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尔泰的哲学思想（伏尔泰的东方理想国）

欧洲启蒙时代思想家伏尔泰的目光远远的延伸到了他从未踏足的东方中国。二百多年前，大量对中国的研究使伏尔泰发问：“是什么原因造成中国科技停滞不前？”

伏尔泰故居

出生于法国贵族之家的伏尔泰, 31岁时就以文才而名满天下：他创作的戏剧经常在宫廷内的剧场上演，他出版的诗集常常被人们抢购一空。欧洲许多国王都是他的朋友，但他却从20岁起，便不停地、尖锐辛辣地批评天主教会和君主专制，宣传“自由、平等、博爱”等思想。

伏尔泰对中国发生兴趣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伏尔泰从小在耶稣会士创办的路易大帝学校学习, 而自从1551年方济各·沙勿略抵达广东海面上川岛，从此耶稣会士就开始了接触中国的漫长旅程，来华耶稣会士为了让本国人了解并支持自己的传教工作，撰写了很多介绍中国历史文化的书籍，也翻译了很多中国经典。这些著作是伏尔泰了解中国的主要来源, 他曾读过金尼阁、祈尔歇和李明等前往中国的耶稣会士的著作，杜赫德神父的4卷本巨著，由耶稣会士发回国内信件汇编而成的《耶稣会士书简集》也是伏尔泰很熟悉的著作。在由殷铎泽神父主持下翻译的《论语》中，他读到了某些孔子的观点，他同样了解多明我会士闵明我的著名《论著》。

耶稣会士的描写，使自从马可·波罗之后再没有得到过东方帝国更多消息的欧洲，对中国有了新的了解。这些了解不可避免的带有想象的色彩和个人臆测，但是却奇妙的丰富了那时欧洲的世界、思想和书籍。

伏尔泰就学的学校与来华耶稣会士有较为密切的关系。伏尔泰因此耳濡目染，从小就知道东方这个大帝国，不仅对中国古史、哲学、音乐、戏剧、道德感兴趣，对中国科学也十分关注。在读书之外，他还亲自同来自东方的人谈话。他认识傅圣泽，并且在英国居住期间曾与很多由于商业生意而与东方建立联系的朋友们交谈过，据说，伏尔泰会见过“20多名从事过这种旅行的人”，这在当时可算不少。

这样，虽然没有来过中国，但是伏尔泰可以算是当时欧洲“最了解中国”的几个人之一了。因此有人风趣地称“当伏尔泰用中国茶碗喝着阿拉伯的咖啡时，他感觉他的历史视野扩大了。”

不满“上帝万能”神学观点、不满专制的君主统治的伏尔泰, 在阅读中国思想哲学的时候，将自己的理想投射到那片东方大陆。在他看来，西方古代哲学家并没有为 人类做出道德上的榜样和伦理上的教训。而“孔子是真正的圣人，他自视清高，是人类的立法者，绝不会欺骗人类。没有任何立法者比孔夫子曾对世界宣布了更有用的真理。”他赞赏中国的道德科学，并且认为中国的科举制度为平民提供了平等的教育机会，使贫寒子弟可以受到教育。

伏尔泰所获得的中国知识和印象当然不是中国的真实写照，但他在这基础上开始建立自己的东方帝国的想象：这是一个符合他的理想的国度，有着开明君王、理想的道德伦理和先进的科学技术。

在伏尔泰所著的书中，《路易十四时代》、《论各民族的精神与风俗》、《哲学词典》、《中国对话集》中都讲述到了中国。在《哲学词典》内，他曾写了一篇《中国教理问答》，多次谈到中国伦理。在《论各民族的精神与风俗》一书中，伏尔泰更是表现出对中国道德的强烈兴趣。他说，在遥远的古代，中国人便已相当先进，在别的国家，法律用以治罪，而在中国，则用以褒奖善行。而最值得注意的是，伏尔泰很早就注意到了中国科学比欧洲发展得早很多，但是却很快停滞不前，并提出了一个到现在仍然意义非凡的问题：“是什么原因造成中国科技停滞不前呢？”

伏尔泰关于中国科学的论述主要在中国天文学史、技术史上重要发明方面。他认为中国人的历史是最详细可靠的，因为“中国人把天上的历史同地上的历史结合起来了”，《哲学词典》中论中国的条目即以赞赏的口气论及中国天文观测的可靠：“中国古代编年史计算出来的三十二次日蚀，其中倒有二十八次是已经欧洲数学家证实准确无误的。”

