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塞诗的艺术风格是什么（边塞诗主题及艺术特征）

边塞诗主题及艺术特征

宋代诗人在仰望唐代诗歌的辉煌时，一直努力寻求自身的突破。后代的唐宋之争恰恰说明，宋人在经过模仿阶段之后，已经摆脱了唐朝诗歌的限制，找到了新的路子。就边塞诗这一题材而言，宋代的成就不及唐朝，在边塞诗史上的创新也不多，但它是有其独立形态的。宋代在对外防御中屡次失败，而统治者不思精兵强国，却以割地赔款称臣为代价苟安于江南，其领土面积比前代大为缩减。诗人们将眼中所见之国难，心中所忧之国愁写入边塞诗中，有较强的现实力量和时代特点。在宋代边塞诗研究中，大家的作品比较受重视，而曹勋是一位容易被忽略的诗人。他的诗作整体上比较平庸，但因其特殊的身份和经历，他的边塞诗还是有研究价值的。

一、背景概述

（一）曹勋生平及历史概况

曹勋（1098-1174），字公显，阳翟（今河南禹州）人。其父曹组以占对开敏得到宋徽宗的赏识。曹勋“用恩补承信郎”［1］，徽宗宣和五年（1123）赐同进士出身，虽赐甲科，但“为武吏如故”［2］，这就决定了曹勋的仕途要比同时代普通文人的更为坎坷。宋楼钥这样概括曹勋的一生——先生早年入太学负时名，中更艰险，晚遂安逸。其中对曹勋影响最大的应为“中更艰险”的时期，他主要的政治活动集中在徽宗、高宗两朝，具体如下：

靖康二年（1127），金人诈骗宋徽宗出郊，俘虏徽、钦二帝北上。曹勋此时为宣赞舍人勾当龙德宫，除武义大夫，扈从徽宗北迁。他在《北狩见闻录》里以实录的心态记载了这一段经历。据其记录，徽宗一行人过洺州，渡黄河，经浚州、真定、中山等，颠沛流离多日。起程之初，燕王即因乏食而死；过浚州时虏骑“约拦百姓，不得看。惟卖食物数人近前”［3］，小商贩尽以饭食上进徽宗。自此之后，金军只走生路，“跋涉荒迥，旬月不见屋宇”［4］。

在北迁途中，曹勋更直接地感受到了亡国之耻，，对金人的败盟之举及狡诈行为也感到愤慨。到燕山时，曹勋奉徽宗御衣书领秘密归诣宋高宗，以谋清中原之策。南宋建炎元年（1127），曹勋抵达南京，建议朝廷招募死士航海营救徽宗，“执政难之，出勋于外”［5］，九年之内不得迁官。此时，南宋并不是没有能力与金军对抗。为了顺应舆论的要求，高宗即位后任用抗战派大臣李纲为相，并命宗泽任东京留守。加之金兵初入中原，尚未站稳脚跟。这时，以营救徽宗的名义打击金军很有胜利的可能。但因高宗本人曾入金为短期人质，对金军十分畏惧，又受到主和派大臣的影响，所以，曹勋符合实际形势的建议受到了统治者的集体非难。

绍兴十一年（1141），金主兀术遣使与宋议和。曹勋以成州团练使的身份副刘光远出使金国。南宋使者在淮河遇到了金主兀术，兀术认为曹勋的官位太低，将其遣还。“宋金交聘中，南宋一开始就把自己放到了低人一等的地位”［6］，宋人使金必须高职位之人以示对金恭敬。曹勋只能还宋，迁忠州防御使后再次使金，时金使萧毅至，勋为接伴使，即萧毅入境离境均由曹勋迎送至淮河南岸。这一年，绍兴和议签订，南宋朝廷杀害了抗战派代表将领岳飞，以割地称臣纳贡为代价，苟安于临安。

绍兴十二年（1142）曹勋为报谢副使至金。面对金主的诘问，正使何铸伏地不能言，而曹勋却反复开论，力陈高宗亲族之意，得到金主的欣赏。金主首肯归还徽宗的棺木，并遣人护送太后回宋。迎銮的成功对长久受外族欺侮的宋人算是一点心理安慰，曹勋归宋后迁保信军承宣使，枢密副都承旨。

