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影留声红色经典（每一首红色经典都曾闯入艺术）

西北民族大学音乐学院教授、“黄河大合唱”研究中心主任黄炜。

长江日报讯红色经典音乐的历史绵延。今天，它不光风靡中华大地，而且经过岁月洗礼和历史沉淀，其珍贵的社会学、文化学、历史学、人类学乃至艺术美学价值越发引人关注，人们开始重新审视红色经典音乐历久弥新、长盛不衰的巨大文化张力。

红色经典音乐的起源为何？为何长盛不衰？长江日报读 采访了西北民族大学音乐学院教授、“黄河大合唱”研究中心主任黄炜。

带着工人们唱《五一纪念歌》

1921年初，北京大学所属的部分师生成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

在学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时，他们深入基层，在长辛店铁路的工人中办起了劳动补习学校。如何让马克思主义深入人心？这令他们十分头疼。

长期的宣讲和观察，他们觉察到，音乐艺术也许是个不错的办法。这些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们尝试着编写了一部分带有革命性质的音乐作品，并由一些懂音乐的成员领头，带着工人们唱。这些开办补习学校的成员当中就有早期共产党员邓中夏。

劳动节前夕，为了纪念“五一”劳动节，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员经过详细的讨论，决定依据长辛店工人们的生活习性和审美情趣，挑选工人经常哼唱的歌曲，采用工人更为熟悉的曲调，填上全新的革命歌词，集体创作出了《五一纪念歌》。

1921年5月1日，广大中国工人的第一次“五一”劳动节纪念大会，在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召开。在这次纪念大会上，劳动补习学校的学生们就排成整齐的队伍，精神焕发地走上台去，唱起了《五一纪念歌》：

“美哉自由，世界明星，拼吾热血，为他牺牲，要把强权制度一切除净，记取五月一日之良辰。红旗飞舞，走上光明路，各取所需，不分贫富贵贱，责任唯互助，愿大家努力齐进取。”

尽管歌词异常简单，但却引起了极大反响。在当时，像《五一纪念歌》这样的革命音乐作品，是当时全国绝大多数人民群众从来没见过没听过的。歌声一落，台下顿时爆发排山倒海似的掌声和欢呼声。

《五一纪念歌》的诞生及其在长辛店的传唱，就这样载入了史册。唱革命歌曲，也成为了后来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的重要传统。

《五一纪念歌》是“五四新文化运动至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夕红色音乐的萌芽阶段最具标志性的成果”，黄炜表示，其实，与它差不多同一时期，早期共产党员彭湃也曾将革命道理和自己了解到的农民疾苦，用广东海丰的方言编成了歌谣教给孩子，进而创作了在广东海陆丰地区流传甚广的、早期具有广东地方特色的红色音乐作品《田仔骂田公》，深得当地民众的喜欢。

在诸多早期共产党员的努力下，1926年12月，中国共产党出版了第一本歌曲集《革命歌声》，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找到了运用红色音乐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开辟了音乐传递革命思想的道路。

黄炜介绍，当时革命知识分子如瞿秋白、彭湃等人意识到，音乐能启迪民智、传播革命思想。这有一个背景，蔡元培提出“以音乐代宗教”的口号，认为音乐艺术要为社会服务，反映民众心声。1923年，《赤潮曲》横空出世，发表在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新青年》上，作者叫秋渠——其实这人就是瞿秋白。这首歌还影响了冼星海，冼星海还把歌词抄在笔记本上。也是在这一期《新青年》上，瞿秋白还译配了《国际歌》，发表了曲谱和译词。很多人只知道瞿秋白是革命先驱，却很少知道他懂音乐，既会唱昆曲，又会吹箫。

除了这些，五四时期还出现了反帝国主义进步歌曲，像《坚持到底》《鬼议员》《苦百姓》等，数量不多，艺术形式也显得简单，但十分可贵，给后来者打下了基础。

【访谈】

中国共产党的每一段历史时期，都有相应的红色经典歌曲

读 ：全国各地都在唱红色经典歌曲。能否列举一些经典红色歌曲，和我们分享一下其创作缘起？

黄炜：你仔细研究红色歌曲，会发现它是全程真实记录党史的。我们今天唱红歌，其实是在重温、再现重大党史事件。

可以举两个时期的例子。1927年10月，毛泽东在井冈山创建革命根据地，刚到达的那个冬天，井冈山不光寒冷，还残酷。因为红军队伍很弱小，缺衣少粮，还遭遇疯狂围剿。有多疯狂？当时反动武装的做法是“茅草要过火，石头要过刀，人要换人种，谷要换谷种”，想想，非常血腥，逼近人的忍受极限。山村军民在这种情况下，唱“夜半三更哟盼天明，寒冬腊月哟盼春风。若要盼得哟红军来，岭上开遍哟映山红”，人人苦熬祈盼，和敌人顽强周旋，九死一生，保存下革命这点“星星之火”。

