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维院士2000多篇论文（黄维追忆恩师唐有祺院士）

黄维

那个为中国化学奋斗一生、求索一生的身影晕染着辉煌，永恒的历史星河中升起一颗耀眼的明星……

2022年11月8日13时34分，我的恩师，我国著名化学家、教育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物理化学学报》创刊主编、北京大学物理化学研究所创所所长、分子动态与稳态结构国家重点实验室首任主任、北京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教授唐有祺先生，与世长辞，享年103岁。

巨星陨落，山河恸震，天地齐哀。

恩师的离去，留给我们沉郁的悲伤。我们为教育界、科学界失去这样一位杰出前辈、慈祥长者，一代学术巨擘、人生楷模，而感到痛心和惋惜。恩师一生为国为民、奔走呼号的拳拳之心，献身科学、追求卓越的伟大精神，给予我们更多的是感动与激励，回忆与追寻。为缅怀唐先生的家国情怀、学术贡献、道德风范和人格建树，我们佩花哀默，叩首以表对唐先生的追思和敬仰。

唐先生是我国晶体化学学科的主要奠基人、分子工程学科的核心开创者、化学生物学科的积极倡导者、先进材料学科的务实开拓者。他在中国抗日战争的硝烟中辗转完成大学学业；博士及博士后师从化学界泰斗莱纳斯·卡尔·鲍林（美国著名化学家、量子化学和结构生物学的先驱者之一，曾两度获得诺贝尔奖）；之后冲破美国当局的重重封锁，回到百废待兴的新中国。在历史的风云中，他始终初心不改，信念不衰、定力不移，为中国的教育和科学事业发展殚精竭虑；在化学学科遭逢发展危机时，他仗义执言，力挽狂澜，为中国化学的健康永续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唐有祺先生的百岁人生是记录中国近代百年历史和世界格局变迁的生动印记，是中国从战乱走向富强的直接见证，更是中国化学、中国科学从最初跟踪模仿、到跻身世界前沿、到实现自立自强的华彩乐章。

唐先生亲历并推动了现代化学在中华大地的生根、萌芽、在磨难中奋起发展、并终至峥嵘辉煌的历史进程。他亲见了自己在古稀之年提出的“分子工程学”成为世界化学、物理、生物、材料、电子等领域共同的科学前沿。在“分子工程学”的旗帜下、世界科学的舞台上，中国科学家的身影越来越多，越来越靓丽。

唐有祺先生是我的学术长辈和博士生导师，我与先生相知相识40多年。惊闻先生与世长辞，我感到悲伤与一些恍惚，往昔种种历历在目，先生的音容笑貌、言谈举止、诤言教诲、提点关怀在我脑海中记忆犹新、挥之不去。我不愿先生化为历史长河中的一朵浪花，不愿先生的一生被简单地记述，我想讲述那些我有幸与先生共处的时光，讲述他的可亲可敬，讲述他生动而鲜活的样子。因此，撰此文以悼念，告慰恩师的在天之灵。

唐有祺先生（中）与弟子黄维（右）。黄维供图。

深耕前沿育桃李

上个世纪末期，我在北大攻读博士学位的时候，师从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唐有祺先生。唐先生是一位有战略眼光和远见卓识的不可多得的好老师、大先生，他对我的求学倾注了很多心血，对我之后的学术之路乃至人生之路都影响深远。

唐先生中西合璧的学术涵养、文化积淀，使得他对化学及其相关学科的发展动态、科学前沿的把握非常超前、非常准确，这在那个信息并不发达的年代是尤为难得的。当时，我国在国际学术信息传播获取方面还不便捷，但他每次都能利用参加国际学术交流的机会，及时把握科学技术的前沿脉搏，然后带回国内、带到团队，进行战略部署、谋划布局。

