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宏观层面看中印关系（中印关系的结构性困局）

文/李涛 袁晓姣

自2020年6月加勒万河谷对峙事件发生以来，截至2020年10月中旬，中印双方已举行了一次国防部长会晤、一次外交部长会晤、七轮军长级会谈、四次边境事务磋商和协调工作机制会议。尽管中印之间存在不少分歧，但还是维持了两国长期形成且近期得到进一步强化的共识，边境局势总体有所缓和。

8月31日，印军在班公湖南岸到热钦山口附近地带再次非法越线，9月7日印军非法越线进入中印边境西段班公湖南岸神炮山地域，悍然对前去交涉的中国边防部队巡逻人员鸣枪威胁。印度违反了不使用武力枪械的协议，致使中印边境冲突再次升级。边境冲突发生后，印度对华采取了全方位抵制措施，军事上强化边境军力部署，经济上鼓吹“去中国化”，人文交流上设置障碍，破坏了中印长期以来积累的友好关系基础和成果。

中印是搬不走的邻居，只有消除猜疑，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共谋发展，才有利于边界争端的解决。

边境争端加剧的原因

尽管多年来中印双方达成了众多协议，建立了信任措施，但边界争端长期存在，并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印之间大部分边界至今仍未明确划定，因此双方对于什么是非法越界行为难以达成共识。日益增长的经济相互依存并没有消除中印之间的军事安全困境，任何一方都难以在边界问题上做出让步。此外，中印关系中更广泛的因素，如对地区地缘政治格局的重塑，以及双方在印度洋的活动，更加深了彼此的不信任，使边界争端的解决更加复杂。

同时，加勒万河谷和班公湖地区地缘战略地位对中印双方都十分重要。阿克赛钦紧靠克什米尔地区，而克什米尔是亚欧大陆中心地带的战略高地。对中国来说，该地区是连接新疆西藏两个自治区的公路咽喉；对印度来说，中国从争议山区一个俯冲就能直达印度首都边缘。对于高海拔、高寒的阿克赛钦地区来说，加勒万河谷及班公湖等相对低地最具战略价值，是真正的战略通道。印度在这一地区加强军事力量既可巩固其在印巴对峙的锡亚琴冰川中的优势地位，又能将充足的兵力运往中印边界西段，对阿克赛钦的中国守军施加军事压力。

印度在中印边境争端中一直延续尼赫鲁时期强硬的“前进政策”，不放过任何可以扩张或强化其权益主张的机会。尼赫鲁曾公开宣称，印度的地图表明“麦克马洪线”是其边界。“前进政策”导致了1962年中印边境战争。此次边境冲突的起因是印度在边境地区，特别是在加勒万河谷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企图单方面改变中印边境实控线——印度投入资金和人力，沿着实际控制线（LAC）修建公路、铁路和机场，并加速在该地区的军事设施现代化步伐。

中印边界问题示意图。（图片来自新华社）

一直以来，中国和印度对彼此的威胁认知是不对称的，印度将中国视为主要威胁，而中国将印度视为次要挑战。近年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令印度感到较大的心理和现实落差，尤其中国日益增长的国际影响力，让印度感到不安。多种因素作用下，印度对华战略敌视逐渐加深。2017年洞朗危机发生后，印度政府开始全面强化对华边境管理政策，并加大基础和后勤保障设施、装备及人员投入。尽管中印两国领导人先后举行两次非正式会晤，总体紧张局势有所缓和，但边界现实增加了中印之间普遍的战略不信任。除了争议领土外，地区平衡的相互猜疑、贸易关切以及印美关系的发展等，也进一步加深了中印之间的对立和不安情绪，这些结构性分歧加剧了中印边境地区紧张局势和信任危机。

需要注意的是，莫迪领导的印度人民党具有浓厚的民族主义色彩，立场趋于保守。自印度人民党2014年掌权以来，印度国内非理性的激进宗教民族主义势力抬头，印度社会对华态度有极端化趋势。英国广播公司（BBC）记者Sachin Gogoi指出，“边境冲突发生后，印度媒体普遍将中国描述成为一个不顾双边关系、国际规则和惯例的侵略者”。此后，印度政府又推出多项针对中国的措施，包括限制中国直接投资、禁用中国App等，进一步滋长了印度国内极端民族主义情绪。

