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最大的抗日战役(武琴轩回忆在山东泰安参加抗日斗争)

一、战斗中成长

1922年10月,我出生在山东省泰西地区泰西县武家南仇村,我的原名叫武之业。1936年我高小毕业,那时时局很不稳定,中学都办在城里,我因家境不好,上不起中学,就没去读。父母在农村给我找了一个私塾学堂,老师叫武炎武,是一位很有声望的老先生,我跟他读四书五经,这样学了一年。我们泰西地区,东依泰山,西跨黄河,南毗济宁,北濒济南,战略地位十分重要。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中国共产党人挺身而出,全力组织抗战。1937年底,日军相继侵占了济南、泰安等地。1938年,中央从黄河西派来两名特派员,一个叫段君毅,一个叫夏振秋,到我们这里发动群众抗日,组织抗日武装,并宣布成立了“山东西区人民抗敌自卫团”,张北华任主席,远静沧任政治部主任。自卫团共有九个大队,我在第九大队第五中队,五中队的队长叫武魁家,他是我们家族的一位叔叔,他的家境较好,思想上进步,有一定的号召力,那年我17岁。我们那里是老根据地,老革命比较多,有一个名叫武大觉的,在抗战时期搞宣传工作,非常有名。1939年,中央指示地方武装要进行整编,原则是要挑选各方面条件都比较好的人到部队去,一部分年纪大、身体弱地留在家乡。我因身体不好,也留下了。有一个叫武梅轩的教师,在附近的村里教书,他是老地下党员,他给我改名叫武琴轩,并安排我到新组建的武村抗日小学去教书。留下的几个地下党员坚持搞抗日活动,我记得有贾化一、刘建民、高纪云等,他们经常到我那里去开碰头会,商量事情,我一直教了三年书。1944年,泰西县四区区长贾化一调我到区里当文教助理员。

这里有个小插曲,之前我在五中队的时候,夏振秋的弟弟夏天任想介绍我入党,当时因年纪还不到18岁,就没有办手续,我自己认为已经是党的人了。1945年4月,在区里工作的党员李兴华介绍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文革中说我是假党员,政工组外调的人找到李兴华核实情况,李兴华是当时上海市市长的侄女婿,因受牵连也被打倒,他不敢承认介绍我入党。文革结束后我找到原四区的区长于雷等,他们都说是李兴华介绍我入的党,于雷也写了证明,他出面去找了李兴华。再去外调的时候李兴华已经被解放出来,他对外调的人承认是我的入党介绍人,说我的入党时间不是1945年4月,而是1946年6月。实际上1946年6月,泰西县委已调我带领土改工作组到六区搞土地改革,从此我的入党时间组织上就定格到了1946年6月,这是后话。

1946年6月,泰西县委根据党中央发布的“五四”指示精神,抽调我带领一个工作组,到新解放区泰西六区李家庄、六郎坟等地进行土地改革。经过四个多月时间,发动群众,组织贫民协会,控诉地主剥削罪行,没收地主土地,由乡村农会接收地主的土地进行平均分配,使无地少地的贫农都能得到土地,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土改还没有完全结束,县委又调我到七区去工作。

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国民党军队在全面进攻失败后,对陕甘宁解放区和山东解放区实行重点进攻,目的是击断解放区的左、右臂;然后从东西夹击华北解放军主力,阻断华北解放军和东北解放军的联系,各个击破,最后出关占领东北。同时利用黄河为屏障,将解放军主力阻击在黄河以北,使战争始终在解放区内进行。1946年10月,县委调我到泰西七区任副区长。这个区是个半山区,是泰安县到肥城县公路交通的中心,也是游击队活动的地区,群众基础比较好。牛俊山是区长。1947年4月,国民党军开始对山东解放区进行重点进攻,共出动24个整编师60个旅,约45万人,在4个月内先后向山东解放区发动了三次进攻,均被华东野战军粉碎。第一次攻势在4月下旬,华野进行了泰(安)蒙(阴)战役,歼敌4.5万。5月11日,敌军又发动第二次攻势,由临沂、泰安一线分三路北进,华东野战军集中主力,将突进的国民党王牌军整编第74师包围在孟良崮,15日发起总攻,经一天一夜激战,全歼敌整编74师。孟良崮战役共歼敌3.2万余人,打乱了敌军重点进攻山东的计划。6月25日至7月中旬,敌人又调9个整编师25个旅,向沂蒙山区发起全线进攻,华东野战军避开敌正面绝对集中的兵力,在运动中歼敌有生力量,经过近一个月的南麻(今沂源县)、临朐战役,粉碎了敌人的第三次攻势。至此,国民党军队对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宣告失败。

