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随21年的生活秘书赵炜（跟随21年的生活秘书赵炜）

古诗有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小时候的我们，总能听到长辈们的教诲，说粮食是农民伯伯们用辛劳和汗水换来的，所以每一粒米、每一片菜叶都不能浪费。可谁又知道，身为一国总理的周恩来同志同样如此？

他与多数人猜测的“一国领袖”截然相反，不追求奢华、不贪图享受，从生到死始终坚持艰苦朴素、清正廉明的原则，且不只严于律己，亦言传身教、时刻督促身边人切勿“触碰”特权。

在周总理的心中，因为他是华夏领导人，所以他必须与民同“苦”同“乐”，不能仗着身份地位占人民的“便宜”。

“红色革命”精神，是他此生一直信奉和坚守的“真理”，也是他留给身边人及亲属、世人最宝贵的传承。

01，节俭朴素：一片菜叶抹碗底，绝不浪费一粒米

作为跟随周总理夫妇21年的生活秘书，赵炜对二位老人的日常习惯可谓是相当了解。

她说：“周总理与毛主席的作息相似，皆是夜半工作，早上8、9点起床。有时工作稍晚，也可能临近中午才起身。”

因而每天早上的西花厅，总是保持一片安静氛围，生怕打扰了周总理的休息。

待到总理起床了，秘书们会抢先冲到总理卧室中向他汇报各项工作；偶尔时间紧凑，男秘书们还会无惧总理“威严”把他直接堵在卫生间。

等总理收拾完个人卫生后，即是他的早餐时刻：事情多，便由秘书在旁朗读大字参考等消息，总理边吃边听，时不时给点儿“反馈”；事情少，就是总理一天之中难得清静的十几分钟，让他可以安安稳稳吃上一顿美味。

当然，所谓“美味”也不过是一杯牛奶或是一份玉米糊，再加上三两片面包，简单到根本不像是一国总理的早餐。

午餐及晚餐会比早餐稍稍“丰盛”一些，但前提是总理能在当天饭点赶回西花厅。

他喜欢红烧肉、红烧狮子头和鱼肉，所以此三种常常出现在总理固定的“一荤”菜谱中。至于“一素”，则多是蚕豆、豌豆等豆制品和油菜、空心菜等带叶子的绿色蔬菜。

由于总理习惯工作到凌晨时分，故工作人员会为他准备一份夜宵，即一小盘花生米。

某一天，到周总理书房送文件的赵炜正巧遇上总理在吃夜宵，她看着总理一边用手夹起一颗花生粒慢吞吞塞入口中，一边抬头关心地问她：“赵炜，这么晚了，你饿不饿啊？吃夜宵了吗？”

赵炜摇摇头，给予否定答案。

话声刚落，周总理就急忙接道：“那让值班卫士给你几个吃吧。”

赵炜再度摇了摇脑袋，回答：“谢谢您，我不饿。”

于赵炜而言，最初见到如此情形的她，非常费解：为什么总理一个大男人，非要把花生粒当作夜宵？

后来在总理身边工作久了，就渐渐明白了：总理不是喜欢花生粒，而是不愿意麻烦别人、不想破坏艰苦朴素的原则。

赵炜说：“一国总理，忙碌了一整天，却用几颗花生米充饥，实在太简单、太让人感到惭愧了。”

可总理似乎毫不在意自己这般做会“掉架子”，他依旧每天都用花生米当夜宵，吃得津津有味，没有半点儿厌倦。

周总理的侄女周秉德在总理逝去后，告诉世人，她的伯伯不仅日常吃食简单，而且会吃“剩饭”。

如果一顿饭没有当桌吃完，那么周总理便会让卫士把剩菜剩饭全部留着，等到下顿再“热一热”继续吃，坚决不允许没有吃完就扔掉。

周总理的手曾受过十分严重的伤害，留下困扰他大半生的后遗症。吃饭的时候，因手的活动幅度被限制在某个范围内，故而饭粒偶尔会黏到总理的手上。

每当这时，总理便会耗费相当长的时间和大功夫把它重新塞到嘴里。倘若饭粒不小心掉到桌子上，他也不浪费，马上捡起来吃掉。在“节俭意识”方面，总理始终保持认真态度。

国务院工作特别忙碌，会议一开即是大半天，常常超过午饭时间，需要准备工作餐。周总理对此有明确规定：标准必须是“4菜1汤”；不论官职大小，吃完饭都要按规定上交钱款或粮票，不准有“特例”。

