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朝到底是怎样的一回事(秦朝到底为何而亡)

“大秦粉”一直有一个“神逻辑”,就是商鞅的好经,被秦二世念歪了,完全没有考虑秦二世真正执政的太平日子连2年都不到。

而秦二世的“歪经”,请看《史记·秦始皇本纪》:

四月,二世还至咸阳,曰:“先帝为咸阳朝廷小,故营阿房宫为室堂。未就,会上崩,罢其作者,复土郦山。郦山事大毕,今释阿房宫弗就,则是章先帝举事过也。”复作阿房宫。

外抚四夷,如始皇计。

尽徵其材士五万人为屯卫咸阳,令教射狗马禽兽。

当食者多,度不足,下调郡县转输菽粟刍藁,皆令自赍粮食,咸阳三百里内不得食其穀。用法益刻深。

秦朝到底是怎样的一回事(秦朝到底为何而亡)(1)

总结起来有如下几件“大事”:

1,建郦山陵,从秦始皇时开始;

2,修阿房宫,从秦始皇时开始;

3,南北远戍,从秦始皇时开始;

4,征五万射士屯卫咸阳,秦二世首创;

5,命转输粮食刍(干草)藁(秸秆)的服役者命自备粮食,秦二世首创;

6,咸阳三百里内农民不得把出产作为口粮,秦二世首创。

可见,这二世自创的,也就后面仨,当然确实足够缺德,可对于天下人而言,他的这点创新,可能传导的速度还不够快。

事实的真相很清楚,秦帝国崩溃的所有要素,都是在鲜花着锦、烈火烹油的秦始皇时代凑齐的,甚至连反叛的举措,也早已经在祖龙在世时,即已发生:

(秦始皇三十六年,公元前211年)有坠星下东郡,至地为石,黔首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而地分”。始皇闻之,遣御史逐问,莫服,尽取石旁居人诛之,因燔销其石。(《史记·秦始皇本纪》)

其实这种手法,与元末韩山童、刘福通编造“莫道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如出一辙,只是秦始皇反应迅速,手段不分青红皂白地残酷屠杀,堵上这个火山口,也不过就是压住了2年罢了。

这么看来,李斯所谓的“善政”,还真没人领情,更不存在什么“万民戴主,死而不忘”,或许改个字,“万民恨主,死而不忘”才是真的。

具体看看当时人的造反动员,就可以知道他们到底恨的是谁:

武臣等从白马渡河,至诸县,说其豪桀曰:

秦为乱政虐刑以残贼天下,数十年矣。北有长城之役,南有五岭之戍,外内骚动,百姓罢敝,头会箕敛,以供军费,财匮力尽,民不聊生。重之以苛法峻刑,使天下父子不相安。

陈王奋臂为天下倡始,王楚之地,方二千里,莫不响应,家自为怒,人自为斗,各报其怨而攻其雠,县杀其令丞,郡杀其守尉。今已张大楚,王陈,使吴广、周文将卒百万西击秦。

於此时而不成封侯之业者,非人豪也。诸君试相与计之!夫天下同心而苦秦久矣。因天下之力而攻无道之君,报父兄之怨而成割地有土之业,此士之一时也。

豪桀皆然其言。乃行收兵,得数万人,号武臣为武信君。下赵十城,馀皆城守,莫肯下。(《史记·张耳陈馀列传》)

这段话很长,却是当时人有代表性的言论,三解就全引了,不喜欢文言文的可以不看,直接看下面的干货,也就是这段记载的几个要点:

1,秦朝有多差:乱政虐刑以残贼天下,几十年了,举例说明就是,北戍长城,南守百越,都是离乡背井的远戍,百姓疲惫不堪,同时还搞“头会箕敛”,也就是人头税供应军费,民穷财尽,还用严刑苛法,让父子不相安,这里应该说的就是连坐和告奸,父子互相监视;

2,革命形势好:陈胜称王振臂一呼,楚国2000里地的豪杰百姓都来响应,县杀县令、丞,郡杀郡守、郡尉,现在已经光复楚国,派吴广、周文百万大军攻秦,你们的风险已经不大了;

3,官爵诱惑之:这好时机还不赶紧建立封侯的功业,还算是豪杰之士吗?赶紧上啊,反秦大形势这么好,又能报仇雪恨,还能建立封侯的功业,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啊!