国民党军开始对山东解放区进攻的时候,泰西县委根据上级指示,为了保存实力,避免大的损失,通知我区将所有干部、农村部分党员和积极分子,做好思想动员和组织准备工作,跟随解放军转移到黄河西根据地。留下牛俊山和我,还有部分党员留在泰西七区就地坚持工作,监视和打击地主反坏的活动,保护群众。近两个月的时间,环境非常艰苦,我们既没吃的,也没地方住。我们住在黄山里峪的山洞里,依靠群众掩护和支持,白天藏在洞里,夜间分头到村里的联络点了解情况,布置工作。由于群众基础好,同时又根据群众举报,及时镇压了鱼池村一个造谣惑众、企图反攻倒算的地主坏分子,起到了很大的震慑作用。这样区不离区,就地坚持,基本上达到了县委的要求。因我们就地坚持游击战创立了功绩,县指挥部给我们记功一次并颁发了奖状。

1947年9月,县委又调我到泰西一区任区长。这时,党中央发布了整党的指示,要求全党进行“三查、三整”,查立场、查思想、查作风。我到任没几天,区委根据县委指示,通知我和区里几个负责同志到黄河西参加整风学习,学习了一个多月,接受了深刻的教育,收获很大。回来时间不长,县里又通知我带领部分民兵,去鲁西南支援前线,支援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交给我们的任务主要是协助当地筹借粮草物资,和群众一起运送军需物资和其它物品,组织担架队接送伤病员等。在鲁西南地区的刘邓大军,经过20多天的连续作战,突破黄河天险进入了大别山。我们民兵队员不怕艰苦,不畏危险,在吃不饱、睡不好的情况下,同心协力地完成了支前任务。

1948年6月,县委又调我到泰西四区任区委书记。1948年秋,是人民解放军进入夺取全面胜利的决定性阶段。这段时间地方工作的主要任务是集中一切力量全力支援前线,动员群众踊跃参战补充兵源。1948年9月济南战役之前,根据县委布置的征兵任务,在区委所在地夏张镇召开了一次“动参”大会,到会人数之多,热情之高,前所未有。更没有预料到的是,当场涌现了许多父送子,兄弟争着参军的动人情景,深受感动,催人泪下。有百余人当场报名参军,超额完成了征兵任务。接着是搞好军用食品的供应工作,县里分配我区需要准备的食品是馒头、煎饼和窝窝头。这些食品的加工比较复杂,需要很多劳力和工序才能完成,妇女们制作这些食品非常辛苦,她们付出了很多。再就是动员群众组织运输队运送物资,那时没有运输工具,我们就发动群众用小车推、扁担挑和用背扛。还组织担架队接送伤员,担架不够群众就想办法自制,他们用两根木棍将麻绳编成担架,有的老乡将家中的门板拆下来做成担架。军队打胜仗,人民是靠山,没有全国人民的全力支援,就不可能夺取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正如毛主席所说的,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

