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河坝分兵到井冈山 从三河坝分兵到

三河坝分兵，是指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后，国民党反动派惊恐之余，紧急调兵遣将，“讨伐”起义军。迫于敌情，起义军总前委研究决定，撤离南昌，南下广东，“先得潮、汕、海陆丰，建立工农政权，后取广州，再举北伐”。

在部队进抵广东大埔县城后，总前委根据形势发展，做出了分兵部署：周恩来、贺龙等率领主力向潮州、汕头进发，第9军副军长朱德率领第11军25师和第9军教导团共约3000多人，据守三河坝，掩护主力南下，史称“三河坝分兵”。

当年的风雨峥嵘之地，广东梅州三河坝，如今高耸起了15米高的英雄纪念碑及其他革命遗迹，尤为入眼的是一句艳红夺目的大字：没有三河坝战役，就没有井冈山会师。

这是开国上将萧克的语录，作为一名三河坝战役的亲历者，这句话似力枕千斤、振聋发聩。

但细细深究，我们不禁要问：发生在广东东北部的三河坝分兵，与江西罗霄井冈山相隔千里，为什么萧克会发出这样的感概，高度评价三河坝分兵呢？

其实，当年萧克说出这句话后，是引来了一些争纷的，一部分人选择认同，认为三河坝分兵与后来的井冈山会师之间没有必然联系，两者相结合只是因为朱德的作用；一部分意见更极端，认为两者之间没有半点关系，完全是牵强附会，风牛马不相及。

当然更多的人，是站到了萧克老将军一边，认为三河坝分兵与井冈山会师有着一种必然的联系。

选择性赞成的一方，认为萧克的话，虽然结论是对的，但逻辑上不对。他们认为三河坝战役之因,并不一定结出井冈山会师之果。之所以出现井冈山会师这样的好结果，是因为有一个重要的人，朱德。缺少了他，就不可能有井冈山会师的局面出现。

持完全异见者认为，三河坝战役之前后，朱德及所率起义军余部，根本不知道此时的毛泽东在干什么？他们只是在后来的退却、转折中，通过打听才得知毛泽东领导下的秋收起义部队已经在罗霄井冈山一带立足，后来再经过双方主动的联络，才实现井冈山会师这一历史盛举的。故而认为与三河坝失败不失败没有因果必然关系。

他们甚至认为，如果“没有三河坝战役，就没有井冈山会师”这个论点成立，那是不是也能这样假设推理：没有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就没有陕北大会师吗？没有陕北大会师，就没有陕北革命根据地的确立，就没有中国共产党日后的成功？

这种推理的结果很可怕。依此逻辑递进，那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惨败，倒“洗白”成了好事，变成了中国革命胜利之源。这不是滑天下之大稽？

但，我们反观分析三河坝战役，与红军第五次围剿之战果，何其相似。它不也是一场退却中的阻击战吗？不也是在血战中付出了重大的伤亡代价后，开始长达半年多的千里大转战吗？为什么三河坝战役就能说成“没有三河坝战役，就没有井冈山会师”呢？

这是为什么？

存疑。先说我个人的观点。

我首先赞同萧克老将军所说的结果，的确没有1927年9月的三河坝分兵之败，就没有1928年的朱德率部千里转战，百计千方与井冈山割据一方的毛泽东胜利大会师，这二大历史事件之间存在着必然的因果联系。

因为没有三河坝分兵，就不会有朱德带3000多人据守，就有可能随主力一起南下潮汕，而下潮汕的结果是，几近全军覆灭，起义主要领导人四处逃走，那朱德的结果一样会跟他们选择避敌锋芒，伺机再东山再起。

然而，我们又要看到从三河坝分兵到井冈山会师，这两者看似没有焦点的两桩事件，却蕴藏着历史的必然性，即事件的主角，朱德和毛泽东的历史自觉性，一个脱胎于旧军阀，一个摒弃占山为王的“王伦”旧念，而皆是改造社会，探索中国革命的使命感。否则不可能有伟大的会师事件发生。

缺少了这一层的深刻探讨，单说没有“三河坝战役，就没有井冈山会师”的结论是有点牵强附会的。所以，为了阐明我的观点，接下来我就从历史事件的根源出发，剥茧抽丝，还原出当时相关历史人物，尤其是朱德、毛泽东两位历史伟人，在这一事件中所起的作用，及其怎样推进了这一伟大历史时刻的到来。

