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人人物珍藏版 孙友虎谈宋人年谱创作

中国以编年体记事、记人由来已久。宋人年谱以学者、文学家居多，官宦次之，宰相更少，“现存者达八十余种”（《宋人年谱丛刊》“前言”），如谱主欧阳修、王安石、苏轼、苏辙、黄庭坚、李纲、程颐等，皆为一流名人。今人修谱有的则强调大而全，俨然一部谱主生卒年间的断代史，内容固然大为丰富，有的却相对削弱了谱主的主体地位。年谱怎么编？我在编写《北宋吕氏“一门三相”吕蒙正吕夷简吕公著编年录》时尝试在谱主角色定位上多用力，突出针对性、关联性、全局性，切实把握“一主二辅”（以谱主行迹为主，以社会关系、环境影响为辅）的基本构架，呈现时代特质、个人价值，反映经济社会的发展风貌。

作者近照

以谱主行迹为主线，彰显特色，突出针对性

北宋吕氏家族吕蒙正、吕夷简、吕公著“一门三相”，至今没有专门之年谱。宫梦仁《读书纪数略》卷20《人部·望族》：“三吕：（三世宰相。夷简、公著父子平章）吕蒙正（圣功，文穆），夷简（坦夫，文靖），公著（晦叔，正献）。”不管是其为官、为学，均有独特的承接性、显著性。

明晰行迹。河南吕氏与寿州吕氏本是“一门”，源于山东莱州，关系密切。吕蒙正除早年在通州为官外，主要在京都开封三拜宰相，离开相位也以在家乡河南府治所洛阳任职为多。吕夷简的为官地，遍及山东、江苏、山西、河北等地，既有京都之寓，也有边防之所。吕公著的为官行迹，在朝一旦建言受阻，大都寻求外任，尤其是质疑王安石变法而离京，留下在洛阳的休闲期，更有在颍州、河阳、扬州等一线的奋进与思考。

准确定位。作为丞相，既有选人、任人之责，又关乎国运、民生。叶梦得《石林燕语》卷8载，国朝宰相，“七朝独相者七人”，其中吕蒙正“独相者逾年”，“（吕）夷简独相者三年”，没论及吕公著。实际上，吕公著自司马光去世，“独当国”（《宋史·吕公著传》）而理军国大事。足见“三吕”在北宋之影响。“三吕”累计在相位跨度时间长，涉及庆历新政、王安石变法等改革，谱主总体缺乏变革精神，但吕公著对王安石变法并非持全盘否定之态度。在史料的运用上不搞取舍，秉持客观，一切以“实”论之。

彰显特色。吕蒙正首次拜相，即与开国重臣赵普搭档，他施政理念在于宽简、耿直，主张无为而治，不结关系网，举贤不避亲。吕蒙正还向宋真宗推荐吕夷简，认为其可作相。吕夷简以“智慧”著称，注重运筹关系，如范仲淹因其所上《百官图》。吕公著汲取佛学，讲究诚实、胸怀，也留下“家百官”之说。

辨明真伪。编写年谱，务必求实。吕蒙正住寒窑苦读成才的故事在我国可谓妇孺皆知，并颇有民间“高度”。蒙正“寒窑”在何处?目前有淮南之龟山、洛阳之龙门、偃师之相公庄等三种说法。据《吕蒙正神道碑》知，吕蒙正少时父母分居，吕蒙正随母居于洛中；父亲“佐边幕”，守边关。后来，移居龙门苦读成才。这说明居“洛中”相公庄，是发生在居洛阳“龙门”之前的事，有承接关系，比较可信。

以社会关系为纽带，理性界定，寻找关联性

家族、婚姻、师生、友人，皆为关系。单就姻亲看，吕蒙正有十子、四女，二女婿赵安仁、四女婿丁度官居宰辅。吕夷简、吕居简同娶马亮之女，吕公著娶鲁宗道之女，吕公弼娶王旦之女，吕公孺娶张士逊之女，吕希哲娶张昷之之女，吕希道娶王珣瑜之女，吕希绩娶吴充、钱喧之女，吕希纯娶宋敏求之女等，其姻亲关系位居宰辅者居多，从这一侧面可窥吕氏家族社会关系之一斑。