二、南下征程

经过三年解放战争,特别是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取得胜利后,蒋介石已彻底失败,党中央、毛主席号召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将革命进行到底。为迎接全国胜利,接受全国政权,开展新区工作,华东局根据党中央指示,抽调5.3万名南下干部随军南下。泰西地区抽调697名南下人员,组成南下干部纵队一支队七大队。泰西七地委有7个县,地委要求一个县组成一个中队,我们泰西县是五中队,有73名南下干部,一个区一个班,区的班子也配备好了,县区共计有90多人。1949年2月10日,县委县政府在三区东向镇召开了欢送南下干部大会。地委决定,原泰西县副县长孙汉杰为中队指导员,南下后任县委书记;梁玉如为中队长,南下后到淳安任县委书记;原民运部长胡晓民为副中队长,南下后任副县长;我任宣传部长,徐冰航任组织部长,孙义友任民运部长,原五区区委书记赵仲一任公安局长。1949年2月14日,我们步行到长清县万德火车站,乘运煤的火车第二天到临城休整待命,学习接受新区约法三章。学习了20天后换上解放军军装,归入地方部队,跟着解放军边打边前进。一路上枪声不断,炮声不绝。我们经过的村庄因受战争创伤,破烂不堪,群众生活非常艰苦,我们吃住行也遇到很多困难。但是同志们意志坚强,没有一人叫苦,没有一人掉队,在枪林弹雨中,紧跟着解放军前进。我们心中只有一个信念,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

4月21日毛主席、朱总司令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4月23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宣告国民党反动统治彻底覆灭。4月30日,我们五中队紧随部队,从镇江北岸强渡长江。5月9日我们到达浙江湖州,次日下午乘汽车直达杭州一个叫卖鱼桥的地方等候分配。省委决定七大队接管建德,建立浙江第四地委、专署,崔健同志任地委书记,李荣村同志任专署专员。5月17日我们从杭州乘车跟七大队到达桐庐县城住了五天。地委决定五中队接管建德县。5月22日,我们从桐庐步行到建德乾潭大畈村,中饭后进驻梅城镇,与当地坚持斗争的金萧支队会合。

三、初到建德

到达建德后,我们克服了水土不服,语言不通等各种困难,积极投入到解放初期的各项工作中去。1949年6月开始,我们的主要工作是恢复生产、剿匪反霸,刚开始那里很不稳定,土匪、散兵游勇很多,枪声连续不断。要全面清剿土匪,我们的力量显然不足。1949年9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35军105师301团到各个区帮助剿匪,他们在区里都有兼任乡长或者区干部的职务,帮助我们一起剿匪,我们的主要工作是维持秩序,并配合部队一起把土匪全部消灭了。1950年3月,开展土地改革运动,胡晓民和我一起带着干部在杨村桥搞土地改革试点,当时的路线和总政策是: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制度,发展农业生产。主要分发动群众、划分成分、没收和分配土地、总结复查等几个阶段。起初老百姓都不敢与我们接近,我记得有一个叫王老大的老乡,家里非常贫苦,他给我们当翻译和宣传员,这样慢慢地打开了局面。9月土改工作结束。我们到省农村工作部汇报工作、介绍经验后受到了表扬,接着全县各区都开展了土改工作。年底全县5个区的土改工作都基本结束。

1950年4月,浙江省政府决定撤销建德专署,原属建德专署的建德、寿昌、淳安、遂安、桐庐、分水6个县划归金华专署管辖。

四、扎根金华

1951年的金华,从火车站到机关都是黄泥路,除了九德堂、祝裕隆布店外,没有像样的商店。还有一家酱油厂、一家布厂和一家福音医院(后属金华医院)。街道两旁都是小茅屋,城墙背(现新华街)上住着乞丐和流浪汉,附近都是荒芜的土地,有时还会出现狼的踪迹。1951年4月,我调到金华地委宣传部任宣传科长,部长是曾少东。当时的工作主要是以宣传党的政策为主,进行阶级斗争教育。我们搞了一个宣传网,下设宣传站,各县都有。我们培训宣传员,联系指导宣传工作,这项工作地委很重视,金华搞得最好。记得有一次在省里开会,省委副书记、宣传部长林乎加在会上表扬了金华,大会交流时林书记叫我发言,说:“大个子,你要讲一讲。”我就作了即兴发言,得到了大家的掌声。

