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匡胤是怎么平定天下的（赵匡胤最大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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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意看了一下今天的日期，已经是2021年1月8日，而农历是2020年11月25日，离我们中国人的农历新年又近了一天。对于历史敏感的人，也许会想到过几天的腊月（农历12月）的初二这一天，大概在今天所有的人看来这一天就是一个普通的日子，但是当我说起这个历史可能会引起大家的一片不快。

农历2020年腊月初二，是距离北宋靖康元年（1126年）腊月初二宋钦宗赵桓向金人投降，这就标志着从960年初五日赵匡胤登上帝位，历经167个春秋的北宋的灭亡。这个事件是中国古代史上，最重要的一次事件，我们现在都习惯称之为“靖康之耻”。

这个事件离我们现在也有1094年了。

有人不禁会问，为什么这样一个经济高度发达的皇朝，就这样轻易就灭亡了？在我们看来这是一个偶然的时候，其实，当我们深究其中原因时，我们会发现这个事件的发生，其实已经从偶然中带有必然了。

我们都知道北宋经济超级强大，而军力却是弱到让生活在当时的宋人抬不起头，也许正是因为这样，宋朝人才努力让自己过得好点，而大力发展经济吧。

回到正文，我们说到靖康之耻的发生，不是偶然而是必然。这个必然还得从建立北宋皇朝的赵匡胤说起。

建立大宋，政策大转移

赵匡胤，建立大宋朝之前，他是后周殿前都点检，是后周禁军最高军事统帅，对于一个武将来说，这已经是位极人臣。

面对后周只有七岁的小皇帝和没有实权的外戚，赵匡胤演了一出“陈桥兵变”，很快就在960年正月初五日登上皇帝位，并改朝换代，一个新的国家：宋朝，就这样产生了。

虽然做了皇帝的赵匡胤，一切都以后周的制度来治国，但有一项他没有照搬，那就是后周世宗制订恢复中原版图的战略。

后周世宗是一位雄才大略的皇帝，他通过对当时的时局作了周全考究后，制订的恢复统一中原的方针是：先北后南。就是趁着契丹辽国此时正是辽穆宗（辽穆宗是契丹第四任皇帝，从951年到969年在位，他不管政事，在这十八多年的时间里，差不多每天都是白天睡大觉，晚上通宵达旦地喝酒玩乐，被当时的契丹人称为“睡王”，对此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看看辽史辽穆宗本纪。）统治时期可以一举平定北方，再挥军收复蜀、两广和江南。

而赵匡胤做了皇帝后，对于世宗的这个方针政策做了重新安排，他改为先南后北。（题外话：有人可能会把周世宗与赵匡胤作比较，说两人哪个能力强，明智的人只要对两人在执行这个政策上，就已知谁的能力强。）

做了皇帝后的赵匡胤才不管此时契丹辽国的皇帝是“睡王”，还是“酒鬼”，在他看来，立国都超半个世纪的契丹一定是一个强大的对手，曾经的辽太宗还差一点在汴梁城统一了中原呢。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和对国内时局的新重估量，先易后难，先南后北策略就这样给定下来了。

从平乱中提高治国之道

960年开始，陆续平定国内两起内乱，湖湘和荆南也一一平定后，赵匡胤越来越感觉到，平乱已经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了，要把当地纳入统治，维持当地的稳定和平那更是一件更大的事情。为此，到964年秋季，宋廷经过几年，才慢慢把平定的荆湖之地消化下来。

作为武将出身的赵匡胤，知道自己的皇位是怎样得来的，为了收回武将的权力，他不断地向地方派出文官来治理。人有说，他这就是在削弱宋朝的军力的根源，其实，在现在看来，赵匡胤这样做其实是最明智的。因为武将虽然能攻城略地，但对于治理地方，安定民众，发展经济那真是比不上文官，也没有文官那样通情达理。尝到文官带来的好处的赵匡胤更大胆地起用文官，让他们来管理地方政务。

正是有文官到平定的地方去治理，这些文官因地制宜，使得当地的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问题，很快得以解决。

1 平蜀后，武将权力问题有待提高，享乐主义得到抑制

宋太祖乾德二年（964年）十月，经过多年的准备，加上后蜀准备联合北汉对宋朝两面夹攻的把柄被赵匡胤抓到。宋廷以此为理由，开始派出两路大军，从陆路和水路对后蜀进行攻击，从964年冬10月底到965年正月初，经过六十多年的讨伐，后蜀最终被平定。

对于赵匡胤来说，虽然出身行伍，但是作为最高权力者，平蜀这样的大事件还是头一次遇上。有了荆湖的经验，他很快从容地派出文官到蜀地主要州县为长吏，后蜀的王室、权贵等全面都一起被遣送回都城。

