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最后的守陵人（地理大发现第86篇）

一直惊叹于我国现行的农历，觉得很精确。曾经以为这是几千年朴素的劳动人民在劳动耕作过程中对地球运行、气候变迁的经验总结，实际上现行的农历是汤若望在明朝前沿用的农历基础上加以修改而成的“现代农历”。

汤若望旅行路线图

约翰·亚当·沙尔·冯·贝尔（德语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1591-1666），汉名汤若望，字道未，神圣罗马帝国科隆（今属德国科隆）人，神圣罗马帝国的耶稣会传教士，天主教耶稣会修士、神父、学者。在中国生活47年，历经明、清两个朝代。康熙朝封为“光禄大夫”，官至一品。是继利玛窦来华之后最重要的耶稣会士之一。

汤若望画像

汤若望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中国基督教史和中国科技史上是一位不可忽视的人物。他以虔诚的信仰，渊博的知识奠定了他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地位。

他继承了利氏通过科学传教的策略，在明清朝廷历法修订以及火炮制造等方面多有贡献，中国今天的农历是汤若望在明朝前沿用的农历基础上加以修改而成的“现代农历”。他还著有《主制群徵》、《主教缘起》等宗教著述。他以孜孜不倦的努力，在西学东渐之中成就了一番不可磨灭的成绩。

【早期经历】

1591年5月1日，汤若望于出生在神圣罗马帝国德国莱茵河畔科隆城的一个贵族家庭，父母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他出生时，父母抱他到教堂领洗，取名Johann Adam。到中国后，根据Johann Adam 的发音和当时的译法，取中国名为“汤若望”，还按古时中国习惯，取“道未”为字，出自《孟子》的“望道而未之见”。

时至今日，在波恩附近的吕符腾贝格（Lueftelberg）还有汤若望家族的古典城堡，这里青山环绕，景致幽静。汤若望在此庄园度过了幼年时光，并受到良好的教育。中学生活是在耶稣会创办的“三王冕”中学度过的，毕业时作为出类拔萃的学生被选送进天主教的高等学府——设在意大利的德意志学院。

1608年，16岁的他就离开家庭到罗马读书了。他先是学了三年哲学，接着又攻读神学、天文学和数学，先后共四年。1611年在罗马加入耶稣会，后来考入耶稣会创始人建的罗马学院，通过为期四年的神学和数学研究，以最优秀的成绩毕业并成为一名神父。

【明朝期间】

1618年4月16日，在从中国返欧的耶稣会法国修士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的带领下，汤若望、邓玉函（Johann Schreck）和罗雅各（Giacomo Rho）等22名传教士，从葡萄牙的里斯本启航东渡。就这样，汤若望告别了欧洲故土，一生再未返回。

1618年10月4日，经过了五个半月的苦难历程，航船抵达印度的果阿，调整生活几个月。1619年5月，重新启程，金尼阁与邓玉函同乘一船，汤若望与齐惟才（Wenceslaus Kirwitzer）搭乘另一船，先后向中国南海方向驶去。两个月后，他们分别在澳门登陆。1619年7月15日，汤若望一行抵达澳门，时值由沈漼发起的“南京教案”平息不久，传教士们不得不暂时留在澳门圣·保禄学院里学习中国语言和文化。

1622年6月23日，耶稣会士布鲁诺（Bruno）、罗雅各和汤若望指挥炮手击退了入侵澳门的英荷联军。朝中耶稣会士的朋友们如徐光启等人，上奏神宗力邀传教士进京帮助朝廷，以挽回明朝颓势。但传教士们反对以此为借口进京，强调自己一方面不谙军事武器知识；另方面，此举亦与信仰不符。对此，李之藻劝说道：“你们利用这个称号，就像裁缝用针一样，针在缝制衣服的时候是有用的；用过之后，就将它搁置一旁不用了。当你们得到皇帝的允许，能够留在京城之后，就可以很容易地将剑放在一旁，而将笔拾起来。”于是，汤若望经由广州、江西、浙江等省，最后于1623年1月25日到达北京。

汤若望仿效当年的利玛窦，将他从欧洲带来的数理天文书籍列好目录，呈送朝廷，并在住所陈列从欧洲带来的科学仪器，供官员和学者们参观。

到北京不久，就成功地预测了当年10月8日出现的月食，后来又成功地预测了第二年（1624年）9月的月食。此外，他还采用一种罗马关于月食的计算方法，计算出北京子午圈与罗马子午圈的距离。为此，汤若望完成了测算日食和月食的《交食说》，印刷分赠给众官员并呈送朝廷。