某一回，有一位工作人员有幸同周总理共用午餐。他亲眼看着吃到最后的总理夹起一片菜叶往碗底轻轻一抹，将饭粒、汤水全部“擦”干净后，才把菜叶吃掉。

他很疑惑，问总理：“您为何如此节俭？”

周总理笑笑，回答道：“我们吃的，可比人民群众好多了。”

用菜叶清扫碗底残余，并不是总理的对外“作秀”，而是他每顿饭菜结束时的固定动作，他想用这种方法来确保自己不浪费一粒粮食。

3年灾荒期间，周总理放弃了喜欢吃的“荤菜”与鸡蛋，坚决与民同苦，只吃“粗粮”。

他的卫士劝他：“总理，您的年岁不小了，工作又繁忙，怎能光吃粗粮！况且，您的饭量也不大，吃不掉多少东西。”

周总理摇摇头，认真地说：“我吃粗粮，就不会忘记曾经艰苦岁月，不会忘记人民群众。不许换，就吃它。”

别看“饭食”好像寻常，其实在对待它的态度上，就能看出一国总理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对人民群众的关心。而关于总理“清正廉明”的故事，可不仅限于此。

02，清正廉明：你送礼，我就双倍付钱

1927年10月，偶然抱恙的周总理为了能在关键时刻临阵指挥起义部队，不顾自身健康与危险，硬是跋山涉水赶到了炮子乡。

故地重游的他，站在村子口止不住感慨，短短2年时间，昔日和他并肩作战的蒋介石却已与他“背道而驰”，成为了“宿敌”，当真是“物是人非”啊。

他看向前来迎接他的地方干部，摇了摇头，暂且“抛去”心头感怀，再度投身工作。

未想，由于长时间劳累和水土不服，本就身体不佳的周总理不幸患上了急性疟疾，愈加虚弱。县委干部钟一强急忙喊来妻子黄庚，请她去找些治疗病症的草药。

黄庚不敢耽搁，匆匆寻了同乡钟灵娇一起到大陂田采摘了车前草、雷公头等草药，又沿路买了2只鸭蛋给总理补充营养。

一副药吃下去，总理的病症果然稍稍减轻。他强撑着向黄庚表达谢意。黄庚羞涩笑笑，说自己一介妇孺不懂事，做不成什么大事件。

周总理瞬间收敛了神色，对黄庚认真道：“您别这样说，女同志不应看轻自己。咱们闹革命的，女同志也是一股有力力量，组织起来，不输男儿。”

黄庚沉默半晌，似有所悟。次日，身体有了明显起色的周总理特地拿了10块银元交给黄庚，当作答谢。黄庚不肯收。

周总理说：“您不用客气，这是药钱，您该收的。”

话顿，担心黄庚再次拒绝的他补充道：“我知道你们这里有个习俗，病人如果不给药钱，病就无法治愈。”

黄庚见状，反驳不得，只能收下银元。对周总理来说，他生平最害怕的一件事即是占了人民群众的便宜。

1959年5月底，周总理和邓颖超到南开大学视察，直至午后才走到食堂附近。校领导听说食堂只剩下棒子面窝头和熬白萝卜条，顿时心生忐忑，想把总理拦下。周总理却微笑着径自走入厨房，问正在休息的炊事员们有什么可吃的？

未等炊事员回答，眼尖的他又指着窝头和熬萝卜问价钱。得到回复后，总理笑笑，说：“便宜，给我来两个，再加一盘熬萝卜和两分钱的咸菜。”