作为一个18世纪身在法国的思想家，伏尔泰对中国科学技术的认知和观点，可算比较先进的。他认为金币和银币是“亚洲人工艺悠久的另一个证据”，还介绍了中国养蚕和制造丝绸的技术，造纸和漆器。另一方面，对中国印刷术，他也给予十分明确的肯定，说道“我们知道，这种印刷术是在木板上刻字，就像古登堡15世纪在美因茨首先利用的方法。在中国，在木板上刻方块字的工艺更为完善。”

伏尔泰虽然看到中国科学的伟大之处，认为中国科学技术虽然有着十分悠久的历史，但是也看到中国科学的问题——中国发明了火药，但却只把他用来制造烟火，用于节日，没有产生出极大刺激社会发展的热兵器系列，中国人早就发明了罗盘，但这“对他们来说只是纯粹玩物”。相比之下，西方科学技术虽然起步晚，“但却迅速使得一切臻于完善”。伏尔泰在他的书中问出“既然在如此遥远的古代，中国人便 已如此先进，为什么他们又一直停留在这个阶段? ”

18世纪响起的这个声音可谓颇具先见之明，两个世纪后，类似的问题在20世纪被英国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再次提出，引起了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界的不少分析与争论，并且成为研究中国科学史的一个也许无解，却非常重要的问题。

不但对中国的道德、科学、哲学感 兴趣， 并在书中加以论述, 伏尔泰还曾以《赵氏孤儿》 为蓝本, 创作了一部悲剧，题为《中国孤儿》，他将自己对中国的感情和观点杂糅在这部“东方”戏剧中。出于对此剧的热爱，他还曾亲自披挂上阵，扮演剧中的成吉思汗。

《中国孤儿》剧照

创作此剧时，伏尔泰正处于流离失所之时——1750年起他在普鲁士王菲德烈的皇宫里充当高级食客，1752年与普王交恶，被迫仓皇出走，一路上不断受到普鲁士王走卒的骚扰，所带钱财一洗而空，辗转到了法国边境却又得到自己被路易十五流放的消息，少年得志的伏尔泰此时心境灰暗，在给他当地施主的一封信中，伏尔泰写道：“虽然已离死不远，我还是计划写部新的作品。完全是关于爱情的。连我自己都对此害羞，这是一个老糊涂做的白日梦”。这部“新的作品”就是《中国孤儿》。因此，十九世纪学者有人认为这部戏是伏尔泰的“消愁剂”，因为可以让他躺在床上愉快的用韵文写作。

然而伏尔泰版的中国孤儿却掺进了不少自己的叙述。情节、人物、时间和思想都和原作有不小的差距。《赵氏孤儿》的时代背景是春秋时代的晋国, 权臣屠岸贾为剪灭异己赵盾, 又假传灵公之命逼死赵盾之子，灵公附马赵朔，守公主府门的将军韩厥、 程婴、公孙柞臼等人救孤的故事。而伏尔泰把它的故事背景加以重新设置，把中心情节发生的时代背景放置在宋元易代之际，成吉思汗攻陷北京，宋皇临死前向大臣 张惕托孤，大臣张惕决定以亲生儿子冒名顶替大宋遗孤。

伏尔泰还将故事的发展和结局按照自己对道德的理解进行了调整——《赵氏孤儿》 中，二十年后，程婴将屠氏诛杀赵氏家族一事告知孤儿, 孤儿杀屠氏, 诛其族, 救人者均受嘉奖。而伏尔泰的《中国孤儿》中，张惕之妻因为强烈的母爱，向成吉思汗道出实情，以求保住儿子一命。成吉思汗以其夫、其子及大宋遗孤三人的性命为要挟，向伊氏求婚。关键时刻，伊氏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大义凛然，毫不犹豫的拒绝了征服者的逼婚，决定与丈夫一同自刎以报宋皇以谢天下。而最令人惊讶的是此剧的结局，伏尔泰让成吉思汗又震惊又羞愧，下令赦免张惕夫妇，收大宋遗孤及张惕之子为义子，并恳求张惕留在宫中以中华民族的高度文明教化元朝百官而结束。

伏尔泰借这个故事道出自己对中华文化的想象，其题目下有一个副题“孔子的五幕伦理学”，也很明显地告诉人们，伏尔泰是在借戏剧，展示他向往的儒家文化之美丽。1755年8月20日，伏尔泰一出中国题材的悲剧《中国孤儿》，在巴黎近郊著名的枫丹白露宫上演，演出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这部悲剧获得了广泛的好评，把本来已在欧洲持续了一段时间的中国文化热，推向了新的高潮。

