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10大人物描写及特征(水浒传的典型性格描写和结构特点)

#古籍守护人#《三国演义》所歌颂的是历史上的英雄,帝王将相型的人物《水浒传》描写了现实社会生活,歌颂的是下层社会有勇气反抗上层统治阶级恶势力的人物,所谓江湖上的英雄,绿林好汉,下面我们就来聊聊关于水浒传10大人物描写及特征?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水浒传10大人物描写及特征(水浒传的典型性格描写和结构特点)

水浒传10大人物描写及特征

#古籍守护人#《三国演义》所歌颂的是历史上的英雄,帝王将相型的人物。《水浒传》描写了现实社会生活,歌颂的是下层社会有勇气反抗上层统治阶级恶势力的人物,所谓江湖上的英雄,绿林好汉。

《水浒传》是典型的。所反映的社会现象,不只是北宋末年,乃是宋元社会所共同的。

《水浒传》的高度现实主义尚存在于善于描写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各有各的性格面貌。

如林冲、杨志、鲁达三个军官,性格不同,如茅盾的分析,善于从阶级意识去描写人物的立身行事,是《水浒传》人物描写的一大特点。这三个人都是军官,起初都没有想到要落草,大概都是想往上爬建立一番事业的。三个人阶级出身不同,杨志是“三代将门之后,五侯杨令公之孙”,所以一心不忘做官,封妻荫子的念头是不断的。第一次为了花石纲失事而丢官,复职不成,落魄卖刀,无意中杀了泼皮,因此充军。不料因祸得福,又在梁中书门下做了军官(只要有官做,梁中书也是他的好上司)。终于又因为失陷了生辰纲,只得亡命江湖,落草了事(按:杨志先打梁山经过,王伦劝其落草,不肯答应。此时他还热衷于复职。又,押送生辰纲时,一味鞭打下人,不团结群众,显出他自高自大性格)。林冲出自枪棒教师的家庭,是属于小资产阶级的技术人员,他有正义感,但苟安于现状,遭到压迫陷害,只是逆来顺受。所以在野猪林中,鲁达要杀两个解差,反被林冲劝止。到了沧州以后,安心做囚犯了,直到高衙内又派人来害他性命,这才杀人报仇,走上了落草的路(按:林冲知道人家欺侮他的妻,心中不愤,及至见了高衙内,手就软了,“不怕官,只怕管”。对上司无可奈何。不料高俅设下白虎堂的圈套陷害他。林冲有家产,有妻子,多所顾虑。但到沧州后,火烧草料场,方知敌人步步逼紧,无可脱逃)。鲁达,一无顾虑,敢作敢为,也就不曾吃过亏。无亲无故,一条光棍,也没有产业。光景是贫农或手艺匠出身而由行伍提升的军官。我们对于杨志,虽可怜其遭遇,却鄙薄其为人。对于林冲,既寄予满腔的同情,却又深惜其认识不够。对于鲁达,除了赞叹,别无可言。《水浒传》描写人物于相同之中,有不同。从三个人物的思想意识上说明三人出于不同的阶层。描写三个人的性格,处处都扣紧了他们的阶级成分。鲁达与李逵在粗率、单纯、没有心机方面是相同的,但是李逵比之鲁达显得更有较多的农民性格的特征。鲁达比李逵用心较细些,这是做军官生活的经验的体现。因此,可以说善于从阶级意识去描写人物的立身行事,是《水浒传》人物描写的一个特点。

《水浒传》写出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水浒传》的人物形象又有着作为个人特征的鲜明个性。人物个性和他所代表的社会力量,在生活的真实的洪流中完全统一了起来。徐士年说:“在这样一个封建统治昏天黑地的时代里,人民的反抗也如火如荼。这是一个阶级矛盾极其尖锐,人民痛苦水深火热的环境。《水浒传》通过活生生的形象,深刻地表现了这个环境。”