这个时候，出现了两个问题。一个是武将问题，一个是安置后蜀来都城的人员问题。

武将问题

为了加强对刚刚平定的蜀地的有效管制和维持当地的治安问题，派出的宋军主力没有全部撤回，而是继续留下来。

对于主将王全斌和一众武将，在出征前，他们都记住了赵匡胤的一句话：朕只要那个地方，至于那里的财物你们就自己做主吧。正是这样的一个承诺，造成了这些宋军主将们，平定蜀地后，放纵部下纵情地对当地进行掠夺。作为主将的王全斌更是伙同副将王仁瞻等人开府库把里面的财物全都占为己有，掠夺女性，更对当地的蜀军大开杀戒，杀害民众。

宋军的这些所作所为，很快在蜀军和民众中激起反抗。这些反抗的蜀军和民众一起拥立蜀将全师雄为主，纷纷揭竿而起，曾经平定的蜀地各州县，再次全线出现动荡，反抗的蜀军与民众达十几万之众。

这场反抗，经过两年多才最终平定，探究其中原因，就是武将擅自放纵，让赵匡胤更看重用文官的决心。这也是赵匡胤在治国中一步步趱成熟的标志。

安置后蜀人员，抑制止了享乐主义盛行

后蜀主孟昶等一众王族和臣僚被遣送到宋京城后，赵匡胤没有对他们加以逼害，而是都给予他们官职，加以优待。

蜀主是一个王二代，守成之主之名没有他的份，享乐之主是对他最大的褒奖。虽然他在位时间比较久，但是全都是“近小人，远贤臣”，爱听好听的话，爱读赞美的诗词，爱玩各种珍禽异兽，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一个只爱享乐的主，享乐主义才是他心中唯一的理想。

正是这样，有着四川盆地的富饶，大巴山的天然屏障，蜀道的天险，再加上峡谷的险峻。蜀主孟昶的享乐主义很快在蜀地盛行起来，有治国能力的文官被逐出内庭；守疆的能将被罢官归田，在蜀主身边的全都是宦官和进谄的无才之辈。

欧阳迥，后蜀最有名的“花间派”著名词人，写得一手艳丽柔顺，充满儿女情长，曲转缠绵的好词。虽然他对治国安邦一窍不通，但是正是他的诗词深深打动了蜀主，欧阳迥居然因此而被提为相。在被遣送的队伍中，欧阳迥就混在其中。

欧阳迥当时的大名，在蜀地真是名人，作为宋朝最高统治者的赵匡胤当然也知道这样的一位名人的存在。

打了十几二十年仗的赵匡胤，做了皇帝之后，不再到战场第一线，总要打发一下这些多出来的时间。对于欧阳迥这样的名人，赵匡胤也有小迷弟的时候。

一天，在赵匡胤身边的内侍暗地里叫住御史中丞，告诉他说皇帝正在后殿与蜀人欧阳迥聊曲词。这位御史中丞已经是一位老御史了，他深知这位皇帝找欧阳迥的想法：皇帝想偷偷享乐了。

这如何得了，皇帝可是整个国家的标杆，标杆的作用是无穷的，正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皇帝的言行将决定整个国家要流行什么风尚、出现什么样的潮流。

一个帝国才刚刚建立，天下百姓还没有在战乱中走出来，要是皇帝再过上享乐主义的生活，这个国还能长吗？

这位御史中丞真是铁了心，壮着胆，直接朝觐皇帝，直接死谏皇帝不要与欧阳迥这样的败人国的名人交往。这位御史的一次次监督和一次次的劝谏，虽然让赵匡胤气愤，但是理智考虑后，赵匡胤还是很感激这位御史能及时把他拉回正轨。

享乐主义就这样被赵匡胤抑制了，随之出现的平定带来的问题也一起经过多年的磨合，整顿得以消化掉。

有了后蜀平定、消化掉带来的问题，到971年，赵匡胤再发大军南下平南汉，972年平定南汉。对南汉的治理、整顿，带来的不利思想也得以及时消化。

后蜀和南汉，虽然远离京城，但是在赵匡胤多年的不断调整政策，改善当地民生上，都能及时对出现的问题给予及时的改正，他本人也有强大的意志力和敢于接受直谏，使得从这两个地方涌进来的一些不利于宋朝的不良风气都给予抹杀抑制。

平定江南了却一桩心愿，却留下了最大的遗憾

江南，本来是南唐，经过李氏两代人的统治，在江南之地已经是一位非常富足的国家了。但是随着周世宗夺了江北之地后，南唐的地位开始不断下降，最后到了李煜这里，已经成了叫江南国主了。