在最苦的日子里，全体军民自力更生解决困难，有了《毛委员和我们在一起》：“红米饭那个南瓜，挖野菜那个也当粮，毛委员和我们在一起，餐餐味道香味道香。干稻草那个软又黄，金丝被那个盖身上，毛委员和我们在一起，心里暖洋洋。穿草鞋那个背土枪，反围剿那个斗志旺，毛委员和我们在一起，天天打胜仗。”第二年4月，朱德、陈毅率领队伍到井冈山，同年12月，彭德怀也率队伍来了，三军会合，震惊了国民党。

井冈山的红军队伍要壮大，需要很多战士。井冈山人民送子送郎当红军，翻开史实就知道，当时的宁冈县，才5万多人，但参加红军和地方武装的居然有一万多人！人民纷纷进入赤卫队、暴动队、少先队、儿童团等各级革命组织，在这种背景下，出现了“井冈红歌”——《十送红军》，小调式旋律，歌词朴实，今天听起来真是深情婉转，里面讲的故事是井冈山人民送红军、送亲人当红军的故事，当时唱这歌的人，都是含着泪的。

还有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两个月，我国最早以抗日救亡为题材的合唱作品《抗敌歌》诞生了。它本叫《抗日歌》，只是国民党禁言“抗日”才改的名。还有1934年《毕业歌》，还有1935年的《义勇军进行曲》，当时一出来，立即轰动，唱遍全国，它就是当时的流行歌曲，现在成了国歌。“一二·九”爱国运动下的《救亡进行曲》，“西安事变”背景下的《松花江上》……这些歌就像匕首、像利剑一样。

中国共产党走过百年历程，红色经典音乐也有百年历程。每个事件、每一年、每一段史实、每一个历史时期，包括今天，几乎都有对应的红色歌曲。

每一首红色经典音乐，都曾闯入了艺术的“禁区”

读 ：红色经典音乐的创作有何鲜明艺术特点，是在今天的艺术创作中一直延续的？

黄炜：一首红色音乐，要是能称得上是“经典”，就一定意味着“独创”，绝不是套用某种公式而来的。相反，它往往是闯入了艺术的“禁区”，绝对称得上“前卫”。

比如说《黄河大合唱》，郭沫若就曾说，它是抗战中所产生的最成功的一个新型歌曲。全曲的创作技法很前卫，音乐素材大都采用中国民间的音调，配以西方的创作技法，真正实现了西洋技法民族化。今天我们把《黄河大合唱》翻译成Yellow River Cantata，什么是Cantata（康塔塔）？更贴切的翻译，它就是一个大型的声乐题材，所以其实《黄河大合唱》准确来说是“交响大合唱”，它和普通合唱区别在于，它的几个乐章有一个贯穿的主题，这是西方的技法。词作者光未然学过一些音乐知识，一开始就按照欧洲“康塔塔”的形式进行歌词创作，搭起了“架子”，接下来，冼星海遵循了这个架构，进行再创新。

作为广东人，冼星海还借用了广东舞狮的节奏，借用了山西、陕北、河北等地民歌，像三部、四部轮唱中，为避免声部重复，每个声部巧妙插入民歌中常用的衬句“龙格龙格龙”作过门。第一乐章还采用黄河号子的音调辅以四部合唱的表现形式，第三乐章《黄河之水天上来》，在大合唱中用音乐诗朗诵作为独立的乐章，而且，还用中国传统乐器三弦伴奏等等，相当多前卫的尝试。

在三四十年代，这些绝对是独创的、新颖的，是中西融合的一个相当成功的案例。我们以往对红色经典音乐的评价，很多是教育、历史意义方面的考量，但其实从美学、艺术上去看，技法上也是相当出色的。

读 ：在早期的红色艺术创作上为什么就能那么“前卫”？

黄炜：“前卫”有时代因素。100多年前，学堂乐歌活动兴起，西学东渐风潮正盛，法国作曲家德彪西，他是印象主义音乐代表人物，影响了像聂耳、冼星海、吕骥、贺绿汀、麦新等一批音乐人。

这些人就想冲破过去的音乐传统，建立新的音乐观念，思路是吸收欧洲专业音乐手段，创作出具有本国特点的新型的民族音乐，发展出中国新的音乐观。在后来1941年冼星海改写的《黄河大合唱》的《序曲》中，能从交响音画的写法、乐器的使用上，轻易看到印象派的痕迹。

共产党人是先锋队，思想上就是很先锋的。冼星海在巴黎学习小提琴长达6年，他早期的作品《风》（三重奏）也受到欧洲的影响。大量文艺青年及爱好音乐的青年人，他们奔赴延安，聚在一起，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当时创办了多所大学，其中就包括鲁迅艺术学院，简称延安“鲁艺”,培养了一大批革命音乐工作者。

