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周编钟的由来（探索钟鼓磬的文化内涵）

中国古代音乐艺术的代表性器物是什么？一定会有人想到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这是两千多年前的造物，如此精美绝伦。

周代是先民们努力走出商代巫术迷雾的时期。周公“制礼作乐”，为中国两千年封建王朝的礼乐制度建立了雏形。礼器和乐器是礼乐制度的物质载体，而商周时期的乐器，又以钟、鼓、磬为中心。商周时期的音乐制度建立在钟、鼓、磬的基础上。

但是从汉朝起，由于社会环境的大变，文化传承的断裂，商周时期赋予钟、鼓、磬的神圣性，从汉朝以后就再也没有被拾起。我们只能通过一些文献资料和考古材料来探索，钟、鼓、磬在商周时期的真正内涵——它的造型有什么内涵，它代表着什么，曾经有过怎样的故事。

（一）从山西陶寺说起：乐之先声

四千年前，文明的火花燃起在山西襄汾陶寺。陶寺遗址包含有庙底沟二期文化和陶寺文化两种史前遗存，通常我们说到陶寺，指的都是后者。

陶寺留给我们太多谜题。从陶寺古老的观象台上，先民们想看见什么，又看见了什么？陶寺有多少文字，那两个被识读为“尧”和“文”的字，是不是说明了这里曾经是上古传说发生的地方？还有，陶寺的鼍鼓和土鼓，陶寺的石磬，陶寺的铜铃，都意味着什么？

陶寺观象台

《诗经·大雅·灵台》说，“鼍鼓逢逢，矇瞍奏公。”什么是鼍鼓，陶寺出土的这种竖桶形的木鼓给出了一个答案。当年的陶寺人一定是非常郑重地制作了它，在外壁上涂着彩绘，鳄鱼皮绷成鼓面，虽然如今鼓面不存，但鼓腔里散落有鳄鱼骨板。

陶寺鼍鼓

陶寺遗址也出土了土鼓。《周礼·春官》说“掌土鼓豳籥”，《礼记·明堂位》也说“蒉桴而土鼓．犹若可以致其敬于鬼神”，可见土鼓是祭祀仪式中常用的器物。土鼓就是陶鼓，上有大口，下有凸出大孔，周围又有三个小孔，有双耳，筒身磨光，有不少装饰。这种鼓仅仅出现在高规格的大墓中，它是做什么用的？

土鼓（约公元前2500年），襄汾陶寺村出土，山西博物院藏

土鼓（约公元前2500年），襄汾陶寺村出土，山西博物院藏

土鼓，襄汾陶寺村出土，山西青铜博物馆藏

址的石磬就比较简单了，没有像土鼓、鼍鼓那样尽心装饰。尽管它也出现在大墓，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但实在太简陋。《尚书·尧典》记载夔“击石拊石，百兽率舞”，这里的“石”被认为就是原始的石磬，可见出现很早。但陶寺遗址都已经能够加工出精美的玉器了，却不在石磬上添加纹饰，只是把它打制成片状，钻出悬挂孔，连磨制都没有。有的石磬看起来和天然的石头没有多少区别。至于在敲击石磬的时候能发出怎样的声音，只有天知道——陶寺的石磬没有固定的音高。

石磬，（约公元前2500年），襄汾陶寺村出土，图片拍摄于山西博物院

陶寺玉器，图片拍摄于山西博物院

陶寺出土的乐器中，最令人感慨的也许是那枚小小的铜铃。它很朴素，没有花纹装饰，表面只有曾经包裹它的织物痕迹。这件距今约四千年的铜铃是中国发现最早的铜乐器，材质为含铜量97.86%的红铜。当时的铸造工艺还没有成熟，器壁不均匀，有残痕和透孔。但是，它意味着辉煌的商代青铜文明之门终于开启。

陶寺铜铃与铜齿形器（复制品），拍摄于山西青铜博物馆

在新石器时代，基本谈不上纯粹的音乐。与其说陶寺出土的这些鼍鼓、土鼓、石磬、铜铃是先民们音乐欣赏能力的体现，不如说它们都为虚无缥缈的神灵服务。它们用来召唤神灵或歌颂神灵，至于节奏、旋律，还附着于神灵意识之上。

