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安婚后无爱无性）

1936年10月19日凌晨，鲁迅先生在上海溘然长逝。逝世前，他曾对许广平说：“忘了我，管自己的生活。”想必，他也曾想对朱安说些什么，尽管他只把她当成一件母亲送的“礼物”，但她毕竟等了他37年，替他照顾了母亲30年。

鲁迅先生

只是，朱安本就是一个不识字的小脚女人，30年无爱无性的婚姻、弃妇的悲惨生活更是把她熬成了“祥林嫂”。对于朱安这个名义上的妻子，鲁迅早就无话可说，临终前更是不知该说些什么。

远在两千多里外的朱安，当天就收到了鲁迅去世的噩耗。消息先是由周建人通过电报告知周作人，再由周作人前去告知居住在西三条胡同21号的两个女人——鲁瑞和朱安。鲁瑞年近80，朱安年近60，鲁迅去世的噩耗对她们来说无疑是极为沉痛的打击。

相比之下，朱安的心境或许比鲁瑞还要悲戚：一是因为朱安从22岁等到58岁，等了37年都没等到鲁迅的爱；二是因为鲁瑞还有儿子周作人在身边，而朱安这个被时代抛弃的女人再也没有人可依靠。鲁瑞可以对周作人说“老二，以后靠你了”，可朱安却只能暗自垂泪。

朱安

鲁迅在世的时候，虽然好几年才回去看一次母亲，顺便看一下朱安，但一直尽着供养的责任，物质方面从未让鲁瑞和朱安担忧过。鲁迅一走，无儿无女的朱安可谓是陷入绝境。不过，朱安在这个时候表现出了坚强的一面，她并未被悲痛击溃，而是想到了自己的责任。

作为大先生鲁迅的原配夫人，她觉得自己有责任南下上海料理鲁迅的后事。但紧随而来的一个问题就是，年近80的鲁瑞走不动了，如果朱安独自前去上海，该由谁照顾鲁瑞呢？念及此处，朱安不由悲哀地想到了自己那无爱无性的婚姻——37年过去了，30年过去了，与朱安定下婚约、娶朱安的仿佛不是大先生鲁迅，而是婆婆鲁瑞；30年来，朱安唯一的责任似乎就是照顾婆婆。

鲁瑞

37年前，朱安21岁，这个年纪放到现在来看是非常年轻的。但在当时的绍兴，姑娘过了20岁未出嫁就会被称作“老大姑娘”，一般只能嫁给别人做继室（嫁给丧偶的男人）。因此，朱安由亲戚做媒说给了已经破落的周家。媒人与鲁瑞是要好的朋友，鲁瑞正好也急着为大儿子找媳妇儿，很快就送去了“求帖”。随后是请庚、文定，婚事便算是定下来了。

当时的鲁迅正在南京读书，不过对此也并不算一无所知，因为弟弟周作人常常会在信中向他报告事情的进展。鲁迅当时才18岁，再加上父亲早逝，作为长子的他深知母亲的不易，因此没有拒绝母亲的安排。当时朱家和周家约定，鲁迅从矿务铁路学堂毕业后就与朱安结婚。

朱安等了三年，终于等到了未婚夫毕业。但是，鲁迅却并没有来娶她，而是去了日本留学。对于从未离开过家乡的朱安来说，日本可以说遥远得超出她的想象，但她没有任何办法，甚至没有任何抱怨，只能继续默默等待。

少年鲁迅

鲁迅去到日本后，随着年纪、知识、阅历的增长，也开始认真审视母亲为自己订下的婚约。鲁迅虽然从未见过朱安，但对这位未婚妻却已经有了深刻的印象——“比自己大3岁”、“小脚”、“不识字”。大3岁倒不是问题，但“小脚”和“不识字”对于一位接受过现代教育的知识青年来说，却是无法接受的。于是，鲁迅写信回家，请堂叔周冠五出面提出让朱家姑娘另外嫁人。

对此，鲁瑞自然不会答应，因为这门婚事是好友做媒，又是她做主求来的。鲁迅向来尊重母亲、孝敬母亲，便没有再提悔婚，而是要求女方能放足、进学堂。鲁迅提出这两个要求，目的是想缩小与未婚妻之间的距离，让两人有共同语言。遗憾的是，这两个要求都被朱家拒绝了，他们还坚守着“三寸金莲”的审美以及“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信条。

