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的金是银子吗（战国时代之后一掷千金）

对于“一掷千金”，乃至于战国时代纵横家口中动辄的“千金之赏”，以及《史记》中的“千金”记载，有一个非常流行的说法就是，等于“青铜”或“黄铜”。

这个说法的起源，实为“美金”“恶金”之别，原出处在《国语·齐语》：

美金以铸剑戟，试诸狗马；恶金以铸鉏、夷、斤、斸，试诸壤土。

“黄金”肯定不能拿来铸造刀枪剑戟，结合春秋时代的金属冶炼水平，自然只能认定为“铜”，郭沫若在其名作《奴隶制时代》中就非常笃定地写道：

所谓“美金”是指青铜。剑戟等上等兵器一直到秦代都是用青铜铸造的。所谓“恶金”便当是铁。铁，在未能锻炼成钢以前，不能作为上等兵器的原料使用。青铜贵美，在古代不用以铸耕具。

然而，早在1985年杨育坤、李泽生撰写的论文《“恶金”非铁辨》（刊于《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03期）中，早已通过考古发现说明了一个事实，即在管仲所处的春秋中前期，铜制农具并不少见，反倒是铁制农具难得一见。

在白云翔发表于2004年01期《文史哲》杂志上的论文《“美金”与“恶金”的考古学阐释》中，列举了一系列考古发现，如：

西周晚期虢国墓出土的玉柄铁叶剑和铜胶铁叶矛，经金相鉴定，铁叶部分均为块炼渗碳钢制品，也就是说至迟在西周晚期我国先民已经掌握了炼钢技术。

玉柄铁剑

这种发现，其实已经完全破除了上文中郭沫若的“断定”，而其他一系列的铁制品的出土，尤其是：

上述各墓中的铁制品，都是作为随葬品与其他青铜礼器、兵器和工具等一起被随葬的，并且墓主人都是贵族，甚至是一国之君。相反，春秋时期的大量小型墓葬中，却很少见到用铁制品随葬。

这些信息综合之后，得出的结论是比较颠覆传统说法的：

在春秋时期，戈、矛、剑、戟等兵器不仅大量用青铜铸造，而且同样用铁制作；铁被用于农耕具的制作，青铜同样也用于农耕具的铸造，尤其是当时的金属农耕具主要是青铜制品；随着西周晚期炼钢技术的发明，人们不仅没有把铁视为劣质金属，反而在一定情况下可能将其视作贵重金属，至少是与青铜等而观之的。因此，把“美金”和“恶金”分别解释为青铜和铁，尤其是把“恶金”解释为铁，显然是缺乏历史根据的。

那么，“金”是否曾经在一定时期内等于“铜”呢？

答案是肯定的。

在上述《国语·齐语》的原文中就有记载：

桓公问曰：夫军令则寄诸内政矣，齐国寡甲兵，为之若何？管子对曰：轻过而移诸甲兵，……制重罪赎以犀甲一戟，轻罪赎以鞺盾一戟，小罪谪以金分，……美金以铸剑戟，试诸狗马；恶金以铸诅、夷、斤、斫，试诸壤土。甲兵大足。

其中“小罪谪以金分”，其实就已经说明，管仲要施行的是“小罪”罚“金”，这里的“金”，在《管子·小匡》中叙述详细：

小罪入以金钧，分宥薄罪入以半钧。

当时三十斤为一钧，分宥则是指主犯之外的从犯相坐之人，就只需要缴纳一半。

也就是说，此时的“小罪”可以用三十斤“铜”予以抵偿，这种思路，同见于《周礼·秋官司寇·职金》：

掌受士之金罚、货罚，入于司兵。

金罚，即罚金，货罚，即罚物，也有注释者解释为“贝币”，三解结合秦律的规定（应或为实物），不太认可，且置之不论。

在《尚书·吕刑》中有这么一段记载：

墨辟疑赦，其罚百锾，阅实其罪……宫辟疑赦，其罚六百锾，阅实其罪。大辟疑赦，其罚千锾，阅实其罪。墨罚之属千。

这个锾，汉代许慎《说文解字》指出，通“锊”，锊为重量单位，但有两种说法，一种说三锊为二十两，也就是6.66两，另一种说法是一锊为6两。

朕匜

之所以提及它，是因为1975年出土的“朕匜”就记录了以“锊”或“锾”为单位的一次罚金判决，译文节选如下：

依你罪，我本应鞭打你一千下，施以墨刑；但现在我大赦你，免去你的五百鞭，另外五百鞭，改罚金三百锾。

300锾，按照上面的换算比例也就是2000两，或1800两，如果是“黄金”的话，这个数量级就有点太大了，可见，这件青铜器断代在西周，可见，自西周至管仲所在的春秋中前期应该所谓的“罚金”，都是罚铜。

为什么说如果是黄金的话，“数量级”太大呢？

因为战国后期，我们有出土的秦简作为对照，《秦出土文献编年订补》中记录：

“十六两一斤，卅斤一钧，四钧一石。四万六千八十铢一石，千九百廿两一石，百廿斤一石。”

这是非常清晰的“衡制”换算的标准。

秦权，即秦朝的标准砝码

《岳麓书院藏秦简（贰）》记载：

“马甲一，金三两一垂，直（值）钱千九百。金一朱（铢）直（值）钱廿四。赎死，马甲十二，钱二万三千卌（音xi，四十）。”