1953年,我到地委财政经济委员会任办公室主任,干了不到一年。1954年4月至1958年2月任地委办公室主任;1958年2月至1960年11月担任专署农业局局长。“大跃进”期间,地委又调我到金华农学院,1960年11月至1961年8月,我担任农学院副院长。时间不久,地委根据省委指示精神,各地区要负责教育培养农村知识青年,又调我去筹建金华地区政治学校,任党委副书记,一直干到1963年6月。学员由各县选送,学制半年一期,办了两年,为充实基层提供了后备力量。

1963年6月至1968年4月我担任地委农村工作办公室主任。这时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始,地委抽调各县县委书记和地区有关部门负责人,在金华县临江区搞社会主义教育试点,办公室设在择竹林公社。由我组织几个人负责与各试点联络。1964年8月地委集中学结试点经验后于12月份转移到诸暨县牌头区全面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这时的名称是浙江省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工作团金华分团。分团驻地在牌头镇,地委书记李学智为分团团长,我在分团办公室工作。在诸暨搞了近一年时间。1965年又转到东阳县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分团住在东阳县卢宅大队。虽然运动中出现了一些偏差,但总的看还是有成效的。如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密切联系群众,解决了一些群众迫切要求解决的问题,整顿健全了一些基层组织等。运动还没有结束,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造反派把我们这些人调回了各单位,卷入了文化大革命。

1968年9月,造反派把我们这些所谓走资派,赶到大黄山“五七”干校进行劳动改造。三年来过着犯人似的生活,在精神上、肉体上受够了折磨。我们住在“牛棚”里,天天劳动,经常被轮番批斗,还要强迫接受被扣上的莫须有的罪名。无论是刮风下雨,还是暑热寒天,我们每天饭前都得先在食堂前低头请罪,然后才有饭吃。所干的劳动是挖山、挖沟、开发丘陵、种茶叶、种田地、种经济作物。经常要拉着双轮车到城区肉联厂去运垃圾,从装猪下水的水池里挖肥料,一趟要二三个小时,一天来回不知多少趟,累得头晕,真是吃不消。李学智的夫人周惠生也和我们在一起劳动,女同志体力弱,单独一人拉着一辆双轮车,上坡的时候,拉上去了又滑下来,反反复复,非常可怜。作为我来说,不仅个人受折磨,而且还连累了全家。我的母亲年近古稀,在金华给我照顾孩子多年,也被迫遣送回山东老家。老母亲因受到惊吓,回去后不久,带着满心的牵挂致疾而逝。我和妻子被赶到“五七”干校后,年仅13岁的女儿孤零一人无人照顾,幸有邻居帮忙渡过难关。后来军分区苏政委得知后,把她送到省体委篮球队当运动员。我儿子和未婚妻在杭大教育系毕业后分配到金华,不能留在城区工作,把他们分配到龙游溪口山区罗家村教书。我原来也是被下放到开化县工作的,因在一次雨天的夜晚被造反派叫去守护秧田,右脚踏入水沟造成骨折,没去成。

1971年10月,我从“五七”干校解放出来以后,回到了原单位。地区革委会军代表陈浩找我谈话,叫我参加革命宣传队,带几个同志到浦江县黄宅区,后来又到义乌平畴大队进行阶级斗争教育,抓革命促生产,先后搞了几个月。1971年11月调回地区革委会农业办公室当副主任,一年多后的1973年5月,又调到地区革委会办公室任副主任(主持工作),一直干到1979年地委行署分开办公,领导叫我组建行署办公室。我担任行署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一直工作到1983年8月。

山东最大的抗日战役(武琴轩回忆在山东泰安参加抗日斗争)(1)

山东最大的抗日战役(武琴轩回忆在山东泰安参加抗日斗争)(2)

五、跟着李书记搞农业

每当回忆起1953年到1965年这一段历史,我就常常想起地委书记李学智,他是一位好书记,老百姓对他评价很高。这几年金华全区在地委的领导下,工作重点放在农村,根据金华的实际情况,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农村、农业、农民的生活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成绩是显著的,是我最值得回忆的几年。

