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的汉武帝十分昏聩（难以控制的父子情）

父子之情大概是所有人间亲情中经历坎坷和考验最多的，古来常有为人子者忠孝不能两全的叹息；而在另一个特殊的父子群体中，为皇为帝的为人父者也同样有欲爱而不能的极度两难。

宋人范成大在《重读唐太宗纪》中，开头就是“父子情深苦亦深，盖天神武一沾襟”的一声长叹，英明强大如汉武、唐宗这样的为人父者也同样遭遇到父子关系失控的悲怆。

卫太子刘据是汉武帝刘彻的长子，小刘据在七岁那年被父亲刘彻立为太子。册立之时，汉武帝隆重地进行了大赦和大规模恩赐，对天下所有父亲都给予了特别的礼遇。

“立皇太子，赐中二千石爵右庶长，民为父后者一级”，民间凡是已为人父者都得到一级爵位的赏赐。乡里的三老、孝子、爱护孩童者、努力耕田者、高寿老人以及鳏寡孤独者，汉武帝也都向他们赏赐了帛、絮、米等慰问品。

“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对子女没有感情的人不一定是真正的豪杰，怜爱孩子的男人也不见得就不是大丈夫！汉武帝对小刘据的父爱，就是对这句话的最好诠释。万民同喜、普天同庆的隆重仪式和空前盛况之下，是汉武帝刘彻作为父亲对儿子的最直白、最外露的怜爱之情。

身为父亲的大丈夫大皇帝也同样拘小节，汉武帝给了他所能给予儿子的最极致的仪式感，对儿子的培养和成长也做到了最精心细致的安排和呵护。

被汉景帝尊呼为“万石君”的石奋是西汉最靠谱的宫廷教育家，他的育人风格被司马迁评价为“其教不肃而成，不严而治”。刘彻很希望让这样一位润物细无声的大师来培养自己的儿子，于是便遴选石奋的儿子石庆担任太子太傅。

而且汉武帝刘彻本身作为从小受到良好教育的皇帝，他对儿子的教育问题也并不仅仅止于为儿子堆砌名师，而是会在百忙之中细致入微地亲自过问儿子的学业，并专门安排德高望重的文士辅导儿子学习《公羊传》、《谷梁传》等治国安邦的儒家典籍。

等到刘据成年之时，汉武帝刘彻又专门在长安城南杜门外为他修建一座苑囿，并取广博观望之意将苑囿命名为“博望苑”，几乎是不加禁忌地特许儿子在那里以自己兴趣喜好行事以及结交和招揽宾客，等于是把“博望苑”送给儿子作为他培养自己政治力量的基地。

不仅如此，担任过刘据老师的石庆、庄青翟、赵周、公孙贺等人，也都被汉武帝刘彻相继提拔为丞相，再加上刘据母族中身居高位的卫青、霍去病等人，可以说当时朝堂内外、朝野上下都有刘据的亲近者。

汉武帝刘彻为作为继承人的儿子刘据编织了一个牢固的保护网。这一时期刘彻对儿子刘据的爱护之情，无疑是宽广、深沉和无私的，父子之间的感情也是极为融洽的。

俩父子之间如果说有什么隐忧的话，那就是儿子刘据对于汉武帝刘彻来说是“子不类己”。刘彻性格强悍，雄才大略而又繁刑重敛，是一位过于能折腾的统治者。相比之下，刘据的性格敦重好静，是一个仁慈宽厚的继承人。

性情上的截然不同，即便是在普通父子之间也难免有所磕绊，如果处理不当往往会成为父子隔阂的诱因。现实中很多父子感情的疏远淡漠，就是由于这些性格上的小问题累积造成的。

当这个老生常谈的问题摆到汉武帝刘彻面前的时候，一贯都是在干军国大事的汉武帝，并没有认为这是小事就轻视和不面对。虽然汉武帝在长子刘据之后，又相继有刘闳、刘旦、刘胥等儿子，但他从未有过在刘据之外另立太子的打算。

比如，对于汉武帝频繁发兵征战求取边功的做法，刘据就有截然不同的看法并屡次进行劝阻，但是汉武帝每次都是笑着说：“由我来承担辛苦的征伐，打出一个太平安宁的时代留给你，不也很好吗？”

而且在明知道刘据的理政方式与自己有明显差异的情况下，汉武帝仍旧时常让刘据代替自己监国理政。汉武帝每每外出巡幸天下，都会将诸多国政事务交给刘据处理。在汉武帝外出归来后，刘据都会捡其中紧要事情的处置进行汇报，而汉武帝对儿子的处置几乎都没有异议，有时甚至不加过问。

不仅如此，汉武帝对儿子刘据的爱甚至是有所纵容的。有一次刘据进宫谒见皇后待了很长时间才走，事后有人向汉武帝打小报告诬陷刘据，说他逗留在皇后宫中跟宫女嬉戏。结果汉武帝不仅没有责怪刘据，反而把太子宫人增加到二百人。不久后，汉武帝察觉事情真相，便杀掉了撒谎陷害太子的人。

从这些事情中可以看出，汉武帝对于儿子的“不类己”是接受的。在被刘据劝阻征伐时，汉武帝的那句“吾当其劳”完全是如山般的父爱表白。在刘据监国理政和遭到构陷污蔑的两件事情中，更是完美体现了汉武帝作为父亲的大度、体贴和细心。