（二）钟、鼓、磬音乐体系的建立

《淮南子》说，在禹的时代，乐器就已经各有其用。禹说，“教寡人以道者击鼓，谕寡人以义者击钟，告寡人以事者振铎，语寡人忧者击磬，有狱讼者摇鼗。”《淮南子》成书于汉代，对乐器的这种体系化认知与其说是禹的做法，不如说是汉代人的想象。

在陶寺遗址，以鼓、磬等乐器为代表的音乐体系已现雏形。到了商代，强盛的国力、比较稳定的政治局势催生出发达的音乐文明。甲骨文中的乐器种类有庸、鼓、竽、龢等十余种，殷墟出土的乐器有鼓、磬、铙、钟、铃、埙、笙等等，在妇好墓中出土的乐器有石磬五件、编铙五件、陶埙三枚、铜铃十八件。

殷墟出土的青铜铙，殷墟博物馆藏

商代的鼓与祭祀有关，卜辞中说“告其鼓于唐”（《合集》22746），“其鼓，彡，告于唐。九牛。”（《合集》22749）商代祭祀神灵的“周祭”制度，按彡、翌、祭、洅、劦按序轮番进行，每一周复，称为一祀。其中“彡”就是伐鼓而祭。因为与祭祀的关系过于密切，商代的鼓依旧保持着尊贵的身份，连妇好这样的社会地位，竟然不能以鼓随葬。西北冈王陵区的M1217四墓道商王大墓发现有双面木腔鼍鼓及木架，可惜已经残毁，只在土中留下大概轮廓，能看出鼓腔表面有一对饕餮纹，饕餮周围是蚌、贝嵌成的装饰。

M1217发现的鼍鼓，1.鼍鼓特磬及其木架遗迹 2.鼍鼓 3.木架横梁中部

商代遗址中也曾发现有铜铃。在殷墟一座祭祀坑的小象项下系一铜铃，另一个坑中有侧身屈肢呈捆绑状的猴，也戴有一个铜铃。此外，在殷墟大司空村M303和M225墓葬发现棺木四角外侧各有一组串饰，由数量众多的穿孔小蚌鱼、穿孔贝饰和一件铜铃组成，可能是悬挂或覆盖棺木的织物在四角上的装饰物。

商代还出现了钟。在殷墟二期至四期的贵族墓中常发现三件或五件一组的编庸。张法认为，铃是小体量和单体的，是流动之物，随巫王之身而动；而庸是钟的初级阶段，本质上已属于钟。庸是固定之器，放置于庙堂之中，是大体积的，编列的，展示出祖庙仪式的秩序和威严。张法视铃到庸的演进为时代文化和现实政治的要求，这是符合商代的祖先神信仰的，目前看来是从铃到钟的演化过程的合理解释。

妇好墓出土的商代编庸

在商代，石磬的发展很快。陶寺遗址的粗糙石磬，到了商代已经变得精致华贵了。《诗经·商颂》说“既和且平，依我磬声。”可见石磬在祭礼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商代的石磬分为两种，一种单悬，称特磬或大磬；一种成组出现，被称为编磬。因为商代石磬制作还处于“依声就材”阶段，忽视石磬的音高，因此这种形式上的编磬和周代的音乐学上的编磬还有很大差别。

在殷墟的大墓中出土了不少精美的石磬，比如西北冈1004号商王大墓出土一件特磬和三件编磬，三件编磬分别有“永启”“永余”等铭文。妇好墓出土五件石磬，其中三件造型基本一致，可能是一套编磬。另外两个分别刻有文字“妊冉（或释作竹）入石”和鸮纹。前者说明当时可能已经注意到石磬的材质。

妇好墓出土鸮纹石磬

武官村商代晚期墓葬出土的虎纹石磬和殷墟小屯村北、洹水南岸出土的龙纹磬都是有代表性的商代石磬。虽然形状仍然不大规则，但制造工艺和乐器质量都相当高，器形厚重，线条明晰遒劲，匀称地布满整个磬面。

