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义礼智信正能量（领袖用典仁义忠信）

“仁义忠信，乐善不倦”。中国人民历来重友谊、负责任、讲信义，中华文化历来具有扶贫济困、乐善好施、助人为乐的优良传统。在此，我愿重申中国对全球减贫事业的坚定承诺。

——摘自在2015减贫与发展论坛上的主旨演讲，2015年10月16日

原文

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

——《孟子·告子上》

“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出自《孟子·告子上》。这几句的大意是：有天赐的爵位，有人授的爵位。仁义忠信，不厌倦地乐于行善，这是天赐的爵位。

《孟子·告子上》是体现孟子“性善论”思想较为完整的篇章，其中也谈到了仁义道德与个人修养的问题。这篇“天爵”与“人爵”实际上就是谈到个人的修养问题。“天爵”实际上是精神的爵位，内在的爵位，就是个人的内在修养，无需谁来委任封赏，也无法世袭继承。人爵则是偏于物质的、外在的爵位，必须靠人委任或封赏或世袭。从本质上说，天爵是精神贵族，人爵是社会贵族。“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是精神贵族的重要品质。 “仁义忠信”是中国古代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

“仁”，在中国古代是一种含义极广的道德范畴。本指人与人之间相互亲爱。孔子把“仁”作为最高的道德原则、道德标准和道德境界。他第一个把整体的道德规范集于一体，形成了以“仁”为核心的伦理思想结构，它包括孝、弟（悌）、忠、恕、礼、知、勇、恭、宽、信、敏、惠等内容。其中孝悌是仁的基础，是仁学思想体系的基本支柱之一。他提出要为“仁”的实现而献身，即“杀身以成仁”的观点，对后世产生很大的影响。

“义”， 本指公正、合理而应当做的。孔子最早提出了“义”。孟子则进一步阐棕了“义”。他认为“信”和“果”都必须以“义”为前提。他们把“义”他为儒家最高的道德标准之一。儒家把“义”与“仁”、“礼”、“智”、“信”合在一起，称为“五常”。其中的“仁义”成为封建道德的核心。《论语·里仁》：“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又：“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子·离娄上》：“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

“忠”，是儒家的道德规范。孔子所说的“忠”，是指和别人的一种关系，尽力帮助别人叫做“忠”。“忠”又特指忠君。对长辈能尽孝道也是“忠”。孔子把忠当作实行最高道德原则“仁”的条件。孟子也把“忠”视为重要的道德规范，即指把好的道理教给别人。汉以后出现了“三纲”，“君为臣纲”规定了臣民对君主须绝对“忠”，忠君便成为天经地义、永恒的伦理教条。

“信”， 儒家的伦理范畴。意为诚实，讲信用，不虚伪。“信”既是儒家实现“仁”这个道德原则的重要条件之一，又是其道德修养的内容之一。孔子及其弟子提出出“信”，是要求人们按照礼的规定互守信用，借以调整统治阶级之间、对立阶级之间的矛盾。儒家把“信”作为立国、治国的根本。

“善”，本意是指心地仁爱，品质淳厚。“乐善不倦”指不知疲倦地做发善行，做善事。发善行，也是君子的应当具备的修养之一。

“仁义忠信，乐善不倦”这些美好品质，都是中国古代儒家推崇的君子所应当具备的基本修养。“仁义忠信，乐善不倦”，这些儒家的伦理道德规范在今天仍然有着积极的意义，对于我们处理各种关系具有指导价值。中华传统文化宣扬扶贫济困、乐善好施、助人为乐的优良传统，中国在外交方面提出坚持正确的义利观，要恪守互利共赢原则，不搞我赢你输，要实现双赢。我们有义务对贫穷的国家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有时甚至要重义轻利、舍利取义，绝不能惟利是图、斤斤计较。

在消除贫困问题上，中国在致力于自身消除贫困的同时，始终积极开展南南合作，力所能及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的援助，支持和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消除贫困。“仁义忠信，乐善不倦”，这是代表中国对全球减贫事业的坚定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