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李鸿章在哪（当第一次鸦片战争打响时）

1840年6月，一支从印度出发的英国舰队抵达中国广东海面，打响了第一次鸦片战争。那时候，谁都没有想到，这是一场既改变了中国、又改变了世界的战争。

当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时，29岁的湖南庶吉士曾国藩正在参加翰林院的散馆考试。散馆考试，相当于翰林院的毕业考试。考试合格的庶吉士，将正式进入翰林院，授予编修、检讨等职务；考试不合格者，分发各部任主事等职，或以知县优先委用。

明清之际，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是否进入翰林院，是一名读书人的命运分割线。鉴于这场考试的重要性，曾国藩无暇他顾，因此对这场遥远的鸦片战争关注不多。

散馆考试的结果出来了。曾国藩名列二等十九名，授翰林院检讨，从此步入官场。在那以后，曾国藩开始在日记里提及鸦片战争了。

1841年1月10日，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上年（1840年）六月，英吉利豕突定海，沿海游弋。圣恩宽大，不欲遽彰天讨。命大学士琦善往广东查办，乃逆夷性同犬羊，贪求无厌。上年十二月十五，攻破沙角炮台。正月初五日报到后，又直逼虎门。正月初八报到，皇赫斯怒，于初六日通谕中外。初九日，授奕山为靖逆将军，隆文、杨芳为参赞大臣。本日又策侍卫四人往广东，备差遣。”

这等于是对鸦片战争的补记。从这些记载里面，我们看不出清朝对战争采取了什么行之有效的策略。

由于清军在鸦片战争中连遭失利，接替林则徐任职两广总督的主和派大臣琦善擅自与英国方面签订《穿鼻草约》，割让香港，赔款六百万元，引起道光皇帝不满，道光皇帝下令将琦善革职锁拿，查抄家产。曾国藩在1月25日的日记中记载：“是日奉上谕，琦善革去大学士，拔去花翎。”

2月25日，曾国藩与梁俪裳就鸦片战争展开了一番讨论。晚上回家后，曾国藩像往常一样在日记中写道：“遇梁俪裳，谈广东情形，晚归。”

曾国藩将清军的失利，归咎于“汉奸”助纣为虐。他2月24日的一封家书中说：“英夷滋扰以来，皆汉奸助之为虐。此辈食毛践土，丧尽天良，不知何日罪恶贯盈，始得聚而歼灭。”

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后，曾国藩在9月17日的家书中说：“英夷在江南，抚局已定。盖金陵为南北咽喉，逆夷既已扼吭要据要害，不得不权为和戎之策，以安民而息兵……然此次议抚，实出于不得已。但使夷人从此永不犯边，四海晏然安堵，则以大事小，乐天之道，孰不以为上策哉！”

显然，曾国藩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看作“和戎之策”，其思想仍未超过“天朝上国”的时代局限，

与曾国藩相比，左宗棠对这场鸦片战争的反应敏锐多了。

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时，左宗棠应亲家陶澍之托，住在陶家教书，为其抚养子女。得知力主抗英的大臣林则徐被革除职务、发配新疆后，愤慨地在家书中说：“自去年广东禁烟启衅，而少穆制军竟革职戍新疆矣，是非颠倒如此，可为太息！”

左宗棠又愤然写下《感事四首》诗，一抒胸怀。其中一首写道：“司马忧边白发生，岭南千里此长城。英雄驾驭归神武，时事艰辛仗老成。龙户舟横宵步水，虎关潮落晓归营。书生岂有封侯想，为播天威佐太平。”左宗棠在仰慕林则徐等爱国英雄的同时，表示自己将来不为封侯只愿保天下太平。

难能可贵地是，作为一名无官无职的体制外人物，左宗棠并没有就愤怒而愤怒。他非常关心战事的进展，并提出了具体的应对之策。

左宗棠致信自己的老师贺熙龄，就“料敌”“定策”“海屯”“器械”“用间”“善后”等方面分别提出御敌之策。他主张“编泊埠之船，讥造船之厂，讲求大筏、软帐之利，更造炮船、火船之式”“以之制敌”。这说明彼时的左宗棠，已经看到了清朝军队在武器装备上的不足，对敌我之间的巨大差距有了清醒的认识。

与曾国藩将战事失利归咎于“汉奸”不同，左宗棠尖锐地指出，战事失利的根子在朝廷：“方今时事之坏，无过上下相蒙，贤奸失别。”

《南京条约》签订后，左宗棠无比郁闷：“时局如斯，彼谋国者之肉宁足食乎！梦想所不到，古今所未有。吾既不能蹈海而亡, 则惟有买山而隐耳。”果然，没过多久，左宗棠就在老家柳家冲买了70亩田地，举家迁往，过上了隐居生活。

当然，这是猛兽出山前的蛰伏。

在曾国藩、左宗棠和李鸿章三人中，李鸿章年龄最小。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打响时，李鸿章才17岁。这一年的李鸿章，刚刚考中了秀才。

1841年—1842年，英军沿海北上，入侵宁波、南京等地。李鸿章老家合肥与南京相距不远，对于英军的入侵自然有所耳闻。1842年，在迎来20岁（虚岁）生日之际，李鸿章写下《二十自述》4首诗。

在第一首诗里，李鸿章感怀岁月蹉跎：“蹉跎往事付东流,弹指光阴二十秋。 青眼时邀名士赏,赤心聊为故人酬。胸中自命真千古,世外浮沉只一鸥。久愧蓬莱仙岛客,簪花多在少年头。”

在第三首诗里，李鸿章表示要奋发有为：“丈夫事业最当时，一误流光悔后迟。壮志不消三尺剑，奇才欲试万言诗。闻鸡不觉身先舞，对镜方知颊有髭。昔日儿童今弱冠，浮生碌碌竟何为？”

20岁的李鸿章，所思所想还仅仅是个人的世界，并没有意识到时代正在发生巨变，国家和社会正在发生巨变。以至于到了1872年，李鸿章才真正意识到这一点，发出“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感叹。

【参考资料：《清史稿》《曾国藩家书》《李鸿章：历史漩涡里的一代重臣》《大家精要》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