青年鲁迅

等到朱安28岁的时候，未婚夫仍未前来迎娶她。鲁瑞也实在坐不住了，谎称自己生病，把鲁迅给骗回来了。鲁迅明白这是一个骗局后，倒也能理解母亲的一片苦心，便答应结婚了。成婚那天，鲁迅安上了一条假辫子，朱安则特意穿上了一双大鞋子掩饰自己的小脚。可怜的小脚女人朱安，也只能用这种方式来讨丈夫的欢心了。

朱安等了7年终于等到了鲁迅来娶她，但却马上从新婚的喜悦中惊醒了过来，陷入了无尽的失落之中。成婚那天，鲁迅的脸色始终是阴郁的，晚上也不与他洞房。到了第二天晚上，鲁迅没再进她的房门。再过了几天，鲁迅便启程去了日本。只留下朱安独守空房，暗自垂泪，等待着周家少爷能回心转意。她不知道的是，她和丈夫之间的距离，将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大。

鲁迅和朱安的婚房

鲁迅后来曾对好友许寿裳说：这是母亲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能好好地供养它，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平心而论，鲁迅其实也是这段婚姻的受害者，但他不能怪自己的母亲，最终默默承受了。于是，鲁迅把朱安当成母亲送的礼物，接受之后又把礼物放在了母亲身边，这样不仅能不伤害母亲，还能让朱安陪伴、照顾母亲。但鲁迅无法顾及的是，这对朱安会造成多大的伤害。他或许只考虑到了，退婚对朱安的伤害会更大。

3年后的1909年，鲁迅终于在母亲的催促下结束了留日之旅，回到了绍兴。朱安的心中，再次燃起了点点希望的火光。但鲁迅冰冷的态度就像一盆冷水，很快浇灭了朱安心中的火光。两人虽然在一起生活了将近两年的时间，既不吵嘴更不打架，但平时基本连话都说不上，各归各，根本就不像夫妻。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对于朱安这样一位传统女人来说，最想要的可能倒不是丈夫的爱，而是为丈夫生下一个孩子。事实上，除了朱安没能生下小孩之外，婆婆鲁瑞对朱安各方面都很满意。而这，也成了朱安最大的心病。有一次，朱安忍不住对婆婆说：您嫌我没有儿子，大先生终年不同我讲话，我怎么会有儿子？一句“大先生不同我讲话”，道出了一位身处无爱无性婚姻中的女人的悲哀。

朱安

鲁迅作为这段婚姻的另一个受害者，无疑也是极为痛苦。为了禁欲，他养成了在大冬天穿薄裤子的习惯。不过，鲁迅和朱安是不同的。朱安嫁到周家后如同泼出去的水，没法回头也没法再泼一次。但鲁迅却还有选择、还有未来，他可以一次次地向远在外地的朋友求助，求他们帮忙在外地帮自己找工作。

1912年，鲁迅终于如愿以偿地离开了绍兴，先是去了南京，之后又与许寿裳一同北上，任职于教育部。此后，朱安开始了长达7年的独居生活。这个期间，朱安也曾托人给鲁迅写信，但鲁迅却未回复，只是在日记中记道“得妇来书，颇谬”。鲁迅在日记中仅称朱安为“妇”，又认为来信内容“颇谬”，可见鲁迅对她的反感。

鲁迅

在这7年间，朱安其实也曾爆发过一次。当时鲁迅回绍兴探亲，亲友齐聚一堂，朱安曾当着众多亲友的面哭诉自己的委屈，指责鲁迅的不是。但鲁迅却一言不发，因为他认为“置之不理，她也就无计可施了”。确实如此，从那以后朱安再也没有在别人面前抱怨过一句，只是一心一意地照顾婆婆的饮食起居，只是偶尔幻想一下自己能得到丈夫的爱或是能为周家生下一个孩子。

7年后，鲁迅在北京公用库八道湾11号买下了一处宅子，不久后回家将家人接到了北京，此后再未回过故乡。这些家人包括鲁瑞、周建人一家，也包括朱安。鲁迅虽然始终对朱安没有好感，但也深知自己应该承担供养朱安的责任。毕竟，像朱安这样一个小脚女人，如果被夫家抛弃，那么基本等于断了活路。