此外，印度有借边境冲突转移国内维稳压力的动机。在全球新冠疫情蔓延的背景下，印度政府对疫情管理逐渐失控，失业率持续增加，加之蝗灾对农业的冲击，经济萎缩，民众对政府的不满情绪有增无减。印度2020年第二季度GDP大幅下跌23.9%，而以国大党为首的反对派也趁机向莫迪政府施压。在多重压力下，借中印边境摩擦转移国内矛盾和视线，成为莫迪政府摆脱当前困境的极佳选项。

印度还在利用中美对抗契机争取其利益最大化。一方面，印度企图抓住中美对抗契机，强化中印边境实控线地区军事存在。此次印度挑起与中国在边境的摩擦，就有增强美印军事合作等用意。BBC分析文章指出，2017年中印洞朗对峙事件中，美国就曾向印度提供情报。加勒万河谷冲突期间，印美两国再次加强了对华情报和信息共享。另一方面，印度希望借边境摩擦联合美国打压中国产品和技术以加快实现“印度制造”愿景，同时希望利用美国的支持，在贸易、技术标准和海上安全等领域向中国施压。

互信不足的未来

中印两国在边界问题上的认知反差、信任赤字、国内政治影响以及国际局势的变化决定了边界纠纷难以在短时期内得到解决。武装共处下的和平并伴有可控的、低烈度的局部危机将是中印边境地区的常态。准机制化的边境管理举措、相对完善的边境争端对话磋商机制和领导人会晤可在一定程度上预防意外边境冲突或战争。但长期以来，印度在同中国进行外交谈判的同时，始终没有放弃加强对争议地区的渗透和控制。因此，在中短期内，安全困境下中印边境地区的武装和平共处还将伴随可控的、低烈度的局部危机甚至冲突。

在对华关系争端及相关问题上，印度希望得到美国的支持与合作，尤其是外交和军事支持。未来，印度将充分借助“美日印澳”四边机制来制定联合战略，以此限制中国在印度洋地区的影响力。但另一方面，印度也可能采取避险策略。印度有学者指出，作为“印太战略”下美国对抗中国的一部分，印度也要维持一定的战略自主，尽量置身于中美竞争之外，并维持一种平衡。虽然边境冲突可能会打破这种平衡，但从长远来看，印度对中国的政策偏好应该是保持平衡的关系和基于竞争的模式。

2020年10月4日，孙卫东大使与旅印中国同胞代表举行国庆中秋视频座谈。（图片来自中国驻印度大使馆）

中印将长期面对安全困境和互信缺失等挑战。对未来增长的不确定性、军备竞赛和军事威慑、历史积怨和边境争端、域外势力介入等都将强化中印之间的安全困境，为中印关系带来巨大挑战。此外，两国关系将面临新的外部变数和不确定性风险。在边境问题上，印度没有把通过谈判管控分歧作为主要路线，而是寄希望于加强与美国等外部力量的关系向中国施加地缘政治压力，以此维持其在中印边境地区的强势。在军事上，除了主动挑起边境冲突，印度还暗示未来会追随美国介入南海问题。在经济上，印度发起一系列所谓的“对华反制”行动，从引导民众抵制中国商品，恶意延长中国商品清关时间，到推出一系列打压在印中企及其产品的举措。在人文交流上，印度审查孔子学院、关闭中文选修课、对华采取严格的限制签证措施，在签证上将中国列入与巴基斯坦、阿富汗、孟加拉国等“优先转送类别”国家同等地位。这些做法严重损害了两国民间的正常交流，加深了两国的战略互疑。

众所周知，中印既是邻居也是发展中大国，卷入边境战争对两国而言都将是一场灾难。当前中印边境管理机制，已不能满足新形势下维护边境地区和平与安宁的需要，中印两国需要在新形势下重新定位双边关系。长远来看，双方需要运用政治意愿和智慧，正确判断对方的战略意图，扭转日益恶化的安全困境。

（本文作者李涛为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常务副所长，教授；作者袁晓姣为四川大学中国西部边疆安全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博士研究生。本文为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7ZDA170）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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