李学智书记把工作重点放在农村,农业是基础,他常年蹲点农村,掌握第一手资料,提倡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机关干部也轮流到农村去。当时地委办公室只有十几个人,要联系的县很多,多的时候有17个县,少的时候13个县,人少事多。办公室的同志确实很辛苦,没有节假日,没有休息天,夜以继日地埋头工作。当时没有什么通讯和交通工具,通讯联络只有几部手摇电话机,整个机关只有三部车,一部是华沙,一部嘎斯六九,还有一部吉普车。我们机关干部背着小背包经常到乡下去,和老百姓同吃同住同劳动。工作和生活上都非常节约,机关经费有限,也反对铺张浪费,办公室没有接待费,待旧报纸、刊物卖了以后再买点茶叶。省委书记江华经常到金华来调研,他把金华视为浙江的第二个商品粮基地,对金华的经济发展,尤其是对农业的发展,曾给予多方面的帮助和关照。总之,省、地、县的领导对金华农业的开发和利用都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垦殖拓荒。金华地区属低丘红壤,历代都有开发。1952年起,开始转向有计划地开发。在开发形式上,有国家和集体建立农场,大面积开发的;有以公社(乡)、队(村)为单位集体分散开发的;也有村民个人少量零星开垦扩种的。

首先说农垦场的建立。1953年12月,省公安厅在汤溪县蒋堂附近划低丘荒坡2万余亩,建立了蒋堂劳改农场。1955年7月,专署建立山区经济开发委员会,吸收来自杭州、绍兴、萧山及金华本地城镇社会青年、失业工人和复员军人2600多人,在金华县石门建立“金华专区石门农林牧试验场”(后改名为石门农垦场),划低丘坡地2万余亩,垦荒种植。1956年初,专署在武义县桐琴建立桐琴果园,有垦殖人员180多人,垦荒2600余亩,种植果树,培育果苗。这一年,在金华县马鞍山、雅畈等地建立金华专区马鞍山农业高级社,社里有垦殖人员500多人,第二年并入石门农林牧试验场。1957年金华县在孝顺建立金华县孝顺农场,农场有垦殖人员50多人,垦殖粮田200余亩。1959年12月,兰溪县在金村山岗建七里坪农场,面积2500余亩,这个农场1963年开始归属省民政厅。1960年专署在金华县平水殿、蒋堂、杨梅弄等地建立金华专区平水殿农场,有垦殖人员600多人,垦荒2000余亩(后改为金华八一农场,1971年底撤销,职工大部分并入石门农垦场,土地及建筑物归当地驻军)。1961年东阳县建立县属集体性质的北江农场,有垦殖人员90多人,垦殖地300余亩。1962年东阳、永康、义乌等县分别建立东白山茶场、永康茶场和城北农垦场,共有垦殖人员200多人,垦殖粮地300余亩,建造林地500亩,茶园200亩及果园1000余亩。

二是群众性的开垦,即面上的低丘红壤开发。1958年前农业合作社时期,仅为小范围扩种。1958年后开始以公社为主进行开发。公社化初期,各地兴办了一批猪场,开垦低丘缓坡建立饲料基地。1960年为缓解严重自然灾害造成的困难,政府号召户户开荒,增收百斤粮运动,至1962年全专区3年内新垦面积5万余亩。此后,随着一大批大、中、小型水库建成效益,初步解决了部分地方水利问题,地委、专署提出“全面规划,综合治理”和“治山治水改土相结合”等方针,各地大批旱地改为水田。同时,组织力量,对沿铁路和公路干线2800多个宜林荒丘,开展绿化造林。1964年后,各地响应“农业学大寨”的号召,大规模劈山造地,建设“大寨田”。那时,部分县还规定社队建造梯田梯地优免农业税5年。