绍兴二十九年（1159），曹勋副王纶为称谢使。此时，完颜亮已经决定再次侵宋。勋与纶归国后却说金国很恭顺，以致后来金军犯淮河时南宋一无所知。曹勋因此为人所谤，后孝宗欲起用曹勋为枢密，时曹勋已74岁，却仍被虞允文讥为“人品卑凡，不可用”［7］。这对曹勋来说是很不公平的。绍兴和议后二十年，宋金无战事。勋与纶至金时，完颜亮为掩饰其侵宋野心隆重地迎接了宋使，所以不能一味指责曹勋没有看破金人的诡计。

在重文轻武的宋朝，武将是被削弱的一方，即使有报国之志也难以完全施展。曹勋为武吏，几次出使均为副使。但使金过程中，曹勋始终怀着一颗赤诚之心，尽力为南宋争得屈辱外交中的利益和尊严。

（二）创作状况

曹勋的遗著由其子耜辑为《松隐集》，《宋史•艺文志》录其诗文为四十卷。其作品集现有五个版本，如下：《松隐集》三十九卷（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松隐文集》四十卷（嘉业堂丛书版）；《宋元人词》版的《松隐词》三卷；《宋百家诗》版的《松隐集》一卷；《彊村丛书》版的《松隐乐府》三卷，补遗一卷。北京大学整理《全宋诗》，收其诗为二十四卷，约千余首。笔者以《全宋诗》为统计依据，将曹勋的诗歌按诗体分类如下：古乐府六卷（卷一至卷六）；古诗六卷（卷七至卷九、卷二一至二三）；律诗七卷（卷一Ｏ至卷十六）；绝句四卷（卷十七至二Ｏ卷）。因第二十四卷“不明所自”［8］，古体近体兼有，故不再归入某一类。

《宋史•艺文志》记载南宋的文学创作情况为：“军旅之事，日不暇给，而君臣上下，未尝顷刻不以文学为务，大而朝廷，微而草野，其所制作、讲说、记述、赋咏，动成卷秩”［9］。可见，作诗著文是宋人在社会风气影响下的普遍爱好。曹勋也不例外，他的许多诗歌或为奉上应制而作，如《恭奉圣训赋凌虚》（卷一二）；或为酬赠唱和而作，如《和仲远新池》（卷八）；或题画咏物，如《题倚江图》（卷一九），或适逢节令，如《清明书事》（卷一六），多记日常琐事，有散文化的特点。对曹勋来说，这些诗歌未必不是他感情的真挚抒发，未必没有蕴涵着他的哲学思辨。但从诗歌史的角度来说，这些诗歌多浅俗之作，与一般文人诗歌面目无异。不过，异族的入侵、出使的见闻丰富了曹勋的人生体悟，发而为诗则成了那百余首颇具特色的边塞诗。

边塞诗的概念一直比较模糊。1984年8月在兰州举办的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第二届年会上曾对此有过探讨，产生了一些有价值的观点。本文在选择曹勋的边塞诗时，采用了广义的边塞诗概念，“凡是描写与边塞生活有关的一切诗篇，举凡从军出塞、保土卫边；民族交往、塞上风情；或抒报国壮志；或发反战呼声；或借咏史以寄意；或记现世之事件；上至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下及朋友之情、夫妇之爱、死别之悲，只要是与边塞生活有直接间接联系的统统都归入边塞诗之列”［10］。取广义的概念是为了能全面了解曹勋的边塞诗创作，并不意味着只要稍涉及到与边塞相关的字眼就搜罗入内，边塞诗是按题材划分出来的类别，对于那些虽写在边塞却与边塞毫无关系的诗歌（如卷一五的《谢杨监丞雪中送羊羔酒》）是不在边塞诗选择范围之内的。相反，那些虽写在内地却心系边塞、反映边塞主题的诗歌又是属于边塞诗的，如《闲居泉州》（卷一六）。由于资料有限，有一些诗歌难以确定是否属于边塞诗，如一些送别诗经常会出现客中送客的情况，诗人送友人也会发出归去的感叹，此时很难判断诗人是思归中原还是因仕途劳累而欲归隐。笔者认为诸如此类的诗歌亦不属边塞诗之类。

此外，宋朝疆域变化较大，不同时期的边塞范围是不同的。曹勋主要活动集中在靖康、绍兴年间，故笔者大致以绍兴和议为参考，即东起淮水、西至大散关（今陕西宝鸡西南）一线附近为边塞。

