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遥西赵尼姑庵（绥德张家砭村姑姑庵）

张家砭村与观音禅寺

文/李强国

张家砭村有座观音禅寺，距今年代久远，周边的人称呼它是姑子庵，或者叫姑姑庵，也称前庵，因为姑姑庵之西一华里处也有一座观音禅寺，人称后庵。只是，坐落在马家坬村口的观音禅寺，规模要比前庵大多了。无论前庵还是后庵，住守禅院的都是比丘尼，佛教称二僧。俗人说，那里住的是女和尚，或者叫做姑子。

张家砭禅寺离我家很近。在明代初，我们五里湾、马家坬、张家砭三个自然小村编为永和里三甲，一里一百一十户，一甲为十户。可见，那时人口是多么的稀疏。

据说，张家砭观音禅寺创建很早，到了唐代，这里已是一处重要的禅林佛地，建筑面积数亩，茂林森森，红墙碧瓦，光彩耀眼，传说汇聚女尼最盛时期多达300多人，左右山崖多有土穴，为女尼禅舍。

绥德出土武则天时的魏灵岌墓志铭中写道：“香城梵响”，这里的“香城”和晚唐诗人韦庄《过绥州》中的“帝州”指同一城池，那就是绥德城，时人高唱的“名州”。而“梵响”指的是佛寺，说明那时绥德城外有许多佛寺，如城边有月宫寺、天宁寺、观音阁，香烟缭绕，钟磬齐鸣，当然，也包括张家砭村这一辉煌的禅佛之所。

唐朝从中期开始，国家的财政压力就越来越大，频繁爆发的战争让唐朝国库常常处于入不敷出的状态。可与之相反的是，佛教集团却日渐富足，善男信女一掷千金，让众多佛教寺院积累下了大量财富与土地。最初朝廷为了表示支持宗教事业，曾颁布政策免除宗教团体缴纳田赋的义务。可是随着佛教集团拥有的土地越来越多，朝廷这边获得的收入就越来越少。更让统治者气恼的是，一些富豪之家将自己的田庄挂到寺院名下，以借此逃避纳税义务。这就进一步激化了朝廷与佛教集团之间的矛盾。

此外，按照大唐律令，出家人无需向国家交税和服兵役。因此有许多人就钻这个空子当起了假和尚、假尼姑。朝廷虽然想尽各种办法来打假，可是收效甚微。

到了唐武宗李炎执政时期，朝廷对佛教集团积攒的怒气终于彻底爆发，会昌五年（公元845年），朝廷颁布敕令全面加大对佛教的打击力度，京师长安与东都洛阳只能各保留两座寺院，每座寺院僧人不得超过30人。其余节度使的治州只留1寺，刺史所在州不得留寺。全国近30万僧尼被强制还俗，佛教寺庙的财产一律没收，大量典籍、法器遭到毁坏。事实证明，“唐武宗灭佛”成果颇丰，国库收入迅速增加，从各地寺庙中拆毁的铜制佛像被重新熔制铸造成铜钱，被强制还俗的僧尼不仅为国家新增了税源，还添置了大批劳动力。

绥德西临广路，通往西川的大路途经观音禅寺、无量殿前。传说那些比丘尼并不是“身比闲云，月影溪光堪正性；心同流水，松声竹色共玄机”，而是六根泛滥，口中是“看破红尘惊破胆，识透机灵冷透心”，行为却是“一枝红杏出墙来”。欲念爆发，一心坠入尘嚣烟火，掳掠单独过往的青壮男子，藏入地窖暗室放荡纵情。因此，姑子生孩子的事就不足为奇了。而母子沟是二僧生育养育孩子的地方，拾人沟是二僧抛弃生育下男婴的地方，这两个山沟就在前庵的山旁，这种传说也能反映出当年的实际情况。

会昌毁佛，毁了张家砭观音禅寺，可惜没有文字记载，也没有遗存的碑谒记载。许多尼姑散落民间成为民妇，而部分女尼恪守禅规，修行有德，无心还俗，就在就近的马家坬村口创建了观音禅寺，继续修行，成就了后庵，即是民间所谓的前庵后庵之名的来源。