伏尔泰不但是思想家，也是头脑精明的商人。他曾经在一位数学家朋友拉·孔达米纳发现了政府发行设计的漏洞后，用继承的财产和借来的钱，买下了几乎全部，大赚一笔。后来还曾购买洛林公爵创办的股份公司的股票而盈利不少。

如此精明的伏尔泰，在了解到东方这个大帝国的时候，自然也想到它是一个巨大的市场。

而同时，从传教士传回的记录看，中国人对欧洲的小玩意——自鸣钟、三棱镜、望远镜这些东西尤其感兴趣。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钟表。自从利玛窦通过自鸣钟得以进入北京之后，钟表便源源不绝送入中国皇宫收藏。

意大利传教士马国贤曾在清宫十多年之久，对康熙朝宫廷的情况相当熟悉。在他所写的回忆录《清廷三十年》中，详细记述了康熙皇帝的钟表收藏情况：“一天，我奉命给公使和他的一些随员们展示一下陛下的钟表收藏。一踏进房间，数量和品种众多的钟表展示在公使伊兹马伊洛夫伯爵面前，使他大吃一惊。刚开始他怀疑这些东西都是赝品，于是我请他亲手拿几件看看。看后他感叹地说它们全是极品！当我告诉他现在看到的所有钟表都是准备拿来送礼的，陛下拥有的钟表数量远不止这些时，他更是惊讶不已。”

当时为了躲避法国专制君权和教会对他的追捕和迫害，为了获得说话和写作的自由，伏尔泰购置了多处房产，田庄，并且收容了许多逃亡平民在其中工作。费尔奈就是他于1758年购入的房产。伏尔泰在费尔奈建立了一系列的小工业作坊，加工丝织、缎带、制革等。18世纪下半叶，日内瓦发生了迫害加尔文教派事件，伏尔泰收容了很多逃亡到费尔奈来的新教徒，这些人大都是手艺高超的钟表匠。为使得这些受宗教迫害的人能有谋生手段，他又在自己的“公社”里开办了一间钟表作坊。

伏尔泰的作坊销售的钟表被销往欧洲各地，甚至被销到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伏尔泰仍然不满足，大胆地瞄准了北京的乾隆宫廷，曾计划将他的钟表销往中国。伏尔泰曾按照耶稣会传教士们提供的信息做过计算，认为当时中国的人口总数至少已达一亿五千万！面对这个全世界幅员最辽阔，人口最多的帝国所代表的大市场，任何一个商人都会心驰神往。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向长期以来，一直与自己保持通信的俄国女皇卡特琳娜二世提出要求，询问女皇可否在边界建立一个商栈以销售费尔奈的钟表，他说“边境上的中国人有商业头脑，他们就会购买公社生产的表，然后再把它们以高价转卖到整个帝国去。”并且声称“我的领地以12卢布至13卢布的价格提供银表，而金表的价格则不超过30-40卢布”；至于数量，“如有必要的话”，他“每年可提供价值20万卢布的货物”。

一个月后，伏尔泰得到了答复，卡特琳娜二世首先表示，她十分愿意为当地工业助一臂之力，但是女皇说，他需要时间以便在边界“找到消息灵通的商人”，“去了解海关的税”，以及“在莫斯科和托博尔斯克已建立了一些钟表行，意在向中国销售钟表。”

伏尔泰却焦急地等待着俄国女皇的答复。并且忍不住迫不及待地告诉了他任航海和商业总监的一个朋友，黎世留公爵，他说：“我已开始在彼得堡和我的领地之间建立相当大型的贸易，而只需要等到一个答复后我即可通过陆路与北京建立贸易了。这似乎是一场梦，但这并不那么不真实。我确信，倘若我更年轻一点，我就会看到巴黎和北京直接通邮的时刻，而且到时候用七八个月的时间便能收到复信。世界变得强大而聪慧了。”