二、主题分类研究

边塞诗题材至盛唐已趋于完备，直到元清才有所拓展。从大范围来说有以下十类：“甲、描写战争；乙、描写边地英雄；丙、描写军旅生活；丁、描写边民的生活习俗、风土人情；戊、抒发诗人到边塞建功立业的豪情壮志；己、记述重大事件；庚、送别；辛、咏物；壬、咏史；癸、闺怨”［11］。曹勋的边塞诗题材亦不出此十类，但在主题表现上，曹勋又写出了与前代不同的新境界。钱钟书在《宋诗选注》中即对曹勋的创新表示赞赏。

从主题上看，上引十种题材有交叉重叠之处，如：战争诗可能会记述某重大事件、会描写某边地英雄；咏史诗也会抒发建功立业的豪情壮志。出现这种情况并不完全是因为人为分类的繁杂，而是因为从主题角度来说，许多边塞诗并非单一主题的。面对这类诗时，笔者往往按其最明显的主题进行归类。同时，也为了避免过多的重复现象，笔者将主题相近的诗歌统归为一大类。因此，借鉴前人的边塞诗分类原则，综观曹勋诗歌，并结合其实际情况，笔者将曹勋的边塞诗主题分为以下三类。

（一）征人思妇类

此类主题的诗歌都是以乐府诗的形式写成的，只有一首古风除外，即五言的《拟古》（卷九）。对此类诗歌可以从以下两方面考察：

1、征人的军旅生活

边塞“即指边疆设防的地带”［12］，在边塞最重要的角色便是征戍之人，曹勋在诗歌中展现了征人生活的各方面及其情感。

征人离家赴边塞，首先要适应边地恶劣的环境和艰险的行军路程，如：“黑水迢迢黑山暮，马鸣萧萧夜争度。胡笳四起黄云愁，角声呜咽何悠悠。陇山行断不回首，一番回首添白头。”（《入塞曲》卷四）行军至夜晚仍要赶路，透出一种紧张的气氛。写军中生活的诗歌以边塞苦寒风光为背景，集中表现了战士们的艰苦，替战士们说出了心中的怨叹。

从军时间长的征人就会对战争有一些理性的认识，一场战争下来，“唯馀将军封万户，士卒战死埋蓬蒿”（《古战场》卷六）。他们对这种苦乐不均的情况认识得很清楚，却无力改变什么，只能发出“汉家天子耀神武，不知战士常辛苦”（《出塞曲》卷四）的哀叹，只能期盼“汉家新筑受降城，戍卒还家免租赋”（《夜坐吟》卷二）。

战争不息，许多征人“萧飒两华鬓，十年吹战尘”（《秋思》卷六），于是自然就会厌战，就会思乡思亲人，这是相互加强的两个方面。经历了残酷的战争，征人抱怨“事行役兮无己时”（《陇头水》卷五），甚至希望身有羽翼，“脱然避地能孤飞”（《待旦吟》卷二），但这只是幻想，征人只能空对着寒风遥想故乡，思念亲人，“胡笳声断塞鸿惊，征人泪下思乡国”（《关山月》卷六）。

宋代商品经济发达，重金钱、重享乐的风气盛行。曹勋将这种时代特点写入了征人思乡，使思念之愁染上了一份潇洒的愉悦，如《陇头吟》（卷二）中的征人既有“不得戎王誓不归”的豪情，又有“归时杨柳正依依”“与君同醉花阴侧”的简单愿望。虽战场英勇厮杀，但不一定非要求得功名，只要战争结束后能同亲友醉酒赏花即可，此种快乐倒比功名利禄更真实一点。

2、思妇的闺中等待

曹勋诗中的思妇也带有上述时代特点，如《夜坐吟》（卷二）“归来直莫叹白头，浊酒狂欢醉朝暮”。在思妇诗中体现这种不重功名、及时行乐的思想是比较少见的，前代思妇诗很少有坦陈轻视功名的。唐王昌龄《闺怨》中“悔教夫婿觅封侯”的思妇也只是后悔而已，而曹勋笔下的思妇却直接说出了“归来且莫话封侯，同醉笙歌弄明月” （《乌夜啼》卷五）。