至今记忆犹新的一件事，是我读博士期间的综合考核，那是在唐先生在燕东园寓所的客厅举行的。他请了七、八位资深同行专家，分别从各自学科的角度对我提出五花八门的问题，还着实让我紧张、出了不少汗，也为之激动、难以平静。其间，他还多次走进自己的书房，每次回来都会拿着一本厚厚的英文学术专著，里面有很多先生阅读时留下的便签插页。他会翻开某个插页，给我念一遍，问我怎么理解、如何考虑。这个过程既是唐先生在考查我的知识结构、积累深度，同时也是在引导我要不断拓展自己的学术视野与学术兴趣。这恐怕是我后来走上学科交叉“不归之路”的主要诱因。

我的博士论文选题是唐先生出访英国时看到《泰晤士报》上的一篇关于某跨国公司实现光解水制氢技术报道的背景下形成的，题目为《基于纳米团簇的太阳能光解水制氢》。课题目标剑指氢能源，当时无疑是纳米材料、能源科技、催化化学等多个学科的科学技术前沿。这不仅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是非常超前的，即便到了现在，也依然是科学技术前沿，并且正在逐渐成为替代传统化石能源、助力实现国家 “双碳”目标的主流方向之一。

当时，我的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成员是清一色的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他们提了各种各样的科学问题。那时，博士论文答辩人通常要用大约45分钟做报告，我则汇报了整整一个半小时。为了便于大家理解，我准备了生动形象的漫画来解释反应机理和催化过程。比如现在大家熟悉的自组装（self-assembly），当时并没有这个概念，我就用了一个瓶中船（shipinabottle）的模型来解释。尽管在场有八、九位学部委员（院士）正襟危坐，但答辩气氛非常活跃、宽松，思想火花四溅。这段激烈而酣畅的思维碰撞经历让我印象深刻，对我影响至深。我深深感受到，科学研究要有创新，就必须进行思路的畅快表达和思维的激烈碰撞。这对我后来在创建学术团队并带领团队不断开拓创新的过程中，充分发扬学术民主，努力调动、发挥每一位团队成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奠定了很好的思想基础，成为团队创新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最后，唐先生为我的博士论文答辩作了一个非常富有前瞻性的总结。他说：“尽管目前黄维同学的这个研究效率并不高，但至少他证明了这一路径的可能性。所以，这值得我们在这个领域继续加大支持力度，争取有重大突破。”唐先生展现出的淡定、自信、从容、优雅、睿智、宽容的大师风范，对我粗浅、初步的科研工作的肯定，让我深受鼓舞、影响至今；更影响着一代又一代像我一样的莘莘学子，在科学研究的道路上不断超越自我、攀登高峰。

从新中国成立之初回到积贫积弱的祖国，唐先生在七十多年的 执教生涯中，为共和国的科技事业和人类的科技进步培养了一大批以白春礼院士、付贤智校长、童亮院长等为突出代表的海内外杰出科技人才。毋庸置疑，言为士则、行为世范， 唐先生是真真正正教书育人的大先生。

如果说，在归国初期、十年文革以及改革开放初期，唐先生还主要是从业务角度思考如何为国家服务的话，从八十年代后期开始，唐先生开始更多地思考整个中国科学的全局问题、战略问题，不断地为共和国科技事业发展鼓与呼。

1987年10月，国家教育委员会（现为教育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在北京成立，时任中国化学会理事长的唐先生被任命为副主任。从 1990年至1997年，唐先生连续担任主任 一职。这一时期，恰逢中国社会逐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新旧体制并存交替之际，面对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新生事物，一些人思想上陷入混乱状态，商业化、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思潮浸入社会、滋生蔓延，高校科技工作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大批科研人才流向国外或国内高薪部门、外资企业，刚刚复苏的中国科学界还没有社会主济体制

