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人参为什么那么贵(叙诡笔记人参何以两百年涨价2240倍)

寒冬腊月,很多孝顺儿女都会买各种保健品给爹妈“进补”。作为一位曾经在健康媒体工作过多年的新闻记者,笔者对此的态度是不置可否,因为绝大多数保健品对身体健康并不能起到什么有益的作用,有些甚至会产生危害。但是缺乏健康知识的人还是抵抗不住夸张的宣传和因袭的惯性,最终上了圈套,重金买了一堆废物甚至是有害物,进奉到老人面前……

本期“叙诡笔记”,笔者将通过在中医史和保健史上曾经长期被奉为“神物”的人参,来说一说那些其实为我们拜错了的神祇到底是怎么“养成”的。

一、跟着“王气”走

清代著名学者曾衍东的《小豆棚》一书,虽然不少是道听途说之言、鬼狐仙怪之语,但他在其中一条的后面,无比郑重地写了一条“声明”,专门强调:“余在边外四年,此条辨证最确,不特得之采访,亦复亲为考据。一物一地,曾无摭饰半字。”

这一条的名字叫《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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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豆棚》

曾衍东是乾隆年间人,这一时期,中国已经出现了一些“人参消费指南”的专著,比如陈烜所编之《人参谱》、唐秉钧所著之《人参考》等等,但相较之下,似乎都无曾衍东这篇小文,对人参史叙述得简洁而条理清晰。

“明季,沁州、高丽、邯郸、百济、泽州、箕州、并州、幽州、妫州、易州、平州并产焉,而上党山谷者为最。上党今潞州太行紫团山,又出紫团参。”上党即上党郡,所辖区域相当于山西和顺、榆社以南,沁水流域以东地区。这一区域到明代又改称潞州府。陶弘景在《药总诀》中说上党人参“形长而黄,状若防风,多若润实而甘”,是人参中的上品。宋代,上党人参就已经因为过度开采而变得稀缺,因此市场上出现了不少山寨品。宋唐慎微在《大观本草》中记载:欲试上党人参是否真伪,就含人参快步走三五里路,之后呼哧带喘者,所含人参为假,如果气息自如,那么所含就是真品。而文中所提的“紫团参”,产自潞州府壶关县东南一百六十里的紫团山。《梦溪笔谈》记有一事:王安石患哮喘病,医生给他开的药方中必须用紫团参,但“不可得”,一位名叫薛向的官员赠给王安石数两,王安石不受,说:“平生无紫团参,亦活到今日。”此事一来可见拗相公之拗果然名不虚传,二来可见紫团参在当时就已经珍稀到宰相之家亦不可轻得了。

人参之贵,除了本身药性强外,还有其形似人体,暗合“吃啥补啥”的传统学说,且传说此物为“王气所钟”,就是哪里王气旺盛,哪里就盛产人参。比如紫团参,就与唐明皇有关。传说玄宗有一年潜潞邸,登壶关山,“东北有紫云见,光彩照日,因名紫云山,即紫团也”。而这也正是明末清初,“辽参”超越上党人参,成为人参品种的首因。由于辽东是清王朝的发迹之地,产出的人参自然备受“王气”的熏陶,是故阮葵生在《茶余客话》中有云:“自辽阳以东,山林中皆有之,盖地气所钟,岂偶然哉!”而《小豆棚》中亦云:“我朝独重辽参,实乃神草,王气所重,味胜力洪,他皆不及。”

辽参的主要产地,是凤凰城和宁古塔。“其产地则曰凤凰城,土人采取甚早,又有船厂,去凤凰城三四千里,稍坚实,六七月可采,又宁古塔,地处极北,去船厂又三五千里,地极厚,天极寒,深秋冰雪载道,采以八九月,其体坚实少糙而多熟。”其实当时产参之地还有很多,但效力大多不如这两处。

二、采参遇巨人

笔者在蒋竹山先生所著《人参帝国》一书中,找到一张从明正统年间到清道光六年的人参价格变化表,其中有两个数据特别说明问题:明万历十二年(1584年),人参的价格为每斤一两白银;到嘉庆十二年(1807年),人参的价格已经变成了每斤2240两白银。两百多年的时间里,人参价格竟然增长了2240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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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参价格变化表

何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说白了无非四个字——“供不应求”而已。

有清一代,人参一直是清政府的“特殊商品”,采摘和经营都要有特许执照(即参票),方可进行,否则将受到异常严厉的惩处,哪怕是王公、贝勒、贝子也概莫能外,凡是违例者,有可能被革去爵位。而普通小民,“如偷采人参,枷一月,鞭三百,随行牲畜及所挖之参充公。”而纵使有参票,采参也面临着重重困难。优质人参多生长在深山老林的背阴处,有些干脆就是“无人区”,在古代交通工具匮乏的情况下,刨夫走一趟,顺利的话牲口会病死多半,倒霉的话自己都可能喂了野兽。

