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站长杜亦景（杜站长土地里生长）

今年58岁的杜立芝从不穿裙子。人们把她的样子概括成三个“一身”：一身土、一身泥、一身虫。

作为山东聊城高唐县农业农村局杜立芝农业技术咨询服务热线办公室主任，土地是她最熟悉的地方。她“不是在农田里，就是在去农田的路上”，帮着农民解决作物种植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每次钻进田里，即便穿长裤长袖，也免不了被蚊虫咬，她一年下乡200多次，每天都得走十多公里，衣服要天天洗，破得快，布鞋一年也要穿坏两双。

杜立芝曾经担任当地农业局蔬菜站和农技站站长，直到现在，农民都爱喊她一声“杜站长”。她是种植户眼中的“定心丸”，无论碰到什么问题都会咨询她。工作37年来，杜立芝写了70多本农技日记，总结了多种农作物病症防治经验。她把精力都放在了工作上，女儿两岁时就被送去幼儿园，高考填志愿时，她也没时间帮忙参谋，想起来就觉得“很愧疚”。

今年，杜立芝当选为党的二十大代表，对此，她感到光荣，“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这让我们对未来充满希望。”

一年下乡200多次，跑遍全县600多个行政村

党的二十大闭幕后，杜立芝回到山东聊城高唐县，来到田间地头，为老百姓宣讲二十大精神。她个子不高，身材微胖，眼角爬了几条皱纹，一头短发很利落。黑裤子、运动鞋，她的打扮一直朴素，总穿一件印有“高唐县党代表工作室”字样的红色马甲，胸前“党在我心中”几个大字很醒目。

杜立芝下乡宣讲党的二十大精神。受访者供图

杜立芝也曾是党的十八大、十九大的代表，这些荣誉让她觉得“使命光荣，责任重大”。除了宣讲，她还忙着来到村里，指导农民冬天小麦的管理技术，她曾说，“十八大、十九大的‘红地毯’，是对我的最大肯定。田野上的‘青纱帐’，才是我实现人生价值的最大舞台。”

58岁的她仍和年轻时一样，一天能跑3个镇，一年下乡200多次。只要听说谁家的农作物有了疑难杂症，她都第一时间赶过去，不论是三十八九摄氏度的午后，还是飘着雪花的傍晚，也不论是周六周日，还是“五一”、国庆假期，“庄稼出了问题，你就不能歇，老百姓是没有假期的。能帮忙解决问题，老百姓不难受，一家人不吵架，我累点也值。”她平均每天走十多公里路，由于常年奔波，杜立芝患上了静脉曲张。每天回到家，她都要躺一会儿，把腿抬高一点，“控控腿。”

工作37年来，杜立芝跑遍了全县600多个行政村。早些年，她骑自行车和摩托车下乡。一年冬天的一天，看完三个村的大棚菜，已经是晚上。乡村的小路本来就不好走，那天还下着雪，积雪没过脚面，也掩盖住了路上的沟沟坎坎，边界也看不清，一不小心，杜立芝连人带车滑进路边的沟里。那些年，她骑坏了3辆自行车、2辆摩托车。

为了方便种植户咨询问题，她的手机也24小时开机。前两年，手机有备用电池，她特意买了两块备用，一块随身带，一块在家里充电。忙的时候，她一天能接20多个电话，“正做着饭呢，电话响了，赶紧关炉子接电话，吃着饭也得接。”有时候是半夜十二点，有时候是凌晨四点，手机只要响起来她就会接，“看着种植户们着急的样子，我就什么都忘了。”

不只高唐，附近县的农民也找她，她都应着，“我是全国的党代表，不能分县，其他市的来找我，我也会帮忙。”她的微信里，有2000多个好友，多是农民朋友，还有几十个微信群，每天回到家，她总是先掏出手机回复消息，尤其是到施肥、下种、长苗和防治病虫害的关键期，她每天都在群里答疑解惑。

工作中的杜立芝。受访者供图

为弄清农作物病害考入农校，37年写70多本农技日记

杜立芝从小和土地有感情。作为农民的孩子，她什么农活都会干。小时候，家里种着十多亩地，放学、放假了，她就帮着父母锄地、割麦子。她知道靠天吃饭的农民的不易，“如果能丰收，累点没什么，最难受的就是不丰收。”

有一次，家里的两亩棉花被人喷了矮壮素，连着十多天不见长，后来颗粒无收，当时，这种经济作物是一家人全部收入来源，父母为此好几天吃不下饭。杜立芝第一次感受到农作物病害给老百姓带来的伤害。高中毕业后，她考去聊城农校，想把这些病害搞清楚。