汤若望将伽利略的文章翻译为《远镜说》

1627年夏，由于魏忠贤专权，北京的传教气氛不佳。同时，应教徒王征恳请，汤若望被派往西安接替金尼阁。他在西安城内建立了一座小教堂，除了开展宗教活动外，他始终坚持科学研究和著述工作。1629年，他用中文写了一本介绍伽利略望远镜的《远镜说》。此书图文并茂，从原理、结构功能和使用方法上详细介绍了伽利略式望远镜，成为中国科技史上关于光学和望远镜的奠基性著作，对后世应用有重要影响。汤若望和邓玉函是第一批把望远镜带进中国的传教士。但最终成功把望远镜带到北京并广为应用的，却是汤若望。

1630年（崇祯三年），由于邓玉函去世，主持修历的礼部尚书徐光启急需精通天文学的人才，故上奏神宗，力荐汤若望回北京供职于钦天监历局。在钦天监，汤若望协助徐光启编修《崇祯历书》，推广天文学，制作仪器。1631年，徐光启和下属首次用望远镜观看了日食。观测过后，徐光启叹为观止，在给皇帝的奏折中写道：“若不用此法，止凭目力，则炫跃不真。” 除此之外，汤若望还编写和翻译了大量书籍，内容大多集中在恒星交食方面。

汤若望在徐光启主持下参与测量并绘制了大幅星图的工作。他们绘制的星图“突破了中国两千年的传统”，“形成了现代中国星象的基础”。绘制时所使用的数据都是在徐光启主持下重新测定的。这幅星图“是近代恒星天文学理论和实践结合的产物。从此在星名表达方式、星座的组织和体制，恒星的测量和推算、星图的形制和表绘方式、星座星数的扩充等许多方面，改进了我国历史悠久的传统星图的形式和内涵。它使突出于世界天文学史的中国古星图，在欧洲科学革命时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成为一幅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杰出星图。”他们绘制的大幅星图有两幅现存于罗马梵蒂冈图书馆。

1634年12月，在徐光启和汤若望主持下，经过十多年的辛勤工作，钦天监终于完成了卷帙浩繁的《崇祯历书》，共计46种137卷。《崇祯历书》是对中国传统历法的重大改革。它不理哥白尼、布鲁诺的日心说，坚持主张太阳率领八行星绕地球、地球大、太阳小。1639年1月6日，崇祯皇帝对汤若望等人的治历工作十分赞赏，亲赐北京南堂耶稣会所御匾一方，上面亲书“钦褒天学”四个大字。《熙朝崇正集》卷二载崇祯十一年，顾锡畴《礼部体准给匾钦褒天学疏》，谓：“如远臣汤若望创法立器，妙合天行，今推步前劳已著，讲解后效方新，功宜首叙。”

1640年，汤若望还同中国学者李天经合作，翻译了1550年德国矿冶学家阿格里科拉（Georgius Agricola）撰写的论述16世纪欧洲开采、冶金技术的巨著《论矿冶》（De re Metallica），中译本定名为《坤舆格致》。此书编成后，汤若望进呈给朝廷，崇祯皇帝御批：“发下《坤舆格致》全书，着地方官相酌地形，便宜采取”。但因明王朝迅速崩溃，该书未及刊行。

汤若望初入华时，正值明朝内忧外患之际，满洲努尔哈赤的勇兵悍将“非火器战车不可御之”。1642年（崇祯十五年），汤若望奉旨设厂铸炮。但他“竭力寻找借口，希望朝廷能原谅他不能从命。他坚持说，为战争制造武器与他的身份是不相符的，而且在造炮方面他仅有一点点书本知识，没有实践经验。但是他的申诉没有被接受，他不得不屈从于皇帝的命令。”从中可见汤若望内心的挣扎。但就凭着这“一点点书本知识”，他居然能在两年中铸造出铜炮20门。在此期间，汤若望不但造出了优质的大炮，还与中国学者焦勖合著了《火攻挈要》。

虽是处于明末的兵荒马乱之中，汤若望因其信仰，能泰然处之，为了不让《崇祯历书》木刻被毁，安然地守护在自己的教堂里；并且勇敢上奏神宗：“臣自大西洋八万里航海东来。不婚不宦。以昭事上主，阐扬天主圣教为本。劝人忠君、孝亲、贞廉、守法为务作宾于京，已有年所。曾奉前朝故皇帝令修历法，著有历书多卷，付工镌版，尚未完竣，而版片已堆积累累……”，因而恳请“仍居原寓，照旧虔修”。 字里行间都透露出汤若望虽走科学传教道路，仍然非常清楚自己来华的首要目的是传教。