曹勋还有一组写闺怨的诗较有特色，即《折杨柳五首》（卷六），诗前小序云：《折杨柳》，即乐府鼓吹曲。汉魏以来唯给边将。诗歌如下：

折杨柳，上隋堤，攀条同忆送君时。君王近发关中卒，更戍归来尚未迟。

折杨柳，上章台，柳色依依尚未回。汉家尽得单于垒，屈指归同社燕来。

折杨柳，灞桥西，去日同君上柳堤。闻道将军得天马，归时芳草正萋萋。

君去霏霏雪满衣，思君杨柳正依依。新来又得征人信，君去交河尚未归。

去日同君过渭桥，桥边新雪未全消。如今窗外杨花满，憔悴无心约细腰。

诗前的序指明了乐府诗题的起源，作者用唯给边将的乐府题目来写思妇本身就暗含一种哀怨之情。五首诗依次写了不同地点、时令下少妇对征人的思念，每首诗中的景物都勾起思妇的回忆，而征人的归来的希望越来越渺茫。组诗的写法借鉴了南朝民歌《西洲曲》，在景物变化、时间推移中，把少妇的思念之情写得越来越强烈，思念越深痛苦也越深，终至“憔悴无心约细腰”。

曹勋其他的思妇诗主题也不外盼望征人早归，感叹思念的痛苦，在此不作赘述。

（二）战争类

在战争类主题的诗歌中，曹勋描写了战争的场景，歌颂了英雄的勇武，也批判了战乱带给人民的苦难。

1、汉宋不同的边塞战争

曹勋多以乐府诗描写想像中的汉朝边塞战争，在这些战争中，汉朝是占绝对优势的。曹勋在诗中称赞君主神武仁爱，军士骁勇善战，国家疆域辽阔，记述了四方蛮夷俯首称臣，如：《饮马长城窟行》（卷三）、《胡无人行》（卷三）、《鼓吹曲》（卷四）等。

唐代边塞诗中会用到汉朝典故，甚至整篇诗歌以汉喻唐，如李益《拂云堆》“汉将新从虏地来，旌旗半上拂云堆。单于每近沙场猎，南望阴山哭始回”，诗中汉将喻指唐将，单于是汉代边境少数民族匈奴首领的称号，本处喻指唐边境少数民族首领。汉唐国力均很强盛，唐人多有勇气以辉煌的汉朝自比，因此唐人写汉带有一种自豪的气概，如王昌龄《从军行》（其四）“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金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楼兰是汉西域国名，曾攻击汉朝使者，昭帝时霍光派傅介子用计斩了楼兰王。诗人借汉喻唐，表达了建功边塞的自信和决心。宋朝经济虽不输唐代，但战争武功方面却远不能及。曹勋写汉事与唐代边塞诗以汉喻唐是不一样的，他的诗歌中没有唐代边塞诗的自负，而是表现出对汉朝胜利的仰慕之情。因此，这类诗歌在写战争时往往详细描写战争场景，表现战争过程的各个侧面，并将军队的勇往直前、蛮夷的闻风逃窜加以对比，显得紧张而痛快。

曹勋在对汉朝功绩的追溯和想像中完成了自我对宋代的祈愿，主题鲜明，直截了当。而面对本朝战争时，诗人的感情却很复杂。写本朝战争的诗不像写汉朝战争那样单纯地铺陈战争场面，在内容上更加丰富，有《闻江上捷音》（卷一二）的喜悦，亦有“得闲如自若，心在一扁舟”（《闻逆虏近淮》卷一一）的镇定，亦有“新元北客愁边泪，故国西郊日暮尘”（《黄湾书事时虏人犯淮》卷一六）的愁苦，亦有“无德彼将灭，复雠我有休”（《闻北军犯淮》卷八）的尚德战争观。曹勋记叙了宋朝战争的实际情况，体现了与写汉朝战争的差异。其不同之处主要有以下两点：一、写汉朝战争多以铺陈的笔法渲染军队的豪情，对战争过程的刻画非常详细，而写宋朝战争则少写战争过程，主要是一些景物描写和情感抒发，笼罩着一层无可排遣的愁闷之情。如：写汉朝战争的《饮马长城窟行》（卷三）开篇即言“汉马饮长城，匈奴空塞北”，接着铺陈“嫖姚”（霍去病的封号）的战功以表现其英勇，后又叙述战争结束将军封侯。从出兵写到封侯，详细展现了汉军所向披靡的气概。而写本朝的《闻北军犯淮》（卷八）只用“甲马隘两淮，杀气横九州”来概括战争，诗歌的主要篇幅在于写萧瑟之景，抒哀伤之情。出现这种差异固然有诗体本身的要求和限制，但更深层的原因应从时代背景上来找，宋朝与外族交战时经常处于劣势，诗人对此也应十分清楚，他祈愿宋朝能如汉朝那般强大，因此，在描写汉朝战争时不惜笔墨地进行具体铺写，而写宋朝战争时则比较抽象。二、写汉朝战争多有一种雍容之气，“华夷同正朔，天子坐明堂”（《胡无人行》卷三），而写宋朝战争则多强调收复失地。汉武帝在对外政策上采取主动的战略，北伐匈奴，南平百越、西南夷，通西域，定朝鲜，疆域得到了极大的拓展。而宋朝开国之初收复燕云的战争失败后就形成了“守内虚外”的思想，对外族的入侵以守为主，军事力量减弱，其版图几乎一直在缩小，直至南宋偏安于临安。因此，曹勋虽对大汉十分羡慕，但已不再奢求天子安坐、四夷臣服了，如《大驾亲征》（卷三）中的战争虽然取得了胜利，但这种胜利是为了收复旧京，而不是像汉朝般开疆辟土了。即使像《癸未御前帖子》（卷一七）这样的应制诗也并非盲目地歌功颂德，而是冷静地指出“中原久已困膻腥，攻守知惟断乃成”。

