烈日灼心深度评论(现代都市丛林的人性审判)

烈日灼心深度评论(现代都市丛林的人性审判)(1)

2015年,第十八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导演曹保平率领邓超、郭涛、段奕宏一举拿下四座金爵奖,成为大赢家。《烈日灼心》的突破之处甚多,曹保平在犯罪悬疑类型片与作者导演创作之间,达到了一个相当自如、成熟和有所得的高度,很有些大卫·芬奇的风格,但却有着极其鲜明的中国特色,曹保平表达欲望强烈,直指人物内心。潮湿、淫雨、压抑的厦门,是无限隐喻的实在界,可以说是对片名《烈日灼心》的一次逆向性肯定。《七宗罪》和《非常突然》的滋味,能够在国产电影里出现,可以说是提升国产类型片、升华国产片角色内心世界的丰盈度。那件事情发生之后,一切事物的意义都发生了质的异变。外界已经难以影响邓超与郭涛的内心灼烧,良心如同烈日在燃。毫无疑问,经过高虎戏码的再处理,以及面对审查的自我过滤,SIFF上的版本还能保持如此魂魄,可以想见导演剪辑版更为神气。

托马斯·沙茨在其著作《好莱坞类型电影》中说到,“只要我们的城市和商业电影存在,都市犯罪毫无疑问仍然是剧情片制作中重要的并且有市场价值的主题。”时代需要英雄,社会需要正义,需要人性,需要道德,而警匪片就具有这样的品格,并能将这些社会与人所引发的问题淋漓尽致地展现而出。相比于香港警匪类型电影而言,内地的警匪片显然处于弱势,而随着2003年CEPA 签署之后,香港导演与演员开始集体北上,内地警匪片有了长足的发展,并开始注重故事内核与人物的塑造,并在核心价值观的表述上有了新的变化,警匪片如《疯狂的石头》、《疯狂的赛车》、《无人区》、《杀破狼》、《硬汉》、《硬汉2》、《西风烈》 、《天下无贼》、等等。改编自女作家须一瓜的长篇小说《太阳黑子》,由曹保平编导,邓超、段奕宏、郭涛、王珞丹及高虎等主演的犯罪悬疑电影《烈日灼心》,不仅是作为这一类型的新发展,还完善了这一类型的叙事形态。那阴冷的都市街道,那深不可测的人心,那浓浓地情感,就像一股风一样,时而如冬天般寒冷,时而又如夏日般沁人心脾。其实,《烈日灼心》内核依旧是表现现代都市丛林中的怪兽的生活状态,他们曾经是罪人,至今依然处于神性魔性之间,善恶、是非、对错的战队,乃至人性状态都不至于二元对立,而是一种混沌状态里的风暴眼中,等待台风过境,太阳也无光芒。警察也好,匪徒也罢,都不过是现实生活中的个体存在,只不过这个个体是一种社会群体的隐射。《烈日灼心》的罪恶缘起,似乎也可以用“中暑”来形容,N年之前的那个盛夏午后,他们走向了人生的三岔口。

原著情节显得刻意的《太阳黑子》,发表于2010年第一期《收获》杂志。小说里动作戏简单、白描甚至是口述,电影增强了动作戏的刺激在场感,剪辑又相当凌厉,激荡观众情绪。无论是段奕宏巡逻时一眼看出带枪嫌疑人从而引发一出公路追车戏,还是邓超勇救试图自杀的吕颂贤,悬挂在窗台之外两人的约定,剧力比《杀破狼2》更为打人(这段是电影新增桥段),以及郭涛与王珞丹的相识,充满了香港电影的江湖气息(电影把小说里的两个不同场细节糅合在一起),更不用说电影四分之三处的感官高潮,惊心动魄的海峡双子大厦间的高峰追击、警匪从枪战到斧刀再到赤手缠斗这段戏,场面调度、动作编排相当有想象力,来自台湾的两个杀手惶惶然无路可走,冲劲十足的警察则要么如猴子捞月亮挂在半空、或者错卜跌落,生死并无命数,其紧张、刺激和荒诞感,不亚于杜琪峰韦家辉、林岭东和徐克等香港导演的处理。曹保平通过几场动作戏的加持,将原著从暗黑系推理转变为罪案片,且有着难得一见的真实感强烈、细节丰富、案件本身有着足够内驱力的商业片。

曹保平的电影更多的是一种冷叙事,他的电影总是显得“另类”,这不仅仅是其对题材的偏门选取,叙事的节奏缓慢,还在于对故事的深度挖掘与类型探索。学院派的镜头与摄影的风格是曹保平电影的一大特色,极强且严谨的镜头感很容易让观众进入他所营造的影像空间之中,并极力地给观众一个新奇的“梦”。从获得第56届圣塞巴斯蒂安国际电影节最佳导演奖、第27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导演等多项大奖的电影《李米的猜想》开始,曹保平的影像风格就给人“新”之感,《光荣的愤怒》与《狗13》依然有着炽热的光芒。同样的,在2015年获得第1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最佳导演奖的类型片《烈日灼心》,亦是反映出了曹保平对社会现实,对于时事的思考与人性的探索,影像语言在内地尤其是新颖而有力量。《烈日灼心》在继承《李米的猜想》式的叙事方法与表现力度时,又将“匪徒”与传统的“好人与坏人”的含义进行了全新的影像解读。事实上,《烈日灼心》的叙述是当代都市社会中警匪的斗智斗勇,事实上流露出的更多是一个人面对责任,面对爱之后的最初人性思考,以及“警匪”之间的复杂关系,说到底他谈论的还是人性,偶然的魔性与稀缺的神性,在正常人性光谱上的折射。