虎纹石磬

（三）钟、鼓、磬的文化阐释

在陶寺文化时期已经有了比较肤浅的神灵崇拜意识，但直到商代的先民们在自己的部落或城市中建立起社会分工体系之后，神灵才被赋予专一的职能，明晰的神灵谱系才得以建立。商代的神灵体系大致可以分为上帝、风雨雪等天神、河岳等地神以及先祖先妣等祖先神四类。

有不同的神灵，则有不同的祭礼。人类世界有等级差别，这一观念也会映射到当时的神灵体系之中。商代的“周祭”制度不可能是随心所欲的安排，他们按照彡、翌、祭、洅、劦的秩序轮番举祭，每一周复，称之一祀。那么，这个顺序的安排说明了什么？

按照卜辞，“彡”为伐鼓而祭，“翌”为舞羽降神而祭，“祭”为献血腥而祭，“洅”为献黍稷而祭、“劦”为合历代祖妣而祭。在整个祭祀系统中，鼓具有最优先的地位。再联想到《世本》说“巫咸作鼓”，《礼记·明堂位》说“土鼓、蒉桴、苇钥，伊耆氏之乐也”，又说土鼓“可以致其敬于鬼神”，巫咸和伊耆的身份都是巫，似乎鼓的作用就昭然若揭了——这是通天、通神之器。

甲骨文中的“礼”字与鼓有关。《说文解字》解释“礼”，“所以事神致福也。从示从豊”，又说“豊”为“行禮之器也。从豆”。“豊”的上半部分从玉，这一点已经是共识，但“豊”的下半部分如何解释还有争议。裘锡圭、林沄指出，“豊”应该分析为从壴从珏，其下半不从豆。郭沫若又提出，所谓“壴”，就是鼓的初文。“礼”就是礼器（玉）和乐器（鼓）相互配合以祭神灵。

商代晚期青铜鼓，现藏于日本泉屋博古馆

商周时把立于柱上的鼓称为建鼓，“建”实在是个有趣的字。古代传说中有建木，是“天帝所从上下处”。而先民们又把北斗的斗柄所指称为“建”。一年之中，斗柄会旋转指向不同的方位，他们将其与十二地支对应，比如正月曰建寅，二月曰建卯，四月为建巳，七月为建申。月大为“大建”，月小为“小建”。“建”有着强烈的古代天文学内涵。

鼓声响亮，声闻于天。在辽宁阜新胡头沟遗址的积石冢墓地，一排排列有序的土鼓竖立摆放在围着中心大墓的大石圈外，这是太阳崇拜的表现吗？周代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商代的神灵观念，《左传》记载，周人对日食的反应常常是“鼓，用牲于社”，庄公二十五年、庄公三十年、文公十五年君如此。又说“非日月之眚，不鼓。”不是日月食，不用击鼓。这也是鼓与日月有关的有力证据。

胡头沟遗址出土土鼓

具有通神权力的只有商王，只有大巫，因此以妇好的地位，尚且不能以鼓随葬。鼓在商代乐器体系中的地位堪称最高，因为，它是具有通天之能的主要乐器。

钟由铃演化而来，《吕氏春秋》说黄帝命令“命伶伦与荣将铸十二钟，以和五音”，《山海经·海内经》：“鼓延是始为钟，为乐风。”鼓延是炎帝的曾孙。《礼记》说，“垂之和钟”，《世本》说“倕作钟”。按照《世本》的说法，这位倕不止作钟，还做耒耜，作规矩准绳，作耨。倕据说是黄帝工人。尽管《世本》中说“垂为工之通名。非一人也”，能够看出，倕所作的器物主要与土地的丈量、耕作有关。

铜铃起自陶铃，大抵与祖先崇拜有关。刘心源从古文字学的角度说，“铃字从命，古文令命通用。”铃与人的生命有关，这从考古材料上来说，也有实证。前文在介绍商代出土铜铃时，不是提到铜铃多用于随葬么，它不是挂在棺木所覆盖的织物的四角么？此外，在山西石楼桃花庄曾经出土带铃铜觚，年代大约为武丁以后的晚商时期，高体细腰，圈足内底带铃。台北故宫博物院也收藏有两件器型相似的商代悬铃铜觚，器底有小环，环系一铃。手握全器，铃声作响。此铃何用？孙明在《商周时期悬铃青铜礼器研究》中认为这是具有特定功能的装饰品，“铃声或被视为祖先神灵对人们祭祀活动的一种回应”。