2、理性洒脱的边塞英雄

曹勋边塞诗中的英雄虽有“红旗半卷夜归来，马蹄踏碎天山月”（《塞下曲》卷四）的将军，但更多的是鄙薄功名的游侠。“曹植的《白马篇》第一次在诗歌中塑造了一个武艺高强，忠心报国，有血有肉的少年英雄——游侠儿形象”［13］，使游侠与边塞相结合。此后边塞游侠形象时有出现，不过直至隋朝，边塞游侠诗的主题“不外歌颂游侠儿为国御敌的英勇气概”［14］。曹勋继承了这一主题，在乐府诗中塑造了比前代内涵更丰富的游侠形象。首先，这些游侠虽立志报国，“阵前俘黠虏，马首拜降王”，却“归来辞厚赏，小阁醉红妆”（《结客少年场行》卷三）。与唐人认同的“画图麒麟阁，入朝明光宫”（高适《塞下曲》）相比，他们对人生的看法更有哲理意味，在他们眼中“金石易消朽，生死真蜉蝣”（《远游篇》卷四）。唐代边塞诗中“毫不掩饰的直指功名勋业的青春歌唱压倒了前代边塞诗中为国捐躯悲慨沉痛的咏叹”［15］，而曹勋的边塞诗又重回了为国捐躯的咏叹。不同的是，这咏叹不似汉魏时人那般悲壮硬朗，而是多了几分宋代的平淡稳健。其次，曹勋还展现了游侠壮志难酬的苦闷。在战乱四起的黑暗社会，“众目宝康瓠，明月难暗投”（《远游篇》卷四），一些游侠眼见敌军入侵却无法发挥其雄才大略。此时，游侠会因报国之路受阻而抑郁。但是，苦闷的游侠仍会在醉酒歌舞中放纵自己，“且醉胡姬酒，将军讵敢嗔”（《刘生》卷六），透出一股对当权者的不屑。

除了直接刻画英雄的边塞诗外，曹勋还有两首间接写英雄的咏物诗，即《白马篇》（卷四）、《紫骝马》（卷五）。这两首诗表面上咏马，但所咏之马已明显带有人的禀性。紫骝马在战场上“雄鸣矫首厉奔蹙，胡儿百万纷披攘”，而将军亦是横槊披甲，奋力抗敌。白马生逢明时，转战沙场，“毛族空成群，斑驳亦何数”，与上述游侠一样，白马在报效国家后渴望的也只是“归来脱羁束，饱食刍与粟”而已。

3、饱经动乱的边塞民众

曹勋曾亲眼目睹宋金战争所造成的民众苦难，因此，不论是写战后动乱还是写遗民思归都显得很真切。

边塞战争是不同政治集团之间争夺利益的手段，不管结果如何，最终受苦的都是生活在那里的民众。如《皑如山上雪》（卷六），战争过后，双方军队已经撤离，只有古战场上“鬼哭声烦冤”，而战争只是暂停，并没有结束。士兵死伤无数，朝廷仍要征兵，蛮横地下令要求“柴门不得闭，行者不得远”。

战争造成了大量流离失所的难民，曹勋以咏物的方式表现了流民的悲惨处境，寄寓了对流民的同情。如《哀孤鸿》（卷六），以孤鸿喻无家可归的流民，他们因战争而背井离乡，时时为朝不保夕的生活忧心，甚至发出“胡虏驱除汉道昌，一身虽困忘辛苦”的呼喊。

