不是给我找事儿吗？这还是较好的结果。不好的结果可能就是，人家倒是相信你没疯，却怀疑你对现实不满了。你一个生活在社会主义中国的青年，你的快乐是有限的吗？既然你还没谈过恋爱，在大街上扯着嗓子喊什么痛苦什么失恋？你是不是有含沙射影之嫌啊？那你还能说清楚吗？我能轻易把你保出来吗？”

　　秉昆觉得小龚叔叔未免太小题大做了，待他的话刚一停顿，立刻问：“我可以走了吗？”

　　小龚叔叔说：“不可以。你以为我说完了吗？没呢。不爱听是不是？不爱听是错误的！”

　　小龚叔叔掏出烟盒，吸着一支后语重心长地说：“秉昆啊，我是为你好。有些事情你不注意，后果那是很严重的！”

　　接着他讲了一件最近发生的事，使秉昆顿觉他是出于一片好心，内心里顿时充满感激。他说光字片有个叫韩伟的青年在亚麻厂自杀了，他昨天刚协助有关方面处理完。韩伟能分配在亚麻厂，是因为他有个好爸爸。他爸爸是火葬场的化妆师，“文革”前为一位市委干部的老父亲的遗体化妆得好，受到了人家的赏识。后来本市上层人士的亲属死了，都指名由他化妆。韩伟分配工作时，他父亲一出面求人，扇扇后门都敞开了。否则，一名家在光字片的青年，凭什么能进亚麻厂呢？

　　“韩伟入厂以来的工作表现还是不错的，人缘也挺好。他从小有种特长，你也知道的吧？”

　　“用纸折些小动物，但那也算不上什么特长……不过，也算吧。”周秉昆与韩伟关系一般。韩伟爱出风头，秉昆反感他这毛病。但一想到他已离世，而且与自己同是在光字片的青年，不免同病相怜，话就说得自相矛盾。

　　小龚叔叔却一脸悲戚。显然，韩伟的自杀对他是极大的刺激。原来，有一天午休时，韩伟用厂里的办公纸折了大大小小十几只青蛙，还用彩色笔画上了条纹或斑点，摆在食堂的餐桌上，与一些青年工友玩起了游戏。那种游戏秉昆小时候也玩过，就是要将青蛙一口口吹入事先画好的格子里，能将最大的青蛙用最少的几口气吹入最小的格子里，便算第一赢家。那天，韩伟他们赢的是卷烟。上中学以后，秉昆再没玩过那游戏，觉得没意思。韩伟他们那天不但玩得兴致高涨，还不断地拍着桌子大呼小叫“蛤蟆蛤蟆跳一跳”。人缘挺好不等于将小人也团结成了朋友。不幸的是，韩伟身边有小人，更不幸的是他自己浑然未察。结果那天一个小人就越过厂领导，用厂外的公共电话直接向市公安局报了案，说韩伟利用玩游戏，恶毒攻击伟大领袖。市公安局的人闯入食堂了，他们那儿还玩得兴高采烈呢，结果被公安局的人抓了个现行……

　　秉昆问：“因为折青蛙用的纸？”

　　小龚叔叔说：“对。你怎么猜到的？”

　　秉昆说：“我提醒过他，他非但不听，还骂我是特务。”

　　小龚叔叔叹道：“他那时要是能听进去，悲剧就不会发生了。怎么能用印有‘万岁万万岁’的办公信纸折蛤蟆呢！这种违反常识的政治错误，根本就不该发生在你们‘红五类’青年身上嘛！人家公安局的人当然得把他带走了。设身处地替人家想想，人家能说误会了，继续玩吧！秉昆，人家能那样吗？”

　　秉昆小声回答：“不能。他们不当回事儿，就犯错误了。”

　　小龚叔叔激动起来：“还是的。人家必须严肃对待嘛！起码要对他批评教育一番吧？可他自恃是‘红五类’子弟，不服，偏跟人家顶牛，问题就升级了，人家不得不在厂里召开了批判会。你就是人缘再好，公安局组织召开的批判会，谁能不参加呢？某些人正因为是哥们儿，那就非参加不可，非批判你不可，否则不就成了立场问题了吗？可一批判他，他受不了啦。趁人没注意，从四层楼跳下去了。本来也不是多大的事儿，不就是批判批判，检讨检讨，走个形式，也给人家公安方面一个台阶下嘛！可他偏不给，反而来这么一手，这也太娇气了呀！生活在咱们社会主义国家，凡是那娇气、任性的，都不是好青年！毛主席怎么教导你们青年的？要经风雨、见世面是不是？怎么，批别人、斗别人的时候，想怎么批就怎么批，想怎么斗就怎么斗，一轮到自己身上，就玩自杀呀？哎，别的道理都不讲，自己的命就那么不值钱吗？我不是一般的民警，我是区公安系统的模范民警，是负责咱们这一片青年们政治思想工作的模范民警。短短半个多月里，你们光字片被处决了一个，自杀了一个。哎，你替我想想，我还有脸穿着这身警服出入派出所吗？我一看见你扯着嗓子在大街上喊些不三不四的话，老实说我心惊肉跳。我操不起对你们的这份心了，我快被压力压趴下了，我怕了。晚上开始做噩梦了。”

　　秉昆说：“小龚叔叔，你的烟灭了。”

　　小龚叔叔这才扔掉烟头，尽管灭了，还是狠踩一脚，使劲儿辗入雪地里。

　　秉昆完全理解他的复杂心情，说：“小龚叔叔你放心，我保证不给你惹任何麻烦。”话中充满同情，有对小龚叔叔的，也有对韩伟的。

　　小龚叔叔谆谆教导他说：“不是给我惹不惹麻烦的问题。与我的责任有关的事，再麻烦我也得担起来。你们光字片的青年，要争取活出个人样来！光字片是藏污纳垢的地方，是出社会不良分子的地方，别的区都这么说，你们得凡事对自己负责，对他人负责，对社会负责啊！”

　　秉昆对肖国庆们倾诉了一通渐觉变好的心情，听了小龚叔叔一番话后，又变得糟透了。韩伟的死不同于涂志强的死。他与韩伟关系一般，却还是心生悲悯，而那悲悯还无法表达。方才已冻脚了，此时仿佛周身寒彻，他急欲脱身。

　　他像一个听话的好孩子似的说：“小龚叔叔，我记住你的话了。”

　　小龚叔叔接着表扬了乔春燕和秉昆的母亲，说春燕将会是第一个为光字片争光的女青年。

　　一名市级服务行业的标兵，不仅要有先进的工作表现，在街道也要有良好的口碑。小龚叔叔希望秉昆向光字片已经参加工作的青年们打打招呼，市里派人来光字片了解情况时，大家应该多为春燕说好话。这也是为光字片争取荣誉。秉昆真诚地表示愿意完成任务。小龚叔叔说，秉昆的母亲是一位有智慧的街道干部——某日一个小孩将家中的毛主席瓷像碰落地上摔碎了，当妈的不知怎么办，于是把秉昆的母亲找了去。秉昆的母亲沉着冷静，方寸不乱，把那件不好的事处理得妥妥帖帖。她先与那家的妈和孩子共同请罪，之后裁了些红纸，将碎瓷片一一包起，亲自送往十几户好居民家里，说那是“宝瓷片”，说不怎么好的居民家还不给，有幸得到的人家要好好珍藏…… 　　“你看，那么一件不好的事，如果处理不当，被小人当成把柄，上纲上线，起码会搞得一条街鸡犬不宁。小人哪儿没有啊？哪儿都有，街道也不例外。寻常看不见，偶尔露峥嵘。一露峥嵘，好人就不得太平了。你妈处理得多高明！秉昆你要向你妈学习，我也要虚心向你妈学习。咱们警民要共同努力，团结一致，用聪明的方法，将光字片建成一条条社会主义文明街道，你说对不对？”

　　听别人表扬自己的妈，秉昆很不好意思。母亲从没对他说过“宝瓷片”一事，如果小龚叔叔不说，他根本不会知道。他也认为母亲处理得挺聪明，但还算不上智慧。依他看来，有小聪明的人真是越来越多，但有智慧的人却似乎越来越少了。他最佩服的一个有智慧的人是小龚叔叔的上级，派出所的老所长。“文革”刚一开始时，因为光字片的街名全与“仁义礼智信”连着，包括小龚叔叔在内的一些民警主张都改了，老所长坚决反对。老所长认为，住在当地的皆是文盲老百姓，不告诉他们“仁义礼智信”的出处，他们就根本不知道是孔子的话。要改就得先将“仁义礼智信”批倒批臭，那是多不容易的事啊？革命者何必非做吃力不讨好的事呢？革命也要看效果啊！

　　小龚叔叔们不以为然，在光字片召开了一次群众大会，征求大家的意见。结果让小龚叔叔们惊诧不已，光字片的广大人民群众都坚信“仁义礼智信”是伟大领袖的话，都说意思那么好的街名为什么要改呢？谁想改我们就和谁斗到底。老所长听了小龚叔叔们的汇报之后说：“不改，光字片广大人民群众对伟大领袖的热爱就多几分。一改，反而使他们困惑了。一困惑，热爱打折扣了。改与不改，我不参与意见了，你们掂量着办吧！”小龚叔叔们一掂量轻重，思想认识就都统一到老所长一边，决定不改了。后来有几批中学红卫兵到派出所造反，强烈要求废除体现封建思想的光字片街名，小龚叔叔们将老所长的话一说，他们也面面相觑，不敢轻举妄动。秉昆的哥哥听说了，有次对郝冬梅、周蓉和蔡晓光如此评论：“大隐隐于派出所，好一位智者。光字片人家的信和电报，不必担心被邮递员乱投了，他做了一件有益于人民的事。”哥哥下乡前，还怀着敬意去向老所长告别。自从听了哥哥对老所长的评价，秉昆每次见到老所长都礼貌地打招呼。老所长退休了，他已有两年多没见到过。

　　秉昆回到家里，见母亲在包饺子，他便洗了手，与母亲一起包。他一边包一边问母亲，为什么从没对他说过“宝瓷片”的事？母亲被问得怔住了，反问什么“宝瓷片”的事。他就把路遇小龚叔叔，对方表扬她的话说了一遍。　　母亲苦笑道：“那事儿呀，你不细说妈都想不起来了。什么智慧不智慧的，妈哪儿懂，不过就是息事宁人呗！这么多事的年月，妈又是街道干部，不学着息事宁人，对不起街坊四邻啊！”

　　秉昆又问母亲知不知道韩伟的事。

　　母亲又一怔，反问他知道些什么，从哪儿知道的？

　　秉昆便把小龚叔叔的话说了一遍，母亲严肃地说：“这小龚，他怎么可以对你说那些！那是违反纪律的，哪天妈见到他要批评他！”

　　母亲的说法是，上级有指示，不许任何人传播韩伟自杀的原因，厂里对韩伟父母的说法是意外事故。一个入厂后一直表现还不错的青年工人，还是“红五类”子弟，就因为那么一件脑子缺根弦的事自杀了，上级怕真相传开被阶级敌人利用，进一步制造政治谣言。所以，即使对韩伟父母也只说是意外事故。街道干部中，只有母亲和主任知道真相，因为要倚重她俩安抚家属别再闹出什么人命来。

　　母亲用粘着面粉的手指戳着秉昆脑门说：“儿呀，你要是妈的好儿子，千万不可对任何人说妈对你说过的话。也不可对任何人说小龚叔叔说过的话，那可都是一传开就不得了的事！你给我记住了没有？”

　　秉昆连说：“记住了，记住了。”

　　他又问：“查出了给公安局打电话的人没有？”

母亲说：“那怎么查得出来呢，公共电话亭收费的人只记得是个穿亚麻厂工作服的人。全厂人都恨死了那个人，包括厂领导。公安局的人也恨死了那个人。确实是个小人，但谁也不能公开说是小人，那不就是政治立场错了？没那么一个小人，闹不出这么一桩出人命的事来！唉，这世道……”

第八章

　春节对于从前的中国人，像每年一次的公关仪式——若谁家少有客人登门，便是尴尬之事；而客人不断，则证明声誉可敬，起码可靠。为此，好吃的主要是为待客储备，自家享用反在其次。