这批革命音乐工作者，是一批真正具有创新精神、开阔思想的中国音乐家。他们所做出的努力与大胆尝试，打开了中国人的视野。

我们今天听到的每一首红色经典，几乎都有“鲁艺”的气质

读 ：“鲁艺”做了哪些创造？

黄炜：“鲁艺”相当新潮，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在延安的7年多的时间里，“鲁艺”的师生一直在研究民间音乐。当时“鲁艺”音乐系教师吕骥倡导，成立个“民歌研究会”，后来改名叫“中国民间音乐研究会”，专门搜集民歌，整理研究。这个决定很了不起，创造新形式，也要学习民族传统。

后来，在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给文艺工作指明了方向，“鲁艺”的视野，从收集整理民歌扩展到说唱、戏曲，创作从歌曲延伸到秧歌剧、歌剧。走出小“鲁艺”，到大“鲁艺”去，投身于人民群众的实际生活，向民间艺术学习，并且尽力创作了适应他们的欣赏口味的新音乐。

所以后来我们可以看到，红色经典歌曲都是易学易唱的，是接地气的，是群众参与强的。加入号子、田歌、小调、多声部民歌、儿歌、摇儿歌、风俗歌、秧歌、灯调、牧歌、船歌、渔歌等，加以不同地域的文化风俗、语言、方言、音调。这非常不容易，等于是让音乐家们向底层民众普及新音乐，开创了中国化新音乐的创作道路。

《白毛女》就是学习和研究民间音乐的成功体现，这一“新歌剧”就是“鲁艺”创造的，创作经验和创作模式影响了中国剧坛半个多世纪。延安也相继产生了30多部大型的大合唱作品，这些大合唱创作可以说奠定了中国合唱艺术的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延安“鲁艺”音乐的创作传统也继承下来，甚至形成了延安“鲁艺”音乐文化，奠定了我国“红色经典”音乐的基础。现在回过头看，“鲁艺”为新中国的音乐创作摸索出了一条独特的道路，我们今天听到的每一首红色经典，几乎都有“鲁艺”的气质。

红色经典音乐有着超时空经典性

读 ：您如何看待国外的红色音乐？

黄炜：红歌最初是服务时代需要的，这种音乐文化，不仅中国有，国外也有。像法国的《马赛曲》《国际歌》，前苏联的《共青团员之歌》《喀秋莎》《哈萨克骑兵之歌》等歌曲，在特定历史环境下，一定会大量涌现，成为一个时代的主旋律。

前苏联红色歌曲和南斯拉夫革命音乐曾在我们国家有很广泛的群众基础，《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喀秋莎》《红梅花儿开》《深深的海洋》《啊,朋友,再见》等，那时无论男女老少，几乎人人能唱上几句。最著名的是《国际歌》，它本是法国的，后来还曾是苏联国歌。可见红歌照样有普适性。

读 ：这些红色经典，触及的情感共鸣是什么？

黄炜：因为红色经典音乐的内在动力是“爱国主义”，这是长盛不衰的，这是百姓永不变的情结。

别说是跨文化传播了，只要有“爱国主义”这条线，就算是跨时空传承也极有可能。像我国古代民谣歌赋，屈原的《离骚》《九章》《天问》，岳飞的《满江红》，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都是爱国情感的流露，所以能光照青史。

【创造新形式】

提到红色音乐，不得不提到1923年瞿秋白创作的《赤潮曲》，它是我国最早的原创性工农革命歌曲之一。

音调素材取材于昆曲曲牌新水令，中国传统昆曲《单刀会》中的关羽过江时，还有《夜奔》中的林冲的唱段，都用过此曲牌。瞿秋白为了适应一般广大群众的音域，将曲调作了一些改变。

他不是机械照搬，而是作出了创新。瞿秋白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时，虽曾得到苏联革命歌曲的熏陶，但没有受过专业音乐训练。为了革命宣传工作的需要，他有意识地运用中国传统音调进行歌曲创作，虽然作品还不成熟，但这种大胆的探索精神，正是后来红色音乐创作的一种方向。

后来，《东方红》《映山红》《红星照我去战斗》《红星歌》《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红梅赞》等一系列传唱甚远的红色经典，它们之所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就在于它们创造新形式，也学习民族传统。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红色经典音乐的顽强生命力，就在于一批批革命音乐工作者具有创新精神、开阔思想，他们守住不变的民族精神、高水准的艺术含量、高尚的革命精神，在此“守正”之上大胆尝试，创作出一批批杰作，共同汇入了百年党史中，成为一股无形的强大力量。

（长江日报记者秦孟婷）

【编辑：贺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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