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单于的官职及名称（草原上老大以前叫单于）

华夏文明萌发之前，长江流域农耕定居的汉民族先民也处在血缘氏族阶段，只是氏族社会发育程度远远低于北方，但氏族国家稚形肯定存在，有雏形氏族国家就必然会有氏族国家的首领称呼，笔者以为“王”可能是汉民族固有的称号。汉民族先民没有演化出萨满教，但神灵的观念肯定存在，人从动物界分离出来有了自我观照能力，神灵的观念就出现了，有神灵观念就必然有神灵称呼，笔者以为“帝”可能是汉民族固有的称呼，因为都是单音节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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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牧民族成为汉民族先民的统治者后，他们采用汉民族先民的帝王称呼是很自然的事。

游牧民族发明了“单于”“可汗”称呼，用以指称氏族国家首领，这些称呼的历史肯定无比久远了，肯定要比华夏文明的历史悠久得多。大概“单于”是女真固有的称呼，“可汗”是突厥固有的称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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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于”的真实读音如何？这是一个被史学家忽视了的问题。有人认为应当读作“dan yu”，有人认为应当读作“chan yu”，读起来都拗口，因为这个“于”是个闭口音，发音不响亮，怎么会这样？一个自然形成的，被最频繁称呼的，最为重要的名号竟是一个拗口音？凭常识就可以断定那是不可能的，两个读音都是错误的！在古人的观念里“单于”应是一个非常神圣的名号，这个名号的历史非常久远了，可能与人类的历史相当，“单于”从无比久远的人类历史中走来，不可能读不响亮。

那么真实的读音又如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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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域传》记载，在昆仑山北侧，塔里木盘地南缘有一个古老的游牧国家名叫“于阗”，但读作“和田”，可见汉代“于”有“和”这样一个读音。“单于”如果读作“单和”da he就响亮了，这应该是单于的真实读音，已被历史的迷雾掩盖了两千年！

其实直到北魏之时“于”还“和”这样一个读音，如《魏书·高祖纪》中有“地豆于(鞑靼)频犯塞”字样，但到了《魏书·肃宗纪》异写作：“地豆和(鞑靼)等诸国遣使朝献”，“地豆于”记作“地豆和”，因为只是汉字注音，选择汉字比较随意的缘故，古代“于”有“和”这样一个读音是确定无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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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史·世表》记载：“隋唐之际，契丹之君号大贺氏”，意思是说契丹人的最高首领称呼叫“大贺”，正是“单于”的异写。“大贺”是部族首领之称呼而非“氏”，因为《辽史》中无一人姓“大贺”，并且《金史》中也无一人有此姓，后人误以为“氏”而已。《辽史》由蒙古人编撰，蒙元时代离辽亡不远，许多契丹人在元代为官，故《辽史》作者能正确地记下这个契丹语读音。

司马迁选择两个具有贬义的汉字去注音匈奴首领称号是有历史原因的，匈奴是汉王朝最危险的敌人，怎么可以用“大和”去注音呢？“单”有单薄的意思，“于”与“干”相似，站在中原王朝立场去看匈奴，他们就是一帮不顺天意，狂悖无礼之徒，这是一种贬褒手法，乃是儒家的惯用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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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李朝实录》记载，努尔哈赤自称“满柱可汗”（即“满洲可汗”），但又说努尔哈赤也自称“大口”，叫做“满柱大口”。努尔哈赤祖先中有叫“满柱”的，他称自己“满柱可汗”可以理解，但“大口”是什么呢？史家都无法解释，显然不是“胃口大”的意思，他怎么会有这样一个奇怪的称号呢？清史专家采取的办法是视而不见，避而不谈。

其实“大口”就是“单于”，朝鲜人选用这样两个汉字来注音，并且朝鲜人的注音还更准确些呢！古代阿拉伯人记载“于阗（和田）”的读音是knoton，“于（和）”读作kho（口），这应该更接近古代阿尔泰语的原始读音，因为阿拉伯文是拼音文字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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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对应的是满洲语 -da-，既可以作为前缀，也可以作为后缀，都是“首领”的意思。如“国论达”（国之长），“达喇”（首长）。

从努尔哈赤的自称来看，“单于”和“可汗”是可以通用的，并且通用的历史可能非常久远了。《魏书》记载，魏人始祖名叫“沙漠汗”(石抹)，他又有“大单于”称号（从沙漠汗开始魏人成为蒙古高原一强邦，故有始祖之称），这是“单干”和“可汗”可以互通的佐证。女真突厥征战融合的过程早就开始了，通用是融合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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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看到从黄帝到成吉思汗，再到努尔哈赤，游牧文化源远流长，有稳定而顽强的传承能力，游牧文化的传承并不需要文字，载体是游牧生存方式，原生态的游牧文化会造就出一代代游牧英雄。

“努尔”“哈赤”在突厥语中是“光明”和“圣裔”的意思，由此看来努尔哈赤当之无愧，名副其实。我们看到游牧文化虽经五千年传承才到了努尔哈赤之手，但并没有走样，依然原汁原味。因此我们完全可以通过考察成吉思汗和努尔哈赤的历史，窥视和描述出华夏文明萌发之时黄土高原上的社会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