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宁铁骑为什么打不过明朝（大明最后的精锐）

英雄岂无凭

年鉴学派的代表人物费尔南·布罗代尔在他的长时段理论中，将历史进程划分为了三个时间结构，即：长时段的地理时间、中时段的社会时间、短时段的个体时间。他认为与环境的变迁和社会结构的变化相比，个人的力量和影响是极其有限和微不足道的。英雄人物即使拥有着超凡的识见与才能，也不可能改变历史的进程。

年鉴派是近代历史科学中非常重要的学派，所阐述的理论博大精深。以我的微末知识自然没有能力对其品评，而且我也认为历史潮流无法阻挡。但历史行进的方向总不会是凭空而来，总是会被某种因素所制约的。

历史是由人所书写，假如个体影响是微不足道的，那么个体行为的意义又会是什么呢？几千年历史长河中，国家可能不断的兴盛和衰亡，民族可能不断的融合与分裂，如果说这个大的进程方向是由中时段的社会性所决定的，无数个体的思想和行为，难道不是决定社会走向的核心力量吗？如果这个假设成立的话，那么决定个体思想和行为的核心力量便只能是民族的文化传承。

我们不妨以明未的一段铁血往事，来寻找一下文化传承的脉络。

边塞狼烟

以天子守国门的大明王朝，从不缺乏硬捍一切来犯之敌的豪迈，却始终被党争与腐朽侵蚀着。历史进入了17世纪，这位屹立了200余年的巨人已经被折磨的虚弱不堪。

公元1619年，萨尔浒战役中异军突起的努尔哈赤重创明军，进而攻占开原、铁岭。公元1622年，又大败熊廷弼和王化贞，辽阳、沈阳、广宁相继失守。随后又连下辽西40余城。形势急转直下，大明在关外的据点损失殆尽，退守山海关。

自命不凡的明王朝处于了风雨飘摇之中。

临危受命

失去关外缓冲的明王朝举国震动，如何挽救颓败不堪的局势成为了朝廷中枢核心的议题。而首当其冲的便是听取辽东经略王在晋的意见。王在晋给出了这样的结论：

东事离披，一坏于清、抚，再坏于开、铁，三坏于辽、沈，四坏于广宁。初坏为危局，再坏为败局，三坏为残局，至于四坏——捐弃全辽，则无局之可布矣！逐步退缩之于山海，此后再无一步可退。

王在晋的看法相当悲观，大明一错再错三错四错，目前已经无棋可走，唯有退守山海关。那么山海关能否守住呢？王在晋认为：难，非常难。

但山海关已是大明最后的屏障了，王在晋自然心中清楚。而且王在晋也自有豪气，表示背水一战，誓死不退。

王在晋的主张得到了一些朝廷大员的支持，但被很多前线将领所反对，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袁崇焕。袁崇焕主张“坚守关外，屏障关内”，也就是建立关外防御体系，作为山海关的战略缓冲。但时任宁前兵备佥事的袁崇焕人微言轻，既不能改变王在晋的看法，也无权直接向朝廷上书。只得辗转的将自己的意见汇报给了首辅叶向高。

叶向高凭直觉认为把国运全押在山海关的守备上十分的不妥，所以对袁崇焕的意见非常重视。可他不懂军事，在此危急之时万万不敢对辽东的军事部署草率行事，只好来找天启皇帝朱由校请示。

朱由校是一位心灵手巧的皇帝，他对木工活的研究有着大师级的造诣。据说他制作的很多木工既精巧又实用，称得上巧夺天工。可惜木匠的手艺并不能帮助他解决辽东的危机，但他幸运的有一位好老师--孙承宗。