在《烈日灼心》一片中,我们能感受到的是,一种压抑在内心不得解脱的命运束缚后的无奈呻吟。影片讲述了邓超(饰演的协警辛小丰)与郭涛(饰演的出租车司机杨自道),以及高虎(饰演沉默的渔夫,智商160但是装半痴呆),兄弟三人面临法网和人情审判的故事。而这一审判在导演的镜头之下,显得别具新意。一方面,兄弟三人共同抚养了一个孤儿。邓超除暴安良,郭涛见义勇为,他们进入了另外的身份;另一方面,面对着自己收养的女儿日渐长大,自我内心的人性审判越来越强。于是,两方面的矛盾,一直处于人物的内心之中,并推动故事的叙事发展。新晋调来的段奕宏(饰演警长伊谷春)给邓超为首的兄弟三人带来了新的“麻烦”,而又在邓超的行为下获得了内心的认同。电影也是围绕着复杂的故事逐一发展的,而社会问题也是逐一的暴露了出来,或许正如马赛尔·马尔丹所言,“电影既有一种明显内容,也有一种潜在内容。”

《烈日灼心》讲的是一个警察破案的故事,但在影像背后,潜在的意义更加耐人寻味。在派出所的邓超,仍然是游离于善于恶之间之人,有着求生、求安全的本能,也有迎接死亡的冲动。面对着上司段奕宏对案件的“侦破”,邓超、郭涛表现出来的却是另一种人生态度。这种人生态度是无奈的,也是自己救赎与放逐的。当然,这种种的无奈通过导演曹保平阴郁而冷静的电影风格体现了出来。邓超面对着事情的败露会变得心不在焉,甚至魂不守舍,而面对着段奕宏即将掉入高楼时又表现出了正常的兄弟情怀。可以说,邓超就是这一群体的代表,在内心矛盾中苦苦挣扎,在人性的善与恶之间左右突围。邓超郭涛不知道将来如何面对日渐长大的女儿,唯有一心求死,才能“永生”,这象征着都市之人无法控诉的自我,代表着小人物命运的飘摇感与无奈感。值得一提的是,因为邓超、郭涛、段奕宏在片中的精彩表演,共同获得了第1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最佳男演员奖。

“城市代表了一个复杂、疏远和无法抗拒的社会。它最初创造了黑帮分子,最终毁灭了他们。”警匪片中的空间影像呈现,是一种公司大厦、地下车间、停车场、城郊、深山、码头等物理空间,这些空间无疑带给了影像更为真实的表达。在《烈日灼心》中,警匪题材不再是简单的与游戏嫁接,而是重拾古老的人性话题,将它与“犯而不得”的形式融为一体,从而建构一个以“爱”与“义”为核心的当代看似落后而正常的“城市空间”。一者,《烈日灼心》以黑色格调的城市(这一黑色特色来源于都市文明与正义的反衬),凸显犯罪空间的形态的同时,也表现出人性之“丑”;二来,它又以父女情、兄弟情、男女情的方式,满足观众对于热血之人的正常心理取向与审美习惯。由此,影片中所构成的“双向空间”,就不再是简单的警匪构成的对立空间,而是处处萦绕这人性光辉的“大爱”空间。换句话说,兄弟三人与女儿尾巴(原著中名为陈辛杨,以父之名)的所构成的父爱空间,与段奕宏所建构的“兄弟”空间;郭涛与王珞丹(饰演伊谷夏)所呈现的爱情空间,共同形成了一个无关犯罪,无关仇恨,无关虚伪的超现实,有爱内核,王珞丹不惜一切代价制造自己愿意相信的虚假“真相”。这一内核又将种种的人性压力背后的情感酣畅淋漓的表达而出,抚慰着焦躁不安,内心不得安宁的芸芸众生。

英国文学理论家爱德华・摩根・福斯特指出,“创造神话的最初用意是为人们创造一个原有身份……这类创世叙事往往与故土或发祥地的传说有关。作为具有强烈感染力的象征,用以重新激活‘已故先辈’的力量,用以建立起一种传统永恒延续的坚定信念。”神话作为一种大众心理的集体叙事,代表着现代之人的一种情感影射。作为电影类型的神话叙事样本,警匪片已然承担了重要的角色。《烈日灼心》中的警匪斗智斗勇,则呈现出一种警察代表正义的叙事内核。片中,观察力极强,对除恶扬善十分执着的段奕宏不仅面对着师傅未破解案件之谜的困惑,还要面对突如其来的下属邓超可能潜伏的“犯罪”的事实与复杂的情感,但这都在段奕宏的演绎中变得生动,自然,并且将大众意识形态中所固有的警察形象巧妙的表现而出,从而在潜意识领域里引起观众的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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