　　一九七三年春节，比一九七二年春节供应的年货多了些，A市的市民可以买到中国用大米从朝鲜换来的明太鱼了，凭票每人二斤，两条三斤左右，供应充足，斤两限制不太严格。人口多的人家便分几次买，一次只买一张票的，那么数口之家便可多买几斤。各商店知道这一奥秘，却不戳破，也不嫌麻烦。供应充足嘛，为什么不让老百姓过春节多吃上几条鱼呢？商店卖鱼的也都是普通百姓啊。在有些方面，只要没谁干涉，老百姓是愿意向着老百姓的。市民们也可以买到中东产的一种蜜枣了，不凭票不凭本，随便买，当然也是中国用大米换的。多年难得见到的瓜子、花生、芝麻酱、香油、虾酱，都可以凭本限量买到了。东北是出产大瓜子大花生的省份，居然常年见不到瓜子、花生，曾让A市人十分困惑和郁闷。后来还是郊区的农民为市里人解开了疙瘩——农村严格贯彻“以粮为纲”的方针，任何一个生产队若在农耕地上种向日葵或花生，要承担破坏农业生产的罪名。农民只能在自留地上种向日葵或花生，但农民的自留地在“割资本主义尾巴”运动中减少了，有限的自留地要用来种菜。也就是说，千千万万的东北农民兄弟，也和市里人一样多年没吃过瓜子、花生了。现在见到的瓜子、花生等稀罕东西，是从别的省调配到东北的。别的省还生产那些东西，是因为靠海近，装船出口方便。

　　一种说法是，为出口生产的东西多了，没处存放，索性供应给人民。另一种说法是，毛主席觉得，出了林彪事件，人民肯定吃惊不小，指示周总理要让人民过副食丰富的春节，为人民压惊。并且，也可以用事实批驳林彪反党集团的“国富民穷”论。

　　两种说法各有理由，A市人都以欢乐的好心情同时接受。毕竟得到了实惠，谁还去争哪种说法更可信呢？已经是“文革”的第七个年头，辩论亢奋退烧了，大字报仍时有出现，即使打着“要为真理而斗争”的旗号企图引起广泛关注，那也很少有人理睬。

　　最让A市人想不到的是，每户还可凭购货本买到二两茶叶、一块上海生产的檀香皂。那皂的确非同一般，刚拆开包装纸时异香扑鼻，令人陶醉。茶是红茶，不知产于何地，商店预先用稻草纸二两二两包好了。这两样东西，对于大多数人家是非正常需要，属于奢侈品。特别是茶叶，一辈子不喝又怎么啦？但有些生活条件好的人家渴望拥有，而且多多益善。准备为儿女办婚事的人家也分外青睐茶和檀香皂 ——若能在婚宴上为客人沏杯红茶，让新娘子在婚后一年里一直使用檀香皂，那什么劲儿！不过，这也是生活条件好的人家的喜好，寻常百姓人家的婚事，茶和檀香皂可有可无。所以茶和檀香皂就出现在黑市上，都是抢手货，可翻价几倍卖出。往往是某人刚卖出手，操着钱不往兜里揣，转身就去买虾酱了。芝麻酱和香油也如同奢侈品，普通老百姓理性地拒绝消费。虾酱却大受普通老百姓欢迎，贴饼子、窝头抹上几筷子虾酱，吃起来像点心。

　　腊月二十九中午，肖国庆和孙赶超风风火火地来到周家。他俩得到秘密消息，三十儿上午，在城乡接合部的一处小商店，将有不凭票不凭本的猪肉可买，四角八分一斤，与凭票的猪肉同价。他俩希望和周家凑够四十八元合买一百斤，每家出十六元，每家分三十三斤又三两猪肉。

　　周秉昆问：“消息可靠吗？”

　　孙赶超说绝对可靠，他家的近邻是那小商店的头儿，只告诉了他家，再没告诉第二家。他怕知道的人多了，都赶去买，引起骚乱。

　　周母问：“买一百斤也卖？孩子，你说的可是猪肉啊！除了秋季买大白菜，平常日子买菜还限制在五斤以内呢！”

　　她难以相信。

　　孙赶超说，实际上店里更愿意整扇整扇地卖。整扇什么概念？半头猪啊！半头猪肯定超过一百斤啊！

　　肖国庆也说，赶超觉得好事不能忘了哥们儿，但也不能告诉所有哥们儿，呼啦去一大帮人，不够卖的话，激起众怒，追究起来，人家小商店的头儿可能就当不成了。赶超把秉昆视为哥们儿中的哥们儿，才来通风报信。

　　秉昆听了国庆的话，就催促母亲赶快给钱。

　　“可居家过日子，谁家会一下子拿出十六元钱买肉啊！”

　　母亲犹豫。

　　秉昆说：“不是过了这村就没这店的事儿嘛！妈，你别影响了国庆和赶超的好情绪啊！”

　　孙赶超又说：“大娘你还真得快做决定，我和国庆不敢在你家耽误时间，怕去晚了排个队尾巴，高兴而去，扫兴而归。”

　　周母这才不情愿地找出钱，数了二十多元交给儿子，把装钱的小木盒放回箱子，“儿子你看到了，妈其实没留出多少钱过春节。存折上的钱那是不能动的，得留给你和你哥结婚用。”

　　秉昆也没太听妈说话，顾不上吃饭，揣了钱，与肖国庆和孙赶超匆匆而去。

　　三个青年舍不得花钱乘车，何况乘车也不能直接到那小商店，他们风风火火直奔郊区。走着走着，下起鹅毛大雪来。待三人站在那小商店门外，早都变成了雪人。

　　肖国庆问孙赶超：“肯定是这儿吗？”

　　孙赶超说：“应该就是这儿。”

　　秉昆说：“是不是，进去一问不就知道了？”

　　孙赶超说：“不能问，一问兴许就把我家的邻居给卖了，咱们只能观察判断。”

　　“管他是不是这儿，先进去暖和暖和再说。”肖国庆性急，边说边拍打身上的雪。

　　三个青年拍打净了身上的雪，接踵而入，但见小小的店内挤满了人，每人袖子上都用粉笔写了数字，最大的数字是“23”。

　　秉昆问：“都是排号买肉的吧？”

　　没人回答他的话。

　　肖国庆小声说：“还问什么，肯定就这儿。”

　　柜台后有个中年男人朝孙赶超微微点一下头，孙赶超就向他借粉笔。那人朝窗台指了指，孙赶超抓起窗台上的粉笔就在自己袖子上写了个“24”。

　　秉昆小声说：“我俩不用写了吧？”

　　孙赶超也小声说：“都写上，万一是每人限量买呢？那咱们三个人不是可以多买吗？柜台后那男人就是我家邻居，一会儿我买盒烟谢谢他。”

　　肖国庆担心还是来晚了，排的都是24、25、26号了，如果白等还莫如不等，秉昆也是这个主张。孙赶超说，究竟能不能买上，他一会儿找个机会问问，冒着大雪走了二十多里来了，先别往泄气的方面想。

　　店里地方小，人又多，还有人吸烟，空气很不好。秉昆没在店里待多久，觉得头晕，说要出去透透气儿。国庆也说头晕，跟了出去。

　　鹅毛大雪还在下，店前的马路那边便是农村的田野，白茫茫一片大地好干净。远处，一个小村被大雪覆盖得只剩下了农舍的轮廓，悄无声息地趴在雪地间，仿佛转眼就会消失。几户人家低矮的烟囱里冒出了袅袅青烟，仿佛要证明白色的轮廓之下住着人。

　　靠路边有棵孤零零的大树，主干有筒口那么粗，长得老高，树枝树杈也很多。每一枝每一杈都令人难以置信地挂满了雪，连迎着风雪一面的主干也从上到下变白了。

　　国庆说：“你看树上是些什么？”

　　秉昆定睛看了看说：“没什么啊。”

　　国庆跨过马路，弯腰捧起一捧雪，操成雪团，挥臂朝树上投去，于是飞起一群白色的东西。刚一飞起还是白色的，飞到半空身上落下雪时才变黑了——原来是群乌鸦。附近再没别的高处可落，乌鸦们呱呱叫着，在那棵树上盘旋了一阵，最后还是落在树上了。

　　国庆走到马路这边时，有几人见他俩衣袖上有数字，其中一人问：“是排队买肉的吧？”

　　国庆警觉地反问：“谁告诉你们来的？”

　　那几个人互相看着，支支吾吾，显得很谨慎。

　　秉昆不禁笑了，热心地说是的，还告诉人家窗台上有粉笔，进了屋第一件事要抓起笔来往自己袖子上写号。

　　几个人谢过，进入店里。不久，赶超从店里出来了，让国庆和秉昆只管把心放在肚子里，肉有的是，一个电话就会整卡车运来。往后一年里，肉可能就不凭票了，怕忽然变化，引起抢购，所以先在这偏僻的小店试卖。

　　国庆和秉昆听了自然高兴，都说不管等到多晚，非把肉买回去不可。三人正说着话，顶风冒雪猫着腰又走来两个人。待那两人走近，秉昆才认出，竟是“五四”曹德宝和吕川。秉昆和二人关系不好，虽然互相打了招呼，但双方都带搭不理的。好在国庆、赶超与曹德宝和吕川是中学同学，看起来似乎一团和气。

　　赶超是眼里揉不进沙子的人，把秉昆扯到一旁问怎么回事。秉昆说自己也不知道，反正自从成了工友，他俩就无缘由地孤立他。

　　赶超说：“我来解决这个问题。咱们不但要把肉买回去，还要让你们三个以后也成为朋友。你得主动点儿，去店里把粉笔拿出来，由你给他俩袖子上写号。”

　　秉昆当然希望与曹德宝和吕川之间的问题早日解决，顺从地走入店里去。

　　曹德宝和吕川急着先写上号，也往店里走。　　赶超拦住他俩说：“不用急，人家秉昆就是为你俩进去的。”

　　他话音刚落，秉昆拿着粉笔出来了，也不说什么，默默就往曹德宝和吕川袖子上写号。

　　秉昆写完，国庆想替他把粉笔送回去，免得后来者找不到。秉昆说不必，窗台上已多了几截粉笔。

　　赶超看着曹德宝和吕川说：“现在你俩得老老实实回答一个问题，否则我挡住店门不让你俩进去暖和。”

　　曹德宝笑道：“我猜着你要问什么了。你先告诉我，你们怎么知道消息的？你说了我和吕川才说。”

　　赶超说：“错！我要问的是，你俩为什么成心孤立秉昆，从实招来！”

　　曹德宝和吕川对视一眼，都低下头去闷不作声。

　　国庆也说：“秉昆在酱油厂还受你俩的气呀？他是我和赶超的哥们儿，那你俩还真得交代交代原因了！”

　　秉昆不好意思地说：“我可没说他俩给我气受，我只说他俩不愿理我。赶超非要问个明白，我没法不如实地说。”

　　“我和德宝讨厌后门进后门出的人！”吕川口中愤愤地迸出一句话。

　　赶超就说：“来来来，听我讲故事。听完，你俩就不讨厌秉昆了。”他生拉硬拽，一手一个，将曹德宝和吕川扯到了小店的侧面，那里背风雪。

　　“他主讲，我补充！”国庆说着也跟了过去。

　　秉昆呆呆站在原地，不知如何是好。

　　国庆转身朝他喊：“你别傻站那儿挨冻，进店里暖和去！”

　　秉昆进入小店，见一角落有人坐过，垫屁股的报纸还在地上，便走过去坐下。他不由自主地回忆起近两个月来自己经历的大事小事，深感每一件事都不同程度地改变了自己，影响了自己对人生、对老百姓常说的人世间的看法。他由涂志强成了杀人犯被公开处决，想到了涂志强的父亲，那位舍命救工友的老工人。以前木材加工厂的宣传窗里一年到头贴着那老工人的大幅半身照，涂志强出事的第三天就被揭下来，以后当然也不会再出现在宣传窗里了。他不认为涂志强天生就是个杀人犯，也不认为韩伟天生就不拿自己的命当命。他认为他俩的死，都是由于一时的冲动。是的，是冲动，这是多么可怕的两个字呀，这两个字一时控制了谁，谁那时就处在危险边缘了，不但对别人危险，也往往使自己临险而不知。