毕业后，杜立芝被分配到高唐县姜店乡农技站。比起很多同学被分到的农校或农科院，这里条件艰苦，她天天骑自行车上班，忙了就住在单位的卧室，没有暖气、风扇、空调，冬天烧蜂窝煤炉子取暖。孤独是难免的，她每天和黄土、农民打交道，“我一个刚毕业的小孩，老百姓也不信任你，态度也不好。”

杜立芝决心克服困难，专心研究农业技术。她的第一块试验田就是自家的两亩棉花地，那一年，正遇上棉铃虫大暴发，她用灯光和杨树枝把诱捕成虫、适时捉虫、见卵喷药，并针对虫卵摘心打杈。那年，家里的棉花不仅没有减产，还增产了。这一次，父母笑了起来。

1988年，她被调到高唐县农业局植保站。这份工作不轻松，她要下地查病虫害，区分不同的虫子，搞清每种虫的数量，发布病虫预报，让老百姓注意防治。逮虫子，得一早去，去晚了，虫子就藏起来了。她7点前准时钻进地里，忙活几个小时，再挂着一身露水出来，“当时逮虫子用敌敌畏，我把虫子尸体拿到桌子上数，数着数着就恶心想吐，敌敌畏熏得人难受。”

当时，全县农业的重点是粮棉生产，杜立芝自然也把研究重点放在了粮棉种植上。1992年，有个大棚户拿着黄瓜秧子，骑自行车赶了几十里路，向杜立芝咨询黄瓜叶变黄的原因。杜立芝不敢看他的眼睛，“当时高唐的设施蔬菜种植刚刚开始，我在学校也没学过蔬菜栽培技术，所以解答不了他的问题，那种无奈让我特别难受。”

杜立芝明白，搞科技不能要面子，必须实实在在，“会就是会，不会就是不会。”改革开放以来，高唐县的农业种植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从过去的小麦、玉米等传统作物扩展到果树、陆地菜、大棚、中药材等，“我的知识结构必须与农业种植结构相适应，否则就无法满足实际需要。”

从那以后，她白天下村进大棚，实地观察记录，晚上看各类农业报刊和书籍，做剪报。每次下乡回来，杜立芝都认真写农技日记，总结经验。后来有了电脑，她也上网搜资料，遇到不懂的就请教专家。她横下一条心，要把自己打磨成大棚菜“百事通”，决不能再说一次“我不知道”。

工作以来，她一年写2本农技日记，到现在写了70多本，共400多万字，每年农作物出现的问题、经验教训，她都总结在上面，再加上各种摘抄和天气记录分析，摞起来足有一人多高，五花八门的农作物病症在这里都能“对号入座”，找到治病的法子。

工作中的杜立芝。受访者供图

农民的亲人，种地的定心丸

“脚下沾有多少泥土，心中就会装满多少对农民的真情。”杜立芝曾这样说。

她不仅是很多农民心中的“技术顾问”，更像是亲人。2012年，有村民因投资大棚，资金周转紧张，又碰上老婆生孩子，拿不出钱住院、做手术，他找杜立芝帮忙协调银行贷款，杜立芝担心贷款审批时间长，就把刚发的3000多元工资借给了他，“老百姓也不容易，帮一把，让人家过去这个坎。”

赵寨子乡蒋官屯村的李曰忠和杜立芝认识十几年。在他眼中，杜站长不仅技术好，脾气也好，“简直成了我的家庭顾问，孩子考学填志愿让她参谋，家里闹矛盾让她调解，遇上烦心事也愿意和她唠叨唠叨。”

他们感恩的方式，是往杜立芝的办公室送蔬菜。2002年的一天，杜立芝收到尹集镇王花园大棚户王振广送来的8个刻着字的红南瓜，“祝杜站长天天快乐。”字是2个月前、南瓜刚挂果时王振广刻上的。2001年，王振广建了两个冬暖式大棚，不懂技术的他几乎天天给杜立芝打电话，请她过去指导选种、育苗、嫁接等技术难题。后来，南瓜长得不错，王振广收入2万多元。他说不出什么感谢的话，就把果实送来。杜立芝不舍得吃，像收藏宝贝似的，把南瓜小心地保存起来。

2009年春天，一个大棚户在给杜立芝打电话咨询技术问题时，听出她声音有些异样，多方打听才得知她生病住院了。没多久，杜立芝的病房里一下子挤进了30多个大棚户，他们提着大棚里刚摘的蔬菜、水果，一路打听着找过来。

“有你和你的团队，我们种地就踏实。”“有你在，我的庄稼产量就高，你就是我的财神。”“你救了我的小麦，就是救了我的命。”每次听到农民们发自内心的感谢，杜立芝的心里便满是成就感。

看她干得出色，1998年，领导把她调到县农业局蔬菜站做站长。那年，当地规划了一个科技示范园，包了大棚，杜立芝就带着老百姓一起种菜，“一切都得亲自干，那两年是最长本事的。”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大家开始喊她“杜站长”。后来，她又被调到农技站担任站长，即便后来她成了县农业局副局长，“杜站长”的称呼也一直被农民朋友延续到现在。

