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广会馆为什么叫湖广(湖广会馆有多厉害)

湖广会馆为什么叫湖广(湖广会馆有多厉害)(1)

原标题《遗珠拾萃说“湖广”》

北京,作为首都,自明、清两代便是“会馆”云集之处,且功能不断演进……无论从建筑、人文、经济均承载城市记忆,见证光阴脚步。2022年3月,北京湖广会馆年底变身全域性活态博物馆——让老会馆重新焕发光彩,北京湖广会馆正在进行为期300余天的修缮,预计2022年底修缮完毕,届时湖广会馆将变身为一座全域性活态博物馆。

借此修缮再启,本文以湖广会馆作为北京“会馆”群落之代表,通过梳理“会馆”的缘起、建构以及其他,希望为历史人文建筑之璎华——会馆,作一纪录、回顾、总结。

湖广会馆为什么叫湖广(湖广会馆有多厉害)(2)

缘起之辩

迄今为止,会馆研究者通识以“会馆”服务对象划分功能,分为“文人试馆、工商会馆、行业会馆、殡葬仪馆四类”。据最为晚近的会馆相关数据资料——2014年12月,中国商业出版社出版了白继增、白杰父子的《北京会馆基础信息研究》一书。他们的考证并未按“通识”分类,仅仅将“商业会馆”单独列了出来,而“行业会馆”“商业会馆”究竟多少属于“商业会馆”?难以统计,但据此可以判断,“会馆”类别中“文人试馆”当不在少数。“缘起”指的是“会馆”究竟为何初建?并非厘清会馆的时代渊源。从现有的古籍资料中,“会馆”初建的目的计有两种:

便于基层社会治理

“盖都中流寓十土著,游闲屣士绅,爰隶城坊而五之,台五差,卫五缉,兵马五司,所听治详焉。惟是四方日至,不可以户编而数凡之也,用建会馆,士绅是主,凡入出都门者,籍有稽,游有业,困有归也,不至作奸。”“继自今,内城馆者绅是主,外城馆者公车岁贡士是寓。其各申饬乡籍,以密五城之治。”这段引自《帝京景物略》中的表述略可“译”为,在首都的城市社会治理中,原有都察院、厂卫及兵马司等部门各负其责,但外阜来京的士子们很难及时纳入城坊户籍管理体系,由此导致的社会治安等方面问题,较为突出。以建立“会馆”的方式,通过在京各籍士绅们的同乡自治体系,恰恰可以弥补这方面的漏洞……

服务士子、便宜公车

“古者征举至都,国中有馆舍以处之,厥后名存实更,诸馆皆系于学,其入馆也有常数。明时,乡贡士及庠生之优者,皆令居太学,学舍不能尽容,多馆于其乡在朝者之邸第,未闻立馆以萃试子者。自举人不隶太学,而乡贡额加广,于是朝官各辟一馆,以止居其乡人,始有省馆,既而扩以郡,分以邑,筑室几遍都市,是不徒夸科目之盛,竞闾里之荣,特虑就试之士离群废学,有以聚而振之也。”

这段话引自清道光丙戍年(1826年)的《山阴会稽两邑会馆记》。其意为:古时候,士子进京会试,首都相关部门有专门负责接待的公共馆舍。后来,该馆舍的名字虽在,实际经营却隶属太学。明代时,乡贡士和庠生中优秀者,方可居住在太学的馆舍,其他士子则只能借住在京的同乡士绅家中……自士子不隶属太学开始,乡贡名额增加,朝中士绅专门创立会馆,以为同乡举子居处,于是开始有了“省馆”,再拓展出“郡馆”“邑馆”等,会馆从此遍及京城……创建会馆,并不为在京城炫耀本省士风之盛,与其他各省较一高下;而是特别为士子们创造较力学业、聚焦备考的学习环境。会馆缘起之“社会治理”与“便宜公车”之辩贯穿了古今“会馆”研究的史料出入,但“两辩”有一共同之处,即“服务学人”,笔者将“士子”译为“学人”,意为纪念彼时“学风”敦厚,富宦为仁。

北京旧时有句民谚“臭沟开,举子来”,著名北京会馆研究者袁家方先生在其著述《会馆:桑梓之情》中说:“‘二月开沟’是当年北京人难熬的日月,逢会试之年,恰恰这时,又是举子们进京时候。如果举子人数少,大约不为北京人所注意,正是因为行旅接踵,车马络绎,来自全国各地的举子们北调南腔,往来不绝,成为京城,特别是南城一大盛景……”

湖广会馆为什么叫湖广(湖广会馆有多厉害)(3)

士风之隆

“湖广会馆”最负盛名之事——民国元年(1912年)孙中山先生来北京,五次到湖广会馆参加会议并发表演说,在这里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大会,宣布国民党的成立……但“湖广会馆”列为“文人试馆”究竟道理何在?其间“士风”之踪何处寻觅?

