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内官一览表（包龙图究竟是什么官）

包拯在嘉佑元年，曾任“右司郎中、龙图阁直学士、权知开封府”，这些职衔看起来有些复杂，但每一个都是宋朝职官制度下，不可或缺的部分。右司郎中是本官，用来定品级；龙图阁直学士是贴职，彰显清要地位；权知开封府才是包拯的具体职务，称之为差遣。

北宋开封

除此之外，还有寄禄官和文武散官等，寄禄官决定官员的待遇，文武散官则用以区分官员的服色。如此种种，宋代官制的复杂程度，堪称空前绝后。

什么是官、职、差遣

北宋的职官制度比较独特，也比较复杂。三省六部制度下的官职名称，如我们比较熟悉的尚书、侍郎、郎中等，都作为北宋职官制度中的“官”。

“官”通常只用来评定品阶和待遇，是官员真正的品级，并不具备具体职能。皇帝会根据实际情况授予官员实际职务，一般多带有“判、权、知、直、监、提举、提点”等字样。

官、职、差遣的作用

如包拯曾权知开封府，这就是它的实际职务，也就是差遣。通常情况下，差遣都是临时职务，所以才会用“权、知”等前缀加以解释。而包拯其人的本官则仅仅为正六品的右司郎中。

与“官”和“差遣”比较，似乎只有贴职没有明文规定的作用。但他在北宋的职官制度中，地位也同样重要。

贴职的来源大概有三种，即殿、阁以及三馆秘阁。一些不成文的，约定俗成的规矩，为其提供了显赫的地位。

官吏若想成为宰执大臣，就必须带观文、资政、端明等殿学士贴职。换言之，只有加封诸殿学士，才具备成为宰相和执政的基本资格。所以，北宋文官无不以任诸殿学士为荣耀。

那么问题就产生了，“官、职、差遣”这三个体系是如何产生的呢？明明三省六部制更加简单明了，可为什么还要演化出这样一套复杂繁冗的职官制度？

这就不得不从唐朝的“墨敕斜封”以及“安史之乱说起”。

这种制度的背景由来

官、职分离，是北宋职官制度的典型特征，在今天看来似乎有点多此一举，但于当时而言，则是特殊历史条件下产生的特殊制度。

唐朝在李隆基执政时期，三省六部制实际上就已经形同虚设，负责实际政务的官员大都身兼皇帝授予的使职，只有这些使职才是他们权力的根本来源。

但是，按照唐朝的制度，天子诏书须出自中书门下，才具备法律效力。如果没有走这一道程序，皇帝的诏书也只能被称为“中旨”，意思即为“中使”由宫廷内直接所传达之旨意。一般而言，“中使”又多为宦官，为时人所鄙，所以这些不走正规程序发布的诏书以及任命的职官，也被人非议，统统称为“墨敕斜封”。

这些墨敕斜封，就是北宋职官制度中“差遣”的前身。

当安史之乱爆发以后，唐朝陷入了藩镇割据的泥潭，本就混乱的官制则更加混乱。朝廷为了笼络嚣张跋扈的藩镇节度使，就开始破罐子破摔，彻底放飞自我，为这些拥兵自重的武人们加封侍中、中书令、同平章事这种宰相官职以为荣宠。

唐朝官吏出行

久而久之，但凡节度使，不论大小，加宰相衔就成了惯例，宰相也开始烂大街。因此，时人又据此尊称节度使们为“使相”

及至唐朝灭亡，五代各朝轮替，大都使用这套于混乱中渐趋完备的职官制度。直到北宋建立以后，在“官”、“职”分离，削弱朝廷各级官署机构的基础上，又加以“贴职”来区分文武，用以彰显文官的地位。

历经一百余年，这套在三省六部制崩坏的基础之上，日渐完备的制度，反而成了宋朝皇帝抓紧皇权的一种手段。

不过，凡事有一利就必然有一弊。这套看起来复杂而又很完备的制度虽然为皇帝看紧了权力，但也由此衍生出纠缠北宋一生的“冗官”问题。

“冗官”作为三冗之首，从此就像牛皮癣一样，惹得北宋朝廷苦不堪言。

北宋职官制度衍生出的冗官问题

按照三省六部制的框架，官职属于一个萝卜一个坑。而建立在官、职分离基础之上的北宋职官制度则大为不同，可以一官多职。官职有定数，使职差遣则没有定数，完全可以因事而设，所以在差遣上就可以命名为“判某某事”、“提点某地某事”等。