朱安得知鲁迅愿意带自己一起离开，内心无疑得到了极大安慰。但朱安却怎么都高兴不起来，因为同时出现了好几个大难题。一是她已经年过40了，几乎没有生育的可能。二是她这样一个从未出过远门的小脚女人，忽然要去那么远的地方定居，对未来的生活难免充满忧虑。三是她知道自己或许再也回不来了，再也见不到自己的母亲了。确实也是如此，自从1919年分别之后，朱安再未回过绍兴，再未见过自己的母亲。

朱安珍藏的母亲照片

此后，朱安在北京与鲁迅一同生活了7年，起初住在八道湾11号，鲁迅和周作人失和后便搬到了西三条21号。在这7年间，朱安唯一能做的就是孝敬婆婆、服侍丈夫。但鲁迅时常排斥朱安的服侍，比如嫌弃她做的饭菜，将她铺好的被子摔到地上，朱安渐渐也明白了自己的责任并不是照顾大先生鲁迅，而是照顾婆婆鲁瑞。她还渐渐明白，自己和大先生之间的鸿沟只会越来越大，因为和那些常来家中拜访的女学生相比，自己就像是另一个世界的人。

1926年，鲁迅离开了北京，从此再也未和朱安一起生活过。鲁迅虽然很少回去看望她们，但一直会给母亲写信，物质方面更是确保她们能衣食无忧。朱安在西三条，陪伴着婆婆鲁瑞过了一年又一年，尽着一个儿媳的孝心。陪伴婆婆，照顾婆婆，这似乎成为了朱安人生的唯一意义。

西三条21号

因此，1936年鲁迅逝世后，朱安虽然想到要去上海料理后事，但很快就放弃了这个想法，因为她知道自己最应该做的事情是照顾婆婆。此时的鲁瑞已经将近80岁，年老体弱，一天也不开朱安了。此外，朱安也考虑到自己跑去上海可能不仅帮不上忙，还可能会添乱，让别人看笑话。朱安的一系列想法及表现，充分说明了她是一个非常明事理的人。

鲁迅去世的当天晚上，朱安便在西三条的家中着手设立灵堂，于第二天接待前来吊唁的亲朋好友。此时的朱安，因鲁迅的逝世，第一次进入了公众视野，《新民报》的记者曾这样在报纸上写道：

鲁迅夫人的身材很矮，脸色很清癯，眼睛里永是流露着极其感伤的神态，上身着的是带白花的短夹袄，白鞋白袜扎腿，头上也用白的头绳束着……她和鲁迅已有四年没有见面……她不预备到上海去，因为她母亲（婆婆）在这里，今年已八十岁，处处都需人照顾，不能离开，同时去上海也没有多大用处。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朱安在鲁迅遗像下方的桌子上供着鲁迅生前所爱的香烟和“鲁迅饼”。“鲁迅饼”由白薯切片图上鸡蛋、面粉炸成，是鲁迅生前非常爱吃的食物。从此以后，每次祭奠鲁迅之时，朱安都会备上这两样东西。

西三条所设的鲁迅灵堂

朱安这个不识字的小脚女人，她永远也理解不了鲁迅在文学上做出了多大贡献，甚至理解不了鲁迅为什么就是不肯接受她，但她还是坚持着用自己的方式去爱鲁迅，至死方休。而朱安悲戚的神情，更是给前来吊唁的亲朋好友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想到朱安婚姻的不幸，吊唁者心中更是五味杂陈。

鲁迅去世后，朱安非常关心年仅7岁的周海婴，甚至提出让许广平带周海婴来北京。在托人给周建人的信中，朱安这样说道：许妹与余同一宗旨同一境遇，同甘共苦扶持堂上，教养遗孤，以慰在天之灵。望许妹择期整装，早日归来。朱安称许广平为“许妹”，无疑是以正房自居，许广平作为一名受过现代高等教育的知识女性，自然不会答应。