古建筑研究者张驭寰先生所著的《古建筑勘察与探究》中记载:(湖广会馆)戏楼:座南面北,南北9间,东西6间,两层共计54间。楼内周围列置圆柱。正南面设舞台,池座16间,雅座18间,楼座亦为18间。舞台的两侧和前面均为方形采光窗。第一层雅座和池座隔栏杆互相衔接。第二层楼座各柱间,下设栏杆,上装花格,在花格上悬金匾,书写:“一等侯爵”“世袭一等侯爵”“大学士”“协办大学士”“状元”“榜眼”“探花”“会元”,等等。

《北平湖广会馆志略》中有“乡宦科第匾额”的记录,为张先生的勘察做出了佐证:

大学士匾:大学士康熙朝余国柱、大学士康熙朝吴正治、大学士康熙朝熊赐履、大学士嘉庆朝刘权之、大学士道光朝叶名琛、大学士同治朝曾国藩、大学士同治朝左宗棠、大学士同治朝曾懋谦。

协办大学士匾:协办大学士乾隆朝彭维新、协办大学士乾隆朝陈大受。

封爵匾:一等侯爵同治朝曾国藩、一等伯爵同治朝曾因荃、一等伯爵同治朝左宗棠、一等子爵同治朝李承典、一等子爵同治朝鲍超、一等男爵道光朝叶名琛、一等男爵同治朝胡林翼、一等男爵同治朝萧孚泗、二等男爵光绪朝杨玉珂,二等男爵光绪朝刘锦棠。

鼎甲匾:状元顺治己丑刘子壮、状元嘉庆乙丑彭浚、状元嘉庆辛未蒋立镛、状元道光乙巳蔡锦忠、状元嘉庆己卯陈沆、状元光绪丙戌赵以炯、状元光绪己丑张建勋、榜眼顺治己丑熊伯龙、榜眼嘉庆辛酉刘彬士、榜眼同治癸亥龚承勋、榜眼同治戊辰黄自元、榜眼光绪丁丑余联沅、榜眼光绪庚辰曹贻孙、榜眼光绪甲午尹铭绶、榜眼光绪戊戌夏寿田、探花嘉庆丙辰帅承灜、探花嘉庆戊辰石承藻、探花嘉庆己卯胡达源、探花嘉庆庚辰陈銮、探花道光癸巳蒋恩淳、探花咸丰庚申欧阳保极、探花光绪庚辰谭鑫振、探花光绪甲午郑沅,探花光绪乙未王龙文、传胪咸丰壬子彭瑞毓、传胪咸丰庚申黎培敬、传胪光绪丁丑孙宗锡、传胪光绪丙戌彭述、传胪光绪己丑杜本祟、传胪光绪庚寅萧大猷、传胪光绪丁未萧荣爵。

博学鸿词匾:博学鸿词康熙己未曹宜溥。

朝元匾:朝元道光乙巳孙鼎臣、朝元同治乙丑李士彬、朝元光绪己丑陈曾佑、朝元光绪甲辰谭延闿。

会元匾:会元雍正癸卯杨柄、会元乾隆甲戌胡绍鼎、会元同治甲戌秦应逵、会元光绪甲辰谭延闿。

南元匾:南元乾隆丁酉廖文璜、南元道光壬午魏源、南元光绪辛卯贺伦夔。

总计匾额63方。其中,大学士8方,协办大学士2方,封爵10方,鼎甲43方(状元7方,榜眼8方,探花9方,传胪7方),博学鸿词1方,朝元4方,会元4方,南元3方。

“惟楚有材”——63方匾额环列戏楼上下层之间,“士风”盛况可见一斑;“花楼金匾”——湖广会馆中人才济济之傲,“文人试馆”中团拜、联谊之所的装潢,非金屋玉砌,榜中人才悬绕,一道湖广会馆独家风景线。会馆内的“榜样”,竟于经年中形成了一种“人文时令图景”:京师二月,“行旅接踵,车马络绎,来自全国各地的举子们北调南腔,往来不绝,成为京城,特别是南城一大盛景”。及此,为人津津乐道的“为学”故事也不胫而走——乐平泉先生执掌的同仁堂(道光间之后),每年早春二月,派人在四面城门及街头路口,悬挂印有“同仁堂”字号的红灯笼,为人们照明指路。

举子们长途跋涉,风尘仆仆,终于赶到京城,已是人疲马乏,刚刚进京,就遇到开沟带来的道路阻断和臭气熏天。恰好,同仁堂的灯笼就在晚上为他们照明、指路。及至到了会馆,又会得到同仁堂送来的“平安药”,克服水土不服和小病小灾。

湖广会馆为什么叫湖广(湖广会馆有多厉害)(4)

建构演进

以试为本

少有资料谈及“会馆”的建筑形式,遍览相关资料发现一有趣之处——会馆资料中最为一手的“记”“碑记”中,关于“会馆”建筑,往往都是寥寥数语,如,“……屋凡三重,南面合三十二椽,颇宽敞,可下数十榻。”“其屋三重,围以旁屋,计十七间。又买左隙地,纵十二丈,横五丈五尺……”——“三重”与“旁屋”,属于北方“合院”建筑形式。“合院”之于建筑科学,侯仁之先生的评述最为精练:“大门开在东南角,是因为北京城东南方向来的是暖湿风;西北方向的墙高,是为了挡住凛冽的西北风……屋面设计成曲线,是考虑到雨水流下来时可以顺着曲线朝边上走,不会滴下来溅在人的身上,也不会损坏柱子。而屋顶一垄一垄地弯起来,太阳一斜,就会有阴影打在屋顶上,有吸热的地方,有散热的地方,屋面的保温隔热效果马上就提高了……”