战争频繁、徭役苛重会令部分民众忍无可忍揭竿而起。朝廷对自己的子民毫无体恤爱护之心，反而将起义民众诬为“畔寇”，毫不留情地将其镇压下去，出现了“官私所杀尽民吏，坐令骨肉相征鏖”的悲惨局面。

宋朝在对外防御中屡屡失败，经常以割地赔款来求得暂时的和平，曹勋真实地表现了沦陷区人民羞为俘虏、急欲归去的心理。钱钟书在《宋诗选注》中说：“假如那里的人民向使者诉说过：‘我本汉人，陷于途炭，朝廷不加拯救，无路自归’，这些话至少没有反映在诗歌里”［16］，而曹勋出使至淮北，以“惭愤哀痛”［17］的心情记录了沦陷区人民在异族统治下的艰难生活。他们对季节、景物的变化很敏感，长期生活在“五月无芳草，经年不见花”（《塞北行》卷二）的环境中，“江南春草绿，江北未开花”（《胡笳曲》卷四）的对比使他们无比怀念故国。他们盼望朝廷能拯民于水火，但长期的等待和现实让希望变成了绝望，他们“闻南使过，骈肩引颈，气哽不得语”（《出/入塞》卷七）。《入塞》中的“妾”（此处“妾”代指所有沦陷区的人民）于靖康初被掳，在胡地多年，她已“随乡入乡，将就过胡人的生活了，可是一听到汉人来到，不禁‘羞’惭起来——这是很入情入理的描写”［18］。写沦陷区人民是曹勋对前代边塞诗歌主题的开拓。在汉代类似主题的诗歌中，如刘细君所作《黄鹄歌》、王昭君所作《昭君怨》，主人公虽因战争不得不流落异域，但并非被掳至胡地，至少在表面上还留有一点礼节性的尊严。而“妾”经历的却是“城陷撞军入，掠去随胡儿” ，与细君、昭君相比，其所受的耻辱更甚，在胡人统治下的生活更加艰辛。用“妾”代指一切沦陷区的人民是较前代诗歌的创新之处。晋唐以来的《昭君怨》、《明妃曲》、《胡笳十八拍》中的王嫱、蔡琰只是沦陷区妇女的典型，诗人多感叹其“昔为匣中玉”而“今为粪上英”，“曹勋没有用这种套语；落难的全是同胞，不必去强调家世、年龄和相貌”［19］，他记录的是所有边塞民众的苦难。

此外，写民众苦难的《细君》（卷六）较引人注意，诗歌中的主人公已经超越了前代单纯抒发悲思的模式，“细君”不仅为久困边地而哀愁，更对当时的政治形势相当清楚，“吾王居下国，奉上固所当。结亲徒自辱，掩泣羞汉皇”，于悲伤之中又有对汉朝统治者的讽刺，这也许是曹勋对宋金和战的看法，当战不战，一味主和，只能自取其辱，令民众受苦。

（三）使金抒怀类

宋人使金诗留存下来的数量很少。宋金外交中宋向金派出使节190次，有姓名可考者359人，见于《全宋诗》者共117人，他们“多数人没有留下涉及使金内容的作品，且存诗数量很少”［20］，据考证，《全宋诗》收录“使金诗468首”［21］。笔者统计曹勋的使金诗有40余首，相对于宋朝庞大的使金队伍和薄弱的使金创作来说，这40余首已经不少了。他的使金诗有的已明确指出是出使而作，如《持节过界》《持节过京》（卷一二），有的虽无“持节”、“出疆”、“讲和”、“过某某”等词语，但根据内容可知为使金途中所作，如《游玉隆宫四首》《书玻璃泉壁》（卷一七）。他的使金诗既有表现宋朝特殊时代的伤痛与反思的，又有诗人的述志抒怀。

金朝的入侵给宋人（尤其是宋朝的统治阶层）带来的是难以磨灭的耻辱记忆。宋徽宗命曹勋秘密南归时曾嘱托他说：“如见上奏，有可清中原之谋，急举行之，无以予为念。且保守宗庙，洗雪积愤”［22］。后来朝廷中主和派占了上风，在一次次的屈辱外交中国土步步沦丧。曹勋使金均在绍兴年间，此时宋金边界已基本确定以淮河、大散关为界。他在使金途中经过故国，看到本朝的土地已为金人所有，宋朝子民也为金人所统治，心中不免有一番不平，因此抒发黍离之悲、亡国之痛的诗歌占了使金诗的大部分。