　　他不由得哆嗦了一下，因为在酱油厂出渣车间时，他曾几次想抡起板锨朝曹德宝和吕川劈去。当时自己头脑里一片空白，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使他俩死于锨下。他俩对他的挑衅和挤对，他出生以来从来没有经历过。想到这里，他不由得又打了个哆嗦。现在，赶超与国庆却在外边为他和曹德宝、吕川的关系说和！自己与肖国庆、孙赶超在木材加工厂时关系也不是多么铁，可自从在“上坎”的坡下偶然见着了他俩，说起了自己一些不愿对外人说的事，他俩现在已口口声声说是哥们儿了。不到郑娟家去送钱，那天就见不到肖国庆和孙赶超。见不到他俩，今天就不会同他俩来买肉，也就见不到曹德宝和吕川，自己内心里的恶念就还在，酱油厂出渣车间便仍是一个暗伏杀机的可怕地方，自己和曹德宝、吕川的人生就劫数犹存！

　　他也想到了小龚叔叔、母亲以及老所长，都是再普通不过的人。一位每月挣四十几元钱的民警，能说他不普通吗？一个根本就没有工资，由家庭妇女们选出的街道干部，也再普通不过了呀！老所长就不普通吗？每天骑辆旧自行车上班下班，风里来雨里去，经常被上级批评：“你工作怎么做的？这个所长你还能当不能当？”经常被些老娘们儿指着鼻子问：“我家的婆媳矛盾你都不管，那你干什么吃的？”也许在有些人看来他毕竟是派出所所长，不普通。在秉昆看来，他却只不过是有点儿不普通的普通人而已——有一次自己下班回家，见母亲正送老所长出家门，老所长毕恭毕敬地对母亲说：“街道的治安工作，群众的团结问题，今后还要请您多操心啊，拜托了！”双腿一并，庄庄重重地向母亲敬了个礼。那情形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老百姓在人世间的生活真是不容易啊，谁家一不小心就会出不好的事，一出不好的事往往就束手无策，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幸而有小龚叔叔、母亲、老所长这样一些人，即使无法解决什么实际问题，起码能给予人世间一点儿及时的温暖和抚慰。

　　他还想到了肖国庆和孙赶超，两个与自己关系并不是多么好的工友，已经不在一个厂了，忽然就与自己关系好起来。怎么就好起来了呢？他还没想明白。他俩却在做着母亲经常做的事——为了能让曹德宝和吕川以后不再孤立自己，在这郊区小商店里正做着视为己任的说服工作呢！肖国庆和孙赶超在他内心里的形象一下子特别的可亲可爱了。他进而想到了郑娟——自己为她所做的事不可告人，若被韩伟遭遇到的那类小人所知，必定会使自己陷入某些麻烦，以后究竟是继续做下去呢，还是忘记那事为好呢？他不是没掂量过那事的对错，他多次在心里暗自掂量，每次的结论都是对。既然对，他心里又一次决定了——那就应该做下去！何况，自己答应了郑光明那个盲少年，自己要配那盲少年的一跪啊！至于做下去会给自己带来什么麻烦，就不多考虑了吧！考虑来考虑去的，太累心了！

　　他正坐在角落浮想联翩，小店的门一开，肖国庆出现在门口，在满屋子人中巡视着，没发现他，高叫了一声：“秉昆！”

　　他站了起来。

　　肖国庆一摆头：“出来一下。”

　　他走到外边，曹德宝和吕川的目光同时望向了他。

　　孙赶超说：“你俩，表现点儿实际行动啊！”

　　曹德宝说：“秉昆，你的事，我和吕川一清二楚了。我俩以前对你那样，你别往心里去，今后咱们的关系不会那样了。”

　　吕川接着曹德宝的话说：“出渣车间的人，一个接一个都离开了。就我俩，入厂四年了，没关系没后门，想走也走不成。我俩以为你也是在出渣车间混着干几天，有关系有后门很快就会离开的主，所以看着你来气，理解理解我俩啊！”

　　秉昆不知该说些什么，只有苦笑着。

　　肖国庆却不依不饶地说：“赶超，他俩各说那么几句屁话就等于实际行动了吗？”

　　曹德宝抗议道：“别得理不让人，我浑身上下都冻透了，不跟你们在外边瞎掰扯了！”说罢进入小店去了。　　吕川说：“什么实际行动不实际行动的，话到了，关系就已经改变了嘛！”他也紧随其后进入了小店。

　　国庆对赶超说：“就这样了？”

　　“也只能就这样了。”赶超拍着秉昆的肩又说，“哥们儿解决问题的水平不是太高，你们的关系以后怎样，主要还得靠你自己。”

　　秉昆问：“你跟他俩说我什么了？”

　　国庆说：“还能说你什么？无非就是把你那天讲给我们听的事，替你讲给他俩一遍。咱们这种青年，谁活得都不顺心，但愿他俩也是有同情心的。”

　　小店里居然还卖扑克，国庆买了一副扑克。屋里人更多，空气也更不好了。趁有些人出来透气的机会，五个青年占据了一处地方，玩起了“争上游”。

　　天渐渐黑了，他们都饿了，秉昆争着买了十个面包，一人两个，都狼吞虎咽地吃起来。谁都没带粮票，多亏售货员说没粮票多加钱也卖，否则还吃不上面包。天一黑外边更冷，没人再出去透气了，怕一出去，又来人挤进屋，自己反而进不来。扑克是不能再玩下去了，玩扑克他们占的地方大，别人有意见。为了发扬风格，他们也都自觉地站起来——站着的人比蹲着坐着的人占地方小点。挤满了人的小店内，情形像超载的车厢。

　　六点多的时候，许多人失去了耐心，吵吵嚷嚷的，强烈要求提前卖肉。小店负责人也就是孙赶超家近邻，却说肉还在市里冷库呢，并没送到店里来。他这么一说人们立刻像炸了窝，逼着他给冷库打电话，催促早点儿送肉来，要求送来了就连夜卖。秉昆他们虽也早就失去了耐心，碍着赶超的面子，却都默不作声，一个个显出极有定力的样子。人们的情绪越来越激烈，局面眼看就要失控。

　　秉昆忍不住，他走到一名女售货员跟前，隔着柜台跟她商量：“你能不能给冷库打电话，向他们反映一下这边的情况呢？”

　　女服务员说：“都这钟点了，他们早下班了，还会有人接电话呀？”

　　秉昆坚持道：“你打一次看看嘛！如果那边确实没人接，大家不是也就消停了吗？”

　　女服务员说：“领导没发话，我可不敢随便给那边打电话！”

　　这时，小商店的负责人已不知躲哪儿去了。

　　秉昆耐心地恳求说：“那请你把那边的电话告诉我，我来打行吗？”

　　女服务员见人们都不拿好脸色给她，犹豫片刻，终于告诉了电话号码。

　　秉昆抓起电话一拨，那边还居然有人接了。

　　冷库的人说，领导并没强调非得三十儿上午才许送肉。恰恰相反，领导指示只要商店一来电话，随时便送，一辆卡车几名装车工正在待命呢。

　　秉昆就郑重地说：“我是商店负责人，现在就送来吧。”

　　他放下电话，见曹德宝和吕川向他竖起了大拇指。

　　情绪激烈的人们抱怨了一阵，渐渐安静了。

　　一个多小时后，满载冻肉的卡车总算开到了店门前。小店的领导也出现了，没好气地自言自语：“这不是耍人玩嘛！如果通知我的是随时打电话随时往这儿送，我为什么非要拖到三十儿上午？我有病啊，以为挨骂舒服啊？”

　　肉送来了，人们都高兴了，没人理睬他委屈不委屈的。五个青年带头，大家纷纷出力气往店里搬。小商店负责人这时明智地提出：甭往店里搬了，店里地方那么小，怎么放得下？干脆将压秤抬外边来，将电灯也拉出来，就在外边卖吧！

　　大家异口同声说：“好！”

　　那肉冻得嘎嘎硬，铁似的，刀是切不动的。好在店里的人早预备了大锯小锯。也好在十之七八的人像秉昆们一样，是将钱凑在一起整扇整扇买。用锯的时候不多，卖得挺快。

　　五个青年扛着两扇冻肉往回走时，已经晚上十点多了。　　周秉昆肖国庆和孙赶超三人买那扇肉一百一十多斤，曹德宝和吕川二人买那扇肉一百零几斤。他们三个一伙两个一对，替换着各扛各的，不敢交叉替换，怕走着走着替换乱了，分不清哪扇肉是多几斤的哪扇肉是少几斤的了，那不是自找麻烦吗？可怜那“五四”青年曹德宝，扛了没多远就累得呼哧带喘，不停地说扛不动了。

　　秉昆问吕川怎么样。

　　吕川说比曹德宝强，坚持得了。

　　秉昆就让曹德宝跟在肖国庆和孙赶超旁边走，自己跟在吕川旁边走，这样既不至于替换乱了，曹德宝也可以少扛一会儿。

　　曹德宝开玩笑地说：“真哥们儿假哥们儿，这时看出来了。国庆和赶超，他俩最善于装聋作哑了，我根本就不指望他俩发慈悲。秉昆你比他俩够意思，真哥们儿就应该是你这样的！”

　　赶超正扛着肉，却不愿省点儿力气，一步一喘慢言慢语地反唇相讥：“你这假五四青年，一不能文，二不能武，完全没有培养的价值。让你干几年脏活累活，你还满腹牢骚，经常发泄对社会主义的不满，国家要你何用？我看早点儿把自己累死算了……”

　　他脚下一滑，摔倒了，一扇肉也滑出老远。

　　国庆大叫一声：“我的肉！”——拽着尾巴将肉拖到身旁，严肃地说：“摔倒了也得你接着扛啊，你才扛多一会儿？”

　　秉昆们忍不住都笑了，一起就地坐下休息。

　　国庆提议，先都到秉昆家去，将两扇肉分成五份，然后各带着自己那份回家，也省得三十儿上午还要忙。

　　赶超说：“同意。秉昆家近，就他母亲一个人，外屋也宽敞，不至于太添乱。”

　　曹德宝和吕川也同意，那样他俩继续往自己家走时，肩上都少一半分量

了。

　　秉昆也说这样对大家都好，自己家还有锯。

　　等秉昆将肖国庆们送出自家小院时，黑夜悄然过去，天快亮了。他返身进了家门，脱去上衣和鞋，倒头便睡。

　　一觉睡过了中午，醒来时，见母亲在弄那半扇肉，一刀一刀切得很费劲儿，每刀却只能切下一小片儿。秉昆睡足了，来了精神，将刀换成锯，接替母亲对付那块肉。用锯对付起来，快多了，也省事多了。母亲心疼地说，用锯太浪费了，看锯下这些肉末，扔了多可惜。秉昆说，那你喂鸡。母亲还真仔细地将肉末拢到一起，捧着喂给鸡了，两只鸡很爱吃。

　　当年，任何一个人，如果对付的是一大块肉而不是难以劈开的木头，再费劲儿心情也是愉快的，何况还是在三十儿这一天！

　　见儿子心情好，母亲说春燕昨晚来过家里，希望秉昆带着她和春燕母亲，今晚一块儿去春燕的那家浴池洗澡。她已向街坊将平板车借妥了，蹬平板车去，半个来小时就到了。

　　“儿子，妈也几年没在外边洗过澡了，你就帮妈实现一次愿望呗！人家春燕她妈今晚主要是陪我去。自从春燕当了修脚师，她妈差不多每个月去那儿洗一次澡，连一些老毛病都洗好了。人家春燕她爸，还经常去春燕那儿修脚呢！”

　　母亲的话中不无羡慕成分。

　　秉昆不禁对母亲心生怜悯。他想了想，自己从小到大这二十多年里，就不记得母亲去浴池洗过一次澡。自己参加工作前，在家里光了膀子擦身时，还让母亲搓过背呢！

　　他保证说：“妈，今晚保证让你的愿望实现。既然春燕一片好意，干吗不沾沾光呢？”