观音禅寺仅存最早的是大明成化十四年夏五月立的《重修观音禅寺碑记》，讲的是曹氏妙贤，陈氏妙能两女尼生前呕心沥血，发愿广大善事，振兴寺院。缘由是明洪武初，观音禅寺院貌凋剥，几近荒芜，以至无以供佛。碑文以较大篇幅介绍了两女尼从河南洛阳来到这里，“昕夕瞻礼之余，果一心无尘，凝缘之征端”，使寺院有了勃勃生机。众女尼尊师圆寂前的遗言“遍历善信，倡议化缘，以资帛所用，既克周卜吉，鸠工选造”。建好大雄宝殿后，又建阁楼、两廊、伽蓝护法，而后建天王殿、山门、禅堂、厨舍、钟合台榭等，如此辉煌灿烂高明弘丽，“政以表师贻志”。

这通碑碑身剥落残破，文字漫漶不清。功德主是曹氏妙贤，陈氏妙能，院主比丘尼庆贤、庆荣，门徒广意、广绒、广能、广寿、广宁，题名于碑阳末端，官员信士题名于碑阴。

可惜当年重修所建碑文未能保留下来。

天启六年夏季，又立《绘像碑记》：

碑记讲的是拓菩提玄安刚义仁为，他“割世缘立断”，便入了佛门，一心参禅礼佛，并创修增建庙殿著有功德，恪守禅闺绝无二心，虽然经历了几次大侵荒年而志不可移，在一次盗寇掠夺寺院时她挺身而出被挂彩。

她圆寂后，人品应承传于后世。因此，持印比丘尼霍云喜，同信士孙云仍、胡从化、李树敏合谋构祠画出她的肖像于祠壁。她的两个徒弟也积极相帮，将肖像祠翊赞为接引佛，并称赞“杳渺渺一女尼耳，即烈大丈夫之担当亦不过如是。到此果位也，必有此果报。因略指其生平以揄扬之，亦象其像之意”。撰文者在叙述过程中，阐述佛教的因果关系，宣传佛教的教义和无量功德。

我经常到农村乡下去，最多问的一句话是，现在社会好了，好在哪里？那些长者的回答是，现在没有土匪了，穷富不说，起码能过上安稳的日子。

不过，这通碑记没有信士题名，立石的只是拓菩提的两个女徒弟，为什么会这样呢？

据绥德州志记载，“成宏以后里民陆续逃亡。嘉靖元年，省福兴、新安、仁义入永和，为七里”，说明人口在大幅度地减少，源于战争、寇匪、饥荒。

到了清朝，绥德少了战争，少了土匪，寺院在渐渐复新。康熙年前，观音禅寺再次重修，树立了《补修正殿廊檐碑记》，其碑文大意是康熙二十一年五月十日“余与亢子美轩既诸同人，携瘿尊载浊酒，息步城西之前庵。……但风雨剥蚀，余慨然谓亢子曰：‘兹廊日就倾颓，不惟弗克栖神，亦不足启游人兴。余两人今事童子业，固不暇此，倘异日采花，当倾我空囊成此名胜’。癸亥三月（康熙二十一年三月），余与亢子谬列雕庠。一日复游于前庵，亢子顾余曰：‘前言不可食也’。诸同人询知其故，佥曰：‘某等有心久矣，今二子同志，绩几可指日奏也’。余因愈喜，众力易举，而余两人得借手以遂初志也。于是，同人张子领所曾子浦也等各出己资，凡一木一石，一粟一黍，莫不慷慨乐施。而余两人亦略有与力也。工竣落成，同人复憩于长廊之下，虽非金碧辉煌，亦足屏蔽风雨。回思壬戌十日之游，真不啻另辟一清凉世界也。将后游斯地者，固可促膝聚谈，即扣之大雄氏亦应生无量喜心矣。因走笔为记，敢言用垂不朽，亦聊以志余辈之好云尔。”