一、三河坝分兵后的朱德；

二、井冈山会师前的毛泽东。

一、三河坝分兵后的朱德

话说起义军总前委为什么会选择在三河坝分兵阻敌？是因为三河坝独特的地理位置，处于粤东梅江、汀江、梅潭河三水交汇之地，有利于阻击由梅县、闽西进军之敌，可以掩护起义军8000多主力南下，并且可以控制闽赣。

朱德临危受命，奉命率领第九军军官教育团和第11军25师共3000多人就地阻敌，严防敌钱大钧部2万余人。战争很快打响，在阻击三天三夜的战斗中，起义军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折损近一半兵力，只剩2200余人。为了保存革命实力，朱德当即决定撤出三河坝，与南下起义军主力汇合。

值得一提的是，担负掩护部队撤退的二十五师七十五团第三营勇士们，打完最后一颗子弹、甩尽最后一颗手榴弹，英勇跳出战壕，与敌人展开肉搏战，全营官兵壮烈牺牲在这座笔枝山上。

当时的《新闻报》曾这样报道三河坝战役的惨况：“现韩江两岸，死尸遍野，野犬食人肉，彻夜嗥叫，如同鬼哭。土人将尸骸曳之投河，河之为塞。七日，潮州湘子桥面一日之间捞起漂尸六百具".敌我双方伤、亡惨重。”

10月5日，东撤到饶平茂芝，次日在这里，意外与从潮汕突围出来的200余起义军200相遇。后来的开国大将粟裕就在这支队伍里，他给朱德带来了南下主力已经失败的极坏消息。

处境极端险恶，四周又有数万敌军虎视眈眈，朱德甚感压力巨大，如何迅速脱离目前险境，迫在眉睫。

朱德作为临时的最高长官，决定在茂芝召开军事会议。他认真反思了南昌起义失败的经验教训，大胆地提出了绕道闽南、向湘粤赣边农村找立足点的决定，即“穿山西进，直奔湘南”的战略决策。他的这一决策得到了大多数与会干部的同意。

他的这一思想，与此时正经历秋收起义失败的毛泽东，不谋而合。毛泽东正率领秋收起义的工农革命军向井冈山进军，从大城市走向偏僻农村，完成了中国革命的一项创举。

然而，朱德率领的这支部队，在向湘南进军的途中，同样困难重重。一路上， 敌兵追 民团挠，起义军又损失兵力近千人，仅剩1500多人。

等10月中旬，到达江西安远县天心圩时，部队情况已相当不乐观，悲观失望情绪弥漫军中，掉队、脱队人员剧增，部队剩下仅仅800多人。师以上干部只剩下朱德，团以上军事干部只剩下第74团参谋长王尔琢，师、团政工干部一级也只剩下73团政治指导员陈毅， 营、连长一级几乎走光，有的甚至带兵离开。

当时，连后来的开国元帅林彪也打起了退堂鼓，他和几个连排长，找到陈毅说要离开队伍，另寻出路，甚至劝说陈毅一起走。可敬的陈毅，在这时表现出了一位革命者革命到底的决心。也许是陈毅的锐气把林彪震住了，也许是担心出走被民团枪杀，林彪最终没有选择出走。

面对部队何去何从的境地，朱德，这位原本不是南昌起义核心的人物，在此时大事大非的革命前途面前，表现出来了一位革命者的担当与气魄，及其坚如磐石的革命信心，力挽狂澜。他在全军大会上说：

“同志们，要革命的跟我走，不革命的可以回家，不勉强！1927年的中国革命，很像1905年的俄国革命。俄国1905年革命失败后，是黑暗的，但黑暗是暂时的，1917年革命终于成功了，我们中国也会有个1917，只要保存火种，革命就有希望！”

恰如黑暗中的一丝亮光。朱德的信心与激情，像一股暖流，传递给了每一位留下来的干部战士。以至陈毅后来回忆说：“朱总司令在最黑暗的日子里，在群众情绪低到零度灰心丧气的时候，指出了光明的前途，坚定了群众的革命信念，这是总司令的伟大！”

陈毅也上台发言，王尔琢更是当众宣布：“革命不成功，坚决不剃须！”

接着，部队重编，成立了一个纵队：朱德任司令员、陈毅任政治指导员、王尔琢任参谋长。

就是这支衣衫褴褛的部队，通过天心圩整顿，后来又经过大庚整编、上堡整训，史称“赣南三整”，极力地改变了起义军的士气，为后来的湘南起义打下了夯实的基础。

整军正心，从此，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军的800残部，历经湘南起义，井冈山时期的革命斗争，中央苏区的战争洗礼，渐渐成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重要基础，为中国革命立下了汗马功劳。