　　酱油厂洗浴间的热水管通道坏了，他也多日没洗澡，连自己都觉得身上有股酱油味儿，能在三十儿晚上痛痛快快洗次澡未尝不是他的愿望。

　　春燕当修脚师的那家浴池，修脚与搓背两项服务在全市闻名遐迩，好口碑可追溯到一九四九年以前。当年它实际上是一家贵族浴池，门口有戴缠巾帽的大胡子印度门卫把守，腰佩彩鞘的印度弯刀。当年的好口碑，只不过是权贵们的好口碑。一九四九年后，才成了人民大众的浴池，才在人民大众间有了好口碑。“文革”前，冷不丁会看见省市领导或文艺界人士出来进去，为他们服务有专属的区域。它曾是市里那条大街的地标性建筑，二层小楼外形美观，欧式风格；里边装修高档，据说每一块瓷砖、每一个水龙头起初全是进口的。从六十年代起它就没再维修过，十多年下来，已显得不那么高档了，里外都出现了破败之相。

　　秉昆估计三十儿晚上去洗澡的人少不了，三点多钟就和母亲、春燕妈赶到了。果如所料，人还不多。一路上，春燕妈将女儿夸得一朵花似的，仿佛要去的不是浴池，女儿不是修脚师，而是要去一家全市最有名的饭店，女儿是总经理兼头牌大厨。虽然是对秉昆妈喋喋不休，但秉昆分明觉得更是大声说给自己听的。母亲抓空儿插上几句，也不失时机地夸夸自己的儿子。两位母亲一路上的话，令秉昆产生一种古怪的想象，想象她俩是专门拐卖大小伙子的，自己正是她们串通一气行将拐卖的对象。春燕则是同谋，也是最大的受益者。

　　秉昆洗得快，比约定时间提前二十分钟就出来了。觉得里边热，他到外边等着。见有卖糖葫芦的，他想买一支。刚欲交钱，改主意买了支冰棍。糖葫芦使他想到了郑娟一家，她一家的春节将怎么过呢？肯定没人去拜年啊，别人家也不会欢迎她家的人去拜年啊！又穷又冷清，春节反而会使她一家三口比平日的心情更凄凉吧？但是，改吃冰棍并不能使他不想郑娟一家。他还由郑娟一家又想到了韩伟一家，韩家死的可不是名不正言不顺、风里有影里无的“女婿”，而是亲儿子。他们的悲伤肯定大过于郑家，但儿子毕竟是“意外身亡”，会有同情者，也会有小龚叔叔和母亲那样一些人去抚慰……

　　秉昆正胡思乱想着，突然从浴池内拥出些人来。其中一人是男服务员，衣服还没穿齐呢，棉袄敞着怀，半露赤裸的胸脯，下身穿的却是裤衩，脚着拖鞋。他背着个人，背上的人叫疼不止……

　　另外一些人七言八语，有的跑到马路边拦车。那年月没出租车，马路上行驶的尽是公共汽车、无轨电车或运货卡车，也不是随时可见。　　秉昆从人们的议论中听明白了——被背着的人五十多岁，五十多岁如果长得老点儿，当年往往也被称作“老爷子”了。那老爷子搓罢身，洗罢澡，快穿好衣服时，不慎滑倒，站不起来了，估计摔断了一条腿。

　　秉昆就让浴池的服务员将老爷子放在平板车上，说自己愿意将老爷子送往医院，请对方告诉春燕自己去哪儿了就行。

　　老爷子在平板车上说：“小伙子，求你送我到‘一三一’啊！”

　　秉昆说：“市立一院近，‘一三一’远不少呢！”

　　老爷子坚待道：“听我的，去‘一三一’！”

　　“一三一”是部队医院，那里的骨科并不比市立一院更出名。既然老爷子非要去“一三一”，秉昆只得从命。

　　路上，他猛然想到，老爷子可能没穿鞋，刹住车扭身看，见老爷子果然没穿鞋，用车上的麻袋片盖着脚。

　　那样子去往“一三一”，他的双脚必然冻伤无疑。

　　秉昆下了车，也不说话，脱下棉袄将“老爷子”的脚包严了。

　　老爷子说：“你不冷？”

　　秉昆说：“我年轻，火力旺。”

　　老爷子说：“咱俩好有缘。”

　　秉昆将平板车蹬到“一三一”时，秋衣的前胸后背都已被汗湿透。

　　老爷子说：“我叫马守常，你进去告诉他们，让他们用担架来抬我。只要是医院三十五岁以上的人，见着哪一个告诉哪一个就行。”

　　秉昆遵命，老爷子被抬进医院去了。

　　秉昆穿上棉袄，坐到车座上，正欲蹬车回家，出来一名军人护士叫住了他，问他名字，哪个单位的。

　　秉昆一想，自己长这么大头一回做好事，留名留单位的，太那个了，扭捏地说：“不必了吧？”

　　军护却不耐烦地说：“我在执行命令。叫你留你就留，别啰嗦。要真实的，快点儿。”

　　他只得说出了自己的姓名和工作单位，心里却对那军人护士生硬的态度很是不满。

第九章

　　一九七三年A市的春节，也比前几年的春节多了些过大年的气氛。除了年货供应较为丰富，政治上不同寻常的宽松也是一个原因。这后一点，主要是那些仍划在另册靠边站了的大小干部、不受待见的知识分子们的感觉。对于此两类人，政治气氛感觉怎样比年货供应的怎样尤其重要。尽管“九一三”事件发生过去快一年半了，余波还在持续，正式报道及小道消息不断地告诉人们，这里那里又挖出了“余党”。人们在议论的同时，不可能不展开必然的联想。而联想一旦展开，话题的边界就延伸，以往相互之间不敢交谈的看法、感慨，都敢于有所保留、谨慎地说说了。当然，这里说的人们，是一向特别关心政治的人们。划在另册靠边站的大小干部和不受待见的包括仍被视为“阶级异己分子”的文化人，也敢于在春节期间相互拜年了。他们似乎仅仅是被抛弃、遗忘了而已，不再是需要狠狠打击的阶级敌人了。

　　光字片的春节气氛却相反，两个年轻人非正常死亡，使光字片笼罩在一种不祥之中。涂家虽已没人了，交叉贴在门上的，盖有法院和公安局大红印章的封条并没被风完全撕掉。人们经过时，特别是孩子们和年轻人晚上经过时心里发毛，不愿看涂家的门，都会低下头去加快脚步。韩家和周家一样，也有个不大的小院子。得知小儿子的死讯后，他家人在小院门上挂出了黑布幡子，春节也没除去。整个光字片三十儿晚上未响一声鞭炮，唯恐韩家的人发生误解，大家都自觉恪守民间的道德。

　　大年初一上午，升为街道副主任的周母照例挨家挨户去拜年，并给几户老人和孩子身体不好的人家送鸡蛋。秉昆则没出门，他移开整齐码放在一只旧木箱上的二十几棵大白菜，从箱子里抱出所有的图书，摆了一炕。母亲“主动出击“，他估计不会有人来拜年，但还是插上了门，以防万一。他选出了一本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又将那些书按自己打算读的先后顺序放入了箱子，再将大白菜重新码在箱盖上。哥哥下乡前，家里并没有那些书，最多时也就三四本，随时藏起三四本书并非多么难的事。有时，哥哥们所读的书是他自己、姐姐周蓉或郝冬梅从外带回家的，他们集中时间几天内读完便不知还到哪儿去了。　　哥哥秉义下乡前一天，指着那只旧木箱告诉秉昆里边装的全是书。哥哥将一只手按在他的肩上，委以重托似的说：“保存那些书的使命就交给你了。”

　　秉昆说：“为什么不交给我姐？”

　　哥哥说：“她肯定也得下乡。”

　　见秉昆一副压力不小的样子，哥哥宽慰他说：“你也别因为那些书不安。现在已经不是‘文革’初期，我和周蓉走后，家里就剩你和母亲了，咱们是工人阶级家庭，即使被多事的人发现了，举报了，也没什么了不得的，绝不至于把你和母亲怎么样。只不过，那些书在以后的中国，在一个不短的时期内将难以再见到，很宝贵。我希望咱们周家的后人还能幸运地读到那些书。一个人来到世界上，一辈子没读到过这些书是有遗憾的。”

　　秉昆问：“你指咱俩和周蓉的儿女？”

　　哥哥庄重地说：“是啊，我们必然是会有儿女的啊。”

　　哥哥还说，那些书大部分是别人的——老师同学以及其他朋友的，也有冬梅姐的几本，别人家里不便保留，所以集中送到较为安全的周家来了。哥哥最后说：“你就算是为许多人负起使命吧。”

　　他又问：“哥，你除了老师和同学，还有些什么朋友呢？”

　　哥哥沉吟了一下，意味深长地说：“有的人只有老师和同学之间的友谊是不够的，哥就是这样的人。”

　　当时姐姐不在家。

　　哥哥的话虽然并没让他觉得有多光荣，但确实使他产生了一种类似使命的责任感。家里就两间屋，床底下是百姓家最能藏些东西的地方，可里外间都是火

炕，没法藏任何东西。哥哥姐姐走了以后，秉昆不知该将那只箱子藏哪儿，索性摆在外屋的原处，冬天往箱盖上压大白菜，夏天放被子棉衣，再用块布罩住。他那简单的头脑里记住了一句不知怎么就记住了的话——藏东西最安全的地方是看起来不可能藏东西的地方。他很聪明地在书上边放了一层干辣椒，一为防虫，二为障不良之人的眼。而他之所以选择《怎么办？》来看，是因为听哥哥姐姐们说，此书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在狱中写的，是一本写得最不浪漫的爱情小说，也是俄罗斯文学史上最不像小说的重要小说。这引起了他更大的好奇。

　　上午，秉昆躺在炕上看《怎么办？》。那书确实难以吸引他，但也不是枯燥得令人根本看不下去。他极其平静地看着，不时将自己想象成罗普霍夫，同时将薇拉想象成郑娟，难以排除的想象使他看得既平静又享受。

　　快中午时，母亲回来了。秉昆说他不饿，母亲煮了几个冻饺子自己吃罢睡了。一阵困意袭来，秉昆也睡了。醒时两点多了，母亲又去拜年了。近几年的初一都是如此，母亲对拜年这件事一年比一年认真，如同领导干部对待值班，她说：“初一都拜遍，春节就能过踏实了。”

　　傍晚，母亲回来时眼睛红红的，秉昆料想她准是陪韩伟妈哭过了。他什么话都没问，有什么可问的呢？

　　哥哥去年回家时用攒下的钱为家里买了一台收音机，不但能听市台、省台，还能听北京台、中央台，家里一下子蓬荜生辉。

　　母子俩听着样板戏默默吃罢晚饭，母亲关了收音机，上了炕，从炕箱里取出一个布包，盘腿而坐。

　　布包里包着姐姐周蓉寄来的信。

　　秉昆放下《怎么办？》，主动问：“先读哪封？”

　　母亲平静地说：“哪封都行。”

　　于是秉昆替母亲打开布包，随便拿起了一封信。

　　这件事成了近几年初一晚上母子间的保留节目，只有哥哥春节探家回来了例外。哥哥总是争取与冬梅姐一块儿探家，三十儿晚上他俩陪冬梅姐的母亲过。冬梅姐的母亲原是省妇联副主任，和她父亲一样还都没有获得“解放”，而她父亲身在何处似乎无人知晓。初一晚上，他俩准在周家这边过，冬梅姐往往会住下不走。

有哥哥和冬梅姐在，母亲总是很开心。　　秉昆拿起的是姐姐从贵州寄回的第一封信，也是他读的次数最多的一封信。

　　“妈妈，女儿已经深深地爱上他了，叫我怎么办呢？”——那封信秉昆几乎能背了，第一次读时，母亲一听到这句话就哭出了声。

　　“这叫什么话呢？秉昆你说你姐这信里写的是什么话啊！她当初如果不爱上那个倒霉的男人，不就没后来这一切事了吗？怎么办，怎么办，生米做成熟饭了才说怎么办，不是一切都晚了吗？”母亲当时的哭诉，秉昆记忆犹新。