清代学者王椷在《秋灯丛话》中写过一个故事,富有寓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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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灯丛话》

有一刨夫“尝结伴入山采参”,不知怎么的迷了路,而且与伙伴们走散了,“绕寻数日不得出”。他携带的粮食已经吃光了,饥肠辘辘,估计自己恐怕就要葬身荒野。这一日忽见密林中有炊烟袅袅升起,顺着方向摸索过去一看,发现是一座石头房子,“有老妪坐门首”。刨夫上前“因告以失路故,并求食”。老妪不说话,只用手一而再再而三地指向室内。刨夫进去一看,室内一无所有,“惟见釜中煮白石累累”。刨夫十分惊讶,不知道煮石头何以能当食物,“但把水饮少许,觉精神陡发,顿忘饥渴”。他正走出石室,想向老妪问路,突然见一巨人,“发垂至背,腰间缀树叶如裙,摇曳而来”,顿时吓得魂飞魄散,跪在地上向老妪求救。老妪也不理他,待巨人来到面前,与它喃喃作语,巨人点点头,一把拽住刨夫,拉起就跑,疾驰如飞,刨夫闭上眼睛听天由命。狂奔了一顿饭的功夫,巨人突然将刨夫抛掷在地,倏然不见。刨夫睁眼一看,已经出了密林,地上有人的足迹。他循迹而行,终于找到了同伴们,向他们讲述了自己的奇遇。大伙儿不信,跟着他一起往回寻找,却一无所获,只见一片荒烟蔓草而已。

这则笔记虽然玄虚,却也说明了当时采参人动辄迷路不归,或遭遇兽类,总之是尸骨无存者居多。

当然也有奇遇,比如《醉茶志怪》中写一名叫申仲权的人,因为屡试不第,落魄难堪,便出关投奔亲戚,谁知亲戚已经迁往他处。他囊资已罄,万不得已,只好加入了采参的队伍。申仲权本是书生,一向肩不能挑手不能提,根本吃不了刨夫们的苦,大家都嫌他是个累赘。一天他与与众侣入山,走得累了,在一棵松树下小憩。醒来时,众已不知何所往。申仲权慌忙寻找,“至一处,山重水复,路极曲折,迷不识道”。

这时红日西坠,悲风怒号。申仲权万般无奈,思觅一石窟,借避虎豺。正踟蹰间,见一容貌姣丽的女子,腰系白鹿皮裙,来到溪边,用手掬饮溪水。申仲权上前,解下腰间的瓢给她,女子接过来用瓢舀水喝。申仲权问道于她,女子说此处去大路绝远,你何以来此?申仲权以实相告,说着说着流下泪来。女子便带他转过山坡,来到一处精洁的石室,室内“床几皆石为之,壁上石纹如画,花木人物,神色生动”。女子赠他一物,“如小儿臂,红润鲜软,莫识其名”。申仲权吃了一半,有了些力气,便在石床上睡下。第二天一早按照女子指引的道路,越岭攀藤,终出山外。将女子所赠之物拿出来给人看,方知是一上等山参,“售之,得一百金,治装归里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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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醉茶志怪》

这一类书生荒野迷途,遇见女子获救的故事,在古代笔记中比比皆是,也几乎百分之百出自穷酸文人的臆想,而真相往往只在前半部分,那就是采参者的一去不返在当时是寻常而又寻常的事情。而因为采参失踪者,又以盗采者居多,因为他们为了绕开关卡的稽查、躲避官方的抓捕,只能走夜路、辟野径,比起合法的采参者,无疑要面临更多的危险,正如曾衍东所言:“往往跋涉舒万里,偷挖私货,虽法有严禁,皆愍不畏惧。”尽管如此,人参市场还是一日比一日紧张,“采取人多,滋长不及,售之者贵,用之者多,其货遂至日低一日,其价因之年长一年。”就算是内务府的库存,“亦无久贮”。美国历史学家谢健在《帝国之裘》一书中指出:早在1684年(康熙二十三年),辽东很多地区就因过度刨挖而导致无参可采,康熙皇帝不得不决定将乌苏里江沿海地区开放给刨夫,“然而野生人参依然数量稀少,到19世纪初,无论在哪儿,幸运的刨夫顶多能在一天之内发现三五棵嫩枝,大多数人数日也见不到一棵人参了。”