如《春风引》(卷三)，将宣和初的景象与亡国后的景象进行比照，原来“天王恺乐纵游豫，翔风和气凌天衢”，而瞬间就“歌声未断霓裳舞，胡兵直指隳神都”。面对沦陷区的山河破碎，诗人有着难以言说的痛苦，只能借景来抒情，“兵缠九宇无花木，憔悴春风空绿芜”。

又如《过楚有作》（卷七），三过楚地，景物均异，诗人不禁“感时良泫然”。

再如无具体历史内容却也表现了亡国之痛的《泾溪行》（卷三），诗歌内容如下：泾溪之水兮，犹可以方舟。泾溪之人兮，不可以同游。泾溪之阻兮，犹可以为梁。泾溪之险兮，石齧吾廧。泾溪之水兮，犹可以徒涉。泾溪之人兮，不可以相接。泾溪即泾水，源出安徽，后分成两支，其中一支“流至泾川县，入陕西境”［23］，即诗中所说的泾溪。它位于大散关北边，本是宋朝版图上的一条河，而绍兴和议已经把它划归金人了，它仍然沿着原来的河道流淌，但因国土沦丧而被阻的边民却不能自由来往了。

还有一些以边塞风景为主要内容的七绝，虽体制短小，没有直抒胸臆，却不动声色地表现了诗人作为使者所感受到的耻辱，如：《接伴书怀》、《过真定》、《过太行》、《过淮甸》（卷一七）等。

曹勋并没有执着于亡国之痛，而是在悲悼中表现出对历史的深刻认识。如《过邯郸》（卷七）中诗人目睹邯郸的断壁残垣，想起了战国时的边地英雄，但他知道，不管当时是如何的盛况，“殆今已千年，废台漫峥嵘”，历史的兴废不过如此而已。曹勋思想以儒家为主，亦兼有佛老思想，因此在面对历史兴衰时并不沉溺于痛苦，能以更达观和清醒的态度看待一切变故，表现出对历史的反思精神。

曹勋虽然“是受高宗、孝宗两朝皇帝宠幸的宫廷应制诗人”［24］，但他并没有丧失一个士大夫起码的责任感。他在使金诗中也表达了渴望统一、报效国家的愿望。在表达渴望统一的诗歌中多描绘想象中的理想社会，如：《登山曲》《明月词》（卷四）、《将进酒》《临碣石》（卷五）等。而决心报效国家的诗篇一般比较现实，“胡骑连年颇内侵，胡尘漠漠翳高深”（《秋怀》卷一三），但诗人仍有“何当一笑粲，要赋马群空”（《次韵呈南嘉》卷一Ｏ）的决心。

三、艺术特征

曹勋在《补乐府十篇·并序》（卷一）中说：“夫小雅废而颂声寝，王泽竭而诗不做。何则？治乱之迹殊，而哀乐之情变也。故萧韶歌虞，鸟兽率舞；靡靡歌桀，淫湎流化。是知吟咏性情关乎盛衰，参诸天地，俯仰疾徐接于影响，形于风化。传以为动天地，感鬼神，不亦信哉！予读古史，见六代之乐，及览传外，自伏羲以至於商，皆有其名而亡其词。唐元结尝第而补之，惜其文胜理异。予志于古而不及见者也，因申其名义，补而发之，庶几一唱三叹，当有赏音者存焉云尔。”这段话带有浓厚的儒家色彩，体现了曹勋的基本文学观念，因此复古和雅正构成了其作品的基调，具体到边塞诗，其艺术特征如下：

（一）现实性

宋代建立了皇帝与士大夫共同治理国家的政治运行系统，士大夫多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曹勋身处南北宋动乱之际，异族入侵、国土沦丧、屈辱出使都对其尊奉的大一统观念形成冲击，加之切身的边塞体验，他的边塞诗具有鲜明的现实性。在写作边塞诗时，诗人倾向于使用不同的诗体表现不同的主题。从主题研究中我们已经可以发现，在表现征人思妇类及战争类主题时，诗人多采用乐府诗的形式，而表现使金类的主题时则采用古诗或近体诗。在乐府诗中，诗人多以代言的身份出现，诗人本身隐藏在诗歌背后，从这个角度来说是虚构的。在古诗或近体诗中，诗人往往以自己使者的身份来写，描绘沿途见闻，抒写内心情怀，与征人思妇类或战争类相对来说是纪实的。但是，不管诗人以什么样的身份出现，不管是虚构还是纪实，其边塞诗都具有现实性。