改造低丘红壤耕地。上世纪50年代开垦的低丘红壤,由于受水利条件的限制,实行的是坡耕旱作,主要种植小麦、甘薯等一年二熟制作物。60年代后,在“全面规划、综合治理”的方针指导下,采取“水利先行,肥料紧跟,改良土壤,相应改制,绿化保土”等一系列配套措施,对已开发的幼龄或初步熟化的红壤旱地改为水田或梯田,致使低产面貌得到改善。1964年全区范围有17万亩有条件进行“旱地改水田”,当年即改成水田2300余亩,粮食产量成倍增长。省委提出要求金华地区建立省第二商品粮基地后,在低丘红壤上建设的稳产高产农田逐年增长。改造的主要途径是改善水利条件和“以磷增氮,以氮增粮”,以及其它各种农业措施。

首先是改善水利条件。1958年前,水利建设规模小,仅能小范围灌溉,新开发低丘红壤土地很少。1955年秋,金华地委贯彻中央和省提出的“以蓄为主,小型为主、社办为主”的治水方针,根据金华地区丘陵起伏,缺水易旱的特点,进一步推广兴修小型水库。1957年1月,水利部召开全国水利会议,特邀金华专署水利局派代表参加,介绍小型水库发展情况。国务院副总理邓子恢,水利部部长傅作义、副部长李葆华、钱正英等出席这次会议,邓子恢在报告中对金华地区发展小型水库,解决干旱问题,给予了肯定。会后有22个省、市自治区来金华参观。1958年起,水利事业迅速发展,一批大中小型骨干水库先后动工,多数将开发低丘红壤的水利灌溉列入工程设计计划之内。浙江省当时兴建的蓄水5000万平方米以上的大中型水库9座(时称金兰加“八大”水库),在金华地区范围的就有金兰、横锦、通济桥、安地4座。其中1958年4月动工的金兰水库是全市第一座中型水库。除此之外,还投建了金华的莘畈水库,东阳的东方红水库,永康的太平水库,义乌的岩口水库等,并在沿江相继建机灌站、电灌站,改善水利条件。1960年后,这些工程先后建成,陆续发挥效益,使低丘红壤开发面积逐年扩大。金兰水库灌区中的开化乡开化村,过去滴水如油,水库建成,渠道绕村而过,不仅原有农田保证灌溉,而且使800亩低丘红壤改成水田,500亩旱地改成水浇地,新垦面积超过原有耕地一半以上。金华的水利建设在全省属搞得比较好的,全民动员,兴修水库,地县的领导和机关干部都要到水库工地上去劳动。现在云南贵州旱的老百姓连水都没得吃,我们全靠有水库,旱灾减缓了许多。

二是以磷增氮,以氮增粮。20世纪50年代,金华全区开始平整土地。对缓坡地进行水利配套,把旱地、荒地改成水田。当时全区低产田普遍缺磷缺钾。1959年12月,化学工业部在兰溪化肥厂召开全国钙镁磷肥生产会议。1954年春,义乌县金村乡王界村一户农民在紫云英田施用过磷酸钙获得增产。1958年起在地委领导的倡导下,专署农科所和少数公社生产大队进行钙镁磷肥试验,结果表明对豆科作物增产显著。1960年至1962年,由地区农科所、工科所牵头,针对全区的红壤特性,试验和推广在紫云英等豆科绿肥上施用磷肥,以增产绿肥增加氮肥,培养地力的方法(简称“以磷增氮”)改造低产田,后在全地区5800多个单位开展对比试验。省农科院在金华石门农垦场建立红壤试验站进行综合研究。1962年秋,地委书记李学智在金华县联合大队、专区石门农场、专区农科所等地,与干部、农民(农工)一起在紫云英和大小麦田进行施与不施钙镁磷肥对比试验。同时带动全区5800多个单位,共2万余亩搞对比试验。试验结果表明施用磷肥对绿肥增产显著。1963年秋,李学智书记以石门农场西迷塘垄100余亩低丘红壤低产田改造试验作为样板,部署全区开展大规模“以磷增氮”改造低丘红壤的群众性科学实验活动。到了1963年底,通过初步改造的有40万余亩,均获得显著增产。1963年后,“以磷增氮”成为全区改造中低产田的主要技术措施,普及应用后,获大面积增产。接着,经过1964、1965两年探索,全区有200万亩低产田,取得“以磷增氮,以氮增粮”大面积增产的改选成果。