曾经随周世宗一起夺了江北地的赵匡胤，对于平定江南这块富饶之地一直是他的心愿。974年底秋冬之际，赵匡胤终于再次发出大军南下，这次他就是要把江南收入宋朝疆域中。

江南主虽然占着长江天险这样的有利于条件，但是长江的上游全都被宋朝占据着，同时又有吴越王在东南面出兵加以夹击。经过一年多的战斗，江南主李煜不得不放弃抵抗，向赵匡胤交上投降书。

到了976年二月，也就是宋太祖开宝九年，李煜已经成为亡国之君被送到宋朝京城。

对于江南这样一个富足地区来说，特别是他们的权贵，他们与后蜀、南汉完全不同。李煜本人就有“词帝”的美名，大臣以下这样的人更多，他们形成了一股特有的江南文人气质。

赵匡胤平定江南后不久，就在同年十月下旬离奇的逝世了。还没来得及整顿江南留下的问题，江南给宋朝留下了什么问题？

江南诗词文人气质问题，崇尚佛学问题，享乐主义问题，无君臣界限问题。这些问题，因赵匡胤过早离去，没有得到及时解决，最后就是这些问题不断发展，最后给北宋带来了“靖康之难”。

江南思想影响宋社会，歌舞升平给宋朝带上经济强国

宋词，是宋朝人最有特色的文化标记。但是当我们读着那朗朗上口的宋词时，不知作为亡国之君，一代“词帝”的李煜终于笑出声来：江南国虽然亡了，但是我最爱的词却统治了宋朝。

继位的宋太宗虽然对李煜很是厌恨，还以李煜作的一首词为理由赐死他，但内心世界里却又非常爱慕李煜的词，爱李煜词里的意境。

正是这样，江南一众被俘进京城的词人，都没有受到逼害，他们所爱写的词不但没有被禁止，还得到了发展壮大。加上宋太宗不断地扩大进士科举录取的人数，动不动就是几百几百地招人，这与宋太祖一年也就招几十人相比，在宋太宗一朝考进士的文人不要太幸福！

文化人士的不断增加，文人最爱优雅志趣，而江南人所创作的那些优美的词就成了这些文人追逐的文化大餐。这些通过科举进入宋朝朝廷内外，极大地为词的发展提供有利土壤。

文人多了，武人就少，文人地位的提高，就意味着武将、军队地位的下降。

享乐主义更是一只看不见的手，通过江南被俘人士伸向宋朝内外。宋太宗经历的苦难没有赵匡胤多，不明白享乐主义会给帝国带来多严重的后果。

当李煜向宋太宗上书说，自己的食禄不足，需要增加时，太宗直接叫人给他抬几百万去给李煜享用。从前服侍过李煜的旧臣听说后居然也来要分一点，这都说明，这些江南来的士人对于物质的享受是多多益善的。

正是这样的享乐主义，造就了宋朝人巨大的欲望，也是这样使得宋朝的经济高度发达。宋朝人曾经写过，在北宋末年，在京城里最有名最大气的酒楼就有七十多家，其它那些没名的更是多如牛毛。这都说明宋朝人享乐主义很发达，白天歌舞升平还不够，为了促进这样的文化发展，宋朝人破天荒地开始打破禁地，开始不再宵禁。要玩，就玩个痛快淋漓，要快乐，就要通宵达旦。

用宋人的话说：宋词配宵夜，才完美呢。

宋朝人不知是不是对享乐主义太向往，还是太崇拜，又或是宵夜吃得多，个人自由太开放。宋朝的官员，特别是文官，都非常有个性，谏官和御史都不管是否真是实情，都敢在皇帝面前揭发、进谏。就算是当着皇帝的面，宰相与副宰相之间也敢直接开骂。

这……这君臣尊卑已经没有了界限了？

北宋能有如此高的经济，一个是有蜀地和江南的富饶，一个是与契丹保持长期的和平相处。但是享乐主义从江南投降那一刻，就像一粒老鼠屎一般，赵匡胤没有来得及处理这些问题就逝世。留给后继的人，后继的皇帝又没有这样的意识和能力去处理，还火上添油。

在一片歌舞升平，经济高度发达之际。作为宋朝当时一代画家的张择端给宋徽宗送上一卷《清明上河图》，在画中就给出皇帝暗示，大宋的江山看似一派繁荣昌盛，歌舞升平的盛况，但是江山已经像那艘要过虹桥的船一样，不赶紧收起那风帆（赶紧抑制享乐主义），调整好船体（处理好朝廷与民众的关系），就会大难临头了。

可惜宋徽宗看不懂呀，把这个暗示直接扔一边，去花大把大把的钱，开始从全国各地运来大石块，来搞他的伟大游玩工程，还要建更大的佛塔，增建名园以备他享用。

对于征服江南的赵匡胤来说，要是让他看到打下的江山，就这样全都纳入江南那享乐思想，以致最后因此而亡国，他有如感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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