秦朝到底是怎样的一回事(秦朝到底为何而亡)(2)

武臣是带着3000人北渡黄河,这段忽悠的效果非常好,豪杰都觉得他说的对,就拉起了几万人的队伍,要说他这一大段靠着胡说八道的抹黑引来几万人一起提着脑袋造反,实在说不过去,更重要的是,他叙述的秦朝“残贼”的具体内容,全是秦始皇时候就开始的,二世独创的那些,一点没提。

不过相对关东地区,关中地区的腹心地带,应该被秦二世的高招儿搞得很受伤。

根据《史记·平准书》的记载:

漕转山东粟,以给中都官,岁不过数十万石。

所谓中都官,就是首都的朝廷了,哪怕是司马迁赞赏的“清静”的吕后、惠帝朝,一年也要转运几十万石的关东粮食到长安,那么,脱产人口远超长安的秦朝咸阳,又有多大的粮食缺口呢?

司马迁在记录秦二世登基后的这段“大折腾”时,把粮食问题放在了征五万材官屯咸阳之后,似乎关中缺粮与这个制度安排有明确的因果关系,其实如果我们粗略考量咸阳的人口,就能发现,最多也就是雪上加霜。

秦朝到底是怎样的一回事(秦朝到底为何而亡)(3)

只看《史记·秦始皇本纪》的一鳞半爪:

徙天下豪富於咸阳十二万户。

诸庙及章台、上林皆在渭南。秦每破诸侯,写放其宫室,作之咸阳北阪上,南临渭,自雍门以东至泾、渭,殿屋複道周阁相属。所得诸侯美人钟鼓,以充入之。

美人的数目,见《史记正义》引《三辅旧事》:

始皇表河以为秦东门,表汧以为秦西门,表中外殿观百四十五,後宫列女万馀人,气上冲于天。

仅以上部分,咸阳周边脱产人口就已经近100万了,再加上骊山的70万刑徒,约200万人要吃饭,关中地区粮食供应绝不轻松,一个典型案例是:

始皇为微行咸阳,与武士四人俱,夜出逢盗兰池,见窘,武士击杀盗,关中大索二十日。米石千六百。

而秦国官府的官价,见睡虎地秦墓竹简《司空律》:

(繫)城旦舂,公食當責者,石卅錢。

也就是说,1石米官定价格为30钱,而“关中大索”,也就是戒严搜捕20天,米价即跃升到了1石1600钱的高位,可见在“商品粮”受限的情况下,咸阳这个消费城市的物价平衡何其脆弱。

在这样的消费背景下,所谓“当食者多,度不足,下调郡县转输菽粟刍藁,皆令自赍粮食”就不能视为秦二世的倒行逆施,而是为了养活咸阳周边人口的必然之举,而“郡县”转输,也就意味着是“都”外,即“内史”辖地之外的设郡之县。换句话说,这实际上是国家督导的“首都菜篮子工程”,把消耗甩到“内史”辖地之外。

而“咸阳三百里内不得食其谷”,如果理解为政令就太不可思议,不吃“其谷”吃什么?吃草能活吗?而且租税再重,总有个数,不能直接搞余粮收集制抢光全部收成吧?

司马迁的这句话,实际上是一个现象描述,“不得”不是“禁止”的意思,而是“捞不着”的意思,正因为咸阳是超大规模消费城市,咸阳三百里内,大体相当于内史辖地的范围,即汉代的“三辅”地区,完全被拉进了咸阳消费圈,所有农业产出全部投入咸阳市场供应,还是不够,而他们卷入商业化系统,更会加剧区域市场对输入粮食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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