甬剧过去几件心酸事（看甬剧在历史上的变迁）

前言

戏曲艺术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其历史可追溯至上古时期用来娱神的原始歌舞。于古人而言，戏曲本是一种茶余饭后的娱乐方式，并未上升至传统文化层面。

但至当代，戏曲因其鲜明的民族性与艺术性，已然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其与“传承”一词的极高关联度，既是中国近代变革所致，也与现今戏曲的失语息息相关。

一、甬剧的变迁

19世纪末，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在两次鸦片战争、甲午中日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的接连失利中尽皆展露。事实证明，无论是“师夷长技以制夷”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强国主张，还是“戊戌变法”的改良运动，都无法拯救风雨飘摇的中国。

在此时局之下，越来越多的革命团体、思想走上了历史舞台，民族资产阶级革命思想引导人们推翻了封建政治制度，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则引导中国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

戏曲，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在当时也被看作是封建残余文化之一，逃不开历史车轮下的“改革”。

辛亥革命以后，新思想对文化领域的冲击更为猛烈，具体表现为1915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以及1919年开始的“全盘西化”思潮。新文化运动对中国戏曲产生了巨大的冲击。

“《新青年》专门刊发了《易卜生》和《戏剧》专号，详细介绍了西方的戏剧理论。”“在新文化运动精英人士的眼中，中国戏曲是封建落后文化的代表。

因此，他们主张以西方“先进”的戏剧来取而代之。”胡适认为：“主张恢复昆曲的人和崇拜皮黄的人，同是缺乏文学进化的观念”，周作人更是直接将戏曲斥责为“非人的文学”。

诸如此类的尖锐批驳虽没有使戏曲被西方传入的文明戏（话剧）所取代，但也令戏曲的生存环境发生了颠覆性的两极翻转。

而这种变化，表面看似是精英人士对戏曲的批驳所致，但更深层次的是积弱积贫的中国人在民族自卑感下对中国文化的极度不自信，且这种不自信在21世纪仍未褪尽，类如“崇洋媚外”的说法和表现。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于中华民族如同根基与灵魂，也正是这种根和魂赋予了中华民族凝心聚力的基因。

新中国成立后，在国家日渐强盛以及政府、社会、相关从业者等多方面的共同努力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众多“重要载体”都得到了保护与传承，譬如戏曲艺术，政府出台一系列政策极大改善了戏曲艺术的生存环境，为戏曲的保护、传承和推广搭建了机制与平台。

甬剧，始自“田头山歌”和“唱新闻”，期间吸收了马灯调、苏滩、四明南词等地方曲艺与外来艺术，于1880年进入上海。在经历了包括向文明戏（话剧）“转型”在内的诸多转折后，终于1950年正式定名为“甬剧”。甬剧作为地方剧种之一，从历史角度而言既有其特性也有其局限性。

从特性而言，甬剧极富朝气与更多可能性，因甬剧自正式定名之日算起仅有71年历史。当然，甬剧在宁波职业串客出现时已有雏形，宁波职业串客出现于清道光年间，几近中国近代史开端，即从宁波职业串客出现算起，甬剧历史约为两百年。

即使如此，甬剧相较其他戏曲剧种仍算年轻，也正是这份年轻，使得甬剧在发展的过程中更具可塑性。

甬剧的形成离不开宁波串客（职业）的发展。在业余串客时期，串客所唱曲调为“山歌小曲、唱新闻的曲调”，此时演出内容虽有故事情节，但只唱不演，还不具备戏曲以歌舞演故事之特征。

半职业串客时期苏州滩簧流入宁波，此时串客除演唱山歌小曲与唱新闻的基本调外，还吸收了苏滩的滩簧腔，此阶段为宁波滩簧孕育期；直至职业串客时期，宁波滩簧度过吸收百家之长的消化阶段并趋于成熟，其表演的戏剧性更强，戏曲特性已然显现，且形成了专门的演出团体——职业串客班。

在宁波滩簧孕育、形成、成熟的过程中，甬剧完成了从地方曲艺到戏曲艺术的过渡，在进入上海后，甬剧又向文明戏（即话剧）学习，在1924年改称“四明文戏”，也因曾向话剧学习的历史，建国后的甬剧以擅演现代戏而奇。

新世纪后，甬剧还推出了音乐剧《桑兰》（2000年）、沉浸式实验甬剧《小城之春》（2017年）、电影《典妻》（2019年）。甬剧以年轻之姿跨越古代、近代、现代，涉猎戏曲、话剧、音乐剧、沉浸式戏剧、电影等艺术体裁，充分显现出了它的朝气与更多可能性，也让我们对甬剧的未来更加充满期待。

从局限性而言，甬剧受地域和时代的影响更加严重。甬剧的语言为宁波方言，是吴语的一种重要方言，与普通话差异较大。受语言局限，甬剧在同为吴语地区的上海尚有条件一度兴盛而在北京、天津、湖北等非吴语地区则只有零星的、非常态化的演出，这类演出一般是受甬籍商人邀请而去。

由语言导致的局限性是所有地方剧种面临的难题，但甬剧的受众相较豫剧、川剧等大剧种而言更少，因此，这种局限性带给甬剧的不利无疑是加倍的。

除地域的局限外，甬剧这类小剧种更容易被时代大势影响。近年来国家政策利好，甬剧现今的演出渠道也较为多元。不过在时代大势面前，甬剧这类小剧种相较大剧种的风险是加倍的，收益则是可观的。