武松是住在城里的下层市民,从他的哥哥武大在县城里卖炊饼可推知。下层市民实质上是失去了土地并且住在城里的农民。他们是被剥削、被压迫者,地位低微的。武松是下层市民里有积极反抗性的一个典型,他有自己的主张和办法。例如知道武大被毒死的事件后到县衙门里去告状。告状不准,他说:“既然相公不准所告,且却又理会。”就是说,由他自己想办法去报仇。接下来就演出了杀嫂杀西门庆的一幕。武松说过:“我从来只要打天下这等不明道德的人,我若路见不平,真得拔刀相助,我便死也不怕。”他为哥哥报仇,杀了西门庆;为施恩报仇,打了蒋门神;随后又杀了张都监一家。武松的几次复仇,直接原因是为他自己,但是在实际效果上也是为了广大被压迫人民。

武松的复仇行为是由他的性格所必然要产生的结果。在武松的性格里,最突出的是他的坚决、泼辣、把稳和不受羁绊。正是这些特征,构成他复仇行为的基础。《水浒传》中没有一个人的作风,有武松那样的泼辣、坚决;而这种作风,正是当时下层市民中有反抗性的人物所可能有的性格。

按:武松打虎以后,把一千贯赏赐散与众猎户,足见其仁德。他说“托赖相公的福荫,偶然侥幸,打死了这个大虫,非小人之能”,是其谦虚有礼。知县要他做个都头,他跪谢:“若蒙恩相抬举,小人终身受赐”,对于统治阶级认识不清,低头伏小。张都监设计陷害他,要他做个亲随,他说:“小人是个牢城营内囚徒。若蒙恩相抬举,小人当以执鞭随镫,伏侍恩相。”这都是武松的口吻,与鲁达迥不相同。此后他又为张都监捉贼。他不疑人家陷害他(《水浒传》此段,与高俅陷害林冲到白虎堂,计谋相似,同一圈套)。可见他心直不疑。直到认清敌人后,他的报仇,十分坚决、泼辣。

《水浒传》的人物性格通过行为来表现,而且人物性格通过故事情节的发展而发展。如林冲的步步被逼上梁山,由忍辱到坚决反抗;宋江的渐渐抛弃忍受做囚犯,到题反诗上梁山等。施耐庵、罗贯中时代,人物性格描写的艺术已到惊人成熟的地步。如宋元话本中短篇小说,以情节娓娓动人,未必性格突出,而平话亦甚粗糙。他们一半也得力于说书的艺术大推进中,一半由于他们生活经验及观察。《水浒传》人物是有生活气息的,是与他们的环境血肉相连的,是站起来的、立体的。

再从史实来看《水浒传》人物生活的环境。李振铎在有关《水浒传》的报告中说,宋朝压迫和剥削农民的制度,分役户为三等。所有赋税皆出于中、下等户,因为上等户都有免役。农民往往不堪负担而逃亡,不然就倾家荡产以还债。他们变为流动农民而起义。还有一种人是衙吏或里正,他们替官府催征赋税,役户既然逃跑,官府往往迫使他们赔累,重则丧失性命,轻则倾家荡产,流配远方。所以这等人受压迫也最深。他们成为起义军的有力分子。(按:李君所说,大致不错。)

《宋史·食货志》卷一百七十七:“役法。役出于民。州县皆有常数。宋因前代之制,以衙前主官物,以里正、户长、乡书手课督赋税,以耆长、弓手、壮丁逐捕盗贼。以承符人力手力散从官给使令。县曹司至押录,州曹司至孔目官,下至杂职虞候、揀搯等人,各以乡户等第定差。”“淳化五年始令诸县以第一等户为里正,第二等户为户长。”“韩琦上疏曰:州县生民之苦,无重于里正衙前,有孀母改嫁,亲族分居,或弃田与人以免上等,或非命求死,以就单丁,规图百端,苟免沟壑之患。”“役之重者,自里正、乡户为衙前,主典府库,或辇运官物,往往破产。”“韩绛言:闻京东民有父子二丁将为衙前役者,其父告其子曰,吾当求死,使汝曹免于冻馁,遂自缢而死。”