可以说，朱德、陈毅、王尔琢等居功至伟。1955年授衔时，朱德、陈毅、林彪荣登帅位，此时的班长粟裕名列大将之首，还有赵尔陆、杨至诚、赵镕等开国将军。

更具宏远意义的是，朱德主持的“赣南三整”和秋收起义时毛泽东主导的“三湾改编”一样，在人民解放军的建军史上都具有重要的地位。它不仅对人民军队的创立起过极其重要的作用，而且对人民军队的巩固与发展产生过更为深远的影响。

朱德、毛泽东，两位伟人，虽然素未谋面，却在不同的战争感悟中，运用了类似的方法进行治军，并获得了各自伟大的成功，这注定了不久的将来，他们是要走到一起的。

二、井冈山会师前的毛泽东

捷报在频频传来。1927年10月，朱德率部队由广东转移到达江西信丰时，从中共赣南特委处得知，秋收起义后的毛泽东，率领部队已经上了井冈山。

虽素未谋面，但朱德对毛泽东早已久闻大名，其所部指战员，大多数人也都知道他，一些干部还读过他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现在听到他在井冈山上树起了旗帜，这无形中，给了朱德这支部队增添了巨大的革命信心。

在这期间，由张子清、伍中豪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一个营，在遂川大汾遭敌袭击转移到上犹县的鹅形地区时，陈毅曾亲自去和他们取得了联系，并通过他们知道了一些关于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之前的具体情况，陈毅还把从国民党军范石生部那里搞到的一批弹药和军用物资，补充了张子清、伍中豪的这个营。

天赐良机的是，居然毛泽东的胞弟，原第25师政治部毛泽覃，恰好在朱德所部。1927年11月间，朱德便派他前往前往井冈山与毛泽东联络。毛泽覃装扮成国民党第16军副官，代名“覃泽”，由资兴经茶陵到井冈山。

毛泽东在宁冈茅坪，见到了朱德派来联络的小弟毛泽覃，两兄弟阔别许久，相见格外开心。毛泽覃向毛泽东详细介绍了朱德所部及其行动情况，并转达了朱德的问候。

其实，毛泽东也一直非常关心南昌起义失败后的情况。1927年10月下旬，毛泽东曾带领部队向茶陵方向游击，目的就在于打听南昌起义部队的下落。

后来，当他从报上得知南昌起义部队在广东潮汕地区失败的消息，即派何长工去与湖南省委及衡阳特委联系，以打听南昌起义部队的下落。11月中旬，何长工在长沙找到湖南省委后，于12月中旬辗转来到广州，而后在广东韶关犁铺头找到了朱德的部队，向朱德他们介绍了毛泽东在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情况，并汇报了这次下山找朱德联系的经过。

朱德听后高兴地说：好极了。我们跑来跑去，也没有一个地方站脚，正要找毛泽东同志呢！前些天刚派毛泽覃同志到井冈山去联系了。接着，朱德详细地询问了一些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及其井冈山的情况。

第二天临别，朱德捎信一封，让何长工带回并叮嘱说：“希望赶快回到井冈山，和毛主席同志联系。我们正在策动湘南暴动。”1928年1月上旬，何长工返回遂川，把会见朱德、陈毅的情况向毛泽东作了详细汇报。

然而，正当朱德在湘南武装暴动之际，井冈山的毛泽东，却不期而遇了他武装起义以来的第一次危机。

1928年3月初，湖南省委特派员、湘南特委军事部长周鲁来到井冈山，贯彻中央的“左”倾盲动政策。周鲁甫一上山，就指责毛泽东“行动太右、烧杀太少”，批判他是“右倾逃跑”“枪杆子主义”，继而宣布了湘南特委的决定：解散井冈山前敌委员会，撤销毛主席前敌委员会书记的职务，把前委改组为师委，任命何挺颖为书记，毛主席为师长。

最为可恨的是周鲁不认真看中央文件，信口雌黄还宣布开除了毛主席的党籍。

这一始料不及的人事宣判，不仅让毛泽东始料未及，就连工农革命军的其他人也接受不了。何挺颖直接同周鲁顶撞起来：“你们要撤毛委员的书记是哪里的命令？他在频繁的战斗里，在险恶的环境下，建立了井冈山根据地，插稳了红旗，这是很不容易的，毛委员威信高，这样的领导都要撤，党的原则哪里去了？”

周鲁态度蛮横：“我是代表特委、特委代表省委，省委代表中央，中央代表国际……”

