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史子集分类图（四库全书分经史子集）

《四库全书》将“集部”，又分为总集、全集、选集、别集四类。这种分类方法，为图书检索和文献学研究，都带来的极大便利。甚至有些学者会说，这不是“常识”吗？

然笔者分别从历时、共时的角度，发现了它内部存在的诸多混淆与不合理。《四库全书》编纂体系庞大，修书工程难度极高，共360多位官员学者经手参与，耗时10余载，共有7.9万卷。

它对“集”部的再分类，虽然在传统基础上，提出了新的概念，可谓先破后立。但其科学性与实用性，仍有值得质疑和改进之处。

文渊阁本，全1500册

《四库全书》是我国一部规模空前，并且影响深远的大部头丛书。其采用的图书四部分类法，是丛书分类法中，最为科学和广泛沿用的。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当时提出的新的分类概念与分类原则，反而给后世的查阅和研究，带来了诸多不便。

尤其是“集部”中，总集、全集、选集、别集这四个“集”的概念关系，不仅让很多人疑窦丛生，还产生了误解误用的现象。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序》中指出了总集与别集的时间先后： “集部之目，楚辞最古，别集次之，总集次之”；《四库全书总目序》进一步明确：别集始于东汉，把荀子诸集包括在内。总集“網羅放佚，使零章殘什，竝有所歸”，把《诗经》《楚辞》《艺文类聚》《文选》等包括在内。

根据《四库全书》著录时的分类标准，与历代学者的考究。总集，即为多位作家的诗文词曲之汇集，单收一人之作者为别集。总集可单收一种文体，亦可兼收多种文体。自编辑方法而论，又分为全集和选集两类；别集，是“集部”中的主干部分，别集仅指诗文集，小说、戏剧一般不如别集。别集中的作品，是作者生前所定，基本上属于选集。

为直观展示四者关系，绘制以下脉络：

历代古籍整理者，都要在四个概念上下足功夫。但在进行整理的实践时，还是难免会犯张冠李戴的错误。

• 清代学者，颠倒与错讹不断

先说清代，虽然是《四库全书》编纂的时代，并且前文提及大部分学者，都参与了这个大部头的编纂或修订工作。但清人在这个问题上的失误，却是最严重的。

“清代文献极其浩繁，加之整理研究相对薄弱，所以书目著录中的混淆错乱情形比比皆是。即如清人所编各体总集，便每每有被误认作别集者。”

——夏勇《清代总集误作别集考辨》

同时学者朱则杰，在《清诗总集误作别集辨正》中考证指出，李灵年、杨忠主编的《清人别集总目》，与柯愈春著《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存在的总集误作别集的现象，多达10处。

纪晓岚主持编修《四库全书》

清代文献整理中出现此类错误，可以归因于这种归类法刚问世后，接受与普及还需要一定的周期。同时《四库全书》因工程繁复浩大，难免会出现细节错误。但也侧面反映了这种分类法在实用性方面，存在一定欠缺。

• 现代学者，进入论证死循环

杜泽逊先生在《文献学概要》中定义：“别集中的作品，是作者生前所定，基本上属于选集。”然后在后面展开讲解的时候，他又作出了“别集属于选集，选集属于总集”的阐释。

若别集属于选集，选集属于总集，如此传递，则别集岂不是也属于总集，自相混乱。

其阐释逻辑如图：

上海图书馆编辑出版的《中国丛书综录》等几种主要书目中，也都存着类似的大小错误。

在现代书籍整理中，时常有人将《郭沫若全集》《茅盾全集》等归入“总集”，将《郭沫若选集》《茅盾文集》《成克宋文集》等归入“别集”。即将各时代属于“全集”中国文学作品，均归入总集；将“选集’、“文集”之类归入别集。因为在他们的意识中，全集者乃是下有文章的汇集，故入“总集”。选集者则是其中部分文章，因不是全部，故入“别集”。显然是按字面意思办事，把总集与别集的概念搞错了。

以《文选》为例，文献学知识不牢固的读者，肯定不会认为《文选》是总集。《昭明文选》是萧统组织文人，按照“事出于沉思 ，义归乎翰藻”的标准编选的文集，却以“总”字定义它。面对这样的问题，我们也只能无奈。