冬暖夏凉的“合院”,为士子提供了优良的住宿、备考环境。上段引文出处一为乾隆年间修缮的“同安会馆”;一为同时期新建的“琼州会馆”。及至咸同,新建或修缮的会馆中于“合院”基础上加增了祭祀文昌、孔孟、笃圣、朱子等或本乡神祇、先贤的“奉祠”。李鸿章在同治十一年(1812年)安徽会馆建成时撰写了《新建安徽会馆记》,文中描述刚刚竣工的安徽会馆的格局时写道:“中正室,奉祠闵、朱二子,岁时展祀。前则杰阁飞甍,嶕峣(jiāoyáo,高耸)耸擢,为征哥张宴之所。又前曰文聚堂,闳伟壮丽……”据《林则徐日记》,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壬寅。晴。早晨赴福州旧馆,移奉文昌帝君、武圣、天后神座安供福州新馆,午后设供,在馆中晚饭罢回寓。”又,道光十七年(1837年)二月初二日的日记有“早晨诣福州会馆,拜文昌、天后。”。

《北京湖广会馆志略》记载,晚至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时,湖广会馆主事人还提出:“本馆正院北房五楹为乡贤祠,供奉两湖先贤,仅有总神位一座,殊不足以答神庥而资瞻仰。查北平越中先贤祠、山右三忠祠、楚学精庐所供乡贤,均每人分列神位。两湖自周鬻子以次,代有名贤,自应仿照办理。惟兹事体大,应请旅京耆宿名儒慎重将事,藉免遗误。至本馆创建续修诸公,亦应设位供奉,以隆报享。”

服务士子——除了提供住宿、备考的优良环境外,还将奉祀神、贤的仪式、仪轨一同引入。一方面,兵、礼——治国二事的士人职责贯彻于心;另一方面,便宜于士人之间的团拜,为士人之间的交往提供了一方“止乎于礼”的屋檐。

园林戏楼

“合院”中的园林来自士人的清雅之趣,更来自道光以来,新建会馆多为往日官绅的府宅,如道光十五年(1835年)新建的广东南海县馆,买的是雍正间曾任工部、礼部尚书的董邦达先生故第,也是董先生之子、相国董诰的诞生地。据《新建广东南海县会馆碑记》记载:“道光癸未……购宣武门外米市胡同董文恪公邦达故第,仍其式廓,略加修治,始于甲申之冬,迄于乙酉之春……此馆为董文恪公子文恭相国诰岳降福地,形势安恬,堂庑爽恺,花木竞秀,丘壑多姿,庶几旅人于处,君子攸芋乎。”

从中可见,这个院落有着安谧、恬然的格局,房屋开敞、舒畅,花草树木红绿掩映,山石点缀相间,又有董先生父子两代的风骨和文韵流传,确是难得的环境氛围。简略整理,就是一个独具特色的会馆。湖广会馆的“戏楼——文昌阁——宝善堂”的围廊连接,与子午井所处的中庭,及至院落西侧的楚畹园……这一格局形式,构成了“南地北高”“东密西疏”的园林景致形式。徜徉其间,移步换景,或迈入围廊中天的庭院一品子午时的甘甜,或登高凝神、“风雨怀人”……

湖广会馆的“动线”是先入“戏楼”再进“园林”;与之相映成趣的是北京另一所行业会馆的“动线”布局,先入“园林”再转入“戏楼”的正乙祠。“文人试馆”的“先动后静”在史料中有着这样的记载:“吾越之有会馆,最初曰稽山,仅醵(jù)祭为社耳。拓而为绍郡乡祠,乃始可以馆士。建馆初以醵祭为重,作歌吹合于前庭……”引文所指的会馆为“山阴”“会稽”会馆,“歌吹于前庭”,士人崇尚大儒先贤、相互切磋、潜心治学之“雅兴”于后,“先礼后潜”的动静中,士人“况肯到红尘深处”的风骨亦在其间。

“银号会馆”正乙祠的戏楼形成今时规模(第二次扩建)于1790年先后,恰逢徽班进京之际。湖广会馆的戏楼创建于1830年,亦即会馆初建的17年后。“两座楼”的共同点为,一层中庭散座池皆为十六;戏台三面开放,两层舞台之间开有方形孔道,设吊钩,专为演出神怪戏时特效所需;台前三面环楼,两旁有楼梯;看楼中心为马蹄形,上有罩棚……几乎是相同的建构与布局,可见,“文人试馆”也好,“行业会馆”也好,于联谊、戏剧等团拜、娱乐一道,殊途同归。

“会馆”今不复存,北京湖广会馆作为“会馆”遗存,与其中1995年所设的“北京戏曲博物馆”一并,“馆博一体”成了北京文化地标……

文|缪燕东 刘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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