随即，总理回身邀请陪同他的省、市级领导及记者和他一起食用午餐，并说这顿饭他请了。吃完饭，周总理果然让自己的警卫员去问明此一顿饭菜花费的具体金额，并照实向食堂支付了钱款和粮票。

就像总理对国务院下达的指示那般，总理自己同样坚持不搞任何特殊化，在食堂吃饭便给食堂交付等额粮票及钱款，只吃寻常饭菜。

一旦有单位企图给他准备高一等餐食，必定会受到他老人家的严厉批评和拒绝。

1973年，法国的总统蓬皮杜来访中国，周总理亲自陪同他到杭州视察。离开前，总理见随行的工作人员皆疲惫不堪，遂提出要请大家吃一顿“好的”。

他特地叫工作人员到杭州最有名的餐厅楼外楼订了一桌美味。楼外楼的工作人员得知此讯，皆激动兴奋不已，不只专门打扫了风景最佳的临湖餐厅给总理使用，而且精心准备了不少拿手菜，想让周总理好好品尝一次正宗的杭州美味。

当天中午，周总理与随行工作人员如约踏入楼外楼。他和大家同桌而食，热情呼唤他们赶紧尝尝西湖醋鱼、油爆大虾等经典特色菜肴。所有人都吃得非常开心。

吃完以后，周总理吩咐警卫员去结账。一名省级领导急忙站起来：“总理别破费，由我们地方报销吧。”

周总理表示：“说了我请客，就我请客，我付钱。”

饭店员工见状，知道不收钱是不成了，只得意思意思报了个“10元”。

周总理一听，立马质疑道：“10块？这么多菜，怎么可能就10块？如实说，我照付！”

楼外楼的经理没辙，跑到后厨与厨师商量了一下，又提高了5块。

周总理依然很生气，他说：“我和普通顾客一样，你们该收多少就收多少，不用给我优惠！”

饭店拗不过周总理，只得再加上“5块”。周总理似乎这才“满意”，命警卫员支付了钱财，离开了楼外楼。

不料，1个小时后，机场方忽而致电楼外楼，告诉他们总理临上飞机前，又给他们留下了一些饭钱。

饭店的员工们皆十分感动，他们集体商量了一下，决定听从总理的话，将总理当天所有饭菜都按照挂牌价重新结算一遍，留下正确的饭钱，并把剩下的钱款连同详细清单一同寄到首都。

与楼外楼员工经历相似的是周总理的老部下龙飞虎。某一回，想念上司的龙飞虎特地从福建给周总理寄来一筐桔子，说是请总理“尝尝鲜”。听闻此讯的周总理当即表示：“我不要。”

身旁人觉得周总理这般略显“不近人情”，会“伤害”老部下的一片赤忱心，遂极力劝说周总理收下。周总理想了想，认为自己的反应的确不妥，故转问警卫员桔子一筐多钱。

警卫员告诉他市价25元。周总理听罢，立刻吩咐警卫员去给龙飞虎邮寄50块，告诉龙飞虎，桔子就当是他买下的。

警卫员瞬间怔住，问周总理为什么要支付双倍价钱？周总理难得露出一丝狡黠，回答：“我给他市价，他肯定还会再给我寄，但我支付双倍价钱，他就能明白我的意思了。”

果然，此后龙飞虎再也没有送任何东西给老上司。别人的“无赖”多数与小孩子一般，用在“自身渴望”上面，偏偏周总理“与众不同”，他是用“无赖”拒绝占任何人的便宜。

他的端正品行，的确让人感触甚深。

03，言传身教：一国总理如此节俭，我得向他学习

正因有了周总理的言传身教，在他身边工作的警卫员等人也慢慢开始习惯按照总理夫妇的思想作风去应对任何事情。

周总理的贴身警卫员高振普说：“如果办公室里的同志，有谁违背了总理的意思，擅自接收了地方送来的特产或礼品，那么总理不只会严厉要求他把东西如数退回去，而且会狠狠批评他。”