三、杀身又破家

现代医学研究证明,人参虽然营养丰富,效力强大,但绝不像很多人以为的那样“神”,不仅能延年益寿还能返老还童还能起死回生以及强心续命,甚至还有助金榜题名之用——著名学者高拜石于《古春风楼琐记》中记载,翁同龢殿试时精力不济,猛记起卷袋里藏的两枝老山参,找出咀嚼后,果觉津液流贯,神志奋发,振笔直书,一气到底,如时交卷,终于高中状元,并获得“人参状元”的雅号——它只是一种正确使用就会产生比较良好的医疗效果的药物,从养生保健的角度讲,未必比萝卜的作用强许多。而人参之所以能成为中国人心中的“神药”,与清代江南温补文化的兴起密切相关。

蒋竹山先生在《人参帝国》中指出:从明代开始,富庶的江南,很多富户因为穷奢极欲而掏空了身体,渴望通过进补来让夜夜笙歌的生活得以延续。“若富贵之人,则必常服补药,以供劳心纵欲之资。而医家必百计取媚,以顺其意,其药专取贵重辛热为主,无非参、术、地黄、桂、附、鹿茸之类。”不管患者患了什么病,不管患者有病还是没病,反正到了医生那里,开人参总是没错的,“大凡一切病症,其初不宜即服补剂,而中风、痛风、木风尤忌,都门诸贵人喜服人参,虽极清苦者亦竭力购参以服之,为恃此可以无恐也”,以至于耗尽家财。此种风气用一句话形容就是——不怕病死,只怕虚死!正如清代杰出的医学家徐大椿痛心疾首地指出的那样:“服补而死,犹恨补之不早,补之不重,并自恨服人参无力,以致不救。”

当时徐大椿治好了很多“进补病”患者,他们多是因为大量服用人参反而致病或加重疾病,就像明末江南名医王肯堂所言:“其身欲壑太过,藉参补养,每见危殆者,乃不明当用不当用之过也。况杂入温补剂中,则尤谬矣!世人仅知用参之补,而不知行气,徒行壅塞,不能流通矣。”比如某人长期厮混欢场而导致体虚郁怒及神昏身重,每日服用人参三钱后,反而痰火瘀结,身体僵硬如尸,结果徐大椿仅用几文钱的清火安神的平淡药方就治好了他的病;再比如某人患有流注病,从脚到腰有七八处地方溃烂,寒热不食,仅存人形,却长年服用人参,病情却越来越重,且因为人参价贵而致家徒四壁,徐大椿认为以往医者并未针对他滞留在体内经络的痰症来治疗,论断这是“药之误,而非病之真无治也”,遂用普通至极的大活络丹为主要药方,佐以外敷拔管生肌之药,结果很快将其病治好。对此,徐大椿叹息曰:“不知对病施药,徒事蛮补,举世皆然,枉死者不知其几也!”

晚清著名学者陈其元在《庸闲斋笔记》中曾经以“人参误服杀人”为题,记录了自己的先祖通奉公亲历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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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庸闲斋笔记》

通奉公精通医术,“在四川重庆府同知任内,奉旨驰驿入京视疾,一时求诊者充门塞户,至三鼓甫散”。这时仪亲王遣人来请他出诊,说是福晋重病。通奉公疲惫已极,推辞不去,来人说:仪亲王叮嘱了,如果您实在因为夜深不能至,至少先开丸药给福晋服用,等天明再去王府。通奉公既不知福晋患了什么病,手头也没有什么药,正好书案上有一包莱菔子,此物有促进消化、清热平心之用,属于最平常不过的药物,“服之无碍”,便交给来人说:“姑服此,明日再诊可也。”暂为搪塞。谁知第二天一早,“公尚未起,闻马蹄声隆隆”,原来是仪亲王亲自登门拜谢:“福晋正闷躁欲死,灵丹一服,顷刻霍然,已安睡至今。”通奉公很惊讶,跟着仪亲王到府上一看福晋,方知她患的是风寒微疾,乃是误服人参导致,而莱菔子恰好可以清热平心,所以一服见效。

“天下之害人者,杀其身,未必破其家。破其家,未必杀其身,先破人之家,而后杀其身者,人参也!”徐大椿在《人参论》中的这番话,未免有些偏激,但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针对所有迷信“宫廷秘方”、“仙丹妙药”者的警示之语。健康一事,来自于均衡的饮食、科学的锻炼和积极的心态,这些就像生命的本质一样:质朴、平常,但又需要长期的坚持,而绝不存在什么神乎其神的东西——玄之又玄往往是骗之又骗,这句话放到哪里都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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