1992年12月，唐先生组织科技委专家召开全体会议，讨论如何尽快培养和造就年轻的学科带头人与学术骨干的问题。为了保证人才培养工作的推进力度，唐先生认为必须从国家层面予以重视。1993年4月，唐先生致信中央领导同志，提出“尽快造就新一代高水平的学科带头人与骨干是一项极其重要而紧迫的战略任务，应当引起重视”。并建议国家组织实施一项以培养学科带头人为主要目标的跨世纪人才工程。接着，唐先生给国家有关部委写信，希望国家财政拨一笔专款，设置“跨世纪人才工程”基金，组织实施以培养年轻学科带头人为主要任务的“跨世纪优秀人才计划”，并推动整个科技、教育队伍的建设。1993年，唐先生又两次致信中央，提出了关于“跨世纪人才工程”的具体建议，包括 国家立即组织实施“跨世纪人才工程”的必要性、主要目标、方针原则、主要措施和实施方法。建议指出，这项工程的主要目标是到2000年，在全国范围培养造就1000名左右具 有较高学术水平和良好思想品德、事业心强、有组织能力的优秀年轻学科带头人，其中部分成为杰出人才，基本解决重点学科和国家重点科研基地的后备带头人问题，并适当兼顾其他，为实现高层次人才培养立足国内和开展高水平科研打下基础。

唐先生锲而不舍的推动迅速产生了反响。1993年10月，国家教委发布了“跨世纪优秀人才计划”实施方案、“跨世纪优秀人才计划”基金试行办法，以及“跨世纪优秀人才计划”基金评审办法。这项计划开创了中国科学在教育领域设立优秀年轻人才计划的先河，是中国在培养高层次学科带头人和骨干力量方面的创新之举。之后，国家和有关部门陆续实施了“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百千万人才工程”等人才培养计划，大大推动了中国科学界学科带头人与骨干人才的培养工作。现在，全社会识才爱才敬才用才蔚然成风，大批优秀人才源源不断从海内外流向科技领域，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了强劲的动力。党的二十大更是把教育、科技和人才“三位一 体”推进科教兴国战略作为全面建设现代化强国的战略和关键支撑。无疑，唐先生等老一辈科学家们发挥了高端智库不可替代的作用。

唐有祺先生（右）与弟子黄维（左）。黄维供图。

着眼世界创新路

恩师唐有祺先生还是中国科学走向世界的重要推手。

新中国成立后，受战后世界“冷战格局”因素以及国内“文革”等政治运动的干扰，各方环境不太稳定，中国科学的国际交流曾经急剧缩减乃至中断。领略过世界科学前沿风光的唐先生认为，中国科学只有在世界环境中定位和思考，充分利用国内外优质资源，借鉴世界先进的科研理念和发展模式，并立足中国国情，推进自身的改革与发展，才能提高我国科学界的学术起点，从而形成具有世界眼光和国际竞争力的高水平科研队伍。

因此，“文革”刚一结束，唐先生就开始积极推动中国科学界的国际交流。他频频率团出访，为教师、学生争取到许多到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交流学习的机会。其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情是推动中国加入国际晶体学会，并首次为中国争取到了国际晶体学联合会大会的举办权。

1978年8月，唐先生率领中国科学家代表团到华沙出席国际晶体学联合会第11届大会。自 1948年国际晶体学协会创立并举办首届国际晶体学联合会大会后，该学术会议每 三年举办一次，这是30年来中国代表团的首次参会。

在中国缺席的日子里，唐先生的好友，时任英国晶体学会主席的霍奇金在国际会议上多次大力宣传唐先生和以他为代表的中国晶体学研究人员。当她得知中国解出胰岛素晶 体结构的消息后，立即临时决定访问中国，与中国科研人员深入交流；此后，在中国的研究论文因为政治要求必须发表在国内时，她在国际会议上屡次宣传中国晶体学的进展；1975年，她还在Nature上撰文，介绍中国的胰岛素晶体结构解析工作。在霍奇金的倾力帮助下，中国代表团首次参会即顺利加入国际晶体学联合会。国际晶体学联合会成为中国最早加入的少数几个国际科学组织之一。此后，唐先生突出的科学研究视野、扎实的学术功底、超凡的人格魅力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越来越深远，也影响并带动了中国科学与世界的交流合作。

1987年，在澳大利亚佩斯召开的第14届大会上，唐有祺先生当选为国际晶体学联合会副主席，这是中国人在国际专业学术组织中最早获得的重要职位。正是在这次会议上，唐先生和代表团的同事们为中国赢得了第16届国际晶体学联合大会的主办权。这次举办权实属来之不易，是唐先生展现出卓越的外交智慧，经过与西方大国代表三次反复较量才获得的珍贵机会。这是中国大陆第一次举办如此大规模、高规格的国际学术会议，标志着中国晶体学在改革开放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时代是最伟大的雕刻家，它雕琢的是人的心灵。

