鸭子数量有几只：鸭子的数量

#创作挑战赛#

文 / 烽火台

2014年央视播放的电视连续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里，有一段邓副主席深入广东省宝安县视察农民生活的片段。邓小平和陪同的地方领导进入一位老大娘家的院子，要看这位大娘养的鸭子。大家看到围栏里只有三只鸭子，随行的领导顺便翻看了一下院子里用箩筐扣着的碎菜叶——这是喂鸭子的食物，被邓小平看到了，就问大娘：“你养了多少只鸭子？”大娘说：“养了三只。”邓小平问：“我看你喂鸭子的食物够十几只鸭子吃，应该不止三只吧？”这一问把大娘吓坏了，随行的大队书记气急败坏地指责大娘：“没想到你的资本主义尾巴这么粗（大队书记同时比了一个桶状的手势）！”邓小平打开旁边关着的房门，看到里面捆绑着的不少鸭子，急切地说：“赶快把绑着的鸭子松开！”

在院子里的时候，邓小平问大娘：“你为什么只养三只鸭子？”大娘说：“三只鸭子是社会主义，四只鸭子是资本主义！”随行的县委书记说：“这是省里的精神，我们县里细化了指标。”

在如今全球化、现代化和中国经济世界第二的大背景下，再看这样的情节，许多人可能会感到好笑，有人甚至认为这是电视剧虚构的情节。实际上，这一情节是当时农村真实状况的反映。农村出身的六〇后，小时候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记得七十年代前期我们已经懂事的时候，农村的管理体制是人民公社制度，公社下辖大队、生产队，现在对应的级别分别是乡镇、村委会和村民小组（合作社）。我们的日常生活是在生产队中进行的，大队和公社的领导隔三差五才能见到。

我所在的那个生产队离县城很远，有300亩耕地、32户人家、140口人，主要以种植、养殖和副业为生。鉴于水肥条件好，多数农作物都能种植，但七十年代只让种粮食，主要指小麦和玉米，外加一些小秋作物糜子、萝卜和白菜等，其他经济作物很少种植。农民吃菜都是房前屋后零星栽植一些葫芦、茄子、辣子等，不让连片种植，要腾出地来种粮食，农村里把“以粮为纲”的政策执行得非常到位。一年中很少吃菜，几乎吃不到肉，有时候实在馋得不行，就用铁勺子炼一点存放的猪油，泼在面条上吃，也算是一种带油脂香味的美食。要说吃肉，也只能等到冬季生产队杀猪或退役的老牲畜，每家分一点；有的农户也可能杀猪宰羊，其他农户拿粮食换一点来吃。自家是很少杀猪宰羊的，多少年都碰不到一回，原因是家庭自养的猪羊还要卖出去换点钱。

从七十年代中期开始，农村政策有所松动，允许农户（当时叫社员）家庭分给自留地，大约每家有1--2亩；允许家庭养殖少量的鸡、猪、羊。鸡的数量似乎不予限制，但限于农户家庭存粮少，一般家庭也不敢多养，最多也就10--20只；猪的数量也无明确规定，但所有农户养猪都不会超过2头，原因是猪饲料有限，并不能随意扩展；养羊在当地具有优势，村子周围有一望无际的戈壁滩和黑河沿岸的大片草场。戈壁草场饲草虽少，但架不住地域广大，可以让羊的数量不断增加；河岸草场水草丰茂，各村都有明确的地界，农户并不能随意放牧，都由大队和生产队占着，放牧着集体的牲畜。

鉴于戈壁草场不便控制，农户可以自由发挥，生产队就明文规定各家养羊不能超过家庭人口的数量，超过的到年底要折价卖给生产队（要的是成年羊，不要小羊羔），每只只给2元钱。当时的成年羊交易价是每只6--8元，生产队的说法是折价卖给集体，执行的是“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政策。

1973年的时候我家养羊8只，此时的家庭人口是8人，正好相符，但倒霉的是每年开春群里的母羊总会生下2--3只小羊羔，就会造成养殖数量超标，只好低价上缴生产队。后来不理解的是，为什么家里不趁早将超额的羊杀掉，用于改善生活和兑换粮食，碰上好一点的人家还可以卖到几元钱币。小时候是不敢奢望大人们宰猪杀羊的，无论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大人们总是正确的，因为家里太穷了，一丝一毫的奢侈想法，都是莫大的罪过。估计从生产队得到2元钱也是重要收入吧！

在那个年代，邓小平说的那些话属于石破天惊的性质，就连跟随的省委书记也不敢正面回答。当邓小平给大娘说“你养的鸭子越多越好”的时候，转头问身后的省委书记：“你们广东省委认为这十二只鸭子是社会主义吧？”省委书记先停顿了一下，然后回答说：“邓副主席定什么主义，那就是什么主义。”我觉得省委书记的回答太精彩了，简直就是电视剧的最大亮点：说幽默有幽默，说政治有政治，说人生有人生，说艺术有艺术……短短的一句话，蕴含了多少回环曲折、酸甜苦辣!在当时的背景下，省委书记看起来官职很大、地位很高，但他们却是在文革中遭受批斗和磨难最多的一个群体，面临农村改革的风尖浪口，他们也不敢贸然表态，只能说出这种不着边际的话。这看起来是一种明哲保身，实际上表达的是一个时代的无奈——就算如此大的高官，中央的精神不明确，自己也不敢正面回答呀！电视剧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点，并用细节把它表现出来，的确是编剧和导演的高明之处。

“三只鸭子是社会主义，四只鸭子是资本主义”，如今听起来可能觉得好笑，但在当时是非常严肃的政治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能否贯彻落实。按照消除资本主义、坚持社会主义的原则，首先需要消除的就是商业活动和商品经济，理论上的说法是这些东西都是引发剥削和压迫的罪魁祸首。只要把每个居民的生产水平限制在自身的基本需求以内，就不会出现商业活动和商品经济，自然就不会产生剥削现象。因此，这些具体行为都能在理论上找到明确的依据，并不是有人说的无根无据和荒唐可笑。他们所遵循的基本逻辑是：生产过剩→商品经济→资本剥削→土地兼并→贫富分化→社会革命。中国历史上反复出现的朝代更替，遵循的正是这样一种逻辑路径，不能说鼓吹这一套的人就没有一点道理和事实依据。两千年前商鞅的贫民弱民思想和奖励耕战、抑制商业的政策，照样能够让秦国强大起来，完成统一天下的任务；新时代执行一些体系完整、操作到位的新政策，似乎也能取得既定的效果。但从长远考量和社会变迁的视角来看，最根本的区别在于执政者愿意执行怎样的路线、制度和政策，想让老百姓过怎样的生活，毕竟二十世纪以来的中国社会，已经完全不同于明清之前的历代封建专制王朝了。

“鸭子的数量”看似是一个小切口，实质上连接着一个国家的政治设计、目标追求、生活方式和未来命运，不同的时代、不同个人和不同的团体会有不同的看法和选择，但最终要看民心所向、实践效果和国运兴衰。历史选择了邓小平的思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为路径、民生福祉为目标，引导中国走上了民富国强的道路，跻身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十四亿人富裕幸福的道路上勇往直前！

（注：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