梳理关系。交际圈、亲友团维系着关系。《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6雍熙二年三月己未（十五日）条，“参知政事吕蒙正之从弟吕蒙亨”等举进士皆入等，因宋太宗说“此并势家，与孤寒竞进”，皆罢之。吕蒙亨没能考上，实为受吕蒙正的家门关系影响所致。垂帘听政，是宋朝“皇权”的别样风景，且发生过几次，其中就涉及到吕夷简、吕公著父子，吕夷简任宰相期间支持“垂帘”，吕公著则在“垂帘”下擢任宰相。

把握承接。“三吕”宰相涉及家族力量与风气指向。据《挥塵前录》卷2载，“吕文穆相太宗。犹子文靖参真宗政事，相仁宗。文靖子惠穆为英宗副枢使；次子正献为神宗知枢，相哲宗。正献孙舜徒为太上皇右丞。相继执七朝政，真盛事也。”并说，“本朝一家为宰执者，吕氏最盛，既列于前矣。”吕夷简把“为官期”推向高峰，死后配享太庙。吕公著则实现由“为官期”向为官、为学期的转变，开启“吕氏家学”。

理性界定。吕公著与王安石曾同为“嘉祐四友”，后来因变法使关系出现变数。欧阳修与吕夷简关系不合，却与其子吕公著为“讲友”，其关系定位最终没能得到进一步发展。吕公著的后人吕本中在《童蒙训》中说，“正献公交游，本中不能尽知之。其显者，范蜀公、司马温公、王荆公、刘原甫也。”其中没有提及欧阳修，当有深意。

以环境影响为背景，点面结合，把握全局性

任何个体的成长都离不开环境。时事、宰辅之变、选举等皆为环境。吕蒙正陪同宋太宗亲征，途中即任著作郎、直史馆，加右拾遗，服银绯，据《吕蒙正神道碑》载，“（太平兴国）四年代还，会帝征太原刘氏，朝于行在，道受著作郎、直史馆，旋加右拾遗，服银绯。”这说明时事往往造就英才。

以点连面。宫廷之变、宰辅之变、政策之变，事关国计民生。中国“四大发明”，宋代占其三；唐宋散文“八大家”，宋代有其五；宋代粮食生产“较汉增长百分之一百七十一，较唐增长百分之一百零六”（谢天佑、王家范《中国封建社会的再生产与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这些均与社会环境及宰辅的能动性有关。“三吕”作为宰辅任免环节中的一点，反映出用人的指向。对政策层面，如王安石变法，吕公著、吕公弼、吕嘉问等吕氏家族成员均有涉猎，从中可看出变法之影响。

突出重点。北宋重文轻武，与“陈桥兵变”、“杯酒释兵权”等政治生态有关。宋太宗得天下，更是倡导“文治”，科举扩招，吕蒙正考中状元，成为首当其冲的受益者，得到快速升迁。“文治”需要选贤任能，以举荐为例，据赵善璙《自警编》卷7载，“吕正献公之在侍从也，专以荐贤为务，如孙莘老觉、李公择常、王正仲存、顾子敦临、程伯淳颢、张天祺戬等，皆为一时显人。（《吕公公著言行录》）”吕公著荐贤甚多，却无法举荐自己的长子吕希哲，反映出其“持正”的秉性。

呈现背景。《编年录》所加“按”，既有人物的关联简介，也有相关事件的缘起及影响。吕公弼作为丞相吕夷简之子，受到优待，后官至枢密使。他十九岁破例擢为庐州知州（王栐《燕翼诒谋录》卷5《京官不得拟知州通判》）；至和元年七月八日，“权知开封府、龙图阁直学士、兵部郎中吕公弼为枢密直学士、知益州”（《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76）。《宋会要·官职》23之7则载，“至和元年七月十七日，差龙图阁直学士吕公弼同群牧使。权添此一员，后不得为例。”一而再的破例，凸显宰相家族子弟之殊异。

吕氏家族“一门三相”，居于北宋中前期，既迎来“为官期”的高峰、面对“为学期”的转折，也折射出吕氏一门的家国情怀。编撰此《编年录》，当是一次历史的回眸与审视，意义不言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