　　可这一次，母亲没像往年似的边听边流泪，她很平静地说：“是啊，怎么办呢？已经爱上了那就没办法了。”

　　母亲把脸转向了秉昆，慈祥地望着他，似乎在用目光问：“是不是啊，秉昆？”

　　他小声说：“妈说得对。”

　　他一封接一封地读下去。母亲既不说别读了，也不说还读。他读得口干舌燥，起身喝了几口水再坐到炕边时，见母亲已将信用布包好了。

　　母亲问：“儿子，没烦吧？”

　　秉昆说：“给妈念姐的信，一百遍也不烦。”

　　“老疙瘩知道理解我了，以后再也不让你念了。”母亲说着，将被褥展开，将布包塞入被窝里，她分明是要搂着那布包睡了。怕自己看书让母亲难以入睡，秉昆抱起自己的被褥枕头，关了灯，去外间屋躺着继续看《怎么办？》。

　　然而郑娟的样子总是浮现在眼前，似乎还带着她的体温。并且，每一次都比上一次穿得少，终于一丝不挂，双手捂着乳房，小腿向后斜伸，以一种期待般的神态对他凝眸睇视。她的面容白里透红，红里透粉，而身子却是白皙的，像白玉雕的，柔润的光泽晃他的眼。

　　他看不下去《怎么办？》了，也关了灯，紧闭眼睛，黑暗中一个劲儿地对自己说：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

　　他觉得“怎么办”三个字好生可怕。

　　正月初三那天，秉昆起得很晚。醒来后不愿离开被窝，他也不想再摸出枕下的《怎么办？》。他大睁双眼疑视屋顶，屋顶漏过雨，留下一片水痕。望着望

着，水痕竟逐渐也成了郑娟的样子，她昨晚一次次浮现在他眼前的那种样子。如果以印象派的眼光来看，那片水痕确实有几分女体的意味。

　　母亲已起来了，在扫里屋地，她问：“儿子，早上想吃什么？”

　　他懒懒地说：“什么都行。”为了抵抗令自己备感羞耻的想象，他用被子蒙上了头。

　　母亲又问：“你晓光哥，他初几会来呢？”

　　秉昆早把母亲交给他的任务忘到脑后去了，根本没执行，他搪塞说：“我再没见着过他。”

　　“大点儿声，妈听不清。”

　　他只得将头从被底下伸出，用另一句话搪塞：“他春节这几天很忙。”

　　“他亲口对你这么说的？”

　　“对。”

　　“再忙能忙到哪儿去呢，那就是不愿来啊。也怪妈，当初不该讲伤人的话。”

　　“妈你别胡思乱想。他和我姐还有联系呢，不会计较你当初说什么！”

　　“真这样就好。”

　　“晚上，我的几个工友会来家里热闹热闹，有原来木材加工厂的，也有酱油厂的。”

　　“那，妈这就把肉炖上，也把木耳泡上。”

　　听来，母亲有几分高兴。

　　吃罢早饭，秉昆忽然生出一个想法，要去蔡晓光家表达一番谢意。他仅仅是表达谢意，并无其他杂念。他决定，即使蔡晓光主动问起他在酱油厂的情况，自己也只说挺好，别的什么都不说。他不再盼着早日离开出渣车间了，宁愿陪曹德宝和吕川撑下去。如果有两次离开的机会，每次只能离开一个人，他希望先离开的是曹德宝或吕川，而非自己。自己对他俩太不公平了！经过了共同买肉的事，他相信他俩已不再歧视他了，他更愿进一步与他俩成为朋友。既然在同一个厂同是苦力

工，为什么不呢？是的，他只想去向蔡晓光表达谢意，为了自己转厂这件事上他所费的心，为了他仍与姐姐保持着联系。他认为，后一件事，对自己的姐姐肯定具有异乎寻常的意义。蔡晓光家他去过一次，替姐姐还给他一本书。他家住的是有美观小院的俄式大砖房，他连院子也没进，隔着木栅栏完成了任务。蔡晓光没哥没姐，只有一个妹妹。他参加工作后，十五六岁的同父异母妹妹穿上军装成了小文艺兵。

他生母抗美援朝时是志愿军卫生员，负过伤，获得过勋章，在他上中学那年病故

了。继母比他父亲小不少，是部队的机要干部。蔡晓光家没下乡子女，秉昆估计他们家不见得有山货，就用旅行兜装了不少哥哥春节前托战友捎回来的木耳、蘑菇、干黄花菜、榛子之类。

　　这一次，他还是连院子也没进，因为远远就望见蔡家院外的马路边停了三辆小车，其中一辆是军车，想必他家正有不少客人。他犹豫着究竟要不要跨过马路去，又开来了一辆军用吉普缓缓停住，从车上跃下二男二女四个小文艺兵，各自拎着、背着乐器盒子。其中一个少年大声问一个少女：“蔡乐乐，我怎么称呼你父亲呀？”叫蔡乐乐的小女兵说：“叫他蔡大校，他最高兴了！”于是四个花瓶般好看的少男少女嘻嘻哈哈笑着跑进院子。

　　他猜测叫蔡乐乐的少女定是蔡晓光的妹妹无疑，倏然意识到，还是不进院子好。

　　秉昆也没什么失落感，甚至因为自己懂得在什么情况下不做什么事而有几分愉快。

　　秉昆决定将那一兜子东西送给郑娟家。没有谁家初一会插着门，他打定主意将东西放进郑家的门斗转身就走。他想，如果郑娟猜到了是他送去的，下次他再送钱去，她就不至于坚决拒绝。如果她以为是“瘸子”他们让人送去的，那也好，他对她一家三口的心意实现了。

　　郑家的外门果然虚掩着，他也确实做到了放下东西转身就走，一秒钟都没停留。

　　秉昆一进家门，母亲劈头就问道：“你哥托人捎回来的东西，你都送人了？”

　　秉昆听出了母亲的惋惜，撒谎说自己去给蔡家拜过年了，第一次去，总不能空手啊，蔡家的人挺稀罕那些东西的。

　　母亲脸上的不悦一扫而光，欣然地说：“好，好，儿子你做得对，越来越懂事了。咱家在全市也没一门亲戚，是得将朋友当亲戚经常联系着。妈老了，街道的事情多，顾不上，人情世故方面又不擅长，今后就得靠你了。”

　　秉昆早已看出，几乎所有底层人家，都希望能与一户有权力的人家攀成亲戚，即使八竿子搭不上，能哈着往近了走动走动也是种慰藉。即使从不麻烦对方，但确实有那么一种关系存在的话，那也足以增加几许生活的稳定感。那一天他明白了，母亲原来也不例外。这使他心里难免有点儿酸楚，因为母亲在他心目中的形象一直是比较脱俗的。

　　他由母亲想到了父亲。父亲是一个从不认为自己有必要哈着谁的人，给人一种特别独立自主的印象，尽管从没说过“我是工人我怕谁”这句话。但父亲确实说过另一句在秉昆听来很牛的话：“我提醒你，你是在跟新中国第一代建筑工人说话。”——那是“文革”刚开始那一年的事，有什么单位的外调人员来到家里，向休探亲假的父亲调查什么人的历史问题。对方的态度令父亲反感，他便沉下脸说了那么一句话。从此，秉昆不再仅仅视父亲为一个养活自己的人，而对父亲钦敬有加，觉得他在自己心目中的形象高大了。

　　初三下午，他继续看《怎么办？》，间或放下那部小说，回忆父亲言行的点点滴滴。他已经习惯了每两年才能见到一次父亲，而父亲只能在家里住十二天。　　晚上五点多钟，天将黑还没全黑，国庆等人先后来到了周家。国庆还带来了他“表妹”，一个扎两条齐肩短辫的挺文静的姑娘，不漂亮，却也不算丑。从侧面看，比春燕好看；从正面看，比春燕的模样还要减一分。她叫吴倩，也是共乐区的，在一家纸盒厂上班。国庆介绍她是自己“表妹”时，赶超直向秉昆使眼色，秉昆便明白她是国庆的对象。国庆是个中等身材、浓眉大眼的小伙子，不说是一表人才，那也算长得体面，却找了吴倩那么一个其貌不扬的对象，这让秉昆挺为他暗觉遗憾的。在他们那一代青年中，如果有人将自己的对象带到谁家，那就意味着将谁当成亲兄弟一般了。秉昆深谙此点，母亲也明白这近乎一种仪式，意义重大。母子俩便都将吴倩视为要客，唯恐招待不周。

　　国庆和赶超带来了象棋、军棋、扑克。象棋子有茶杯口那么大，是赶超用木材厂的硬木在细木车间的车床上偷偷做成的。赶超善于刻图章，象棋上的字是他亲手一个个刻上去的。那副象棋是他的宝贝，让他获得了许多称赞。

　　吕川带来了一套戏法道具。不知从去年什么时候开始，他忽然心血来潮，郑重其事地拜了位师傅，每个月都抽空跟师傅学一次戏法。他师傅是省杂技团的幕间小丑，变传统戏法的水平高超。“文革”开始不久，小丑耍杂技被批判为“庸俗的资本主义文艺现象”，结果他师傅被从演员行列中除名，成了团里的勤杂工。

　　秉昆问他戏法变得怎么样了。

　　他谦虚地说：“一会儿你们给个客观评价吧。我师傅他也没好心情认真教我啊，不过我自己觉得还是多少有点儿进步的。”

　　来得最气派的是“五四”曹德宝，人家背着大提琴这个洋玩意儿来的。多亏他个儿高，否则琴盒拖地了。国庆替他说，那大提琴有历史了，五十年代初，是他父亲从一户即将被遣返回国的“老毛子”家以相当于一只鸡的价格买的。那“老毛子”家的男主人曾是什么柴可夫斯基乐团的大提琴手，流亡到中国后，患病死在A 市了。曹德宝他爸替那“老毛子”家养过奶牛，养来养去，与主人家养出了感情，人家出于报答之心赠予了那大提琴。曹德宝他爸过意不去，回赠了一只大公鸡。他父亲清楚那大提琴肯定值不少钱，并认为越往后会越值钱。期望值一高，就拖到

了“文革”。而“文革”一开始，乐器不值钱了，寄卖店都不太爱收了。何况又是把大提琴，个子不高的人那是根本没法学的。大提琴陪伴着曹德宝成长，他爸见他迷恋大提琴，无师自通，上中学时已能拉几首曲子，也就不打算卖了。　　几个青年嗑着瓜子，吃着花生，含着糖，喝着秉昆妈亲自为他们沏的茶，东一句西一句地聊开了。

　　吴倩问曹德宝：“为什么你爸当年回赠的是一只大公鸡，而不是一只老母鸡呢？”

　　曹德宝说：“知识浅薄了吧？国庆，你以后要给你表妹补补民间的常识啊！当表哥的有这义务，表哥那也不能白当嘛！”

　　国庆刚想对“表妹”说什么，赶超抢着说：“我替你补我替你补，你这表哥以后补课的机会多着呢。这次发扬发扬风格，先把机会让给我。”

　　秉昆也不知道大公鸡或老母鸡在民间有什么不同。

　　赶超的说法是，送别人家老母鸡，感情的重点在于祝福健康，关爱的是对方的身体。而送别人大公鸡，则又多了一层命运关怀的含义。因为大公鸡是天上司晨官在民间的化身，谐音上又代表公平，有公平就有正义。送别人家大公鸡意味着祝福人家常年平安无事，始终有公平和正义庇护着。

　　国庆这时才说：“我知道的还真不如你知道的多，我刚才想对她说，大公鸡比老母鸡肉多。”

　　吴倩眨巴眨巴眼睛问：“公鸡不下蛋，不管送给了谁家，几天后就杀了，炖了，吃了。把公平正义都给吃了，还怎么指望它能庇护人呢？”