随着古籍整理工作逐步深入，研究方法日益讲求效率化。简单快捷，也成为了科研的一大趋势。工具书的根本性质，是给读者的查找图书提供检索线索，目的为快速定位所需的知识。而当寻找得过程变得复杂时，人们就会创造更简单的途径。

“集”部四类，到现代出现诸多水土不服

由于新书籍的层出不穷，新的文学体裁的不断涌现。《四库全书》集部的分类，已无法囊括这些书籍。同时自身精细而繁琐的缺陷，也需适应新时代的步伐。

以《鲁迅全集》《郭沫若全集》《陈寅恪集》为例，都是一个人全部作品的汇集。别集是一个人的作品，但是不是全部作品。总集包括一个时代的全部作品，但是是两个人以上。于是就产生了“全集”这个概念，全集的定义在《文献学概论》为“旨在网罗一代诗文之全，可贵在于全”，并没有说“一人诗文之全”。在这里总集、全集、别集，在“人数”、“是否为全部作品”这两个变量中不断排列组合，着时令人汗颜。

再如，《陈寅恪集》与《鲁迅全集》《郭沫若全集》《矛盾全集》的不同的是，没有“全”字，那么这个概念就会令绝大多数人无所适从。如果不是本书的编订者、整理者、知情者，乍然见此书名时，若不经一番查考，根本不能确定这是一部别集、全集，抑或是选集。

相比较而言，《荀子》《庄子》《墨子》之类，却被归为是别集。先秦时是有别集的，《庄子》的内篇是自己写的，外篇和杂篇是后学写的。《墨子》《荀子》亦非一人之作，更不会有作者生前遴选一事，怎可归为别集，笔者认为将其称为“全集”应为确切。由此也可见《四库全书总目序》中也有自相错乱之事。

从《荀子》为别集，到《鲁迅全集》为全集产生的变化，体现了分辨意识的进步。但是判别《陈寅恪集》这样集子，仍然很是棘手。

同时，选集这样的概念，在古籍分类时被广泛应用，在但现代书刊分类中已不再使用。如赵国章、朱天俊所作《社科文献检索》一书中，把总集分为全集型总集和其他总集，不再使用全集与选集概念。

为“集”部分类，提出进化改进的创想

别集指一个人生前的部分诗文作品，全集包括一个人全部的诗文作品、一个时代的全部作品，都是有“一个人”的概念，两个集子为何要区别对待？

别集是作者生前选择的符合自己意志的作品，选集是编纂者按照一定的选文标准，汇集的多人的作品。同样是经过遴选后集合的作品，也要区别对待？

将三者之间的共同点割裂，对概念的变量不断重组，瞬间混乱如麻，这就是其不实用、不科学的症结所在。

《社科文献检索》在分类现代图书中，用“其他总集”取代“选集”，也是看到了“选集”归为总集，总是会让人在字面上打官司。“总”，即为包罗万象、总揽所有；“选”，即为在总数中分离出来的、有特殊性质的部分。选集属于总集，是在合理表面中深藏的牵强概念。

在这四个矛盾丛生的概念中，只有元素从属改变，才能使之逻辑通顺，更好的发挥工具型的服务作用。

在此，笔者将四个概念从新排列组合，示意图与解析如下：

为分类改进，提出的改进模型

这个分类模型，把选集在总集中抽离出来，让总集与全集概念相重合（总集即全集，全集即总集），表现“全”的概念义；而选集带表着经过遴选的集子，别集特指一人之作品（无论生前身后），多人作品成为其他选集。

四个概念，以“全与不全”作为唯一的判断标准，简单明朗。

结语

总集、全集、选集、别集四者之间的概念区别、等级区别与从属关系，对于文献学人来讲，一直都是“常识中的难点，难点中的常识”，给研究者和学习者带来极大的不便。

经笔者实践访问，对此“集部”能够正确理解与运用者为数甚少。新的分类方法，乃个人的薄见与呼吁，敬请各位读者一同改进。

参考文献

1. 杜泽逊《文献学概论》
2. 朱则杰《清诗总集误作别集辨正》
3. 蔡振华《关于“总集”与“别集”的区别》
4. 夏勇《清代总集误作别集考辨》
5. 萧统《昭明文选》
6. 赵国章、朱天俊所作《社科文献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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