《水浒传》中朱仝、雷横是弓手壮丁的都头,主逐捕盗贼者。晁盖,祖上是本县本乡富户,就是农民中的一等户,可以做保正(即里正)(李君报告中所谓上等户免役者,乃指官僚地主之户)。富户可以仗义疏财,实际上是他爱护农民,不甚催逼役法赋税,常常自己赔出的意思,故得到农民爱戴。仗义疏财,专爱结识好汉,小说中之夸言也。所以宋江说:“晁盖这厮,奸顽役户,本县内上下人没一个不怪他。”(第十八回)意指他督责役户赋税不力。

小说说东溪村逼近梁山泊,梁山泊多盗,亦是说该地附近多逃亡户。晁盖做里正,其势无法责督赋税,必致自己赔累,非倾家荡产、自己逃亡不可。不劫生辰纲,也不免要上梁山。像吴用那样的穷读书人,亦为赋税所逼。

宋江是押司。书上说他刀笔精通,吏道纯熟。他也出于农家。父亲宋太公在村中务农,守些田园过活。似乎是中农或富农。宋江为吏,也常有性命危险的。第二十二回写道:“且说宋江他是个庄农之家,如何有这地窨子?原来故宋时为官容易,做吏最难。为甚的为官容易?皆因那时朝廷奸臣当道,谗佞专权,非亲不用,非财不取。为甚做吏最难?那时做押司的,但凡罪责,轻则刺配远恶军州,重则抄扎家产,结果了残生性命。以此预先安排下这般去处躲身。又恐连累父母,教爹娘告了忤逆,出了籍册,各户另居,官给执凭公文存照,不相来往。却做家私在屋里,宋时有这般算的。”

这是宋代社会的真实。

可知里正和押司等职,是统治阶级剥削人民的工具。如果袒护百姓,那么自身不保;如果要讨好剥削者,则和人民为敌,难得中立。宋江、晁盖之被逼上梁山,有其必然性。劫生辰纲和放走晁盖、杀阎婆惜不是偶然发生的事。此所以《水浒传》写出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

《水浒传》在人物描写上给我们树立了光辉的典范,使我们现实主义文学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即是简本中已经如此。简本与繁本的区别,不同于《三国志平话》与《三国演义》的区别。不过对话、描写繁本更加细致而已)。

《水浒传》的艺术性除人物描写外,还在于有一个大结构。有人认为《水浒传》是几个人物的中篇或短篇凑成的。此不尽然。源头是从公案、朴刀、杆棒小说来,到《水浒传》中已有宏伟的结构。如误走妖魔的楔子,引出一部大书。宋江为全书主脑,不从第一回即出,而以高俅、王进、史进开始,从鲁智深到林冲,林冲到杨志,杨志到生辰纲,到第四十回白龙庙英雄小聚义为一小结;第七十一回,石碣受天文,英雄排座次为一大段落。前半部至此已完成了。此后则为后部,而以神聚蓼儿洼为归宿。每个重要人物皆以特写,往往叙到他上梁山后顿住,接述别人。而宋江是贯穿全书的。这些人起初是个别的故事,个别的斗争,聚合以后,从小斗争到大斗争。如对于地主武装祝家庄的大斗争,以及对童贯、高俅官军的大斗争。是有组织、有机的结构,也是不可分割离析的。他们各有关联,并不孤立。施、罗就流传故事有选择、有创造。例如元曲中许多剧未收入在内,如黑旋风戏的各个情节,《黄花峪》以及“杀淫妇”之类元曲中甚多,而《水浒传》的“两潘”和卢俊义一段,反是作者的创造,元曲中无有的。因此,把《水浒传》看成集体创作,只有演变而无作者创造,否定《水浒传》作者,是一种错误的结论。

反抗至高无上的势力,要求解放;

追求慈爱、平等的“正法”,扫荡凶暴吃人的妖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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