孙承宗的文才武略是早就享誉朝堂的，早在一年前，就有朝臣举荐孙承宗专门负责辽东的战事。但被朱由校拒绝了，朱由校的理由简单而单纯--我离不开孙老师。

帝不欲承宗离讲筵，疏再上不许

由此可见朱由校对孙承宗的依赖和信任。可到了这个时候，也不能再意气用事了。面对学生的忧虑，孙承宗主动提出，要到前线去看一看。

关宁锦防线

来到山海关的孙承宗听取了王在晋、袁崇焕等人的意见，但没有表态。随后一行人众开始对关外形势进行实地考察，先后视察了中前所、中后所和宁远等地。这些曾经的要塞在明军广宁之败后已经废弃，破败不堪。但观其山川地形，仍不失为战略要地。尤其是宁远，居于锦州与山海关中间，地形险要，为辽西的咽喉，是后金从辽沈攻打山海关的必经之地。

经过全面考察与深思熟虑，孙承宗采纳了袁崇焕重建宁远城的意见，并构画了关宁锦防线的雏形：以宁远为中心，山海关为后盾，锦州为前翼，守关外蔽关内，逐步推进，收复全辽的战略设想。以此战略为核心，关辽军民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筑城运动。

从天启二年，在孙承宗的指挥下，关宁锦防线逐层推近。到了天启五年，大小城堡达到了数十座，连成一线。每个据点既可独自坚守，又可互相支援，战则一城援一城，守则一节顶一节。

层层布置，节节按排，边亭有相望之旌旗，岛屿有相连之柯舰，分合俱备，水陆兼施。

而关宁也由前哨阵地变成了大后方。至此，关宁锦防线正式建成。

关宁铁骑

世上没有攻不破的防线，再坚固的防线也需要精兵良将来守卫。文才武略的孙承宗自然明白其中的道理。经过分析后，孙承宗认为明军屡战屡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不懂军事的文官指挥下，武将的才能难以发挥。于是向天启皇帝上疏说：

迩年兵多不练，饷多不核。今天下当重将权，授之节钺，勿使文吏用小见沾沾陵其上。

孙承宗不但给予武将自主决策的权力，在选拔将领中也“大破常格 , 勿拘资叙”。对于部下，不看亲疏，不看资历，不论文武，“有才者，便偏核之”。在他的治下，大力提拔重用了袁崇焕、祖大寿、满桂、赵率教、何可纲等一大批能征善战的优秀将领。这些人虽然最后的命运各不相同，但都在守卫大明的战争中做出过卓越的贡献。

在兵员的选拔中，孙承宗提出了“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的方针，辽人是对东北汉人的统称。辽东沦陷后，辽人流离失所，倍受压迫。孙承宗首先将流民组织起来进行屯田，并发放农具、种子等，并且根据地理环境，鼓励流民发展副业，“因煤以铸钱，因海以煮盐，因船以贸易货物”。通过这些举措，一方面解决了流民的生计问题，一方面又获得了大量的粮草和金钱，解决了军需粮草短缺的问题。

而后孙承宗在这些流民中挑选强壮有力者招募为伍。这些流民大多身怀国仇家恨，又是保卫自己的家园，所以遇到敌人都拼命死战，战斗力十分的强悍。

武器配置方面，因为辽东战事是大明的当务之急，再加上孙承宗与皇帝的特殊关系，所以朝廷也是不惜血本，单从澳门购买的葡萄牙红衣大炮，就拨付宁远11门，其他火铣、火炮、火箭、佛郎机等先进火器不计其数，并请专家辅导士兵使用。

在孙承宗不遗余力的打磨下，关宁铁骑正式组建完成，成为了大明最为精锐的军团。

宁远大捷

到了天启五年，这四年间，孙承宗为关宁锦防线留下了丰厚的家底，

修复大城九、堡四十五，练兵十一万，立车营十二、水营五、火营二、前锋后劲营八，造甲胄、器械、弓矢、炮石、渠答、卤楯之具合数百万，拓地四百里，开屯五千顷，岁入十五万（石）

孙承宗任职期间，努尔哈赤的大军始终未取越雷池一步。

但天启年间，还有一个大人物-九千岁魏忠贤。不管你喜不喜欢，魏忠贤都是一个能够左右大明命运的重要人物。在孙承宗辽东大业做的有声有色的时候，魏忠贤也没有闲着。他先是拉拢孙承宗，但是孙承宗并不买账，尤其是孙承宗要为被魏忠贤陷害的政敌向皇帝求情的时候，魏忠贤坐不住了，发动党羽向孙承宗发起了政治攻击。

