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有国才有家（先有国还是先有家）

最近几年来，“家国情怀”这个词特别火，而且还显得很高级，各种发言、讲话不提一提就会显得没有文化。

在家与国的关系上，引申出了“有国才有家”的著名论断，被自诩为爱国的人士当做道德批判的武器，无往不胜。

学者们在论述中国文化的特点时，也常常会把“家国同构”作为突出特征之一。

所谓“家国同构”，简单来说，以中华文明的代表周朝为例，周分封天下，标准是血缘姻亲的远近，这个由八百诸侯组成的国家，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

国就是家，家就是国，其同构的含义即来于此。

但是国家政权作为一种政治实体，在历史的发展中逐渐与家渐行渐远，宗法血缘关系根本无法维系一个大的王朝。

于是，我们就会看到，在东周，也就是春秋战国时期，周文化的捍卫者儒家，看到不爱国、不爱家的人多如牛毛，他们大声疾呼，高喊“舍生取义”，以期维系衰落的宗法文明。

如果说，在之前，人们对国的爱，就像对家庭的爱一样来自于血缘，那么随着历史的发展和血缘的淡泊，这份爱已经无法天然生成，只能变成一种抽象的观念。

即使在先秦儒家那里，也并未一味强调对国家的爱和服从。尤其是在孟子的笔下，爱不爱国，要看这个国值不值得爱，像纣王，灭他的国，杀他，不过是杀一个独夫罢了。

儒家爱国观中的国，寄托的是圣王，不符合标准的不在爱之列。而先秦文化中强调对国家无条件服从是另一个学派，法家。

法家与儒家针锋相对。法家学派不仅强调无条件的爱国，还强调要摧毁家庭组织，将所谓的血缘关系彻底淡泊化，以行政手段强迫人们爱上政治实体。

在先秦儒家那里，家仍然有着优先级，因为周王朝的基础就是家和血缘，“亲亲相隐”的必要性即在于此。父亲犯了错，孩子不能检举，检举了便于家不容，于人性不容，整个社会赖以存在的伦理基础就荡然无存了。

国与家的冲突，随着秦的一统逐渐消失。家不再对国有优先性，“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成为不变的法则。无条件的忠君爱国，逐渐变成了“天理”。

然而吊轨的是，王朝更迭，多数人是谁做帝王便爱谁。忠君爱国不过是少部分士人的风骨罢了。

真正树立起近代的民族国家观念，是在清末民初，梁启超首倡导民族国家的观念，提出中华民族一说。号召人们不要做亡国奴，以民族主义来凝聚人心。

国家不是某一朝代、某一政权所能代表的，而是这片土地和世代生活在这里的人所形成的文化。

爱国，不如说爱这片土地和这里的文化。清末以来，革命者们，文化运动的发起者们，他们当然爱国，爱这片土地，所以他们才会推翻邪恶的腐朽政权，吸收国外的文化，发展自身的文化。

家和国有着本质的区别，一个是血缘性的，有着天然的基础；一个是后天的，需要文化的认同。

无条件的爱国从来都是不存在的，更遑论说无条件的爱某一政权。

在今天，契约论早已成为现代国家的合法性来源。无论古代国家是如何生成的，都不能、也不应该影响现代国家观念深入人心。

中华文化有着五千年的历史，辉煌灿烂的长河中，经史子集、诗词歌赋，琴棋书画、衣食住行等等承载着最为具体的爱国内容。

爱国的人会希望这片土地变得更好，对丑恶的现象深恶痛绝。就像杜甫哀叹民间疾苦，就像鲁迅以笔为刀。

爱国的人不会经常把爱国挂在嘴边，更不会拿着爱国攻击他人。在现代社会任何人都可以选择自己的第二国家。

爱国是一个宏大的观念，容易给人力量，也容易使这种力量变得排外，乃至于“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爱国是双向的，有条件的。人们订立契约成立国家，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每一个人。

我当然也爱国，我爱庄子的逍遥，陶渊明的隐逸；我爱孟子的正气凛然，文天祥的豪气冲天。

没有这些，我便很难说我对这片土地的文化有认同感。

有时候，看到某些丑恶的人，某些事情，往往忍不住说几句，就在于我想让这片土地变得更好。一个真正爱国的人，肯定不能视而不见，反而攻击想让国家变得更好的人。

唯愿这片土地愈加繁荣，早日真正步入现代文明国家之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