青少年时期身处日本入侵下满目疮痍的中国，海外留学阶段目睹西方对新中国的扼制，无不激发起他内心对建设强大祖国的强烈渴望。正因如此，唐先生的目光总是能够穿越时空，着眼于中国科学更远的未来。

他深知，一个国家文化要独立、要自信，必须要有自己的学术刊物。改革开放后，中断多年的中国科学事业开始蓬勃发展。在“文化大革命”前就有较好基础的物理化学，更是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将中国物理化学的最新研究成果择其精华及时发表出来，已经迫在眉睫。在这种情况下，唐先生决定在中国化学会旗下创办新刊《物理化学学报》。

1984年11月9日，《物理化学学报》正式创立，唐先生亲自担任《物理化学学报》的首任主编。为了将刊物办好，他强调刊物的工作人员要有坐冷板凳的精神，研究者应该扎扎实实地致力于科技事业的发展。为了让中国的研究工作为国际所重视，他极力主张中国科技人员发表论文应该引用国内同行的科研成果。时至今日，唐先生的这一理念已经成为中国科学家的共识，中国科学界开始在建设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道路上阔步前行！作为先生不才学生的我，近年来先后参与创建定位于与世界顶尖期刊——英国百年老店Nature、 美国百年老店 Science 争雄的中国科协旗舰刊物——Research，与世界顶尖科技出版集团——自然出版集团合办npjFlexibleElectronics——全球首家柔性电子领域主流期刊，无疑是受到先生耳濡目染的深刻影响的结果。

在唐有祺先生等老一辈科学家们的共同努力下，当今中国的国际学术交流已经基本畅通无阻，中国学者的身影频繁 穿梭于碧海蓝天。我本人也在中国科协等国家有关部门的支持下，长期担任亚太工程组织联合会（FEIAP）主席，致力于在国际学术舞台展现中国实力、发出中国声音、提升中国形象。

打铁还需自身硬。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发展形势，如今，我们要推动颠覆性技术创新实现重大突破，就必须站在国家发展命脉、世界发展趋势的高度，以海纳百川的胆识和气魄、胸怀和意志，服务于构建中国特色颠覆性技术创新体系的战略目标，助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近年来，我所在的团队积极实施全球拓展战略，已经成为吸引海外人才的学科高地，成功启动建设了包括有机电子与信息显示国家重点实验室、柔性电子基础科学中心等在内的二十多个省部级以上科技创新平台，吸引了三百余位海外 优秀科技人才加盟，形成了新时代地方院校和西部高校招才 引智、自主培养高水平科技人才的热点。

这些也都是在唐先生的感召和教导下完成的。

愿将此身长报国

大师之“大”，不仅在于学识之博大，还在于情怀之远大。 记得有一次唐先生约我面谈，我上午9点半前就去了。他和我促膝而坐，一直谈到12点半多。三个小时，我们谈了很多，关于家国情怀、关于学术担当、关于社会责任、关于奉献精神等等。之前，唐先生强调要把我们培养成优秀的学科带头人，但他觉得这还远远不够，要成就大的科技事业、带领大的科技团队、打造大的科研平台、组织大的科研项目， 一定要有很强的家国情怀和领导能力。他曾说：“一个大写的人，一个卓越的科学家，就要讲政治、敢担当、善作为。” 这与对党忠诚、个人干净、敢于担当是一脉相承的。

唐先生一生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洁身自好、淡泊名利……我们曾多次“动员”他申报何梁何利基金成就奖以及国家科学技术最高成就奖，但他总是婉言谢绝。实际上，他一 直都在思考非常深刻的、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科学问题，一心只想把自己的科学研究与整个国家、民族的经济社会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体现国家意志、服务国家战略，满足社会需求。期颐之年的唐先生仍心系教育、科学事业，以他和夫人张丽珠教授的名义捐资设立“唐有祺-张丽珠奖学基金”，激励北大学子热爱科学、奋发向上。