汉武帝对刘据监国理政的处置采取了全盘接纳的态度，大度接受了儿子用不同方式对于政务的处置，甚至“上用法严，多任深刻吏；太子宽厚，多所平反”，在刘据插手改变汉武帝的人事任用的情况中，也未见汉武帝有所动怒。在刘据遭到构陷污蔑时，汉武帝强悍的脾气并没有因为谗言一点就着，反而用相对得体和缓半拍的做法，用体面的方式为儿子找回了清白。

更用心良苦的是，汉武帝刘彻对于儿子刘据的“不类己”，也早已做好了最高层面的安排，他曾专门对刘据的舅舅卫青说：“现在国家四方都不太平和不顺服，我所做的征伐之事，都是为了使天下太平安宁，为此劳民伤财也是没办法的事。但我之后的皇帝如果仍是像我这样做，那么国家就会走上秦朝那样的覆亡之路。正好太子是一个性情敦厚稳重好静的人，他将来一定能够使天下安定，不是让我有什么要担忧的，我所求的就是这样一位能成为守文之主的继承人，没有人比太子更合适了！”

可以说，汉武帝刘彻对于儿子刘据的关爱和信任，自始至终都没有出现根本性的改变，更是把刘据视为完成大汉王朝的政策由“尚功”到“守文”转变的关键人物。

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汉武帝刘彻颁布了一道被称为《轮台诏》的诏令，主要的内容是否定了在西域轮台的屯田之议，反思了派遣李广利出征匈奴之事，并将“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列为最重要的施政方针。

罢军屯征伐之事、止苛暴重赋之政、兴农业生产之利等等这些事情，原本都是汉武帝寄望于太子刘据上台后，将治国路线由“尚功”调整为“守文”所要做的事情。然而彼时的刘据早已不在人世，这对相伴了三十七年的父子已经在两年前的“巫蛊之祸”中天人永隔。

“巫蛊之祸”是一场没有赢家的宫廷悲剧，汉武帝刘彻与卫太子刘据之间三十七年的父子深情，就是在这场悲剧中被奸邪小人逼上了无法转圜的绝路。

汉武帝对刘据的身份角色定位，放在家庭里是一位父亲对儿子无以复加的爱，但放在朝堂上则是一个招引祸难的导火索。自从汉武帝向卫青说出以刘据为“守文之主”的内心想法后，就表明了汉武帝所任用的崇尚严刑峻法的酷吏集团成员，将在太子上位后的一朝天子一朝臣中明白无疑地失去权势地位。

对于身为太子的刘据，群臣中“深酷用法者皆毁之，邪臣多党与，故太子誉少而毁多。卫青薨后，臣下无复外家为据，竟欲构太子。”这样长达十数年的有组织、有预谋的构陷，并没有真正伤到汉武帝与刘据之间的父子感情，直到征和元年（公元前92年）巫蛊事起，以江充为代表的奸邪之臣才终于找到致命的机会。

当时，汉武帝去了距长安一百多里外的甘泉宫避暑，已经65岁高龄的刘彻到甘泉宫后生了病，卫皇后和卫太子刘据都曾派人前去探望，但是都没有见到汉武帝本人。早有预谋的江充，便趁着他们父子二人两地分隔、信息不通的时机，诬陷太子刘据作巫蛊诅咒武帝。

这种情况下与父亲失去联系的刘据，原本打算亲自前往甘泉宫向汉武帝解释曲衷，但是江充逼迫甚急，刘据的计划无法实现，便采取太子少傅石德的建议，矫诏发兵逮捕江充等人，追查他们的奸谋。

从事起到一个月后刘据被迫自缢的整个过程中，刘据与汉武帝之间的沟通一直是中断。汉武帝没有得到儿子的准确信息，刘据也未能得到父亲的真实想法，父子俩面对彼此关系出现隔阂和失控都无能为力。

刘据发兵斩杀江充以及一众巫师之后，漏网逃脱的人跑去甘泉宫向汉武帝告状，但汉武帝并没有轻信来人的话，反而说：“太子肯定是害怕了，又愤恨江充这些人，所以发生这些变故（太子必惧，又忿充等，故有此变）”。

这时候的汉武帝仍然做出了正确的判断，他随即派出使者去召儿子刘据来见面，这种情况下最重要的事就是父子相见。但是使者却因为胆怯未入长安城，就跑回去对汉武帝撒谎说：“太子已经造反了，要杀我，我是逃回来的（太子反已成，欲斩臣，臣逃归）”。

事情至此彻底失控了，与汉武帝之间完全失去沟通联系的刘据，出于对父子感情破裂之后的绝望，最终走上了自缢而死的绝路。正如当时壶关三老令狐茂所言：“（父子）之路隔塞而不通，太子进则不得上见，退则困于乱臣。”抛开所有的阴谋暗算，三十多年的父子之情的悲剧结局，原本只需要一次父子间的面对面交流就能避免。

然而，父子之间在关键时刻的交流中断所造成的悲剧，即使是强大如汉武帝这样的父亲也没有补救的能力，他所能做的也只剩修“思子宫”、筑“归来望思台”，聊以寄托对儿子刘据的哀思和追悔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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