　　她这一问，将每一个人都给问住了。

　　家里来了这么多年轻人，有了多年没有过的热闹，母亲高兴得眉开眼笑。

她一边在外屋忙着煎炒烹炸，一边大声说：“孩子，有些事不必那么钻牛角尖去

想。在咱们民间，大事要讲大道理，大道理须在人心这杆秤上经得住一称。至于小事上那些小道理，不求非讲得多么科学，比如每年三十儿晚上，都把旧灶王爷像给烧了，不是烧灶王爷本身，是送他借着火势上天庭。把大公鸡给杀了吃了，也是同样的意思。天庭的官员都是不死的。他不死，公平和正义也就不死嘛！”

　　母亲一番话，让满座粲然，皆点头不止。　　曹德宝嘘呼地大声说：“哎呀大娘，您太了不起了，太有思想了！听您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呀！”

　　吴倩却仍刨根问底：“当年，那‘老毛子’家命运怎样了，需要咱们中国人送一只大公鸡表示祝福？”

　　秉昆们一时大眼瞪小眼，不知该如何回答。

　　国庆小声对她说：“哪天我陪你看一次《列宁在十月》，你就明白了。”

　　吴倩说：“我看过几次了，与那部电影有什么关系？”

　　国庆耐心地说：“你的话恰恰证明你从没看明白过嘛！所以需要我再陪你看一次，边看边给你讲。”

　　吴倩还想问什么，忽听有人踢门。从门响声听来，的确是踢而不是敲门或以拳擂门。

　　母亲不高兴地大声说：“秉昆，你看看去，大初三的，是谁这么没礼貌！”

　　秉昆赶紧起身去开了门，见是春燕，一手攥一把糖葫芦，一手攥一把冰棍。她随秉昆进了里屋后，国庆们望着她一时都无语了。她来前显然精心地将自己捯饬了一番——头发卷出了大波浪卷，恰到妙处地裹着脸颊，披散于双肩。任谁都不得不承认，她生有一头对于女性来说特别幸运的秀发，又浓又黑。生有那么一头秀发，真是怎么弄都有样。秉昆看出，她也将双眉拔细了，使她那与秀发一样黑的双眉变得又细又长，眉梢一直延入鬓发里，脸庞竟有了几分古典的妩媚。她脸上肯定搽了不少粉，采取的步骤是首先将脸搽得够白了，然后再搽一层雪花膏，好比先将家具刷白了然后再喷漆打蜡。秉昆并不晓得春燕们那种肤色本不怎么白的女人的着数，对她的脸竟然变得那么白了暗觉吃惊，诧异地看着她一时忘了向客人们介绍她是谁。她穿了件有浅色碎花的红绸面儿紧身小袄，一条黑呢裤，脚上还是秉昆见她穿过的那双高靿靴子，下截裤腿掖在靴子里。总而言之，她的样子可以说是七分妖娆三分性感，有几分美另当别论。

　　春燕是个自来熟，大大方方地说：“没想到这么多客人呀，那正好，一人两支，分了。”一边说，一边将双手伸向大家。每个人都接过了一支冰棍一支糖葫芦，春燕两只手里还有，秉昆就找了个托盘解放了她的双手。

　　国庆们一个个看傻了似的看着她。

　　春燕知道大家为什么都傻看着她，自我感觉良好地对秉昆说：“你也傻看着我干吗呀，看得人怪不自在的，快向大家介绍介绍我呀！”

　　谁都看出，其实她心里不但自得，简直无比快活。

　　秉昆这才红着脸向大家介绍，说她是老街坊家的女儿，是自己中学同学，他强调说：“都别误会啊，不掺半点儿表哥表妹的关系。”

　　春燕宾至如归，大大方方地坐下，一腿横担一腿，双手抱着上边那条腿的膝盖，看定秉昆大大咧咧地说：“谁跟你扯什么表哥表妹的关系了？但咱俩是干哥哥干妹妹的关系那倒板上钉钉了。”

　　秉昆正色道：“你别当着我这么多朋友的面胡说，你咋就成了我干妹妹了呢？”

　　春燕笑道：“三十儿那天晚上，你学雷锋做好事去了，是我陪着你妈和我妈回家的，路上你妈认我做干女儿了。”

　　秉昆腾地站起，推开里外屋的门，问母亲可是真的？母亲在外屋炸辣椒，怕辣烟蹿入里屋呛着大家，将里外屋的门关上了。她没听到春燕在里屋说了些什么，儿子一问，想起来了，小声说：“是有那么回事。儿子你可别忘了今天是初

三，不管你心里愿意不愿意，都得照顾妈的面子，也得考虑人家春燕的自尊心，人家叫你干哥你得痛快点儿应着。”

　　秉昆只得违心地说：“妈放心，我一定学着好好当干哥。”

　　他退回里屋，见曹德宝正围着春燕坐的高脚凳绕圈走，边走边对春燕赞不绝口，肉麻的话语，一句接一句。春燕听得很开心，随着他走马灯似的移动也在凳子上转着身子，乐不可支地说：“真会逗人开心，没听够，再来几句。”

　　秉昆见他俩都在兴头上，别人也都听得快乐，不便打断，便在吕川身边坐下，凑趣地赔着笑脸听。

　　母亲端一大盘凉菜进来放在桌上，德宝为春燕唱的赞美诗终于结束。

　　春燕这才说她是奉了亲妈之命来请干妈去吃晚饭的，并且提醒干妈，此事是三十儿晚她送两位妈回家时定下的。

　　母亲拍着脑门说：“你不来我把这事都给忘了。你看家里这么多客人，该炒的菜还没炒，我不能甩手就走呀！”

　　春燕说：“干妈你只管到我家去，家里的事儿你别操心了。不就炒几样菜把他们招待好吗？多了不敢吹，弄个四盘八碗的不在我话下！你去我家吃，我留你家吃，这样最好。”

　　周家热闹，她哪里还愿回自己家去呢！春燕边说边从干妈身上解下围裙，扯下套袖，将干妈推出了门外。

　　秉昆对她的做法并不支持，但是看出她的做法正中国庆们下怀，只得顺其自然，保持绅士般的沉默。

　　曹德宝居然提议道：“哥儿几个，咱们一起欢迎春燕留下来为咱们服务好不好？”言罢带头鼓掌。

　　“好！”大家齐发一声喊，跟着大鼓其掌。

　　怎么会不鼓掌呢？毫无疑问，春燕留下来了，气氛肯定更热闹，大家本就是来享受热闹的嘛！

　　“你们下棋、打扑克，想玩什么玩什么，都耐心等会儿，半小时后我保证把菜上齐了！”春燕在掌声中扎上围裙、戴上套袖，胸有成竹地转身到外屋去当大厨了。

　　曹德宝看着秉昆说：“我认为你干妹妹需要一名助手，我现在毛遂自荐，不知你这位干哥哥肯不肯恩准？”

　　秉昆笑道：“愿去就去。我这干哥刚当了不一会儿，还没进入状态，没资格干涉。”

　　吕川大叫：“我也要当助手！”

　　曹德宝反对道：“我先表态的，她用不着两个助手！”

　　赶超识时务地说：“他俩都在争了，那我就弃权，但小二可得由我来当，我愿替她端盘子。”

　　只有国庆和秉昆一样，默默看着，听着，哂笑着。秉昆察言观色，感觉如果没有吴倩坐在国庆身边的话，国庆也会跟着另外三个“心怀叵测”地起哄。秉昆明白，春燕将自己捯饬得那么吸引别人眼球，纯粹是为了使他受到猝不及防的诱

惑。秉昆虽然对她有流水无情般坐怀不乱的定力，朋友们却一个个难以自持，心猿意马了——想到这里，他不禁暗觉好笑。转而又一想，他们和自己一样，都是共乐区底层人家的儿子，还都是木材加工厂的苦力青工，是酱油厂似乎每个毛孔都散发着酱渣子味儿的低等劳动者。除了画上、电影里和舞台上的美女，他们几乎再就没见过什么现实中的美女，猛一见精心捯饬成那样的春燕，可不如同在现实中见着了《聊斋》里才有的狐仙鬼魅呗！何况，她也在使尽浑身解数卖弄风情取悦他们呢！这么一想，他倒有点儿怜悯朋友们了，暗想只要大家玩得开心，不出格，自己便要笑陪始终。

　　曹德宝将他扯到一旁，以极小的声音问：“你干妹妹肯定和你不是表哥表妹的关系？”

　　秉昆未解其意，反问：“你究竟什么意思啊？”

　　曹德宝朝国庆和“表妹”摆摆下巴，秉昆这才明白，也以极小的声音说：“她还没主呢。”

　　“多谢指点。”曹德宝狡黠一笑，拍拍他肩，自信满满地走向外屋去了。

　　秉昆说罢最后那话，站在原地愣了一会儿，有点儿自责，却又认为自己说的是事实，总不能说“她是我的吧”？她明明不是“自己的”，怎可那么霸道地说呢？于是释然了。　　吕川招呼秉昆过去与他下棋，赶超也要与秉昆杀一盘。吕川倒可爱，替秉昆与赶超摆好棋，自己陪国庆和吴倩“争上游”。

　　赶超一边与秉昆下棋，一边小声问：“看出国庆有心事没有？”

　　秉昆说看出来了，但不知为什么。

　　赶超更小声地说：“因为吴倩。”

　　秉昆朝吴倩瞥一眼，困惑地问：“她怎么了？”

　　赶超说，吴倩的下巴和上唇两边是刮过的，因为几天不刮就会长出胡子来，不算密，稀稀疏疏的，却还长得挺黑挺快。国庆陪吴倩去医院求治过，西医也确诊是病，告诉他们叫“激素紊乱症”，说西医没什么药到病除的办法，建议去看中医。吴倩服了多服中药，没有效果，所以国庆闹心，吴倩苦恼。国庆几次产生与吴倩分手的念头，又怕吴倩经不起那种感情打击，疯了或轻生，只得哑巴吃黄连，有苦在心里。

　　赶超问：“你说国庆可怎么办呢？”

　　秉昆同情地说：“是啊，可怎么办呢？”

　　赶超替国庆轻轻叹息。

　　秉昆陪着叹息，他就联想到了《怎么办？》——有种茅塞顿开的感觉，恍然大悟到也许对于大多数普通人，所谓人生，原本便是一个怎么办接着一个怎么办的无休止的过程。正如自己和朋友们都不知拿各自目前的处境怎么办好，也不能排忧解难地互相启发怎么办好，更不知长此以往今后该怎么办……

　　与秉昆母亲相比，春燕可以说是厨间快手，大约半小时后，第一道菜已由她亲自送到桌上来了。大家都有点儿饿，棋也不下了，扑克也不玩了，争着洗手，抓筷子，连赶超也忘了自己曾说愿当小二了。秉昆将盛满啤酒的塑料桶从外屋拎到里屋，往一只只碗里倒入啤酒后，一大盆土豆炖肉转眼已少了一半。于是碗碗相撞，个个大快朵颐。正所谓大碗饮酒，大盆吃肉，好不快哉。啤酒微凉，屋里微热，一碗酒后，众人皆大呼：“爽！爽！” 　　接下来，一道菜又一道菜由春燕和曹德宝很快轮番摆上了桌。待春燕和曹德宝也落座后，大家一个个还是只顾闷头吃着喝着，谁的嘴都没工夫说话。

　　春燕抗议道：“你们都是哑巴俱乐部的人呀？我和助手忙活了半天，出于起码的礼貌也得给句评语吧？”

　　大家这才一个个口齿不清地说“好，好”，都将自己的胃填到了半饱后，这才收敛了一开始那种凌厉的战斗力，你放下碗我拿起筷子慢吃慢饮，打开了各自的话匣子。

　　除个别人，他们这样一些底层人家的青年聚在一起，基本上是不聊政治的，即便有人想将话题引往政治方面，通常也没人响应。“物以类聚，人以群

分”，他们也是如此。哪一个同龄人如果太关心政治，朋友肯定是不多的。可能惹出不必要的麻烦倒还是次要原因，主要原因是不感兴趣。“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一条语录，他们也能一张嘴就说出来，但那纯粹是一种条件反射，不过脑子的，好比一听到口号如雷就习惯于本能地举起手臂那样。