包拯画像

如“知县”这个差遣，就是某一县的临时长官。这里还拿包拯举例，他在仁宗天圣五年，被授予大理寺评事，并出知建昌县。严格来说，知县是包拯的临时职务，而正九品的大理寺评事才是他的本官。

这种制度下，朝廷可以绕开三省六部原有的制度，任意设立差遣，有时甚至还会因人设职，久而久之就会导致严重的冗官问题。

早在北宋开宝年间，宋太祖就不止一次的下诏，裁汰冗员，要求地方“以户口为率，差减其员”。但这只在一段时间内遏制了冗官的发展，直至太宗、真宗朝，冗官问题再度复萌。

宋太祖年间，朝廷官员不过三五千人，仅仅到了太宗朝，官员就已经激增至八九千人，而仁宗朝，数目更是翻倍，达到了一万七千三百余人。

宋仁宗时期，以“冗官”为代表的三冗问题就此集中爆发，仁宗用范仲淹主持“庆历新政”，目的就是试图解决这些问题，但难度远远超乎想象，庞大的官吏集团就连皇帝也不可以随意下刀裁汰。

范仲淹像

官吏集团作为既得利益者，对待任何触及职官制度的改革，都本能的选择反对和排斥，这也直接导致了庆历新政以高调姿态登场，却最终狼狈的草草收尾。

直到神宗时期，冗官问题还是得不到根本意义上的解决，王安石又试图以“熙宁变法”来开源节流，间接解决冗官带来的财政问题，但也因为种种复杂的原因不了了之，甚至还开启了困扰宋末数十年的“党争”大魔咒。

直至徽宗朝，不过短短几十年，冗官几乎再度翻倍，达到了空前的两万八千余人。当此之时，国库收入已经难以支付冗官的俸禄之用。

实际上，困扰北宋的冗官问题，不仅仅来源于一官多职的职官制度，还有入仕的途径，如奏荫、流外、贡举等，尤其奏荫和贡举，为产生冗官的主要源头。

关于这些途径，本文不做深入讨论，而导致大量冗官产生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制度建设出了问题。如果不从根本着手，所有改革都只能是隔靴搔痒。

元丰改制，画虎不成

宋神宗有鉴于王安石改革变法的寸步难行，终于下定决心，从制度入手，彻底解决职官制度的弊端。从元丰元年开始，这场制度改革拉开序幕，史称“元丰改制”。

王安石像

元丰改制的核心内容就是恢复唐朝的“三省制”。

北宋在“元丰改制”以前，中枢体制大致上是中书门下、枢密院以及三司分别掌握行政、军事，财政三大权力的格局。

改制的理想状态是将这三个权力机构的职能分归三省六部，尤其诏书的出令机制，全部按照唐制，由三省分工合作。

但是，宋神宗的改革并不彻底，三省虽然分置，可尚书左仆射兼任门下侍郎，用来行使侍中职权；尚书右仆射兼任门下侍郎，以行中书令之职。

尚书省的长官分别掌握门下省与中书省的职权，实质上还是此前中书门下那一套运转方式。改制的作用只是在运转过程中增添了某些环节，这些新旧机制交叠在一起，反而在某种程度上降低了执政效率。

改制也并非毫无作用，财权和官员任免权力，就大部分回归六部，负责财权的三司拆解组合为全新的户部；掌管官员升迁的审官院、三班院、流内铨则合为吏部，分置四司。

其中最积极的一点，就是定员编制，简化官员品级，九品正从十八阶的制度从此以后一直延续到清王朝灭亡。

可惜的是，“元丰改制”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解决“一官多职”的问题，只是似像非像的照抄了唐朝三省制，对中枢的运转机制做了一些增添和删改。虽然改进了一些问题，节省了部分开支，可也出现了新问题，导致某些施政环节效率更加低下。

所以，宋神宗改革官制，只是改了唐朝三省制的形，并没有触及宋朝职官制度的内核。大量的差遣仍旧充斥各路诸县，冗官问题的源头也还是没有堵住，众多入仕途径一如从前般滥与多，大量的官吏依旧蜂拥进入朝堂，成为寄生于朝廷躯体之上的冗官。

北宋的改革似乎总是虎头蛇尾，初衷虽然不错，但结果总是得非所愿。无论庆历新政、熙宁变法抑或元丰改制，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没有或者不敢触及职官制度的核心，只在外围修修补补。不解决官、职分离与一官多职的问题，困扰北宋的冗官就永远得不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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