【清朝期间】

1644年（顺治元年），清军进入北京。汤若望以其天文历法方面的学识和技能受到清廷的保护，被任命为清朝第一任钦天监监正，受命继续修正历法。

汤若望与顺治帝

汤若望多次向新统治者力陈新历之长，并适时进献了新制的舆地屏图和浑天仪、地平晷、望远镜等仪器，而且用西洋新法准确预测了1644年农历八月初一丙辰日食时，初亏、食甚、复圆的时刻，终于说服当时的摄政王多尔衮，决定从顺治二年开始，将其参与编纂的新历颁行天下。他用西法修订的历书（就是《崇祯历书》的删节版）被清廷定名《时宪历》，颁行天下。

北京城内的第一座大教堂（南堂）

1650年（顺治七年），清政府赐地在宣武门内原天主堂侧重建教堂。汤若望将利马窦建的一座经堂扩大，建成了北京城内的第一座大教堂（南堂），此处成为汤若望等神父的起居地。汤若望工作的地点则是在北京建国门附近的古观象台。在古观象台工作的传教士有50多人，汤若望是其中最主要的传教士。

汤若望深得摄政王多尔衮和顺治帝的信任，于顺治十二年（1655年）受封为通政使，晋一品，封赠三代。

1651年（顺治八年），顺治帝亲政后，汤若望不仅给皇太后治好了病，还给顺治的未婚皇后博尔济吉特氏治好了病。孝庄皇太后非常感谢他，请他参加顺治皇帝的大婚典礼。皇太后尊汤若望为义父，顺治尊称他为“玛法”（满语“爷爷”的意思）。顺治同汤若望的交往日益密切，以至超出君臣关系。顺治因为宠信汤若望，给他封了许多职爵：先加太仆寺卿，不久改太常寺卿。1654年（顺治十一年）赐号“通玄教师”。后又加封通政使，晋光禄大夫，升正一品。汤若望也经常出入宫廷，对朝政得失多所建言，先后上奏章三百余封。顺治帝临终议立嗣皇，曾征求汤若望意见。当时顺治帝因得天花，而当时朝廷中只有汤若望一人知道天花如果流行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于是他就说一定要找一位得过天花的皇子来继王位，于是便有了后来的康熙大帝。

中西历法之争由来已久，吴明煊早在顺治十六年便上疏举报汤若望天算错误，结果反落了个“诈不以实”的罪名，险些被判了死刑。顺治十五年（1658）汤若望受一品封典，耶稣会传教士影响因而扩大，一时各地教徒增至十万人，终于引起冲突。康熙三年（1664），杨光先复上《请诛邪教状》，经议政王会议，翌年以数条罪名判处汤若望等人凌迟处斩。杨光先言汤若望等传教士有罪三条：潜谋造反；邪说惑众；历法荒谬。

康熙三年九月二十六日，清廷“会审汤若望，以及钦天监官员，翌年三月十六日，廷议将钦天监监正汤若望，刻漏科杜如预，五官挈壶正杨弘量，历科李祖白，春官正宋可成，秋官正宋发，冬官正朱光显，中官正刘有泰等皆凌迟处死。已故刘有庆子刘必远，贾良琦子贾文郁，宋可成子宋哲，李祖白子李实，汤若望义子潘尽孝俱斩立决。”

后因京师地震，汤若望遇赦，只杀了李祖白等5名钦天监官员，“时宪历”亦遭废止。杨光先乃出任钦天监正，吴明煊（明炫之弟）为监副，“复用大统旧术”。行之数年，误差日大。持新法之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等与持旧法之杨光先等交争不已，康熙七年（1668）十一月，特派员察勘两造实际观测，证明新法优于旧法。杨光先被革职，任南怀仁为钦天监副，于康熙九年（1670）复行时宪历。经过这场斗争，新法终于战胜旧法。

康熙钦赐汤若望通微教师奉旨宣教牌

1666年8月15日(康熙五年七月十五)，汤若望病死于寓所。1669年（康熙八年）十一月十六日，康熙又发布了对汤若望的祭文：“皇帝谕祭原任通政使司通政使，加二级又加一级，掌钦天监印务事，故汤若望之灵曰：鞠躬尽瘁，臣子之芳踪。恤死报勤，国家之盛典。尔汤若望，来自西域，晓习天文，特畀象历之司，爰锡通微教师之号。遽尔长逝，朕用悼焉。特加因恤，遣官致祭。呜呼，聿垂不朽之荣，庶享匪躬之报。尔有所知，尚克歆享。”汤若望得到彻底昭雪，恢复“通玄教师”之名，因原封号“通玄教师”的“玄”字为康熙帝名讳，而改封为“通微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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