　　关心政治是他们的哥哥姐姐们，亦即“文革”初期的红卫兵们的专利。那时他们还都是“红小兵”，并没轮上过轰轰烈烈地造什么反的机会，只不过将哥哥姐姐们的“革命行动”当成一场场街头或广场上演的大戏来看而已。等他们也到了哥哥姐姐们的年龄，哥哥姐姐们却都“上山下乡”，成了“知青”。虽然他们仅比哥哥姐姐们小四五岁或两三岁，但与哥哥姐姐们很是不同。远离城市的哥哥姐姐们也等于远离了三六九等的城市生活，他们却仍都生活在那种分明存在的差别之中。有些差别不仅无法超越，而且根本没什么道理可讲。没有人与他们玩什么平等的游戏，哥哥姐姐们的造反并没有成功地为城市或为他们自己反出什么平等的遗产。所以，如果他们中谁的哥哥姐姐当初是响当当的造反派，而且下乡了并没给自己给家里带来任何实际好处的话，那么他们内心里就对哥哥姐姐们当初的“革命行动”颇不以为然，还会私下里极不敬地嘲讽为二杆子冒傻气。

　　后来长大了的他们，特别是参加工作以后的他们，逐渐了解社会是怎么回事了，于是很快搞明白了一个道理——参与政治运动应该首先有点儿政治头脑。他们心里又都清楚，姐姐们中几乎没有一个，哥哥们中有也不多，几乎百分之百的哥哥姐姐们只不过跟着大形势瞎起哄两年罢了。何况，对于政治，他们也真的没什么自己的话非讲不可。“形势大好，不是小好”，“东风继续压倒西风，东风越来越猛，西风越来越弱”，“国家更加富强，人民更加幸福”——报纸上广播里天天这么讲，老百姓还剩下什么更乐观的话可说呢？非说相反的话，那不是反动吗？从本质上说，他们恰恰是在大家空前地变成“政治动物”之时，悄然且又速成的政治冷感动物。

　　以为若不聊政治，朋友们聚在一起的话题空间会很宽泛，则就大错特错了

——艺术、文学、历史、科学、哲学等他们都聊不来，那不可能是他们的知识长

项。但若据此以为他们朋友间便没了什么可聊的话题，那也是大错特错。实际上，他们中许许多多人仿佛具有一种天生的非凡能力，即使在一支铅笔那么细的话题范围内，也能聊起兴致，聊出感情的火花；特别是在守着一桌子菜，喝得半醉未醉的状态下。仅就此点而言，他们像极了他们的父母。他们的父母凑在一起，如果越聊越投缘的话，往往就会聊一个上午或一个下午还意犹未尽。他们也那样的。

　　曹德宝讲了他家那条街上的一件真人真事。一对年轻人结婚的第二天，新娘子将新郎告到了派出所，说新郎整夜都对她耍流氓，而她是绝不愿以后做一个流氓的妻子的，要求派出所把新郎抓起来。

　　春燕刚饮入一口酒，笑得急扭身扑哧将酒喷在地上，嘲道：“白痴！要是我哪天入了洞房，整晚上耍流氓的肯定就是我！”

　　话语铿锵，掷地有声，举座为之愕然。

　　吕川说：“哎呀妈呀，你太是女中豪杰了，服了服了，今天彻底服了。”

　　秉昆替她害臊，又不愿被她看出，借口要为大家洗冻梨，起身到外屋去了。

　　但春燕已经看出，赶紧又说：“醉话醉话，谁都千万别传啊，如果传到我们单位或在我们街道上传开了，那我休想当成市里的标兵了！”

　　曹德宝一拍桌子，霍然而立，环视别人，朗声问：“谁敢？谁敢？谁敢坏咱们春燕的好事，我跟他仇大了！” 　　赶超连说：“岂敢岂敢，都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刀搁在脖子上也不会做那种小人才做的事啊！”

　　国庆也说：“对对，春燕你放心，在座的没一个是小人。”

　　吴倩看着他们四个演戏似的亦真亦假的表情，听着他们讨好卖乖的话，不免又心生几分醋意，酸溜溜地说：“人家明明只是秉昆一个人的干妹妹，现在咋成‘咱们’大家的了呢？”

　　秉昆在外屋听得分明，用托盘端着冻梨进来，放在桌上后正色道：“都哪说哪了啊，市里的标兵还真是要广泛征求群众意见的，一旦传出去，问题严重了。”

　　不料，春燕醉眼斜看着他问：“干哥哥，你确实在乎我这干妹妹当得上当不上吗？”

　　秉昆不愿理她那种故作风情的样子，只管坐下，抓起一个梨低头吃着。

　　春燕不肯罢休，催促道：“干哥哥，说嘛，说嘛！”

　　大家也都你一句我一句地逼他说，仿佛如果不说，他就是一个小人似的。

　　秉昆不胜其烦，瞪着春燕没好气地说：“你问得有意思吗？不论从哪一方面讲，我能不在乎吗？”

　　他的话刚一说完，春燕已同时起身，一步跨到了跟前，捧住脸就在他脑门上啧啧有声地连亲了数下。

　　除了吴倩，那哥儿几个全都双手拍着桌子学四川话大叫：“要得！要得！”

　　闹腾了一番，终于安静，他们一个个又都抓起冻梨吃。

　　国庆忽然说：“趁这会儿安静，我也讲件事儿，不是咱们市里的，是郊区一个村子里的。千真万确是真事儿，我听小舅讲的，他是那个村的。” 　　于是大家洗耳恭听。

　　国庆慢条斯理地讲了起来。在郊区某村，有一对确定了恋爱关系已在筹备婚事的青年男女，男的是大车把式，女的是供销社的出纳员。女方家里一直嫌男方家里穷，彩礼给得抠抠搜搜的，不断阻碍着婚事，还动不动就说些吹灯拔蜡的话。

结果呢，逼得小伙子产生不良念头了。他 想怎么才能比较容易地弄到笔钱将婚事筹备下去呢？想来想去就想到了供销社。除了供销社经常会有百八十元钱，全村再也没什么有钱的地方啊！他选择供销社作为盗窃的目标，还因为情况比较熟，对象是出纳嘛。哪个日子钱多少，他都从对象口中套清楚规律了。某天夜里，他就蒙了

头，只露两只眼睛，也不带手电，撬开供销社的门溜了进去。平时供销社是没人打更的，偏偏那天夜里鬼使神差，姑娘嫌家里闷热，抱着枕头睡到供销社的小财务室去了。而所谓财务室其实就像周家的里外屋，与店面是通着的，连门也没有，挂块布帘，很小，用木板和土坯搭了张窄床，还堆了些货。姑娘为了给自己壮胆，往枕头下放了把尖刀。她对象一进入供销社，姑娘惊醒了，手持尖刀与贼人搏斗起来。大夏天的，都穿得少，小伙子先挨了一刀，但也夺过了刀。他想跑，姑娘死死抱住了他一条腿，大喊抓贼。小伙子明知她是自己对象，不敢说话，怕一说话姑娘听出了他是谁，那对象关系不就完了吗？但也舍不得用刀扎她，两人之间是有感情的

啊，所以小伙子用刀在她身上乱比画，以为一吓唬她就放开了。姑娘却根本不怕，喊声更大，也将他的腿抱得更紧了。小伙子急了，朝她身上不是要害的地方扎了一刀。姑娘一疼，不喊“抓贼”了，改口喊“杀人啦”。小伙子更急了，结果就失去理智，朝姑娘身上接连捅了几刀。村民们闻声赶到，三下五除二将小伙子制伏。姑娘却因伤势严重，死在了送往医院的半道上……

　　男人们听罢，一个个大发感既种种的议论，表达的似乎主要是对 小伙子的同情。春燕和吴倩两个女的，脸上渐渐都出现了怫然之色。春燕想说什么还没来得及说，话最少的吴倩拍案而起。

　　吴倩拧着国庆耳朵，迫使他也站了起来。她双手一推，国庆倒退数步，差点儿跌倒。她指着国庆厉声质问：“国庆你什么意思？你讲那么一件破事儿居心何在？你想跟我吹你就明说，用不着来这一套暗示的！”她的手臂在空中划了段弧

线，环指着男人们又道，“你们没一个好东西！都还有没有点儿起码的正义感了？宁为公字死，不为私字生，那姑娘哪点儿做错了？你说！你说！……” 　　包括秉昆在内的五个男人面面相觑，呆如木鸡。

　　春燕将刚才要说的话忘了，反替秉昆打抱不平，她瞪着吴倩训斥：“你别把我干哥也捎上，他一言未发！”

　　吴倩又冲春燕嚷道：“一言不发就对了吗？他如果是有正义感的，为什么不反驳他们三个？还有你！亏你也是女的！听着他们三个男的一句句尽说我们可怜的姐妹的不是，你为什么也不反驳？”

　　她胸脯大起大伏，唰唰流泪不止，看那样，内心受到了极大伤害。

　　国庆忍无可忍地大叫一声：“你给我滚！”

　　吴倩哇地哭出了声，往外便跑。

　　曹德宝抢前一步，将她拦住，搂着肩将她搂到外屋，关上门好言相劝。

　　秉昆自言自语：“她的话倒是挺在理，可也不至于发那么大脾气啊！”

　　赶超说：“很明显，她也有几分醉了，再加上内心苦恼，得有个机会发泄一下。”

　　春燕问是什么性质的苦恼？

　　赶超欲言又止，看国庆。

　　国庆没好气地说：“你要讲就讲，别看我。藏不住掖不严的事，我不怕丢人。”

　　秉昆制止道：“不许讲，讲给她听有什么用？”

　　春燕就更想知道了。

　　于是，赶超将吴倩长胡子哪儿哪儿也治不好的事讲了。

　　在外屋劝吴倩的曹德宝，正怎么也劝不好她呢，但听春燕在里屋大声说：“吴倩你给我进来！你的苦恼，那是小事儿一桩。替你排忧解难，包在姐身上了！”

　　曹德宝将吴倩轻轻推入里屋，按着她重新坐下，春燕笑道：“还多亏你一闹，使我成了你的贵人了，这不是坏事变好事，闹出能使你高兴的结果了吗？”

　　春燕说，她师傅有祖传秘方，专治吴倩那种激素紊乱的病，服几服她师傅开的中药，再配合她师傅研制的外敷药膏，最多一个月就能将病根除了。那药膏特神奇，睡前涂上，用热手绢盖几分钟，趁着手绢还没凉，轻轻一擦，就毫毛不见

了。一九四九年以前，一些老俄国和欧洲其他国家逗留本市的外国女人也有长了胡子又没办法解决的，都是不惜重金请她师傅治好的。当年她师傅虽是修脚的，靠修脚出名，但却主要靠挣那些外国女人的钱提高一家人的生活水平。一九四九年后，师傅偶尔也能从中国女人手中挣那份钱，但一九六〇年后，领导坚决不许师傅挣那份儿容易把人思想意识搞乱的钱了。她师傅怕连累了领导，也不想成为“黑典型”，也就洗手不干了。

　　吕川不解地问：“那怎么就容易把人的思想搞乱呢？”

　　春燕说：“女人因那种事苦恼，说到底还不是因为爱美吗？如果不爱美，哪个女人还在乎那事儿？可话又说回来，谁为女人解决了那种苦恼，不是等于助长了女人们的小资产阶级爱美意识吗？人的头脑里才多大点儿地方，这种思想意识装多了，那种思想意识能装进去的可不就少了呗。所以说嘛，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都是要靠思想意识来争夺人的。”

　　秉昆他们方才已经犯了思想立场性质的错误，听春燕说得头头是道，此时便都谨慎起来，唯恐出语冒失，再次因言获罪，一个个深明大义地点头不止，表现出与春燕的思想完全一致的模样。

　　吴倩却冷不丁地冒出了话：“王八蛋坏犊子们才那么认为！姐你听我的。我的头脑像搅拌机，不管装进多少资产阶级思想，左搅右搅，搅来搅去，最后都能给它搅成了无产阶级的。我的事，你不管可不行！”

　　春燕俨然主宰着吴倩命运的大姐大，一言九鼎地说：“放心吧，我的老妹子，等过了春节，你让国庆陪你去我单位找我，我把两种药都为你准备好了！”