石楼桃花庄带铃铜觚

悬铃铜觚，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那么，作为祖先崇拜意识体现的铃，和引导土地的丈量或耕作的倕如何联系起来？在远古时期，无论东西方，都认为土地的丰产与人的生殖有关，植物的生长结实恰如同人的传宗接代。在传说中，由精通于植物生命延续的倕来制造表现人类生命延续的铃，是可以理解的。

到了周代，钟的地位突然显赫起来：周人们放弃了商人的上帝，建立并强化了“天”的观念。在周人心目中，祖先的地位很高，他们念念不忘要继承祖先之德。在分封制、宗法制之下，他们纷纷为祖先建立宗庙，在宗庙中当然要有鼓，此外，还要有钟。《史记》中说“九鼎大吕”，九鼎意味着社稷，而大吕是周庙大钟，表示祖先的功业。

春秋早期秦公钟

因为钟与祖先相联系，周代铜钟上的铭文往往与家族传承有关，比如井叔钟铭文“井叔叔采作朕文祖穆公大钟”，虢叔旅钟铭“用作朕皇考惠叔大林龢钟”，郘钟铭文“我以享孝，乐我先祖，以祈眉寿”，战国早期徐王之孙钟铭文“余䣄（徐）王旨後之孫，足㓷次留之元子，而乍䌛夫叴之贵姓（甥）”，都是实证。《晏子春秋》记载，景公铸造了一口大钟，晏子、仲尼、柏常骞三人都说“钟将毁”，后来果然毁了。晏子的解释是，这样一口大钟，不祭祀先君就用来宴饮，不合礼制，所以它毁了。可见造大钟必先祭祀祖先。

《周礼》说，祭祀的时候“乃奏黄钟，歌大吕，舞《云门》，以祀天神；乃奏大蔟，歌应钟，舞《咸池》，以祭地示；乃奏姑洗，歌南吕，舞《大磬》，以祀四望；乃奏蕤宾，歌函钟，舞《大夏》，以祭山川；乃奏夷则，歌小吕，舞《大濩》，以享先妣；乃奏无射，歌夹钟，舞《大武》，以享先祖”。这里面提到的黄钟、大吕，直到无射、夹钟，即为十二律。在古代典籍中，对这十二律的描述非常有趣，所谓阴阳相生自黄钟始，黄钟下生林钟，林钟上生太簇，太簇下生南吕，这十二律竟然如同人的繁衍一样，是一轮轮“生”出来的。

这十二律也可能是钟的名字，因为《左传·定公四年》说，周初在分封时，分康叔以大吕，分唐叔以沽洗，显然是两件钟的实物。分封以钟，应当是表示对宗族身份的认可。再结合周代礼乐文化中的“乐悬”制度，天子宫悬，四面都悬挂钟磬，诸侯轩悬，去其南面的钟，到了士这一级，只有磬，没有钟，是不是也与小宗血统逐渐稀薄有关呢？

青铜编钟，战国，拍摄于山西青铜博物馆

周代时，石磬发展到了顶峰。在其音乐性上，石磬制作不再“依声就材”，而是“依声计材”，它终于成为一件真正的乐器。在其规制上，周代的石磬终于摆脱了不规则的形状，其整体造型、敲击部位基本固定下来。在其装饰上，出现了令人眼花缭乱的彩绘图纹。

曾侯乙墓出土编磬，拍摄于湖北省博物馆

如果按照前文所述，鼓是日月的象征，钟是祖先的暗示，那么，磬所代表的是怎样的一种神性？在商代神灵体系中，上帝和天神以鼓致祭，先祖先妣等祖先神以钟致祭，磬所致祭的，应该是河岳等地神。