鲁迅、许广平和周海婴

许广平既然不愿带周海婴来京，孤儿寡母在上海必定生活困难。于是，鲁瑞和朱安便将鲁迅作品的出版权全部给了许广平。朱安则与鲁瑞相依为命，依靠周作人及许广平寄来的部分版税度日。因为时局动荡物价飞涨，朱安与鲁瑞的生活越发困难。所幸，鲁迅生前的朋友及弟子时常帮助她们。

1943年4月22日，鲁瑞与世长辞，享年87岁。去世前。鲁瑞曾多次叮嘱周作人，在她去世之后，要把之前给她的零花钱给朱安。鲁瑞也一再叮嘱朱安，一定要收下周作人的钱，因为那是她应得的。朱安无怨无悔服侍鲁瑞37年，鲁瑞早已把她当成了最亲近的人。她们的关系与其说是婆媳，倒不如说是母女。只是，这对朱安来说有点太残酷了，因为她来周家不是要当女儿，而是儿媳啊！

晚年鲁瑞

鲁瑞去世之后，西三条便只剩下朱安一个人了，仿若一叶孤舟漂泊在茫茫大海之中。周作人听从了母亲的叮嘱，每月按时送钱给朱安。但朱安却并不愿意接受周作人的钱，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鲁迅和周作人早已失和，直至去世都未和解；二是周作人已经下水当汉奸了，接受他的钱更会让鲁迅蒙羞。

但是，因为许广平在上海的情况也不好，不能按时寄钱过来，朱安连起码的生活都无法维持了。在这个时候，朱安听从了周作人的建议，售卖鲁迅生前放在西三条的藏书。许广平听到消息后，马上写信对朱安进行劝阻，并委托律师在报上发表公开声明：如鲁迅先生在平家属确有私擅出售遗产事实，广平等绝不承认。

许广平和周海婴

随着消息的传播，鲁迅藏书将被出售一事在整个上海文化界掀起了轩然大波，最后文化界同仁推举刘哲民和唐弢作为代表前去与朱安面谈。刘哲民和唐弢去到西三条时，朱安正在吃饭，吃的是汤水似的稀粥，可见生活确实已极为艰难。唐弢说明来意后，朱安脸色阴沉，一言不发。过了一会儿，她忽然悲戚地说道：

你们总说鲁迅遗物，要保存，要保存！我也是鲁迅的遗物，你们也得保存保存我啊！大先生生前，从来没有要过老二一分钱。老二的钱我不要，我不要，才卖书！

周作人

“我也是鲁迅的遗物”，这是朱安与鲁迅订婚之后漫长的40多年中，发出过的第二句怨言，前一句是在20多年前。但朱安说完这句话后，态度马上就好转了，因为唐弢告诉她许广平此前被逮捕，小海婴也生了一场大病，幸好现在已经痊愈了。朱安虽未亲眼见过海婴，但一直真心把海婴当成自己的孩子。因此，她听完海婴的情况后，马上温和地说：大先生（朱安一直称呼鲁迅为大先生）就这块肉了，为什么不带海婴过来，让我看看呢？

此后，朱安便没再提卖书的事了。通过这件事，我们可以看出朱安身上具有非常多可贵的品格。比如她即使生活困难，却也不愿接受周作人的钱，对于一个60多岁的老妇人来说，这份骨气是多难得啊！或许，朱安从未想过尊严、骨气一类概念。她只知道，如果大先生知道自己要么老二的钱，肯定会不开心。

又如朱安始终把周海婴当成自己的孩子，一听到周海婴的情况就改变了态度，可见她的善良。后来，周海婴也曾说：我从来没见过朱安，所以也谈不上什么印象。但我知道她对我很关爱，我知道在她心里，把我当作香火继承人一样看待。

鲁迅、许广平和周海婴

抗战胜利之后，社会各界对“鲁迅遗族”朱安表示了极大的关注，多个报纸曾发文呼吁关心朱安。《世界日报》的编辑弓也长曾亲自探望朱安，并把所看到的情况如实记录了下来：

一盏昏黄的电灯，先让我看清楚的是桌上的饭食。有多半个小米面的窝头摆在那里，一碗白菜汤，另外是一碟小黄瓜，一碟霉豆腐。这就是鲁迅夫人当天的晚餐，没有肉没有油，没有一个老年人足够的营养。

