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家训中对孩子的教育（朱子教育是去除）

朱熹的一生都与书院紧密相连，致力于书院的兴建与修复，并且在各地的书院进行讲学传道活动，把书院作为自己传播学术、培养人才的重要基地。

在省图书馆国学分馆举行的山东省尼山书院“朱子学公开课”上，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肖永明在阐释《白鹿洞书院揭示》与朱子的教育思想时表示，《白鹿洞书院揭示》是朱熹理学思想在书院教育中的具体落实与体现，体现了理学教育思想的精髓，在历史上促进了理学的传播。《白鹿洞书院揭示》在中国教育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产生的影响长达数百年，并远至整个东亚、东南亚。“《白鹿洞书院揭示》所聚焦的‘为学’与‘修身’的丰富内涵，朱子主张的人伦本位、修己安人、知行并重、自主学习的教育思想和理念，对于今天如何处理好知识传授与人格养成的关系，对教育发展与改革都具有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肖永明说。

“五教之目”“为学之序”

江西的白鹿洞书院，与湖南的岳麓书院、河南的嵩阳书院和应天书院并称为古代“四大书院”。庐山五老峰南麓后屏山下之地，四山环合，俯视似洞，唐李渤在此读书，养一白鹿自娱，人称白鹿先生，此地也因此被称为白鹿洞。南唐升元年间，白鹿洞正式辟为学馆，后扩为书院。

1179年，朱熹任南康的知军，主持修复了白鹿洞书院，并制定颁行《白鹿洞书院揭示》。

《白鹿洞书院揭示》文字不多，400多字，主要分成本体加案语两大部分。本体部分，主要讲了什么是五教之目、为学之序，阐述了哪些内容是修身之要、处事之要、接物之要。案语部分，又作了进一步的解释。

朱熹所说的“五教之目”，是指“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为学之序”是指“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为学之序”的五个方面中，前四个方面是穷理之事，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和道德认识相关的，至于“笃行”，关键在修身、处事和接物三个方面。修身之要，是“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处事之要，是“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接物之要，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

后边的案语，主要说明制定《白鹿洞书院揭示》的目的和意义。比如，朱熹表示，古昔圣贤教人为学的目的，就是要使人明白义理，然后自我修养，再推己及人，不是死记硬背一些东西，作一些文章，然后取得功名利禄。现在的人为学，正好倒过来了。现在有一些学校，制定了很多的学规，很详细，其实是小看了这些学者，没有看到他们是能够自主学习的、有创造力的主体。所以，朱熹特别表示，修复白鹿洞书院以后，不会把这些条条框框放到书院来，而是把圣人在经典里面所揭示的、那些为学最基本的、最重要的原则列到这里。

修复白鹿洞书院的原因

书院制度在唐代兴起以后，在宋代获得极大发展。这和宋代初年“重文轻武”的政策有很大关系。当时，国家需要选拔大量人才，但是，无论中央还是地方各州县的官学系统，都不能很好地承担起这方面的重任。于是既非官学，又非纯粹民间私学的书院，获得了发展契机。

朱熹生活的年代，书院发展已经更加兴盛。与北宋时不一样，书院在南宋时的发展，和理学结合起来了，二者相互依托、相互促进，很多的理学家都把书院作为讲学传道的重要场所，书院也因此获得更大发展，更多书院创建或者修复。正是以书院作为基地传播思想，很多学者形成了自己的学派。

可以说，朱熹的一生都和书院联系在一起。有学者统计，和朱熹相关的书院有67所。他创建的书院，在福建就有寒泉精舍、云谷晦暗草堂、武夷精舍、考亭书院等。海外研究朱子的“大家”陈荣捷先生考证，有名有姓的朱子门人有488位。另一位专家方彦寿先生考证，朱子的门人中，来自书院的就有276位。这个比重是很大的。

至于朱熹为什么要修复白鹿洞书院，有几方面原因。首先，这不是他一时兴起，而是有其思想基础，也符合他一贯的教育主张。二是他需要依托书院来传播自己的学术思想。三是他对当时的官学教育不满，批评当时的官学如同名利场，师生关系“师生相视，漠然如行路之人”，结果是“风俗日蔽，人才日衰”，学校不仅没有起到引领社会风气，给社会树立道德标杆的作用，反而在某种程度上败坏了社会风气，必然培养不出真正符合圣贤之道的人才。

还有一层很重要的意思，要对抗佛道之学。事实上，从魏晋隋唐以来，佛道之学对儒家学说形成了越来越大的冲击和威胁，这种冲击和威胁既体现在学术层面，也体现在社会生活各个环节。在这种环境中，很多人的文化立场是动摇的，甚至包括一些儒家文人诗人，在很多场合不知不觉表现出对佛道之学的兴趣，有些价值观念明显受到佛道思想影响。朱熹在谈到为什么修复白鹿洞书院时，也曾表示在这个地方有“老佛之居，以百十数”，意思表达得非常明显。

书院落成后，朱熹还自任洞主，经常前往给学生们讲学，并积极筹措办学经费，筹集教学图书等。最重要、影响最深远的，还是制定并颁行《白鹿洞书院揭示》。《白鹿洞书院揭示》，很多地方也称《白鹿洞书院学规》或《白鹿洞书院教条》。其实，学规、教条之类的说法，并不太符合朱熹本意，他曾表示，《白鹿洞书院揭示》不是制定一些具体的规范，不是为了用条条框框束缚人，只是为了从根本上揭示为学之道。