1、边塞乐府诗的虚构

曹勋的边塞乐府诗前多有小序，可分为以下三类：一是说明所作乐府诗歌的详细情况，包括创作的时间、地点等；二是说明乐府古辞的存佚情况；三是说明乐府诗题的演变情况及自己对古题的创新之处。第三类小序数量最多，如《行路难》（卷五）、《白马篇》（卷四）、《细君》（卷六）等。曹勋在《琴操·并序》（卷一）中曾批评韩愈依古述的《琴操》“词存而义不复概见”，可见他在创作乐府诗是尽量模仿古意的。第一、二类与古题无异，第三类小序虽多云创新，但其基本情景不脱离乐府古题的框架。联系其边塞乐府诗的总体情况，其创作的虚构性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在曹勋的边塞乐府诗中，主人公多不是诗人本人，而是以征人思妇或客观叙述者的角度出现，所记之事或所抒之情大部分均非诗人本身亲历，而是据出使见闻或合理想象虚构而成。如《陇头吟》（卷二）是从征人的角度来写军旅生活，《幽闺怨》（卷四）则是从思妇角度写她对良人的思念。其二，曹勋边塞乐府诗中的意象多为前代事物，而少宋朝特有的边塞意象。如《秋风引》（卷三）中的乌号弓为传说中黄帝的佩弓，《迢迢高楼入紫烟》（卷五）中的黄金台是战国燕昭王为纳贤而筑的宫室。其用典亦喜用汉朝典故，多出现嫖姚、甘泉等字眼。

曹勋的边塞乐府诗的基本框架具有虚构的特征，但其情景的想象、对主人公心理的揣测又是合情合理的，具有很强的现实感。其意象及用典虽为前代之事却仍是以当前为基础进行生发的。所以，曹勋边塞乐府诗的本质内容是现实的，只不过在言说上采取了虚构的方式。

2、古诗及近体诗的纪实

《四库提要》称曹勋诗文“多可籍以考见时事”［25］,这个评价尤其适用于他的纪实类的诗歌。诗人敏感地记录了那个时代的凄凉，淮河、胡虏等意象频繁出现，具有鲜明的宋代边塞特色。这些诗中有重要的社会事件，如《闻北军犯淮》（卷八）记述了金军侵淮，这类诗可以证史或补历史之不足；也有出使中遇到的琐事，如《余比出疆以茶遗馆伴》（卷一五）感叹因茶品次于高丽而被外族人讥讽，这类诗歌更真实、细腻地展现了宋人的心理。

（二）静态表达

宋朝积贫积弱的国情及疆土分裂、当权者屈膝求和的现实，使宋代边塞诗中充满了哀愁的调子，与唐代边塞诗相比，气格渐衰。宋人的生命范式“更加冷静、理性和脚踏实地，超越了青春的躁动，而臻于成熟之境”［26］。因此，曹勋的边塞诗体现出低徊悲惋的特点，在表达上趋于静态，叙事情节并不曲折，感情于愤慨之后总是归于忧伤或释然。而且曹勋的许多边塞诗是以咏物、咏史、纪行的方式写成的，以平常的诗题去表现政治性强的边塞主题，使其边塞诗染上了一种平和的气息。

在“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乐府诗中，曹勋所缘之事往往只是一个简单的情节，如《秋风歌》（卷二）即纯粹记叙一个思妇的寂寞，没有什么波澜。但诗人往往围绕一个情节层层铺叙，以达到深化主旨的目的，如上文已经分析过的《折杨柳五首》。动态叙述适合故事性强的创作，而曹勋的边塞诗重抒情而不重叙事，所以采取这种围绕一点层层铺叙的写法更有利于将情感、思考等深化。

曹勋的乐府边塞诗中少有对塞景的单独描绘，其所写的边塞风光多作为背景出现，如《塞北行》（卷三）“五月无芳草，终年不见花”，以塞景之恶劣反衬遗民思归之心切。曹勋的绝句中出现了以边塞风光为主要描写对象的作品，这些诗歌虽独立写边景，但主要还是寓情于景、寓理于景，景物最终是情、理的载体。如《过真定》（卷一七）“南北东西本一家，从来河朔富桑麻。枣梨阴翳忽如雪，漠漠一川荞麦花”，诗人触景而生悲凉之情。这些描写边塞风光的诗歌也体现出静态的特点，这固然与当时的边塞现实（淮河以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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