改造低产田,单季稻改双季稻。金华是丘陵地带,水稻大都只有一季,很少有两季。李学智下决心要解决金华的单季稻改双季稻问题,他对农村工作抓得很紧,机关干部三分之二的时间都到农村劳动,帮助农民推广单改双,搞改造低产田。1957年,全地区水稻面积19万余公顷;其中晚稻6万余公顷(占水稻面积的31%),总产13万余吨,单产2000千克/公顷。60年代初,全区开始有组织地开展低产田改造。1962年,全区(含衢州)低产田(俗称落后田)面积14.7万公顷。地委根据“全面规划,蹲点试验,因地制宜,综合治理”的方针,以水、肥为突破口,配套耕作制,选用良种,开展低产田改良。至1965年,低产田面积减少至2万公顷;粮食总产量比1962年增加25%,单产增产33%。1960年,矮秆早稻——矮脚南特试种成功,全地区进一步推广双季稻。1966年,早稻面积13万余公顷,总产5000万余吨;晚稻面积8万余公顷,总产22万余吨,早、晚稻总产分别占全年粮食总产量的59%和22%。

开发黄土丘陵。金华地区黄土丘陵资源丰富,共有291万余亩,占低丘岗地总面积的61.9%。经过历史上代代垦殖,到建国初尚有150万余亩可供开发。60年代后,随着水利建设的发展,开发黄土丘陵的水利条件逐步解决。根据浙江省委提出的关于要求金华地区建立第二商品粮基地的指示,开发黄土丘陵成为金华市发展农业生产的重要内容。新开垦的耕地逐步达到稳产高产。同时,利用黄土丘陵发展经济特产,建立经济特产基地。改造黄土丘陵,植树造林,与水土保持平稳。那时黄土丘陵是包袱,现在是宝贝,当时我们也都去参加过改造黄土丘陵、植树造林的劳动。省委书记江华来金华经常检查黄土丘陵的改造工作。记得1955年4月,江华书记到金华检查工作,我跟随去东阳县,江华对县委书记侯庆荣说:“小侯,你这里的山和我的头一样光光的。”意思是植树造林势在必行了。

六、晚年生活

1984年,我61岁时正式离休。当时正值机构改革,有的人叫我帮忙,我没去。中央对我们这批人很关心,要各地都建老年大学。让老同志退下来,老有所学,老有所养,发挥余热。我就到老年大学去学习,增长知识。1986年中央有精神,要各地建立离休干部书法协会,为了与省里统一起来,后来增加了个绘画的内容。市里叫我筹建离休干部书画协会,因没搞过这项工作,市委老干部局局长王心城同志很关心和支持我的工作,为我出主意想办法,并确定协会办公地址等。市委领导很重视,也很支持,给我们拨了点经费。一开始报名的人不多,协会开办时不到50人,市委领导到会讲话,鼓励我们办好,给我们增强了信心。后来会员慢慢增加了,现在会员有200多人,很多老同志经过几年努力,学有所成,得到群众的好评。我在离休干部协会干了四届,近二十年。我现在还在老年大学学书法,并力所能及地为协会办点事。我今年已经91岁了,只要体力行,还要认真学,力争活到老,学到老。

静心回忆过去,对比现在,感慨万端。晚年又逢盛世,祖国在各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社会和谐,生活美好,深感幸福。饮水思源,铭记党恩。

武琴轩,1922年10月出生,肥城南仇人,1946年6月入党,曾任文化教员、区助理员、副区长、区长、区委书记,1949年2月随军南下后,曾任建德县委宣传部长、中共金华地委、行署办公室主任、农业局长等职。1984年离休。

山东最大的抗日战役(武琴轩回忆在山东泰安参加抗日斗争)(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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