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百年地契看古人（书契是契约的两种原始形态）

前面已经指出，对中国文明而言，“文”本身远比“文字”、“文章”古老和重要。“文”不仅是“文字”、“文章”的前提和基础，而且也是“文明”、“文化”的前提和基础。“文字”和“文章”的内核是都是“文”，也都是“文”的新的发展阶段和新的表现形式。而“文明”和“文化”，则都是用“文”去“明”去“化”。

“文”是一种符号，但却不是一般的符号，而是去表达“道”的符号，即为 “文以载道”。道就是道理、道义。因此，“文”之所以重要，并不在于其符号本身，而是在于其所表达和承载的道。也正是因为“文”这种符号是用来表达和承载道的，所以文也可以直接用来去指代道，文即道。

故而，“文字”其实不是“文字”，而是“道字”；“文章”不是“文章”，而是“道章”；“文明”不是“文明”，而是“道明”；“文化”不是“文化”，而是“道化”。

下面就结合考古出土的材料，来追溯文字之前“文”的起源和演化史，揭示文字、文明背后的道义实质。

先看这张图。

此图展示的是一系列考古出土的契齿文，摄自《苏美尔、埃及及中国古文字比较研究》一书。该书作者拱玉书、颜海英、葛英会分别是亚述学、埃及学及中国文字学三领域的专家。拍的不太好，凑合着看。

关于考古出土的契齿文，有三点值得注意。

一是历史跨度长。最早的契齿文来自西安半坡遗址，时间在7000年前左右，最晚的则来自商代遗址，时间在3000多年前，总的时间跨度达到4000年左右。

二是地理区域覆盖广，涉及14个遗址，遍布于8个身份，从西北的青海，到东南的浙江，地理跨度达1800公里。

三是契齿文的稳定和一致性。在如此漫长的历史阶段和如此广泛的地理区域，契齿文保持了非常高的稳定和一致性。

契齿文就是刻在木质书契上的代表数字的横线组。书契即前面引述《易传》“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之书契。一提到“书”，现代人会想当然地把它和文字和纸笔联系起来，而“书契”之书与文字和纸笔均无关系：在木质契上书写契齿文，而书写的方式则是用刀子刻，即契刻。

因此，在先秦汉语中，有“刀笔”、“刀笔吏”、“捉刀”，这个“刀”就是“笔”。在中国，最早的笔就是刀，最先是刻写木质的书契，然后是在甲骨上刻写甲骨文。这也意味着，在中国，是笔的出现比字的出现早的多。

对于结绳和书契，现代人最大的误解是，仅仅把他们当成一种技术性的数学记事手段，即“结绳记事”。其实，书契，乃至结绳，其核心功能并非是技术性的记事，而是充当信用工具和信用机制。通过这种信用工具和信用机制，人们之间可以更方便有效地建立信任，达成协作。这样在整个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就会出现普遍的信任和协作关系，从而实现天下大治。显然单纯的“结绳记事”，是无法实现“结绳而治”的。

结绳和书契是起源的两种原始形态，结绳最早，然后出现了书契，两者的机制基本相同。书契是一对刻有契齿文的木片，结绳是一对打着绳结的绳子。书契出现后，结绳依然存在，是结绳和书契并行。

也就是说，具备信用功能的书契及结绳实际也是一种社会治理工具，而且，在当时的情况下，还是一种甚至可以替代政府的主要治理工具，单纯地凭借这一治理工具，就可以让社会能够维持良好的秩序。唯有明白这一点，才能明白《易传》为何说“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百官”是各行各业的意思。

我们可以把有书契、结绳而无政府的时代叫“结绳时代”。中国文明的核心要素正是形成并长期存在于漫长的结绳时代。书契时代大致对应于传统上的“三皇”时代。

整个社会的秩序之所以单纯地靠书契、结绳就可以实现诚信有序，关键并不在书契，而在当时的人和社会本身。当时人就是高信用的人，当时的社会就是高信用的社会，而书契则在这个基础上，把人与人之间的信用关系形式化了。信用的书契形式化可以让信用关系得到进步一强化和保障。因此，书契时代实质就是信用时代。社会秩序的基石形式上在书契，而是实质上在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信用。

对于书契作为信用工具的原理，现在是很明确的，因为不仅传统文献存在大量的记载，而且书契在中国从未消失。这种至少在7000年前就出现的信用工具目前依然在豫东农村使用。

书契总是成对出现的，因为协作和信用关系是在两个人之间展开的。在立契时，将表示标的财产的数字刻在并排放置的两块契上。这样完整的数字就被分为两半，一只契一半，协议双方各持拿一只契。债权人持右契，债务人持左契。右契是债权人债权的凭证。

《礼记·曲礼上》：“献粟者执右契。”郑玄注：“契，券要也。右为尊。”《战国策·韩策三》：“ 安成君东重於魏 ，而西贵於秦 ，操右契而为公责德於秦魏之主。” 鲍彪注：“左契，待合而已；右契，可以责取。”