警卫员等工作人员都不敢利用周总理的名义去向别人索要什么，因为他们非常清楚，总理什么都不会要。

有一次，高振普陪同总理到广州工作。当地的香蕉十分便宜，可随行的工作人员愣是没一人敢买点儿回去。

又一回，高振普到新疆出差，见那里有首都冬天看不到的哈密瓜，略微心动，但念及周总理的教诲，他到底还是什么也没买，空着手回去了。

高振普感叹：“总理每次结束办公，都会亲自收拾桌面上散落的毛笔、铅笔等；离开座位，则必定把椅子推到靠近书桌的位置。次次如此，无一例外。他老人家尚且这般，我们怎能不受到影响、不跟着他照做？”

何谦亦是周总理身边的“老人”。某天，他拿到中央关于西花厅工作人员的工资批复文件，非常开心，急忙寻了个总理空闲的间隙，向他汇报此事。

总理面带微笑安静聆听，直到末尾时，忽而开口问何谦：“你的工资批定多少级？”

何谦稍怔，回答：“行政12级。”

“那李银桥是多少？”李银桥是毛主席的卫士。

何谦如实报告：“行政13级。”

周总理不解，问为什么李银桥会比何谦低。何谦说是因为李银桥比他晚两年参加革命。

周总理思考了片刻，喃喃自语了句：“好像不太好？”

话罢，他仿佛想起什么似的，眼神突然一亮，说要去邓颖超那里看看。等到了邓颖超的办公室，周总理不待她开口，便对邓颖超道：

“小超大姐，你近来身体染恙，无法保证正常上班，我看，你别拿中央批准给你的5级工资，改成6级吧。”

一贯与丈夫“心有灵犀”的邓颖超瞬间领会丈夫的意思，笑了笑，接茬道：“好啊，我夫唱妇随，你的意思，我全照办。”

说着，邓颖超停下手里工作，认真写了一份请求调低工资的报告，拜托何谦帮他上交中央。

回了书房，周总理笑着看向何谦，问他：“你现在是不是也应该给中央递交个报告了？”

何谦哪里敢不答应，立马扭头去写报告了。就这样，均是中央领导警卫的何谦与李银桥，自此职位一样、工资亦一样。

或许有人会问，难道邓颖超不会心生不满吗？明明她与此事毫无关联，却成为了周总理的“由头”，遭了顿“无妄之灾”。

其实，相较于警卫员们对总理的爱戴和顺从，邓颖超才是真正“唯周总理主义者”，对周总理的一切要求皆无条件“服从”。

有一次，邓颖超陪同外宾到延安参观，当地的百姓想拜托她给周总理捎去一些礼物。邓颖超既没有拒绝百姓们的好意，亦没有违背周总理的意愿：她用相等金额的粮票和钱款“买”下了百姓们的“礼物”。

邓颖超知道，只有这样的“礼品”，周总理才会愿意接收。周秉德很久以后说，周总理的端正品行不仅仅影响了“自己人”，也令外宾深受触动。

有一次，周总理在工作间隙接见日本老人冈崎嘉平。冈崎嘉平见总理胳膊上套着个套袖，就好奇问总理那是什么？

得知是总理为了避免袖口、胳膊肘等部位衣料磨损而特意戴的，他非常感动。回国后，冈崎嘉平对自己的夫人及孩子言道：“一国总理尚且如此节俭，我又怎能肆意浪费？我要向他学习！”

一个人，能够得到全世界爱戴是有道理的，就像周总理，他的艰苦朴素、清正廉明、严于律己、言传身教……都是值得每一个人敬佩及学习的优秀品格。

身为华夏后人的我们，理应为有如此一位总理而感到自豪，并更加警醒自身、约束自己，努力朝着他的“方向”前行，将周总理传承给我们的“红色革命精神”永远地传承下去。

文/南宫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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