注意，这里的“赎死”，就是赎“死刑”，相当于《尚书·吕刑》中的“大辟”，需要秦半两钱23040枚，相当于“金”960铢，24铢为1两，也就是40两“金”可以赎死，而《尚书》中却是“罚千锾”，也就是6000两或6666两。

两者数量级差距过大， 完全可以确定是两种东西的衡量了，而且，在《睡虎地秦墓竹简》中有大量的“赀一甲”、“赀一盾”（作者认为，这才是“货罚”，即实物上缴）的律文规定，《岳麓书院藏秦简》和《里耶秦简》中也多有相关的换算记录，如：

“赀一甲直（值）钱千三百卌四，直（值）二两一垂 ，一盾直（值）金二垂。赎 耐，马甲四，钱七千六百八十。”；“……公士僰道西里亭赀三甲，为钱四千卅二。”

也就是说，1甲值钱1344，黄金2.33两（二两一垂，一垂为0.33两）；1盾值钱384，黄金0.66两（二垂），1马甲值钱1920，黄金3.33两（三两一垂）。

赎耐刑，也就是剃光胡须、鬓发，但是保留头发的刑罚，需要钱7680，也就是13.33两黄金，这个相比管仲时代的轻罪罚铜30斤，也就是480两，可是差着不少数量级呢，这些都说明，战国末年的秦国和秦朝，早就不再用“罚铜”作为手段，而是代之以“罚金”，也就是真正的“黄金”。

那么，对于商品经济更加发达的关东六国而言，“千金之赏”，就更不可能是“铜”了，1000斤铜，不够寒碜人的呢……

回到主问题，秦、汉时代既然“金”已经指代为“黄金”，那么，“千金”到底是1000个什么单位的“黄金”？

说到这儿，就要先纠正一些说法，就是黄金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早已是法定货币，很多人都因为教科书知道“郢爰”是金币，但是不知道，在秦国、秦朝和汉朝，都以黄金为法定货币，铜质半两钱则是“下币”。

郢爰

距今2000余年前，楚国已使用了图中的金钣，由于钤有方形或者圆形的小印，习惯上被称为“印子金”。金钣上的铭文有郢爰、陈爰、专爰、覃金、隔爰及卢金等等，尤其以“郢爰”为多，因此也被称为“爰金”。“郢”为楚国都城名，“爰”为当时楚国的货币重量单位。

《史记·平准书》的说法是：

“及至秦，中一国之币为等，黄金以镒名，为上币；铜钱识曰半两，重如其文，为下币。”

也就是说，黄金的“一金”，在秦朝为“一镒”黄金，所谓“千金”，其实就是“千镒”黄金，不过对于“镒”这个重量单位究竟多重，至今学术界莫衷一是，为啥呢？

原因很简单，正如上文中展示的秦朝“衡制”标准换算里，根本没有“镒”，有它的位置的是东方六国。

在秦国和秦代出土的文物，有“镒”这个重量单位铭文的，只有陕西临潼武家屯出土的秦代金饼一件，上书“益两半”，问题是，该金饼重量250克，与秦1斤（16两）吻合，与汉代文献所见的1镒为20两或24两的说法都不吻合。

战国时代已见考古成果的，有齐、楚、卫、三晋用“镒”。

其中：

楚镒为16两，该国用镒—两制；卫镒、三晋镒为20两，卫、韩、魏用镒—釿制，赵用镒—两制；齐镒为24两，该国用镒—锱制。与以上各国均不同，秦则采用斤—两制。

综合这些信息，我们只能推测，是秦并天下之后，将原本东方六国常用的“镒”这个通用“衡制”概念，变成了专属的货币“衡制”概念，而其基本重量应该约等于秦制的1斤，也就是16两。

而到了汉初，《史记·平准书》记载：

“汉兴，接秦之弊，丈夫从军旅，老弱转粮饟，作业剧而财匮，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於是为秦钱重难用，更令民铸钱，一黄金一斤，约法省禁。而不轨逐利之民，蓄积馀业以稽市物，物踊腾粜，米至石万钱，马一匹则百金。”

到了刘邦建国，干脆把一金黄金定为1斤（248克左右），不再用过去的“镒”说事儿了。最近在海昏侯墓出土了大量的汉代金饼，其中几块上有日期和铭文，指明为“酎金”，重量均在250克左右，可以为上述文献记载的实物佐证。

所以，到了西汉，“一金”就是黄金“一斤”，“千金”也就是1000斤“黄金”，而不是什么“黄铜”，这个东西，在《二年律令·金布律》里明确有规定什么成色的不能进入市场流通，成为“行金”，不接受“行钱和行金交易，要罚金四两”，也就是说，在西汉王朝，“黄金”和秦朝一样，都是流通货币。

而且，仅仅从海昏侯墓中，考古学家就发现了大约120公斤的黄金，说明在当时社会上层的黄金拥有量并不小，比如史书记载文帝的亲儿子梁孝王死时：

“藏府余黄金尚四十余万斤。”

不过在东汉之后，黄金逐步退出了“上币”的位置，而成为一种纯粹的贵金属，一直到现代，在中国再也没有成为“法定货币”，而到了明清时代，白银通行，文人们动辄“金”如何、“白金”如何，实际上说的都是白银，专指黄金的时候，都会特别指出，只能说是“雅称”“美称”，而非什么实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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