“教其事”和“教其礼”

从《白鹿洞书院揭示》来看朱熹的教育思想，首先要理解朱熹教育思想的内在逻辑，其基本逻辑就是要“复其性”，即恢复一个人光明的德性、本性。

要准确理解这个内在逻辑，应该从朱熹的人性理论去分析。朱熹认为，人性分成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天命之性是纯粹的、至善的，气质之性则可能有善、有恶。每个人都有纯粹至善的天命之性，这是一个人成圣、成贤的内在依据。但是，一个人秉受天命之性的同时，又有气质之性的成分，既然气质之性可善可恶，就可能对天命之性构成遮蔽，如同乌云之遮蔽太阳。

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把乌云驱散，把遮蔽纯粹至善本性的那部分气质之性去掉，也就是说，为学的过程，或者说教育的过程，事实上就是去除气质之偏。

气质之偏往往指受外在环境的影响，或者受内心欲望的驱使，一不小心出现的偏差，一不小心就不得其正，所以朱熹常说，“学者须是革尽人欲，复尽天理”“方始为学”。 所以，他的基本思路就是“学以复性”。

朱熹教育思想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观点，就是“人伦本位”。他非常明确地说，“先王之学，以明人伦为本”。朱熹认为，人生不同阶段的教育都是要明人伦的，不是说小时候去明人伦，长大了就去做别的了，每一个阶段的学习任务都是要明人伦，每一个阶段的教育内容就是明人伦。

按朱熹的说法，一生的教育可以分成两个大的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八岁到十五岁，算是小学教育阶段，十五岁以后就是大学教育阶段。小学教育阶段要“教其事”，学习打扫、应对、进退等具体事务，通过具体的事情去培养道德行为习惯；十五岁以后主要“教其礼”，明白做事的道理何在。所以，当时朱熹对教育的抨击是非常激烈的，他的立足点之一就是“明人伦”，认为那些老师学生们忘本逐末，违背了教人为学和办学的本意。

朱熹教育思想里特别强调的一点，就是修己安人的功夫次第。关于修己安人，朱子在《白鹿洞书院揭示》中，也阐述得非常明白。这方面思想，可以说是对《大学》的继承和发扬。朱熹特别重视《大学》，甚至临终前都在注《大学》，所以《大学》的精神在《白鹿洞书院揭示》里也体现得非常明显。《大学》有“八条目”，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朱熹之要求讲义理，要修身及至治国平天下之意，正与此同。

强调自主学习

朱子教育思想中，强调知行并重。《白鹿洞书院揭示》中提到为学之序，即“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前面是明理之事，后面是笃行之事，表达的就是“知行合一”的意思，强调的就是知行并重。朱熹认为，知和行是需要相互配合的，这二者如同眼睛和脚，如果一个人有眼睛没有脚，行起来就不方便，但是如果有脚没眼睛，就会失去方向。朱熹还非常明确表示，做学问没有别的路径，明此理、力行之就可以了，所以圣贤教人，就是穷理为先，而力行以终之。他所说的力行，就是要把内心的伦理道德知识体现在自己的实际行动上，这就是“责之于身”。

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朱子强调自主学习。《白鹿洞书院揭示》中说，“然圣贤所以教人之法，具存于经，有志之士，固当熟读、深思而问、辨之…”这段话的大致意思是说，圣贤教人的方法，在经典里面就有，有志于成圣成贤者，就应该去熟读、深思而问、辨之，去自觉地了解它，认同它，践行它，而不是要别人设立规矩、禁防，当作外在的约束。

朱熹关于自主学习的这些论述，至今仍然发人深思。现在的小学、中学、乃至大学的教育，自主学习仍是比较缺乏的，往往都是学校或者家长设计好了，学生只要按照设定好的指令、步骤去执行就可以了，如此一来，学生的自主性、自觉性、内在动力体现在哪里？其实受到很大束缚。很多大学一年级的学生一进学校，看上去特别放松，为什么？在中学里的那种外在压力没有了。但是，没有人再为他们设计那么细的学习指令、步骤之类的东西了，一下子又不知道学什么、怎么学了。他们内在的学习兴趣并没有真正地培养起来，内在的学习动力也没有真正地发动起来。现在，要给中小学生减压，给大学生加压，大概就是为了解决这类问题。

从《白鹿洞书院揭示》的案语看，朱子显然不赞成用一些学规、规约去约束学生。所以他说，“读书是自家读书，为学是自家为学”，还表示“不干别人一钱事，别人助自家不得”，就阐述得非常清楚了。

那么教师的作用是什么？朱子认为，教师的作用是一个引路人。引路人是给予引导、指导、检查、评价、证明、裁断，碰到困难的时候，可以与之商量，能够带来启发。他非常明确地说，“指引者，师之功也”，这个定位很明确。老师以身作则，同时是引路人，学生自去理会，自去体察，自去涵养，书自去读，道理自去求索，遇到疑难问题可以一起商量，这种师生定位也非常值得思考借鉴。(大众报业•大众日报客户端记者 于国鹏 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