杜立芝和农民交流。受访者供图

女儿心中的灯塔

在农民眼里，她是“家人”，随叫随到。但在家人眼里， 她却是“贵客”，整日早出晚归。

杜立芝的公婆家在固河镇东朱村，周围很多村子都种着大棚，只要回家，看见了大棚，杜立芝怎么也要抽空去里面转转。“老百姓知道我是干这行的，也会喊我去。”家里人总开玩笑说她患上了职业病。

每次提到女儿，杜立芝总是很愧疚，“这一辈子把心思都放在工作上了，不算个合格的母亲。”女儿朱淑慧两岁的时候，杜立芝工作忙、顾不上，就把女儿送进了幼儿园，朱淑慧成了班上年龄最小的孩子。高考后，女儿填报志愿，“我们忙着工作，也没给孩子参谋，听她自己的，结果报的一个很想去的学校没录取，她哭了一天。”女儿人生的关键时刻，自己总是缺席，这是最让杜立芝难以释怀的。

但朱淑慧从来没有记恨过母亲，“她可能觉得那一瞬间她不在很遗憾，但她没有意识到，她一直在对我造成更正向的影响。”

小时候，朱淑慧胸前总挂着家里的钥匙。父母忙工作，她总是自己在家看书，“我把爸妈的书也看了，比如《人民文学》，积累了很多东西。”读书之余，她也要接很多电话：“杜站长在家吗？”“不在，她去上班了，你打她手机吧。”朱淑慧记得，听筒里，每个人都是满怀希望的语气，就像去医院求医的病人，“后来我在工作的时候，也希望自己像母亲一样，是能给别人解决问题的人。”

在女儿眼里，杜立芝像是灯塔，也像一棵树，“当她往上生长、枝繁叶茂的时候，周围的人也向着她的方向走。”

这样的影响多是潜移默化的，母女二人的沟通并不多，直到现在也是如此，她们很少打电话，每次通话，三言两语把要讲的事情说完就挂掉，“我们打电话，我永远说不完最后一句话，她就习惯性地挂掉了，可能她电话也很多，怕别人打不进来。”朱淑慧无奈地笑。

杜立芝很少主动和家人讲工作上的烦心事，但有时候，脆弱是藏不住的。有一次，朱淑慧在家听到母亲和一位收成不好的农民打电话，对方情绪激动，很难听得进道理，母亲耐心地承受着听筒里传来的大音量。有一年冬天，下着雪，母亲骑着自行车带她回姥姥家，她坐在车前的梁上。从一些细微的气氛里，她敏感地“感觉到母亲情绪不高昂”。小孩子不懂刻意安慰，但会天马行空地聊天，等到了姥姥家，母亲的情绪似乎也好了不少。

带领年轻人到田间

如今，杜立芝年纪大了，她开始培养年轻人。

2018年，高唐县成立了“杜立芝党代表工作室”，工作室以各级党代会代表为主，在各个县直农口部门选调1到2位不同专业的技术人员共41人组成县级工作室，镇街选拔3到5名技术人员组建镇街党代表工作站。在每个大村或几个小村，联合选取科技示范户或新型职业农民1到2人，建设村级工作站点，服务于本村和周边村。目前，全县共建有镇街工作站12个，村级工作站点746个，全县1000多名“杜立芝党代表工作室”成员活跃在基层一线，传播农业技术，收集民情民意，打通了农技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年龄大了，我的任务就是传帮带。”杜立芝出门下乡，喜欢带着年轻人，“带着他们到一线，边交流边实践，对他们帮助最大。”田间、地头、大棚里，大家一起切磋交流，年轻人的笔总是写个不停，照相机的镜头对着病态的叶片拍个不停。

遇到有共性的问题，比如小麦生长期间存在问题的原因和解决方法，杜立芝就带着大家给农民搞培训班、办讲座，叫“田间地头马扎课堂”。人们站在地里，围成一圈，一起讨论。一天跑两三个乡镇是常事，靠着这样的课堂，杜立芝团队培育了全县6200多名特色专业农民技术员。

工作中的杜立芝。受访者供图

快到退休的年纪，杜立芝表示自己要“听安排”，“退休了也一样干，共产党员不退休，因为老百姓需要我，建设农业强国也需要技能人才。”朱淑慧本希望母亲能按时退休，两人多一些相处的时间，但后来也变了主意，“就算是退休，她肯定还是要接电话、帮大家解决问题的，她习惯了这样的生活。对母亲来说，这已经不只是一份工作了，而是她应该做的事业，我也希望她能一直做她喜欢的事。”

新京报记者 彭冲 张勇 编辑 刘倩 校对 卢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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