弓也长看到朱安生活如此艰难后，当时就把准备的400元法币拿出来了。但是，朱安却不肯接受。她说：近来生活方面一直靠上海的许先生，没有她的同意，另外的资助不好接取。事实上，朱安顾及的是鲁迅的声誉，她宁愿自己遭罪受苦，也不愿给鲁迅蒙羞。自从看到出售鲁迅藏书事件引起的轰动后，她渐渐明白了鲁迅这个名字在社会上意味着什么。不仅如此，她还写信告诫海婴，要爱惜父亲的声誉。

晚年朱安

1946年底，68岁的朱安生了一场大病。久病不愈，到了第二年仍没好。预料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之时，她托人给许广平写了一封信，主要说的是自己的遗愿。朱安是这样说的：

许先生，我病已有三个月，病势与日俱进。自想若不能好，亦不欲住医院，身后所用寿材须好，亦无须在北平长留，至上海须与大先生合葬。衣服着白小衫裤一套……招魂袋一个。须供至七期……

作为一个从旧时代走来却未进入新时代的妇女，朱安此时最为关注的就是自己的后事。她虽然已经将近30年未回过故乡，但却始终牢记着绍兴的入殓风俗。此外，她也从未忘却过自己的身份，她是周家的大媳妇儿，是大先生鲁迅的原配夫人。她生前从未跟许广平争过什么，无论是精神还是物质，但她临死之前却想争一次，争取与鲁迅合葬。

朱安与周家姐妹合影

对此，许广平自然不会答应，倒不是她想与朱安争这个合葬的位置，而是此时的鲁迅已不仅仅是她们的鲁迅，而是无数人的鲁迅。将朱安与鲁迅合葬，无疑是不合适的。因此，许广平拒绝了朱安的这个要求，只是安慰她放心治病、很快就能好起来。许广平认为，朱安和鲁瑞合葬，那才是最合适的。她虽没有说破，却做好了这样执行的心理准备。

或许，当时很多人都认为朱安应当和鲁瑞合葬，毕竟她生前已经够让鲁迅先生难堪的了，死后又为何纠缠不清？但站在朱安的角度来考虑，她嫁过周家来不是做女儿或做丫头，而是做媳妇儿的。从古至今，哪有媳妇和婆婆合葬的道理？她朱安大半辈子都在照顾婆婆，但这是没办法的事啊，她更想照顾的是丈夫啊！

朱安与鲁瑞

临终前想与鲁迅的合葬的念头，其实折射出了一个无比痛苦、无比失落、无比寂寞的朱安。40多年过去了，她从未得到过丈夫的爱，从未得到过丈夫的认可，但她始终认为自己是原配正房。40多年过去了，她将全部的精力花在照顾婆婆身上，但她始终认为自己不该如此，而是应该得到丈夫的认可。40多年过去了，她的思想仍是自幼接受的传统思想，而那正是鲁迅终其一生无情批判的。

如果鲁迅先生还在世，怕是会把她当成另一个“祥林嫂”吧。或许，当年鲁迅创作《祝福》之时，脑海中就浮现了朱安的影子。或许，那时的鲁迅就预料到了朱安痛苦而不幸的一生。只是，他只能在尽供养的责任之余“哀其不幸”。

祥林嫂形象

朱安生命的最后几个月，最大的心病就是能否与鲁迅合葬，正如祥林嫂一直在想“人死后有没有灵魂”。去世前一天，她特意将鲁迅的学生宋琳叫至病榻前，再三叮嘱他转告许广平两件事：一是要将她葬在大先生旁；二是每七须供水饭，五七要念一点经。

对于大先生鲁迅，朱安在弥留之际这样说道：大先生对我并不算坏，彼此间并没有争吵，各有各的人生，我应该原谅他。

1947年6月29日，朱安走完了她寂寞的一生，享年69岁。她没能葬在鲁迅身边，也没能葬在鲁瑞身边，而是葬在了西直门外保福寺的一处墓地。后来，墓地遭破坏，朱安的遗骨亦不知所踪。如今，当年的墓地已是公路。所幸，朱安本人并不知道自己这些寂寞的身后事了。

当年的保福寺

对于朱安之死，当时《新民报》有位记者这样写道：朱夫人寂寞的活着，又寂寞的死去，寂寞的世界里，少了这样一个寂寞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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