而此时的毛泽东，却没有作任何解释，只是神色黯然，不停地吸着烟。接着，他示意大家不要再争吵，以缓慢的口气对大家说，“军旅之事，未之学也，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我们这么多干部，大家当师长，大家当参谋长，我这个师长就好当了，也不愁打不好仗。”

至于开除党籍一事，毛主席在时隔30年后的党的八大预备会议上，仍颇有感触地说：“……当时中央开除我的党籍，这就不能过党的生活了，只能为师长，开支部会我也不能去。”

也正是这一遭遇，倒有了后来朱德、毛泽东井冈山会师时，毛泽东的那一句著名的诙谐之言：“背上驳壳枪，师长见军长”。

鉴于周鲁的强令，要工农革命军立即离开井冈山，准备策应湘南暴动。

毛泽东他们被迫率领部队离开井冈山，但他并没有直接将队伍开拔到湘南，而是带到地处井冈山边沿的酃县中村，在这里停下来整训，搞土改试点，并伺机窥探时局。

当毛泽东得知朱德湘南暴动功后垂败之际，率领一万余人（正规军2000余人，湘南农军8000余人）正向井冈山方向进军之际，立即派出袁文才、何长工率工农革命军第二团西进资兴，接应从郴县撤出的湘南农军；自己率第一团在桂东、汝城方向阻击国民党追击部队。同时派毛泽覃带一个特务连前往耒阳与朱德、陈毅部取得联系。

由于红军主力被调下山，边界地区无力防守，故而导致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第一次失败，被敌占领一个多月，史称“三月失败”。

劫难过后，终于迎来了一个让历史铭记的日子。

4月28日，江西宁冈县砻市。朱德与毛泽东所率领的部队终于胜利会师了，这两位心灵相通，革命高度自觉的巨人，似乎在一种巨大的伟力牵引下，终于紧紧握在了一起。

毛主席一见朱德便高兴地说：“这次湘粤两省的敌人竟没有整倒你啊。”

朱德说：“我们转移得快，也全靠你们的掩护。”

两人一顿热情寒暄，从此向世界宣告了一支最大的革命武装的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这支武装，从此成为国民党反动派们终生恶梦。从此，朱德与毛泽东，这两位巨人，终生相随，同舟共济，换了旧河山。

朱德感怀此间际遇，曾赋诗云：

红军荟萃井冈山，主力形成在此间。

领导有方在百炼，人民专政靠兵权。

井冈山的会师，是中国工农红军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从此星星之火，红旗漫烂，开遍了全中国。而井冈山也从此驶入了“边界全盛时期”。使得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范围，发展到包括宁冈、永新、莲花三个全县，吉安、安福各一小部，遂川北部和酃县东南部，面积7200多平方公里，人口50多万。用毛泽东在《井冈山斗争》一文中的话来说，“是为边界全盛时期”。

而这一切的追根溯源，我们就不能忘了当初的三河坝分兵与战役。分兵后的起义军在朱德的率领下，独立作战，克服重重困难，自我探索，为党和中国革命保存和培养了一支重要的军事力量，在党和人民军队的发展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不仅如此， 三河坝分兵后的起义军，纠正了南昌起义的历史局限，使之在革命的实践中所摸索出来的军事理念，与毛泽东的“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思想理论一脉相承。

“没有三河坝战役，就没有井冈山会师”这句话，也正是因为有了两位历史巨人的高度觉悟与穿透时空的伟力，便形成了前因后果的关系。

而反观红军的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当时的伟人正处于左倾教条主义的打压之中，陕北的红军也根本不知道中央红军当时的处境，瑞金与陕北，是孤立的两个世界，自然就不能形成“因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才有了陕北大会师”的荒唐因果关系。

历史不容荒诞与无理，时间是最好的历史印证。

无论如何，当年南昌起义军虽败犹荣之地，三河坝，及其这里曾经战斗过的革命志士们，长眠于此的革命先烈们，已成为中华民族缅怀之地，千秋凭吊。

暴动南昌势未扬，分兵河坝识君长。

衔军从此挪困境，誓向井冈耀八方。

参考资料：

1、南昌起义大事记； 2、朱德与“赣南三整”；

3、毛泽东传； 4、秋收起义大事记；

5、朱德：《从南昌起义到上井冈山》；

6、赵镕：《跟随朱德同志从南昌起义到井冈山》；

7、杨至诚：《艰苦转战》；

8、粟裕：《激流归大海》；

9、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中国人民解放军大事记》。

10、络相关史料的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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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谷新光：湖南岳阳人，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深圳市科技专家库专家、经营治理专家、红色文化传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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