二、写意到写实的蜕变

写实主义传入给近代中国的传统文艺思想带来巨大冲击，戏曲、绘画、文学等领域皆有其冲击下的外在显现。

因近代中国的特殊背景与国情、写实主义与揭露社会现实需求的契合性，以及戏曲“‘有益于世道人心’,对青年有一定的吸引力,可以借以教训和引导青年”的独特功用，“写实主义”与戏曲艺术的相遇成为历史必然。

戏曲改良运动是近代中国最早的戏曲改革运动，也是写实主义作用下中国戏剧的最早激变。20世纪初，梁启超作为最先引进“写实主义”术语之人，在戏曲改良运动中大力提倡戏剧的社会价值，他提出“以旧的戏剧样式，熔铸新的时代内容”。

此阶段梁启超对戏曲的变革极具开创性，对近代戏剧变革的影响也极为远大。新中国成立后，戏剧创作仍延续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一贯风格——以写实主义为纲。

1949年，文化部成立戏曲改进局并开展戏曲改革运动，剔除戏曲中的糟粕文化成为当时戏曲创作的宏观任务，反映现实生活的现代戏创作成为“戏改”重点。

21世纪，戏曲学界基于戏曲艺术的艺术性原则提出“戏曲戏曲化”，这是对多元文化冲突下戏曲市场萎缩和“戏曲现代化”下戏曲特性渐失的针对性提议。

“戏曲化”主张向一直以来的写实主义戏曲创作发起了“反击”，代表着戏曲发展的关键节点已经到来。而写实与写意这两种美学思想如何在当今的戏曲创作中立足，便是其中值得探研的问题之一。

于戏曲而言，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代表，意境之探始终与其无法割舍，尤其是古典戏曲中叙事文学与舞台架构的意境，既是意境建构的局部显现，亦是古典戏曲创作的刚性需求。

中国传统美学思想与当代中国现实的不契合是另一个现实问题，我们的美学虽然也经常涉及一般的文学艺术和审美教育问题,但总体说来,许多问题的讨论并没有超出纯学术的范围。

因此在作家、艺术家、科学家和教育家中几乎没有产生值得重视的影响，具有一定程度的空谈性质。虽然西方思想文化体系在中国的传播有历史原因，但是西方美学自身所擅长的对现实生活及细节真实的反映是无法忽视的。

尤其是在文化多元的当下，脱离生活、脱离现实即是脱离时代，而文艺来源于生活且应当具有时代性，时代需求对当代中国语境下美学思想提出现实性要求，这对于强调写意、意象、意境的中国传统美学来说无疑是一大挑战。

三、写实主义视域下的甬剧“现代戏”

在汉语、文学、社科类词典及百科全书中，“现代戏”是指以现实社会生活为内容的戏曲作品，一些学者在其基础上增添“反映时代精神”这一要求，但关于“现代戏”的释义基本一致。

甬剧源自田头山歌、唱新闻，其早期表演内容多取材于“当时当地”所发生的的时事新闻。甬剧初具戏曲雏形时正值清道光年间（1820-1850），几近中国近代史开端。

当时称之为宁波串客，1880年进入上海后改称“宁波滩簧”，期间经历了包括向文明戏（话剧）学习在内的多次转变，在1938年称为“改良甬剧”，1950年正式定名为甬剧。

因而，甬剧本身与如今的“现代戏”有高度相似性。一是其演出内容基本反映现实社会生活，可视为剧种特色；二是甬剧成形于近代史开端，同时几近现代戏肇始，具有特殊的“现代”意义。

当时甬剧的内容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现实社会生活，但仍未展现出对于时代的思考，其选择现实社会生活为表演内容的出发点为博人眼球，有时表演内容为社会上的风流韵事，不免有碍风化。

到了30年代，在表演、故事、唱腔都落后于时代的情况下，甬剧终于开始了向文明戏（话剧）学习的道路，改进的内容包括故事、曲调、舞美，并以剧本替代幕表。

艺术流动地记录着城市的发展，以反映现代社会生活见长的甬剧更是如此。自1939年金玉兰、傅彩霞等人以“改良甬剧”名义改编而出的甬剧演清装戏《天打张继宝》和西装旗袍戏《空谷兰》大获成功以来，现代戏就成为了甬剧的一大特色。

总结

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算起，甬剧现代戏已有近九十年的历史，九十年间风云变幻、换了人间。

如今，融合写实主义创作手法和表现手法的甬剧现代戏已经成为了甬剧的一面旗帜，坚毅地飘扬在戏曲界的上空，尤其是进入新世纪后，《典妻》和《宁波大哥》这两部甬剧现代戏获得业内外广泛好评、包揽戏曲界各类奖项，使得甬剧这个小剧种在戏曲梨园独树一帜。

而伴随着甬剧现代戏的不断成功，其所蕴含的“现代性”和“现实性”美学特征成为了业界热议的话题。

免责声明：文章内容如涉及作品内容、版权图片或其它问题，请在30日内与本号作者联系，如反映情况属实我们将第一时间删除责任文章。文章只提供参考并不构成任何投资及应用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