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的墓在哪儿（庐陵事业起夷陵）

袁枚在《随园诗话》卷一中载参政庄有恭诗云：“庐陵事业起夷陵，眼界原从阅历增况有文章堪润色，不妨风骨露崚嶒”于是“庐陵事业起夷陵”便似乎成为公论，认为欧阳修一生的文章事业，是得益于贬谪夷陵的经历，下面我们就来说一说关于欧阳修的墓在哪儿?我们一起去了解并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吧!

欧阳修的墓在哪儿

袁枚在《随园诗话》卷一中载参政庄有恭诗云：“庐陵事业起夷陵，眼界原从阅历增。况有文章堪润色，不妨风骨露崚嶒。”于是“庐陵事业起夷陵”便似乎成为公论，认为欧阳修一生的文章事业，是得益于贬谪夷陵的经历。

那么问题来了，有什么理由这样认为呢？欧阳修到底在夷陵有过怎样的阅历，得到什么启发，吸取了什么教训，干过什么事情，乃至于成为他平生文章事业的起点呢？

如果说贬谪夷陵是这位当年的“愤青”尝到了“政治”的滋味，其实这一回还不是最苦涩的。欧阳修一生遭受过三次政治打击，头两次都是因为替改革派范仲淹辩护，景祐元年贬夷陵、庆历五年贬滁州，第三次是至和元年，已经在京师做了高官的欧阳修又遭受诬陷被贬。命令刚刚下达，仁宗皇帝就后悔了，等欧阳修上朝辞行的时候，皇帝亲口挽留说：“别去同州了，留下来修《唐书》吧。”这三次中，贬夷陵虽然是第一次挨棒棒，但打击其实并不重，地方长官峡州知府朱庆基对他相当客气，专门修了新官衙“至喜堂”给他住，又有他的好友丁判官陪他游山玩水，时间也不长。要说打击最严重的还是第二次贬滁州，这次除了政治打击之外又加上道德打击，居然有人说他和外甥女通奸，搞得他尴尬死了，有苦难言，只好喝得醉醺醺的当“醉翁”。杜甫说“文章憎命达”，如果说政治教训促成了他文章事业的话，说起于夷陵恐怕理由不充分。

如果说是夷陵这个地方地处长江三峡门户，这儿奇特的山水激发了欧阳修的文学创作灵感，这也是文人的迂腐之见。山水之美激发灵感的事是有的，夷陵的山水也确实奇特，欧阳修也确实赞美过“夷陵山水甲天下”，但要说欧阳修一辈子煌煌的诗词文章都是这个地方的山水激发出来的，说得过去吗？事实上，欧阳修在夷陵写过的诗文倒不少，但都并不是他的最佳作品。历数他在夷陵创作的咏物、记游、赠友作品，比如什么《黄杨树子赋并序》、《千叶红梨花》、《夷陵九咏》、《至喜亭记》等等，都不很出色，唯有《戏答元珍》二首脍炙人口。其中一首云：“西峡江口摘红梅，争劝行人把一杯，须信春风无远近，维舟处处有花开”，堪称长江三峡的迎宾曲。然而这和他在滁州写下的《醉翁亭记》比较起来，和他后来写作的那些千古名篇比较起来，那就大为逊色了。因此，从这个角度说“庐陵事业起夷陵”，实在是很勉强的。

那么，到底是什么经历对欧阳修的文章事业有促进呢，我认为是他在夷陵的一次奇异经历。

有些人、包括我自己，都曾遇到过一种奇异的经历，那就是走到一个地方，居然想起此地的景物是自己在梦中见到过的，欧阳修在夷陵九遇到过这样的事情。虽然欧阳修经历的不是自己做过的梦，而是他的好友同僚丁宝臣的梦，但他绝对相信这是真的，而且一直耿耿于怀，多年后还对苏轼提起这件事。

苏轼在《书欧阳公黄牛庙诗后》写道：“轼尝闻于公：‘余昔以西京留守推官为馆阁校勘时，同年丁宝臣元珍适来京师。梦与余同舟溯江入一庙中，拜谒堂下。余班元珍下，元珍固辞，余不可。方拜时，神像为起，鞠躬堂下，且使人邀余上首。语久之，元珍私念神亦如世俗待馆阁乃尔，异礼耶？既出门，见一马只耳。觉而语余，固莫识也。不数日，元珍除峡州判官，已而余亦贬夷陵令，日与元珍处，不复记前梦矣。一日，与元珍溯峡谒黄牛庙，入门惘然，皆梦中所见。余为县令，固班元珍下。而门外镌石为马，缺一耳，相闻大惊，乃留诗庙中……’正月二日眉山苏轼书。”

这次奇异的经历，让欧阳修惊异于梦境真遇还在其次，梦境居然预兆过他的仕途也在其次，最重要的是那庙神对待馆阁学士的特别礼遇对欧阳修有很大的启示，让他从此馆阁里的文章事业特别重视（馆阁是分掌图书经籍和编修国史等事务的），因而在这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成为他文章事业的正本和支柱产业。

事实上，欧阳修正是从贬谪夷陵以后，就加强了对经史之学的研究和著述。他撰写了《易童子问》、《易或问》、《名用》等文，提出《系辞》、《文言》、《说卦》等不是孔子所作的观点，他还撰写了《诗解》8 首、《春秋论》3篇和《春秋或问》，批评毛诗、郑笺及春秋三家传中的失误。他还写了《毛诗本义》。这些经学研究著作，对儒家经学的研究做出了重大的学术贡献。《四库全书总目》卷15 《毛诗本义提要》里评价说：“自唐以来，说《诗》者莫敢议毛郑，虽老师宿儒亦谨守小序，至宋而新义日增，旧说几废，推原说始，实发于修。”可见欧阳修在对儒家经典研究方面不囿旧说，敢于大胆怀疑，发掘新义，起到了开一代学风之先的作用。

从欧阳修的平生的文章事业来看，他固然在文学史上是开创一代文风的文坛领袖，领导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继承并发展了韩愈的古文理论，其散文诗词都有很高的成就，但也应该看到他在经学史学上也成就很高。他除了参加修定《新唐书》250卷外，又自撰《五代史记》（《新五代史》）。在某种意义上说，经学史学的成就，更使他足以称其为一代文伯。我认为正因此，人们说“庐陵事业起夷陵”才确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