20世纪50年代，唐先生开创了中国的物质结构研究，开创了中国的结晶化学领域，这对物理化学、材料化学、生命科学等领域都有深远影响；他还在国内率先发起对分子工程学领域的研究，完成了国家“攀登计划”的第一批项目，当时全国只有11项，北京大学化学系在此之后更名为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就是源于他的前瞻思考；他还以“生命过程中的重要化学问题研究”为题申请“攀登计划”项目，这个课题最后成了“八五计划”重点基础项目。

后来我一毕业，唐先生就给我开了一个书目，让我印象最深的是其中两本生物化学著作。因为他认为生命科学是人类的终极科学，人类发展科学技术是造福人类自身，希望我对这个领域有所了解。

我离开北大之后，受先生的影响，不管是在国外还是在国内，都能够较短时间内切换科研频道。我的学科跨度，从化学到物理、材料、电子、信息甚至生命科学，近年来更在法学、工商管理、马克思主义理论、管理科学工程等社会科学领域涉猎。能有这么宽的视角，跟唐先生的影响、熏陶、 指导密不可分。因此，我要特别感谢唐先生，他不仅在科学追求上给我莫大的栽培和信任，在人生道路上也时常给予指导和帮助，让我确定了广博求知的人生基调、坚定不移的科学信仰、志存高远的使命担当。

回顾唐先生的不凡人生，我被他的伟大人格和对祖国科学事业的卓越贡献所震撼。在他的身上，始终闪耀着胸怀祖国、服务人民的爱国精神，始终闪耀着勇攀高峰、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始终闪耀着追求真理、严谨治学的求实精神， 始终闪耀着淡泊名利、潜心研究的奉献精神，始终闪耀着集智攻关、团结协作的合作精神，始终闪耀着甘为人梯、奖掖后学的育人精神。

作为科学家、教育家，他展现出了伟大胸襟，永远为中国科学的大局着想。他宛如一面坚实的盾牌，护佑着中国化学安然度过风风雨雨；他宛如一座巍峨的高山，在国际晶体学界，为中国竖起伟岸的丰碑；他宛如一片肥沃的土地，滋 养了一代代科学儿女……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唐老师”，是我们这些学生对他老人家最爱用的称呼。 这个称呼，透着亲切，透着朴实无华的尊敬，透着发自心底的爱戴。这是教书育人的本色，是师生感情的基石。

我们怀念慈祥的唐老师。他我们这些学生心中不仅仅是知识的传授者，也是视学生为孩子的好长辈。他对我们总是 那么和蔼可亲，总是那么耐心有加，总是那么关怀备至。

我们怀念博学的唐老师。他不仅仅在化学学科是化学界公认的学术泰斗，在诸如文学、数学、物理、生物学等方面的深厚造诣，也令人钦佩不已。

我们怀念认真的唐老师。在授课、实验和论文指导的过程中，我们无数次地感受到了他严谨求实、一丝不苟、脚踏实地的学风和工作态度。

我们怀念高尚的唐老师。在我们这些冒昧的后辈面前，他真诚而坦荡。唐先生温和但坚韧、无私而执着的师者魅力让有志于科研的学子被感召、被指引。

归而言之，唐老师是我们心中典型的爱党、爱国、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贡献毕生心血、德高望重的学界泰斗、科技精英。先生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科研财富和让人铭记于心的精神财富，一辈子为国为民、为科学研究献身，没有一丝虚荣与浮华，科技报国的初心从未改变，唐先生是我们永远致敬的榜样，是值得我们一辈子学习的人生楷模。我们要向他那样做人、做事，献身科学、报效国家。

先生驾鹤西去，精神永照吾人。

我们深切地缅怀恩师唐有祺先生，惟愿中国化学学科不断创新、持续发展，引领世界、造福人类，为全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做出更多贡献，彼时便更加不负先生所望！ 祈愿先生的在天之灵安息！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院士、西北工业大学柔性电子前沿科学中心首席科学家）

责任编辑：梁国胜

来源：中国青年报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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