　　春燕口中，早已不说“澡堂子”三个字了，不知从哪一天起，被“我单位”或“我工作的地方”取代了。

　　不唯吴倩，每一个人听了春燕的话都很高兴。

　　吕川趁着大家的高兴劲儿，为大家表演魔术。他不但用自己带来的道具表演，还用扑克和象棋表演，出神入化，博得了几阵掌声。

　　曹德宝也技痒起来，他从琴盒里取出了大提琴，如同取出了一挺机关枪。

　　春燕从没见过大提琴，惊呼：“你这把小提琴咋这么大个？！”

　　曹德宝撇嘴道：“拉小提琴的都是卖弄雕虫小技的，谁能把大提琴拉好了那才是能耐！小提琴有什么听头？吱吱嘎嘎的。你们听大提琴什么声……听，小提琴能发出这么浑厚的共鸣吗？体积大，共鸣当然就好。”

　　所有人都不曾在现场听过任何一次音乐会。文艺欣赏对他们而言，“文革”前只不过是看电影，“文革”后只不过是观看单位职工在什么联欢会上的业余演出。如果得到一张票，观看的是市里某系统正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演出，那就是欣赏到一次高水平的文艺演出了。所以，曹德宝只不过揽着大提琴摆好要拉的架势，那姿势就已令大家屏息敛气，预先折服了。

　　曹德宝也不报一下曲名，起手就拉起来。但见他忽而闭上双眼，自我陶醉，忽而前仰后合，左摇右摆，持弓的右手忽而离弦近，像被琴吸近的，忽而离弦远，像被琴盒产生的电流击远的，而弄弦的左手，忽而轻揉慢抚，忽而重按速搓。

　　大家全看傻了，听呆了。

　　春燕将椅子摆到曹德宝跟前，与他面对面坐了下来。曹德宝便不再闭眼，不再看别人，目光只注视春燕一人，脉脉含情。赶超也移动椅子，坐到了春燕旁

边。国庆、吴倩、吕川嫌他俩挡住了曹德宝，影响他们欣赏曹德宝的表情，也都将自己坐的椅子搬近曹德宝。那当儿，秉昆发现赶超往春燕袄兜里塞入了纸条。春燕未觉，秉昆也不声张。

　　秉昆心里竟然起了一点儿自卑。同是底层人家子弟，也同是青年苦力工，人家德宝和吕川两个却各有所长，而且还达到了一定水平。自己则一无所好，连让朋友们愉快一番的本事都没有。

　　他不禁心里对自己说：“秉昆，秉昆，你一辈子就这么活下去不是一回事！”

　　曹德宝终于停弓，甩了一下长发，扭动着脖子说：“累了，告一段落。”

　　吕川说：“刚才没上主食吧，我怎么忽然饿了呢？”

　　于是春燕起身去煮饺子。

　　吴倩泪眼汪汪地问曹德宝：“你拉的什么曲子？”

　　曹德宝深藏不露地说：“外国经典。”

　　“难怪我从没听到过。”吴倩掏出手绢拭拭眼眶，脸上也有了点儿自卑。

　　吕川讶然地问她：“你听懂了吗？感动得快流泪了？”

　　吴倩难为情地说：“有什么听得懂听不懂的，音乐谁长着耳朵不会听？听着觉得挺忧伤的，心情也跟着忧伤了，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曹德宝以大师般的口吻说：“音乐是有力量的。请都记住，音乐是有力量的！她的话再次证明了这一点。”

　　吕川虔诚地说：“承认，承认。我虽然并没眼泪汪汪，但是我承认。”

　　秉昆听得出来，曹德宝只不过是将《红河谷》《老黑奴》《寻梦园》《巴比伦河》等几首外国歌典不间断地拉了一遍——哥姐姐和准嫂子冬梅都是爱唱歌的人，那些外国歌曲他们下乡前经常一起唱。

　　秉昆一点儿也不饿。

　　他走出家门，去往春燕家接母亲。已经十点多了，该将母亲接回来了。一九七三年正月初三，A市的夜晚寂静而寒冷，除了没风，与入冬以来的任何一个夜晚毫无不同。他边走边想，在这一座城市，在这一个夜晚，对于所有底层人家的儿子而言，他是多么的幸运！朋友们沾了他的光也是多么的幸运！几万户底层人家中，估计没有一户人家有足够的空间能容七个男女青年吃着喝着各显其能地玩到十点多！这真要感激父亲当年的远见卓识——如果当年不是将自家的房子盖得宽敞了

些，他们今晚哪有地方可聚呢？也不知那些根本没地方聚的年轻人在干什么，估计早已睡下了吧。

　　秉昆没能从春燕家将母亲接走。

　　在火车站卸货场当搬运工的春燕她爸加班。除了秉昆妈，春燕家还有三位女客，春燕妈介绍说是春燕的姑和姨，秉昆也没记住。他母亲在饭桌上被春燕妈她们劝着饮了几小盅白酒，已酣睡在春燕家炕上了。

　　秉昆嘟哝：“我妈沾酒就醉的。”

　　春燕的一个姨说：“就让你妈睡这儿吧，你总不能把你妈背回去吧？”

　　春燕妈说：“你一走我们也要插门睡了。你告诉春燕今晚别回来了，就睡你家吧，没人愿意刚睡着又得起来为她开门！”

　　秉昆愣了片刻，不以为然地说：“婶，那合适吗？”

　　春燕妈数落道：“你这孩子别事儿事儿的！我是黄花大姑娘她妈，我都把话说得明明白白干干脆脆的，你暧昧个什么劲儿啊？你俩干哥哥干妹妹的关系，你家俩屋两铺炕，怎么，还没地方留我家春燕睡一宿了？”

　　春燕她姑笑道：“真是个青瓜蛋子傻小伙，不过倒也傻得可爱。”

　　春燕她另一个姨就下了炕，趿拉着鞋，边往外推他边说：“走吧走吧，你妈睡这儿不会让我们给卖了。别忘了捎话给春燕，要不她回来了也没人为她开门。”

　　秉昆无奈地回到家里，家里只有春燕和曹德宝了——国庆等四人匆匆吃过了饺子，结伴先走了。

　　春燕在学拉大提琴。曹德宝站她背后，半搂着她，手把手教她。　　秉昆困了，强打精神收拾干净了桌子，扫过了地，见学琴的教琴的还都在兴头上，就把春燕妈的“指示”传达给了她，又对曹德宝说：“我熬不住了。你要是也不想走，就陪我睡外屋。但是再不许你俩把琴弄出声来，嗑着瓜子说话说到天亮都可以！”

　　初四天刚亮，秉昆被人不知用什么打醒了。他翻滚着身子坐起，被子已被掀到一旁，春燕柳眉倒竖，一手叉腰，一手倒握扫炕笤帚。

　　秉昆恍惚仍在梦中，揉揉眼，晃晃头，这才彻底醒来，看一眼窗帘，布纹已透明了。

　　他想起了昨晚的情形，生气地问：“你打我干什么？”

　　春燕披散着头发，只穿着花衬衣和花短裤，光着两条白腿却穿上了靴子，她尖叫道：“周秉昆，你麻烦大啦！”

　　秉昆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也喊起来：“你别在我家像母夜叉似的冲我叫！我做什么不好的事麻烦大了？”

　　“曹德宝他昨晚也没走！”

　　“这是我家！许你在我家睡一宿就不许他也在我家睡一宿了吗？”

　　“可他没睡在外屋，睡在里屋了！”

　　“那里屋那么长的炕，他睡一头，你睡一头，有什么大不了的啊！”

　　“可他没老老实实睡他那一头……他后来和我睡一个被窝里了！”

　　“这……那是你俩的问题，关我什么事啊？”

　　“就关你的事！事件是在你家发生的，他还是你哥们儿！”

　　“他也就春节这两天刚成了我哥们儿，以前根本就不是！再说你一个大活人，他往你被窝钻你就任他钻呀？”

　　“后来我俩又喝酒了，我醉了！”

　　“活该！那也是你自己的责任，根本怪不到我头上！”

　　秉昆也意识到问题严重了，极力撇清。

　　“反正你逃脱不了干系的，昨天晚上以前我可是处女！现在我不是了，你说怎么办吧？”

　　春燕句句进招，理直气壮地认定了秉昆是那不好“事件”的罪魁祸首。

　　秉昆光火起来，瞪着眼睛朝她一指，厉声道：“你再胡搅蛮缠我对你不客气！”

　　“我先对你不客气！打你打你打你！”

　　春燕又挥起了笤帚，劈头盖脸地朝秉昆乱打，打得秉昆抱着头在炕上躲来躲去。

　　忽然二人都呆住了——秉昆妈不知何时出现在门口。

　　母亲说：“一大清早的，你俩闹什么呢？昨晚是不是都忘了插门啊？”

　　春燕说：“是他一个哥们儿一早溜走开的门！”

　　母亲就问秉昆：“昨晚不止春燕住咱家了？”

　　秉昆指着春燕大声说：“问她！”

　　春燕也指着秉昆大声说：“问你才对！”她说完跑入里屋，呜呜哭起来。

　　母亲将里外屋门关上，缓缓坐在炕沿，略带责备地说：“你怎么惹人家春燕不高兴了？”

　　看母亲那样子，非但不觉意外，仿佛还见怪不怪窃喜几分似的。

　　秉昆真是气极了，也觉得春燕和曹德宝之间发生的事玷污他们周家的家门，但那也不能不对母亲说呀！春燕在里屋呜呜哭呢，自己不说，母亲也会起身去问春燕的。由她把一切责任都往他身上推，还不如由自己来说，起码可以为自己辩白。

　　可那事又实在很不好说，他吭吭哧哧前言不搭后语地说了一番，越说越说不清楚，反而误导了母亲。

　　“你说的那个曹德宝，他把春燕给……强奸了不成？”母亲听得脸都开始抽搐了。

　　“究竟算不算强奸……那你得问春燕了……”

　　他没料到母亲问得那么单刀直入，只得含糊其词地回答。太难为他了，他也确实不知道该如何定性春燕和曹德宝之间发生的事。

　　“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

　　母亲喃喃自语，脸色变得煞白，转而由白变青。

　　他呆呆地看着母亲，不想再说什么，也无话可说了。

　　母亲用手指戳着他太阳穴，压低声音气急败坏地说：“你呀你呀，妈越为你操心，你越叫妈不省心！”

　　春燕在屋里高叫：“大娘，你别听他胡说了，进屋听我说吧！”

　　母亲往里屋走时，身子都摇晃了。母亲进屋后，随手将里外屋门关上了。

　　秉昆顾不上穿衣服，蹦到地上，赤脚走到里外屋门口，耳贴门缝偷听。

　　春燕终于情绪平定，话也说得挺客观。她甚至替曹德宝辩护，说他喝醉了，而自己喝得比他还多。自然，她也等于附带着替自己进行了辩护。

　　“春燕啊，你心里应该有数。我和你妈，我们两位母亲，原本都愿意撮合着你与秉昆成了一对儿，事已至此，你看这可怎么办才好呢？”母亲的声音不禁颤抖了。

　　春燕说：“我不知道，我心乱。”

　　母亲说：“你和你秉昆哥，你俩，明摆着不能那样了，是不是？”

　　春燕说：“是的，大娘。”

　　母亲说：“那个曹德宝，他要是个正经小伙子，就得给你个负责任的说法。”

　　春燕说：“是的，大娘。”

　　屋里沉默了一阵。

　　秉昆将门推开道缝，见母亲与春燕对面而坐，春燕低头摆弄衣角，母亲端详着她。

　　母亲试探地问：“如果你觉得曹德宝人也不错，你和他，你俩要是做了夫妻，行还是不行呢？”

　　春燕立刻回答：“那样也行。”

　　在秉昆听来，她回答的其实就是“那也挺好”的意思——因为他看到春燕的嘴角向上一翘，分明低着头如愿以偿地笑了。

　　坐在她对面的母亲竟没发现。

　　那时母亲也低下头，叹了口长气之后自言自语：“但愿他还没有对象。”

　　秉昆忍不住在门外大叫：“肯定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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