因为朱由校的信任，想要搬倒孙承宗并不容易，但是对关宁的军政事务掣肘魏忠贤还是有办法的。对此孙承宗也很清楚，为了尽量减少对辽东防御的消极影响，孙承宗选择了辞职。经过几次上疏请辞，最终得到了皇帝的批准，而后由魏忠贤的党羽高第为辽东经略。

高第是个很胆小的人，他觉得还是退到山海关以内安全。所以上任伊始的第一道命令就是全线退往关内。对此袁崇焕表示：“我的官职是宁远道，我要死就死在这里，决不离开宁远一步！”但高第并不管这些，于是，除了袁宗焕所部的少量人马，大军及辎重悉数撤回了山海关。

孙承宗的离任和明军的后撤，给了努尔哈赤千载难逢的良机。1626年，六万后金大军直扑宁远，当时袁崇焕的守军不足两万，但万幸宁远留有11门红衣大炮。袁崇焕会同满桂、祖大寿等人亲冒疾矢率军坚守。

战斗打的十分惨烈，经过四天四死的鏖战，在红衣大炮的强大威力与全城军民的拼死抵抗下，后金伤亡惨重，被迫撤军，明军取得了宁远大捷。

随后努尔哈赤突袭明军的后勤基地觉华岛，守岛军民殊死抵抗，终因寡不敌众，全岛1.4万军民被杀戮，粮草辎重及船只被焚毁。与此同时，明将毛文龙出兵袭击后金的后方永宁，努尔哈赤被迫撤军。

宁远大捷被努尔哈赤称为用兵44年来最严重的惨败，而后在郁闷中，努尔哈赤疽发身亡。

可堪回首

在其后的十几年间，大明王朝在风雨飘摇中又演绎了许多或惨烈或悲壮，或使人扼腕叹息，或令人怒气冲冠的历史故事。但像它的所有前朝一样，终究走向了寿终正寝。而一个个有名或无名的英雄们也都迎来了不同的结局。

孙承宗在崇祯年间曾被再次启用，但已物事人非，回天乏术。1638年，清军打到了孙承宗的家乡河北高阳，赋闲在家的孙承宗率族人登城据守，城破被擒，自缢而死。全族百余人全部罹难。

1629年，率军勤王，并解京师之围的袁崇焕，在政敌的构陷和大清的反间计下，以通敌的罪名凌迟处死。

1640-1642年松锦之战，明军惨败，祖大寿、洪承畴降清，关宁铁骑损伤殆尽。

1644年，李自城攻入北京，崇祯皇帝朱由检自缢而死，大明王朝终结。

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 无论是孙承宗还是袁宗焕、朱由检，都尽到了自己的职责，出色的完成了各自的历史使命。甚至祖大寿、洪承畴，即便气节有亏，但在自己的岗位上时也都是出色的佼佼。而为了完成职责，他们也都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和代价。所不同者，他们更平凡一些，在艰难的处境中选择了不光彩归宿。

如果我们以大明王朝作为一个历史时段的话，则正如布罗代尔的长时段理论所阐述的观点，个人的力量和影响是有限的，微不足道的。毕竟大明灭亡了。

但是如果我们以华夏文明的传承来作为历史时段的话，则虽然社会结构在不断变革，思想理念在不断的发展，可我们民族的血液中却始终流传着一些亘古不变的东西，在民族危难的时候催生出了一个个的个体，义无反顾的投身于自己的事业中。正是由于这样一个个的个体思想和行为，使得几千年中华夏文明虽然屡遭磨难，但仍生生不息。

鲁迅先生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每个民族的历史发展都是由本民族的文化传承所决定的，而文化传承则要由一个个鲜活的个体来体现，这些代表文化传承的个体一脉相承，继往开来，从而在历史走向需要抉择的时候，选择了与自身文化性契合的方向。我想，这便是个体对于历史的意义所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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