《周礼》成书较晚，大约在两汉之间，所记载的内容混杂着许多汉代人的想象。但《周礼》的内容也能为我们了解周代社会制度提供参照。《周礼》说，舞《云门》以祀天神，舞《咸池》以祭地示；舞《大磬》以祀四望，舞《大夏》以祭山川；舞《大濩》以享先妣，舞《大武》以享先祖。这其中有三点值得注意：

首先，地示就是地神，既然已经有了《大磬》祀四望，《大夏》祭山川，那么还有什么别的地神可祭呢？

其次，《离骚》说“饮余马于咸池兮，总余髻乎扶桑。”又说“张《咸池》奏《承云》兮”，咸池与扶桑、承云并提，可见与天有关。西汉《淮南子》，“日出汤谷，浴乎咸池，拂于扶桑。” 明确说咸池是太阳洗澡的地方。《咸池》应该是对天神的祭祀音乐。

再次，在《通典》《《太平御览》等诸多版本中，“舞《大磬》”又作“舞《大韶》”，《大磬》应为《大韶》的别名。让孔子三月不知肉味的韶乐，应当是以磬为主要乐器来演奏的音乐。孔子曾向师襄学琴曲《文王操》。但师襄的本职却是磬师，被叫做击磬襄。

湖北江陵出土的石磬线图，拍摄于湖北省博物馆

《云门》《咸池》都是祀天神的，主要乐器大约是鼓，《大磬》《大夏》都是祭地神的，主要乐器大约是磬，《大濩》《大武》都是祭祖先神的，主要乐器大约是钟。虽然各自关涉的具体神灵不同，但正好祭祀了商代神灵体系中的天神、地神、祖先神三大类。

磬为祭地神之用，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在陶寺遗址之中，明明拥有良好的制玉工艺，却吝于用在石磬之上——它本就是祭地之物，打磨没有什么意义。也可以解释它的各种不同的造型，或龙或虎或鱼，无非是生活在山川之中的动物，代表的正是地神或水神的意义。

（四）作为文化符号的钟、鼓、磬

周代时，以鼓、钟、磬为代表的乐器系统发展到了高峰。但随着周代后期人文精神兴起，进入“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渐渐地，这一套建立在神灵观念基础上的礼乐制度迅速失去了原本的意义。到了汉代初年，对这些雅乐只能记其铿锵鼓舞，而不知其义。神灵体系和宗教观念都更新了，原本的存在土壤完全消失了。即使钟鼓磬还在礼仪体系之中，即使在后来的封建王朝中无数次模仿周代的礼乐制度，也只是空洞的文化符号罢了。

内涵褪去之后，钟鼓磬的意义大大地变化了。首先，把本应对神灵的敬仰彻底转化为对王权的崇拜。钟鼓成为皇家仪式的必备之物，国之交往、歌功祝寿，都需要钟鼓之音的陪衬。

清，青玉描金凤戏牡丹纹南吕律特磬，故宫博物院藏

其次，它越来越被理解为能发出悦耳声音的乐器。原本寄托在其中的丰富复杂的神灵观念被艺术享受取代。在《史记》中，对它们的认识是歌舞娱乐之物，“钟鼓管弦，所以养耳也”，“耳乐钟磬，为之调谐八音以荡其心”。

再次，钟鼓因其声音洪亮，被广泛应用于战争之中。击鼓就进军，鸣金则收兵。《荀子》说，“将死鼓，御死辔……闻鼓声而进，闻金声而退”。《诗经·邶风·击鼓》“击鼓其镗，踊跃用兵”也是这一作用的反映。《礼记》说：“钟声铿，铿以立号，号以立横，横以立武，君子听钟声则思武臣。”洪亮的钟声成为激励士兵战斗力的号令，君王听到钟声就想起武臣。这就完全是脱离原意的牵强附会了。《礼记》成书于西汉，这时的作者对钟、鼓、磬的原始意义已经模糊不清。

钟、鼓、磬从属神到属人，这是人的胜利。《诗经·周颂·执竞》说“钟鼓喤喤，磬筦将将，降福穰穰。” 梁豫章王萧综《听钟鸣》则说，“历历听钟鸣，当知在帝城。”白居易《长恨歌》说，“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鼓声、钟声依旧荡漾，但这个神灵笼罩下的迷雾一点一点消散，显露出澄明的人间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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