对债权人而言，右契包含两条信息。一是证明债务人曾经向其举债，二是，契上的齿文则记载了举债的数目。左契对债务人而言，其重要功能是保障自己举债数目的准确性，防止被债权人敲诈。在债务兑现时，需要将两块契放在一起比对，被分成两半的数字必须完全吻合，拼成完整的齿文，即完整的数字才行。各条横线的粗细不同，间距不同，可以起到加密的作用。

最原始的契，只有契齿文，即双排齿文。原本是一排横线，只是由于刻在了两块契上，于是就成了两排。上图显示，考古所出土的契齿文大都是双排齿文，但也有少量的单排齿文。单排齿文是单只契的齿文。

但是，契齿文并非契本身。上图展示的考古发掘的大量的契齿文，并非来自真实的契，而都是刻在陶器上的。木头很容易腐烂，7000多年的木头在地下是不可能保存到现在的。目前考古发掘的木质契最早是汉朝的。

既然作为一种脱离契本身，而刻画在陶器上符号，在如此漫长的历史时期内，在如此广阔的地理区域内，却保持了高度的稳定和一致性，这意味着，自7000年前起，契齿文，包括双排齿文和单排齿文，尤其是双排齿文，已经独立地符号化了，被赋予了特定的含义。

因此，有理由推断。双排齿文符号的传播可以并不意味着书契的传播，而只是这种符号自身的传播，是这一符号被赋予的，所承载的价值观念的传播。

前文所说的文字之前的“文”，主要就是这种脱胎于书契的契齿文。契齿文原本并非象形的模拟符号，而是绝对抽象的数字。因此，契齿文的符号化，是数字的符号化，这个过程是由抽象到具体的。恰恰和当前所流行的符号以及文字的产生过程相反。主流的观念认为，符号和文字的形成是一个从具象到抽象的逐渐演化过程。

那么这个在文字之前就流传了4000年双排契齿文到底被赋予了什么样的思想内涵和价值观念？要回答这一问题，就不能脱离其起源，要围绕书契来考察。

我总结了一下，双排契齿文这个“文”，被赋予了三个方面的思想和价值内涵。

第一个内涵是诚信和道义。书契是一种信用工具和信用机制，当分开的两块契再次合并时，即双排契齿文得以呈现时，就是信用的兑现之时。久而久之，双排契齿文就很自然地被当成信用、诚信本身，被赋予了诚信的内涵。

那么诚信和道、道义又有什么关系？关系大了。

《中庸》说：“自诚明谓之性”；“唯天下至诚，能尽其性”。诚就是不欺，不仅不欺骗别人，更不要欺骗自己，是顺应和发挥自己的本性。《中庸》还说：“率性之谓道”。《周易系辞》说，“成性存存，道义之门”。成性即诚，诚即道、道义。

第二个内涵是，一对契的持有双方之间的关系，即“朋”的关系。在下面的图中会看到。“朋”的甲骨文就是稍稍变形的双排契齿文。因为原始意义上的“朋”，就可用来指代一对书契的持有人，其关系的基础是信用。推而广之，朋友关系就是信用关系，就是彼此相互信任的人。

唯有放在书契时代的大背景下，才能真正理解和解释“朋”的起源和内涵。但中国在新的信用工具大量出现的战国以后，尤其是统一度量衡的秦以后，书契的重要性开始迅速下降，书契迅速被边缘化。就这导致对书契时代历史记忆迅速模糊甚至消失。以致此后对“朋”字的历史记忆仅仅能上溯至后来的贝币时代。贝币作为一种新的信用工具，流行于夏商周三代时期。贝币的衡量单位就是“朋”，这在《五经》中有很多记载。但是，直至现在，让人们一直困惑的是，一个原本用于货币单位的字怎么何以出现了朋友之朋的含义？但是，一旦把“朋”看成一对书契的持有人，就会豁然开朗。

同时，由于书契是成对存在的，而且是基于书契订立双方私下的协议。在信用兑现的时候，技术上还有一个将分开的两只契进行比对的动作。因此，就衍生了“朋”的第二个含义：朋党、朋比、结党营私。

丰字符的第三个内涵是，数量和货币单位。

尽管，传统文献清晰地记载了贝币是用“朋”这个单位来度量的，但是，具体一朋代表多少，却又是不模糊和混乱的。混乱源自两方面原因。一是，对朋字起源的书契背景失去了历史记忆。二是，对朋字起源和形成的机理失去记忆。

朋字的起源与贝币无关，作为一种度量单位，朋是形成于书契时代，远远早于贝币的出现。朋字本身就是双排齿文，双排齿文就是代表一对契，因此，一朋就是一对、一副。对契而言，只有一对才是完成的。所以，朋自然就成为契的衡量单位。而且有理由推测，朋作为一个度量单位，也是特定地用于书契的。