这篇碑记，也可算作一篇记事短文，写的是文人雅趣美举。撰者与亢美轩是雕阴书院的两位老师，从他们“携瘿尊载浊酒，息步城西之前庵”可以看出，社会还是安宁的。题名中有署绥德州事，延绥中路波罗等处地方官，和米脂县乡官艾元观，可惜碑石剥蚀严重，题名人大都剥落。我查了绥德州志，方知康熙二十二年绥德知州是镶黄旗人张鹏云。

其实，题名中的人多数为州城有名望的人，如田树伟、柳郁、李如慰、李显祖、马祚昶、安其位、柳从元、李成祖等近百人，并有我祖李孔生之子李若侗题名。

观音禅寺在清代道光二十年十二月所立的《重修观音禅寺碑记》的撰文者是我们五里湾乡饮介宾郎庠生李耀，碑文语言简朴，接近白话。

“国朝康熙年间，饥馑存瑧，尼姑苦无养育，去而之地百余岁，无从补葺。信士郡人王可兴，祖居花家湾，移居五里湾。道光十七年七月七日，往城内办事，行至寺前，天降猛雨，进退所难，潜身于寺内。见其四面八方尽成荒郊，不禁目睹心伤，起居靡定，左思右想，有神诏之，使己重修。奈手中空乏，未敢遽举。越数载，与张家砭诸人计议，合张家砭居民各家捐赀，再求助于远近诸多君子，庶几不如小补。众皆欣然乐从，随即鸠工庀（pǐ）材，通力合作，不数月而建一佛二菩萨庙，又塑韦陀弥勒佛于照壁内。……”

清朝时，五里湾和张家砭沿用明制，统属永和三甲，题名中的武生李本固是李耀之子。

王可兴是嘉庆年间和他的弟弟王可成来到五里湾，他们和李敬安之子李遇春、李迎春属亲戚关系。李家富裕，送给他们一孔石窑和一些宅基地。据说王可兴祖先为山西万荣县人，至于什么时候来到花家湾的，难以查证。

王可兴有愿重修禅寺，不几年后，多年未有身孕的妻子生下一子，名王怀顺，王可兴更加虔诚了，为重修一事，耗尽心力和钱财。

从李耀的撰文中可知，康熙年间，坚守禅寺的女尼都因吃不上饭而跑走了。相比今日的太平盛世，人们的生活衣食无忧，估计那些先民们做梦也不会想到的。

今次重修，题名共计18人，禅寺在荒芜的情况下重修，当然没有女尼守寺，也就没有女尼的题名。

碑记中题名的张姓共有十人，这十人有张家砭人，也有马家坬人，为什么呢？还是那句老话，无论五里湾，张家砭，还是马家坬，都是三个小自然村合的一个单元。

这张姓人除永和三甲外，还有一支是在康熙年间，由绥德城东张靳家沟迁入的，自称为常宁里九甲，是不是明末时由张家砭东移走出去的张家人，已是无法可查。

观音禅寺在大理河的南边，村人都住在大理河东面，只能隔河相望。在重修的碑记中，也查不到领袖经理类的张姓人重修庙宇，都是外村人倡导而付诸于行动的。

改革开放后，张家砭人新修了观音禅寺，除过几通纪念碑外，没有一点古朴的韵味。由原来正宗的珠林禅寺演变为一所普通信民往来礼佛的场所。

写此拙文，也许意义不大，但从古人的碑记中，我们总能找到时代变化的影子，我们今人看了这些记录，就知道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是多么地来之不易的。

不能忘记过去，更应该珍惜今天。

2022.1.2

本文作者李强国先生近照

作者简介：李强国，男，陕西省绥德县张家砭镇五里湾村人，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十七日生于乡下，农民，喜好诗文，有作品散见于县级、市级、省级、国家级刊物及网络平台。兼好《易经》、宗教、民俗诸文化。现供职于合龙山道观，从事宗教、国学、心理学咨询及研究，偶有诗文面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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