可惜这貌似赞同的回复实际上是一种拒绝。等待四个月后，他再次提笔给女皇写信，“我一直希望他们(费尔奈的钟表匠们)能为您服务，在您的国家与中国间建立起一种有用的贸易来。事实上，我更希望让他们在伏尔加河畔，而不是在日内瓦湖边工 作。”六天之后，由于收到了女皇支付购买费尔奈钟表的汇款，他复函女皇以示谢意，同时重申他想与北京宫廷建立贸易联系的愿望。那时俄国首都恰逢一场流行病的袭击，尽管他知道“这或许不是恰当的时间提出与中国钟表贸易的建议”，但商人伏尔泰不想再无休止地等待下去，他首先竭力恭维女皇陛下：“您的多面性使您能同时做所有的事 ......”然后直入主题“陛下或许可以在俄中通商的地方建一个商 栈。可请一位可靠的人从彼得堡把订单寄到费尔奈来，我们将按此订单生产。”

不过一个月后，女皇来信，清楚明白地表示“不管作家说些什么，王权是不再做这种贸易了。”伏尔泰希望通过俄国与中国交易的希望彻底破灭了。

在当时的法国改革社会的派别，一是自由主义者，赞成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制，另一派是新君主主义者，反对贵族和教会的特权，对议会和民主不信任，希望出现一个开明的国军。而伏尔泰就是后者的代表，在他眼里，中国成了新君主的范例和根据。而中国的教育制度和官吏选拔制度，因为官吏没有世袭，主要通过考试选拔的优秀读书人，也深受他的激赏，认为这样更加公平。

他写道，“在远东有一个与罗马同样古老的帝国，现在仍然存在，人口和整个欧洲一样，没有世袭贵族及教会特权，由天赐的皇权通过官僚机构来统治。”

1770年，法国汉学家德经教授在巴黎出版了乾隆皇帝的长诗《御制盛京赋》，这首出自中国国王的长诗使得许多启蒙作家都兴奋不已，其中尤以伏尔泰为最甚。

清《乾隆皇帝写字图》

一向主张开明君主制，并且与当时几乎所有的开明君主都有联系的伏尔泰，当地球彼端也出现了一个擅长诗文、尊重法律的国王，这岂不是更证明了他的“开明君主制”是具有普遍性的理想体制。兴奋之余伏尔泰迫不及待地和了一首题为《致中国皇帝》的诗献给乾隆皇帝。中国君王就是开明君主的体现。这，也许又是隔着重重迷雾的一种误读。

他把这首诗寄送给所有与他保持联系的王室贵族朋友：普鲁士国王、俄国女皇、黎世留公爵、阿尔让塔尔伯爵夫人等等。他写道“接受我的敬意吧，可爱的中国皇帝， ......西方人人皆知，尽管我脾气古怪，却素来极爱会写诗的皇帝......我们这里除了曲径通向双岭，剩下的一切却都布满荆棘。中国不会如此，毫无疑义。法国人思想中永久的座右铭，便是幸福远离我们，而罪恶却常留此地。......伟大的皇帝，你的诗美，思想充满善意。听从我的劝告，留在北京吧，千万别来我们这里！”

可惜他如此热情的歌颂，中国皇帝却不得而知。伏尔泰无奈之中，便在另一首致瑞典皇帝的书简诗中道出这份遗憾：“我常投书中国皇帝，但他至今却没回赠我一句恭维之言。”

因为欣赏中国皇帝，伏尔泰还不小心得罪了卡特琳娜二世，在与这位女皇频繁书信中，他克制不住常常赞美中国皇帝，却没有考虑当时俄中关系。1770年冬，卡特琳娜二世在一封信中对伏尔泰谈及土耳其准备与俄国谈和的情况，伏尔泰随即复信要求女皇陛下不要姑息土耳其王，为了产生更强烈的对比效果，他搬出了心目中的偶像中国国王，高呼“能写诗又与大家都和平共处的中国国王万岁！”

尽管尊重伏尔泰，却仍然不会接受这种冒犯，卡特琳娜二世在一封信中写道“啊，先生，您说了中国那么多好话，以至我不敢与您争论这个国家国王诗歌的价值了。大家都认为他们是有良好教养之人，然而，我可以从与这个政府所打的交道中，提供出许多证据来击毁这一普遍看法，而使人们把他们视作十分粗野的无知者。但我们不应诋毁邻舍，所以我也就什么都不说了…归根结底，我是与现时统治的鞑靼人政府打交道，而非中国本地人。”

1778年5月30日晚11时，伏尔泰与世长辞。临终前多次拒绝发表信仰声明，拒领圣餐，不做临终仪式。因此他死后教会不准他葬在巴黎，亲友们只得秘密把遗体埋在赛利耶尔修道院，直至法国大革命时才迁葬先贤祠。

文章来源：《世界博览》2008年24期

作者：笑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