由于，对书契时代失去了历史记忆，对书契本身也缺乏足够的了解，现代人想当然地把贝币看成中国最早的货币。事实上，在书契时代，代表债权的右契，如果发行人的信誉足够好，是可以流通的，可以用作支付手段的。可以流通的右契事实上就货币，而且是完全的信用货币。

《列子·说符》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宋人有游于道得人遗契者，归而藏之，密数其齿。告邻人曰：‘吾富可待矣。’”这个遗契显然是代表债权的右契。一个丢失在路上的右契，对捡到的陌生人直接意味着财富，意味着这种右契在当时流动性已经非常强了，已经是彻头彻尾的货币了。

尽管这个故事本身的发生时间可能仅仅在春秋甚至战国时代，但是，从契的基本原理看，其契出现起，代表债权的右契就具备流通性，就可以充当货币。

因此，中国最早的货币形态不是贝币，而是木质契币。契币是标准的信用货币，而非实物货币。用于制作书契的木头本身并无多大价值，右契的价值源自人们对其所赋予的信用。

契币不仅是中国最早的货币形态，也是世界最早的货币形态。因此，中国的以及世界的货币史必须重写，并非像目前流行的货币理论认为的，人类货币是逐渐从实物货币向信用货币进化发展的。马克思更说货币天然是黄金。

讲到这里，有必要对《老子》中“圣人执左契”稍微做一下解读。《老子》79章说：“和大怨，必有余怨；抱怨以德，安可以为善？是以圣人执左契，而不责于人。有德司契，无德司彻。”

由于对书契时代及书契本身缺乏足够的了解，没有很少人能够真正理解这几句话，目前流行的解读都是错误的。

左契是债务人，是欠钱的一方。右契是债权人，是借出钱的一方。现代人想当然地认为，作为欠钱人，左契一定是弱势的一方，相对应，作为拥有债权的右契一定是强势的一方。“圣人”怎么可能弱势，怎么可能欠钱，于是，现代人就想当然地，把左契篡改成债权方，完全弄颠倒了。

左契方是借钱的一方，他之所以能够借到钱，别人之所以愿意把钱借给他，一定是因为这个人很有信用。因此，一个人的信用度越高，这个人所能够借到的钱也就越多，这个人所发出的欠条，即右契（也可称右券），可流通性也就越强，其货币属性也就越强。

也就是说，信用度高的人，是具备货币发行能力的，具备现代的中央银行的功能，他的欠条就是货币，他怎么可能是弱者呢？

因此，左契，执左契除了说明此人是欠钱的一方外，更重要的是，还代表信用、守信，代表信义和道义。因此，“圣人执左契”，即圣人要讲信义、道义。同时，“不责于人”，就是不去干预别人，不要认为自己的道德水平很高，而起干预社会的自然秩序。

这意味着在中国传统看来，政治权力是基于信用道义的，而不是是基于资产的。在中国的传统政治中，也的确把政治权力与资产、经济做了彻底的切割，不允许政治权力与资产、经济发生关系。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政治原则：“不与民争业”，一旦做了官，就不允许再经营任何产业。

“契”的实质是人与人之间基于信用的协作关系，其协作条件是契的双方商讨决定的，完全是双方意志的自由决定，因此，契一定是“无怨”的。社会秩序如果是建立在契的基础之上，那么这个社会一定是一个人人自我管理的，且人与人相互协作的，守信而有序的社会，也是一种理想社会状态。因此，“有德司契”。“司契”就是“无为而治”，就是作为契约中介，通过评理帮助契约双方之间消除分歧、纠纷，达成共识，最终实现契约的签订和执行。但是，契约中介并非契约实体，唯有契约双方自身才是契约实体。

“彻”就是税收，税收的目的是养活政府官员，而政府官员都是被认为道德水平很高的君子，这些君子们要去“帮助”人们去达成相互的协作和信用关系，去帮助人们去“和怨”。而实质上，这样的帮助将会是干预和破坏，因此，貌似有德，实质“无德”，即“无德司彻”。

“司彻”的危害倒不是在于对老百姓征税本身，而是在于这些税收养活的自认为有德政府官员们，会对干预人们完全基于自愿和信用的人与人之间的协作关系带来干扰和破坏。

毫无疑问，老子非常希望回到之前的没有政府存在的书契时代、信用时代。

上面总结了双排契齿文可能具备的三个内涵：一是道义、二是朋友之朋、三是数量和货币单位。其中最重要的含义是道义。上面图中，可以被释读为“朋”的甲骨文，也可以被释读成“玉、琮、珏、戚”等字，这里存在很大的争议。

事实上，把双排契齿文释读成以玉或贝为材质的任何东西，都是错误的，都没有传达这个符号所代表的真实意义：道义。无论是“朋”、“玉”、“琮”、“珏”、还是“玉戚”，其意义并不在这些有形的物体本身，而在其上所被刻画的双排契齿文，这代表道义。

这就是孔子所说的“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乎乐乎中谷云乎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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